这本收录了黎澍遗稿的集子，有利于思想解放，要了解和研究黎澍是非读不可的。

　　集中所收录的主要是不见于黎澍已出版的文集的文字。这些文字大多写于1978年以后，半数以上未曾发表过，这主要是由于其内容当时还属于“犯忌”一类，难以被报刊采纳；也有的本是在内部讲的意见，一时还不宜或不需要对外露布。这两类文字所议论的多是相当重要甚或相当尖锐的问题，对研究黎澍思想尤具价值。 

　　黎澍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的思想极为活跃，对现实、对历史、对世界的思考和认识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时他已痛感有必要对自己以往的认识来一次再认识。1984年，他以“再思”命名自己的文集，意即在此。 

　　不过黎澍自己并不认为他的认识已是到“底”了。他当年为他的文集取名时有意不用“反思”而用“再思”，就是为避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经过这样一次反复，认识已经完成，真理完全在握了。《再思集》的“作者说明”中说得很明白： 

　　“再思”也只能是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片断”。经过实际生活的检验，势必又要发现种种不足，还要三思。事实上本书辑录的文章已经显示出这种必要，说明认识的正确性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穷尽真理，永远是不可能的。 

　　这一段讲的不是作者假作谦虚的套话，而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实际过程。就此而言，黎澍确实掌握了认识的规律，他由自己的切身体会；才能做到不折不扣地“破除迷信”。 

　　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凡是愿意思考、有历史责任感的人，都不免要回过头来，对自己原先相信甚至是坚信不疑的东西进行一番审视，从中得出某种新的认识。能够做这种反思的人当然不少，但黎澍的反思与众不同，要深刻、彻底得多。他思想的锋芒所指，不仅仅是某个具体问题或某条理论公式，而是触及指导、规范我们所有人的思想、行为的根本理论原则和规章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环境。他于1988年9月曾说，他在这十年中所努力的就是两件事：“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在理论上批判教条主义”（《黎澍十年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 

　　何以要“在思想上反对封建主义”?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封建专制思想影响的严重存在，习惯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只是奉命批判、否定资本主义而不知其他，以为这就是所谓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封建专制之所以至今还是思想政治上的一大工程，不仅是惟上命是从、还在继续造神的旧习难改，根子还在教条主义，即以简单的方法生搬硬套“本本”上的社会主义。所以，黎澍在1988年11月为其《自选集》写的序中又说，他的这本书的“要义”，　“就是在这里开始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问题”。 

　　提出了什么问题?批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命题，是重要的一个；“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中的作用”，也是重要的一个。如果天假以年，相信黎澍一定还会提出一个又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使教条主义的假马克思主义和伪科学原形毕露。 

　　从这本文集中可以看到，就在提出重新认识阶级斗争问题的同时，黎澍还说了以下一些话： 

　　建国以来我们把那些根本不符合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认识、观念、理论认作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它奉为丝毫不可更改的圭臬，人们对此习以为常，觉得无隙可破。但是这些认识、观念、理论给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所造成的危害，至今还没有人做过细致的研究。 

　　如果任凭那些实践已经证明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社会实际的理论冒充马克思主义，或者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那些失去真理性、不适于中国国情的结论、观点，那么发展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否句句是真理?有的话本来就不是真理。有的话从前是真理，经过时间考验，现在已不能算是真理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没有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越是固止不动的，就越说明潜积着异己的力量。（《重新估价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未定稿》1989年第3期） 

　　试问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除了黎澍，还有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发表过这样振聋发聩的议论，做到如此彻底的“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呢! 

　　这本文集也收录了很少几篇写于建国初期的文章。从这些旧作中可以看到，黎澍以往确为他自己所说曾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宣传者”，在思想、观点上也有着同别人一样的局限。但同时这些文章显露出重视事实、尊重历史真实和不尚空谈的风格。文如其人。尊重事实，不说假话，不说套话，不悖良知，可以说是黎澍的本性。就是在极左路线的严重统治下，他的这种本性虽受到压制，仍时时表露出来，以致为自己招来种种灾祸。 

　　例如，据我所知，1957年反右运动中，黎澍公然不同意将本单位年轻人徐宗勉定为右派分子，因为他知道徐只是在党小组学习会上讲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疑问，以供讨论，不属于什么“右派言论”。结果他被指摘为政治立场右倾，遭到不止一次的批判，并被下放到安徽无为县农村“受教育”。从此，他在政治上不再受到上面的信任。 

　　又如，20世纪60年代初，黎澍发现已“摘帽”的原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沈元的历史文章写得好，便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沈元的文章，并通过正常组织手续将沈调入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不料此事引来一场风波，有人甚至写信给毛主席告状，说不该重用右派。黎澍再次受到很大压力。但同情他的老友也不少，他们组织了一个调查组，写了一个报告，使此事不了了之。 

　　随后，黎澍又发表了《让青春放出光辉》一文。此文因其鼓励青年刻苦钻研、奋发有为的内容，在社会上特别是在高校学生中受到广泛好评，却受到中宣部和学部的严厉批评，罪名是鼓吹“白专道路”，反对“政治挂帅”。据黎澍自己说，此文的根本涵义在暗指政治运动搞得太多了，对培育人才、发展科学文化十分有害；应当提供条件，让年轻人有充分的时间和自由去学习、钻研科学文化，奋发有为，发明创造，为社会做出贡献。因此，说这篇文章反对“政治挂帅”倒也并无大错。当时所谓的“政治挂帅”，说到底就是用人造的据说是愈来愈严重的“阶级斗争”来压制个性，摧残人才，维护政治专制，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黎澍用曲笔来反对这样的“政治挂帅”，恰恰是他一贯尊重实际，爱护青年，珍惜人才，忧国忧民的表现。 

　　不久前故去的唐振常先生所撰《黎君墓表》有言：“毕生求真求是，权威非尽信，势力不能移”。这是对黎澍伟大人格的很好的概括。我认为，黎澍的这种人格不仅表现在治学上，也体现在做人方面，这是最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2003年3月1日 

　　（转载自近代中国研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