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逛故宫，大约是在小学三年级暑假时。那年的一天，母亲带我进神武门，走至御花园前的台阶上，手指一块带血迹的陶瓷板说，这是明朝官吏刘伯温修北京城时吐的血。随后娘俩去了御花园，看到朱总司令送给故宫的一只小动物（忘了名子），又看了三大殿，时至中午就回家了。上大学时又去了一次，看到那块陶瓷板不在了，心中疑惑，再看《明史》，才知道刘伯温早在明洪武八年（1375）四月就去世了，根本没修过北京城。据《明史·刘伯温传》称其“佐定天下”，又精通天象、风水，“世所传为神奇”，故将修北京城之事附会其身。实际上，此故事纯属不值一驳的民间传说。显然，这块陶瓷板没有留存的价值了，也说明故宫博物院对待文物的态度是很严谨的，传播的知识是科学的。从所谓的刘伯温“吐血版”由展览到撤出，我初步懂得了对民间传说不可不信，更不能全信，要对史实进行认真考辨，坚决摒弃靠不住的传说。这也是学习历史的第一步。

我与故宫真正结上学术情缘的，是在1980年。当时我正准备写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是《试论嘉庆年间天理教起义》。我的指导老师许曾重先生告诉我说：“要把论文写好，你就应当到故宫查查档案。档案是第一手资料的第一手资料，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难得的最原始资料。”于是我拿着介绍信到位于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在以后担任馆长的邹爱莲，以及鞠德源、刘桂林诸先生的热情诚恳、不厌其烦的帮助下，几个月的功夫就读完有关这次起义的清宫档案,搜集到了供自己写论文所需的资料。

收集完资料，就准备写草稿了。先用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嘉庆年间紫禁城里的一场战斗》的文章，请师兄冯佐哲先生提提意见。他看后改了两处，就带我去见《故宫博物院院刊》主编刘北汜先生。由此我有幸得到了刘老、钱晓云两任主编的提携、帮助。尤其是刘老，他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作家，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为人谦逊宽厚，乐于助人，特别是提携年轻学人。刘老看后，对文中的“隆宗门箭头不是起义者所射”提出了指导性意见：“隆宗门箭头为起义者所射，是单老（单士元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很复杂，没有充分证据时不要轻易否定单老看法。”随后刘老将此文刊发在《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2期上。工作后，我又认真地研究了有关档案、尤其是起义者的供词，得出了“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应为起义者所射”的结论，证实了单老、刘老的看法。回顾论文的写作经过，我进一步认识到，研究历史，不应轻易下结论，必须首先认真辨别史料真伪，运用可靠证据才能得出正确结论。永远不能忘怀的是，刘老的教导与支持成为我今后学习与研究清史的推动力。

初战有了收获，增强了我的信心。我在清史专家何龄修、许曾重指导下，顺利地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毕业留在研究生院工作后，进一步对论文进行了修改，将其中的几个问题单独写出文章，加之新写的几篇文章，都承蒙刘老、钱先生厚爱，分别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登在《故宫博物院院刊》《紫禁城》上。

我在上述论文和其他几篇论文中就几个学界未谈过或谈得不够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以往学界将天理教等同于八卦教。我依据档案和有关资料，证明二者确有关系，但不能划等号。认为天理教是在嘉庆年间阶级斗争日趋尖锐的形势下，成立的一种以推翻清统治为目标的新的民间宗教组织，它有着自身的特点，并不等同于八卦教。同时，我也对天理教起义的一些史实进行了辨别与考证，得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工作得到了刘老的肯定。

大约在1985年的一天，刘老对我说，1990年是故宫博物院成立65周年，问我能否在现有论文的基础上，写出一本书。我听后非常高兴，心里对刘老充满了感激之情。

此后，刘老又几次与我商谈书的内容、框架结构，并指定该院资深编辑马宏猷先生为责任编辑。马先生本已是快退休之人，欣然接受这一任务。此后，他认真审阅与修改稿件，不断向我提出各种疑难问题，启发我的思路，又亲自动手给我修改文章，直到满意为止。最后，书定名为《紫禁城之变》,作为“故宫博物院建院六十五周年纪念出版”物《紫禁城丛书》之一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

上世纪末至21世纪初，著名清史专家朱诚如教授担任故宫博物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他到任后，一改该院从事文物管理工作的性质，大力提倡与推进明清史研究，并于1999年创办了融合文博艺术与明清历史研究于一体为特色的大型学术论集《明清论丛》，2005年和2016年为纪念故宫博物院八十、九十华诞而召开了两次明清史学术研讨会，会后主编了两本《论文集》，为院内外专家、学者、学人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提供了园地。故宫博物院也由此成为学术重镇而闻名于国内外学术界。

《明清论丛》创办与《论文集》出版后，我先后在其上发表了七篇论文、文章，突显了我研究领域的三个方面：一是民间宗教，继天理教研究之后，我又对清代民间宗教其它主要教派的渊源、发展、盛衰演变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条分缕析，一一梳理，得到著名清史专家王俊义教授的肯定，说我的工作“便于研究者参考和读者阅读。尚英也因拥有这些研究成果而成为研究清代民间宗教的专家，在这一研究领域理所当然的有一席之地。”二是坚持历史研究的正确方向。我的两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论文，批评了某些学者在“革命与改良”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观点，以及当时某些学者的不当言论，受到了著名哲学家、史学家方克立教授的赞扬，说我“尽到了一个中共党员、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政治责任”。三是尊师重道。尊师重道，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也是做人的规范。我在明清史学习与研究中，心里总对辛勤教导、提携自己的启蒙老师许大龄先生、商鸿逵先生，有挥之不去的思慕之情，因此，总想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于是，我在《明清论丛》第3辑上，发表了评析许先生的遗作《明清史论集》的文章，对许先生教育家的风范进行了表彰，藉以启迪后人。该文和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有关评析商先生、杨向奎先生论著的文章一起，得到了王俊义教授、方克立教授的肯定，方教授说：“这种尊师重道、继志述学的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令人感佩。”还有一件事也是我不能忘怀的，那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电视剧描写的清史，大多是“戏说”“秘史”“疑案”，生搬硬套，越演越烈，用主观想象代替历史事实，引起我的极大不满，随后参加了著名清史专家左步青先生主编的《清代皇帝传略》的写作，写了顺治、嘉庆二帝传。这本书因给人以清代真实的历史知识，在故宫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先后出三版。故宫博物院和第一历史档案馆许多同志都买了此书，放在案头，作为必备参考书。

今年我已是“八〇”后之老叟了。想己自幼鲁钝甚于锥，读书不如人，是以人一之己十之，努力不已，得以研究生毕业，然成效甚微。成年以后幸得名师指点与提携，才有今日之点滴进取。吃水不忘挖井人，至今我仍非常感谢故宫博物院及其院内外的先辈、同人，特别是始终怀念与感谢在我学术成长中起引领与助推作用的刘北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