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彬教授逝世的噩耗传来，我惘然若失，悲悼不已。半年以来，鸿彬教授的音容笑貌仍时刻浮现在我心目之中。我仍然不敢想象他的离去，因为他一直在倾心治学，从未放下手中的工作啊！悲痛之余，不禁想起与他相处时的一幕幕往事，感受他高尚的学品和人品。

　　我与鸿彬教授相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4月上旬。当时我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不久，出差北京到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查阅《明实录抄（满洲篇）》这部书。北图的同志说此书已外借，因见我查书心切，便告诉我借阅者是李鸿彬。于是，我按其所示地址，前往鸿彬老师家。鸿彬老师热情接待了我。他让出卧室兼书房里自己的写字台，让我坐在前面看书，并给我递上一杯热茶。我连看带抄足有两个小时。我阅读完毕与他交谈中，彼此了解了各自的情况。当时人民大学尚未复校，他以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编写组成员的身份，正在编写清史。而我二年来被借调在辽宁人民出版社清史简编编写组，也在从事清史编写。我们都很兴奋，越谈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他热情地向我介绍了北京各大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告诉我说除北图外，科图、北大、清华都有珍贵的藏书，利用价值甚高，不妨前往查阅。他向我探询了朝鲜《沈阳状启》一书的下落，我说辽宁省图书馆有藏时，他高兴之情溢于言表，感叹地说辽宁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阵地。这次与鸿彬老师结识，我大获教益，尤其获得了他的珍贵友谊。鸿彬老师平易、淳朴、谦逊、乐于助人的精神深深感动了我。从此，我们便交往不断，彼此成了好朋友。 

　　十分巧合地是，一年之后即1979年9月，我被单位批准到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进修，与两校研究生一起听明清史专题课。而鸿彬则是人大的授课教师之一，这样，他对我来说既友且师。我称他李老师，他不接受，仍然坚持己见，从未把我当成他的学生，而一直以老友相持。进修的前半年中，他一再代我去邮局领收邮件，代我借书，简直成了我的“勤务员”。此后的20年间，我们在学术上不断切磋琢磨，友谊与日俱增。我为有这样的益友与良师深感平生之幸。 

　　鸿彬教授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深厚的品德修养及高尚的思想境界。他待人真诚，气度恢弘。 对与自己观点不同者尤能抱正确态度。对此我有切身体会。我曾著文对萨尔浒战役是后金的民族自卫战一说，提出质疑，发表在北大学报上。而他正是持此说者之一。对此，他并不介意。虽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未求得认识上的一致，但彼此友谊如故，且日益加深。后来，他编辑和主持《清史研究通讯》及《清史研究》时，一再敦促我写文章，发表成果，不论文章长短，只要有所见解，他都给予热情肯定，表示由衷的高兴。而我的一篇论述张春之文，他则充分赞扬并置于《清史研究》的首篇位置发表，还写信告诉我说李洵老师致函于他称赞了此文，他这种豁达的襟怀、高尚的人品令我钦佩之至！他也正是以这种精神，结识了许多朋友，仅我所知，在沈阳，在我所在的单位，他就与不少同志有诚挚之交。而陈教授正是当年对其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以少胜多之说提出驳论者，他的坦诚品格和容纳异己的雅量，赢得了人们真诚的友谊和由衷的敬重。社会上道不同不相为谋，凡学术上与己稍有异见，便心存芥蒂，进而忿忿不平，甚至割席绝交者，往往有之，这种心胸偏狭症与鸿彬教授的坦荡胸怀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有容乃大，鸿彬教授的襟怀气度将永远令人钦敬。 

　　鸿彬教授留给人们最珍贵的纪念，还在于他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对学问终生不懈的追求。他的教学与研究中最大的特色在于严谨求实一丝不苟。从他的教学和论著中可以看到，他对理论探讨的用力，对史料收集的精勤。其专著《清朝开国史略》一书，征引文献达200余种，其中对《备边司誊录》、《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书的研究利用，则是迄今大陆学者很少利用之书。真是广泛涉猎，悉心搜求。他的治学绝不空发议论，亦不人云亦云，而是在尽可能地详尽占有一切史料的前提下，融会贯通，反复琢磨，提出己见的。正因如此，他的论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议论平实，视野宽阔，给人以充实感、厚重感、可信感。他的《清朝开国史略》一书，虽然字数不多，但深入浅出，把头绪纷繁的复杂问题，阐释得简明扼要，条理清晰，令人一目了然，充分展示了他的治史本领与治史风格。 

　　鸿彬教授是一位诚实的学者，为人、治学十分认真。 他严谨求实，谦逊老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从未摆出过知识里手的架势，绝无虚伪与霸气。他坦率可掬，从不掩饰自己的不足。当年我与他相识不久，大概在1980年前后，一次见面他告诉我说，他已到过沈阳，在辽宁省图书馆正像我说的那样，在《奎章阁丛书》里查到了《沈阳状启》。我为他的坦诚所感动。而这种坦诚贯穿了他的一生，当他病重后整理旧作出版《清朝开国史略》时，感到原稿缺少“女真族的社会组织“内容，重新撰写力所不逮，但为使全书完整，论述周延， 他特请这方面的研究专家刘小萌先生补写，并特加注明，对此人们非但不认为他知识有欠缺， 而是看到了他把握知识的全面性，看到了他对学术、对读者的极端负责的精神，看到了他诚实磊落的高尚人格。 

　　鸿彬教授的敬业与献身精神更令人永世怀念。他除了日常教学及科研任务外，曾长期担任《清史研究》主编。由于他的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把这一全国唯一的清史期刊，办成了很有特色的杂志，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文章，并培养造就了一大批研究新人。学术界的同人都很感激他对清史研究事业发展的推动，感激他的无私奉献。他为办好《清史研究》辛勤耕耘，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付出了全部心血，直到其病倒，当他因患重病离开工作岗位后，并未休息保养，而是力疾治学，写著不停。他与病魔苦斗的七年，是思考不停、研究不停、拼命治学的七年。这期间，我但凡出差进京，总要到其府上看望他。他每逢见到我则兴奋不已，总是向我详细询问各位朋友的近况，并热情地向我倾诉他近日思考的问题，或介绍自己近日所写文章的要点，或对时下新刊论著表达艳羡之情，说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虽然此时他病魔缠身，病势已日趋沉重，行动愈加困难，但他却若无其事，从不言及病痛，我每次面对此情此景内心都有一种难言的酸楚，感动不值，感慨万千。据我所知，他因病退休后，仍公开发表专著一部、论文十余篇，共30余万字。这是极其难得的成就。这里同样令人十分感动而应特别一提的是，其夫人玉成了他。鸿彬教授夫人令人钦敬的吕淑清教授在其患病期间，强忍巨大的痛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悉心照料护理，作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牺牲，奉献了至纯至真之爱。正因如此，鸿彬教授一直处在温馨幸福之中，他虽罹病痛却心情舒畅，一无牵挂地专心致志于事业，艰难奋斗，而从未停止一天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达到了只知工作、只知研究、只知奉献，而忘掉自我的境界。他把毕生献给了他所从事的事业。鸿彬走了，但却把深沉的爱和闪光的榜样留给了世人。 

　　鸿彬教授您真是：春蚕到死丝不尽，蜡炬成灰泪未干，高尚化入永恒里，无穷思念留人间。 

　　我尊敬的良师益友鸿彬教授，安息吧！ 

　　2001年4月20日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