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病在外休养，获知大年同志不幸去世的消息较迟。我回忆，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80大寿的纪念会上。次年我自己就患病住院了。后来我外出休养，行前向他电话告辞，他嘱我好好养病，并问及手头有什么工作。此后就没有联系了。今春得知不幸的消息后，感触很多。大年同志从事和领导近代史研究数十年，他在学术和学科建设上的建树很多，但我手边没有任何文字材料，所以只能就记忆写一点与我有些关系的他对近代史学科建设的贡献，以表示敬意和怀念。

　　在1978年前，我不是专业的史学研究者，但对大年同志早已闻名，并因工作关系有所接触，得到他的帮助、指教。1978年起，我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他是近代史所的主要领导人，我则在一个业务部门参加负责工作。一次我的工作发生困难，他当时就住在所内一个小院子里，我直接去找他，他耐心地同我交谈，给予帮助。那时，我记得近代史所的主要研究方面有政治史、对外关系史和70年代新开辟的民国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当时近代史研究者、近代史研究所对近代史研究的任务、范围的看法。1978年，林言椒同志约已去世的叶青谷和我，在人民出版社支持下创办《中国历史学年鉴》；大约在1980年左右，大年同志忽然交给《年鉴》一篇关于中国近代史从何处突破的文章。文章的主旨依据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中国近代史的“突破”有赖于认真研究近代经济史。他的文章作为《年鉴》的专论和第一篇发表了。其后听到一些议论：很多人赞成，也有人认为没有新意，“突破”二字也不确切。平心而论，这是一篇重要文章；特别是结合当时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状况来看，就更可以理解它的意义。新中国的近代史研究继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是以政治革命、政治斗争为主要研究内容的。近代史学科在20余年中有重大的成就，但也有明显的不足；十年动乱给历史研究制造的创伤和混乱，也易使一些人对史学能否成为科学产生疑问。我以为，刘大年同志提出研究经济史以突破近代史研究的已有程式，应是他对当时近代史研究的现状和问题的一种回应，而这一回应，总的说来是对的，是正确的。不仅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经济是社会诸现象之基础，而且历史学本身也不能只限于重视政治斗争史，经济、社会、文化等都应是重要的内容。 

　　刘大年同志不只是发表文章，在理论上倡导，而且在实际上身体力行。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多卷本当时正在进行中，我曾听他对一位国外来访的学者讲，这部史稿将包括该历史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即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各方面，与当时通行的着重谈政治事件的史书不同。我的感觉是，他的语气，对自己的这一构想是十分重视、颇为自负的。只是后来这一多卷本的工程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另一方面，他在所里推行设置经济史研究室等的计划，在1982年正式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文化史研究室。关于建立经济史研究室，我知道他花过一番心血。所里几位资深的研究员因各自的工作而未能接受负责这一研究室的任务，他和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郭冲同志先后五次和我这样一名后进者谈话，要我承担这一工作，并且鼓励我不要害怕自己是外行，外行可以边学边做，不要为原来从事的研究工作所禁锢，应到更广泛的学术天地去翱翔。我终于接受了，主要并不是自己被鼓起了研究经济史的雄心，而是感到这是研究所一员应该承担的责任。那几年，我与几位较年轻的同志一起真正的“边学边做”、以学为主，其间大年同志给予了帮助和扶持。我们曾提请所里给予500元经费以购置一些日常用书，大年说，这点小事好办。虽然这件事最终没有办成，但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支持。经济史研究室后来由胜任的其他同志接手，其建立迄今将20年，对社会经济史研究从学步到前进，已渐渐成长，同近代史所的其他研究室一样，在学术上做出了相当的成绩。我想这初步地符合了大年同志当年的希望。 

　　刘大年同志提出研究经济史以突破近代史，这是就当时近代史学界的主体没有把经济史研究列为自己的任务而言，并不是忽略当时近代经济史学者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恰恰相反，他对以严中平先生领导的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史研究室，十分推崇，曾向严先生面称：他的著作中有关经济的数字、史实，都是据自严先生他们的书的。在80年代以前，多数的近代史研究者限制了自己的范围，不像现在这样，历史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都被研究者所重视，有综合观察的视野。分工当然是需要的，但能有运用多方面研究成果的能力，对于历史自易有较深入的认识，而不致作茧自缚，在较狭小的圈子中循环。大年同志当年所说的“突破”，我想作这样的理解，也许符合他的本意。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