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清政府组建了武卫军。从光绪二十四年十月（1898 年 12 月）荣禄奏设该军起，至光绪二十六年八月（1900 年 9月）武卫军建制取消，前后不到两年。长期以来，有关论着涉及此事，或云拟议由荣禄自统的中军组建未成，或云该军是清末编练的“新军”，或云经过八国联军之役，该军除右军外“全军覆没”等等，相沿既久，似成定论。但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本文试就武卫军的编组、性质、兴衰作一粗略考察，求教于大家。
一
清王朝“以弧矢威天下”， [1]八旗劲旅“拓疆万里，宾服八荒”，[2]自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军事封建专制政权。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从顺治到宣统，对“筹饷练兵”，“整军经武”，一直十分措意，军制则历经八旗，緑营.勇营，新军的嬗递。建立武卫军时，其军制正处在从勇营到新军的过渡之中。此时组建武卫军，对这个风两飘摇中的末代王朝来说，还出于如下一些考虑。
首先，这是覆亡前集中军权于中央的一次努力。太平天国起义前，清室原有的经制兵——八旗、绿营已衰朽腐败，不堪应战事。于此时崛起的湘淮勇营，挽救了清室土崩瓦解的危局，成为爱新觉罗王朝苟延残喘的有力支柱。汉族官僚军国的湘淮军取代了八旅、绿营，在起衰振疲的同时，却也削弱了清王朝。从镇压太平天国和各族的反清起义开始，湘淮军转战全国各地，封疆大吏多由“中兴将帅”充任，军国势力由此及于各地。地方的军、政、财权迅速膨胀，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大为削弱。自清初定鼎以来，直至咸丰初年，各省督抚满人居十之六七。同治初年至光绪十三年，满人任督抚者仅一二人。光绪元年（1875 年）至光绪十一年（1885年），直、省八总督无一满人。而汉人督抚渐有尾大不掉之势，清廷中枢已觉指挥不灵。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使国家机器的运转迟滞。明清两朝中央集权高度发展，国家一切权力集中于皇帝手中，对军权有一套“上下相维”，左右牵制的制度。清末出现的这种情况，逸出了君权高度集中的常轨，虽然没有发展成诸侯拥兵，藩镇割据的局面，勇管将帅曾、李、左等对实际上的女皇叶赫那拉氏也每感“天威咫尺”，颤栗不已，[3]朝廷对这些方面大员仍可 “一诏朝下，印绶夕解”，[4]并没有失去约束，但个别人物的升降黜陟，并不能改变他们已经形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势力。这种局面亦非统治者自行调节而能恢复旧观的，但清室并没有放弃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编组武卫军正是其表现之一。
其次，出于叶赫那拉氏第三次垂帘听政的需要。叶赫那拉氏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第三次垂帘听政，是以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当百日维新发动前以至开始后，叶赫那拉氏牢牢抓住军队不放。三月，宋庆所部毅军调至营口，九月移驻山海关。[5]董福祥所部甘军由大庆关、平阳府调至直隶正定，五月初移师涿州，九月初开驻南苑。[6]聂士成的武毅军驻扎芦台，政变前进驻天津陈家沟。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仍驻小站。当政变一触即发之际，维新派拉拢袁世凯，试图在紧急时凭借袁部新建陆军发难应变，杀掉荣禄，保护光绪，软禁叶赫那拉氏，保障变法进行。一生行事只计利害不论是非的袁世凯，之所以宁肯背上出卖君父的千古骂名而出首告密，叛卖维新派，而向叶赫那拉氏，荣禄输诚，报答荣禄知遇识拔之恩是一个方面，军力对比悬殊，不敢轻于一试而进行投机则是另一方面的种因。事实的刺激，叶赫那拉氏痛感有在京畿布置一支绝对效忠于她的军队的必要。政变成功后，叶赫那拉氏对宋、董、聂、袁四军频频颁旨，慢韶慰勉，奖励有加。囚禁光绪后，她先欲废帝，因列强干涉和刘坤一、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阻难未遂，继之以立储。这一举措，违反了雍干以来不公开立储的“家法”，需要军队的支持。武毅军统领杨慕时窥破此中消息。他说：“幽德宗于瀛台，将谋废立，或行大事，惧军心之不服也，于是倾库藏以赏兵。”[7]当然，这也是为节制四军的荣禄示恩，便于进一步控制四军。
第三，改变甲午战争后京师及近畿防务空虚的状况。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屡次使用“掏心”战术，威逼津沽，直扼清廷神经中枢，每每得逞。“夷烽朝举，神都夕惊”，叶赫那拉氏目睹身历，余悸犹存。甲午战争中，倚为长城的湘淮军望风披靡，一败涂地。奉命督师的吉林将军长顺，从前线给督办军务大臣荣禄写信，由战事失利，忧虑京师防务。函称：“盖旅顺失则奉边无一日之宁，威海失则畿辅有寇扰之忧”，“向来天津所倚为长城者，水则铁甲，陆则淮军。今铁甲已毁，水军绝不可恃；淮军半归外调，陆战亦觉兵单。且淮军中能战能守，现只曹，聂两将，他无闻焉。即日有湘军可调，有民团可募，而湘中宿将凋谢，兵亦徒有其名；练团于战事，非所语习，亦难恃以槊侮。以京师最要门户，并不能多设劲旅，此则大可忧也”。这样，一旦“夷氛内犯，果扰津沾，势必外援麕集。其时骄将悍卒亦所难免。畿疆重地，何可无心腹动旅为之牵制”而“今日之羽林兵，未经战阵，缓急实未可恃。虽在肘腋之间，难为心腹之寄”。“当此海氛不靖，畿辅戒严，想吾兄独不当早筹及之乎”，[8]显然是建议荣禄未雨绸缪。长顺此函反映了清统治集团中满族大员的忧虑和设想。甲午战后，列强环伺，瓜分风潮迭起，全国各地反侵略反洋教及反清斗争此起彼伏，清室朝野上下，救亡图存，整军经武的呼声很高。此时编组武卫军，作为“心腹劲旅”，拱衔畿辅，已成为当务之急，既有对内的需要，也有防外的意向。
清廷组建武卫军，是通过荣禄实现的。荣禄在咸丰朝入仕，同治时曾充神机营专操大臣、工部侍郎、总管内务府大臣。光绪初任步军统领，工部尚书。“内务府—差权位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三鼎峙。御前班列最前，但尊而不要；军机则权而要；内务府则亲而要”。[9]位居亲要的荣禄后因牵涉内部矛盾而被冷落多年，后外任西安将军。光绪二十年（1894）入京为叶赫那拉氏祝嘏，得以东山再起，深得宠信，月迁岁擢，声势日隆。荣禄先后充任步军统领，督办军务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下旬起，随着维新、守旧两派斗争日益尖锐，他更是飞速升迁：四月二十二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四月二十七日，署直督兼北洋大臣，八日后即真除；八月十三日，入值军机，管理兵部事务。荣禄官位升迁，而节制北洋各军的职权始终未变。戊戌政变后，叶赫那拉氏废帝之议受阻，遂接受荣禄划策，实行立储。政变、废帝立储把荣禄和叶赫那拉氏的政治命运更紧密地捆在一起。“后知再出训政，不足服天下望，颇思示威中外。荣禄以告密陷帝于囚，又睹后春秋高，益虑他日祸作，则欲握兵权，为后来地。裕禄固其党也，新被简直督，入对时言于后，以北洋方置重军，非臣才望所能控驭，乞令荣禄遥制。后大称善，遂明诏以荣禄为军机大臣，兼统北洋诸军。以辅臣司兵事，仍值纶扉者，古今所罕有也，唯汉外戚之官大将军者近似之”。[10]荣辱与共的政治前景，叶赫那拉氏把控制兵权，组建武卫军的使命交给荣禄承担是必然的。
陈夔龙以兵部司员入武卫军幕，设身处地为荣禄谋划：“枢臣既操用人之权，不宜更预征伐之柄。地近则侵官，功高则震主”，“虽云殊遇，实蹈危机”。要荣禄奏请收回节制各军成命。荣禄表示极为“感佩”，但以两宫“谆谆付托，不准固辞”，已经受命，“复何说之辞”婉拒。[11]陈夔龙忠于幕主之情可感，但他忘记了荣禄与叶赫那拉氏此时的关系亦非寻常君臣遇合所可揣度。老于仕宦的刘坤一则深悉个中奥妙。在其保荐荫昌的奏折中称引曾国藩的话“汉人得十人，不若旗人得一人”，说“语意极为深远”云云。[12]叶赫那拉氏以荣禄掌兵柄，荣禄为叶赫那拉氏效命，都是不可动摇的。荣禄从此出将人相，“责任优隆，仿佛惠邸之于成丰朝，恭、醇两邸之于同治朝”。[13]
编组武卫军前，荣禄权位所及，直接参与了对将要统率的各军的指挥调遣、整编改组，考察校阅，形成了渊源关系。宋庆、聂士成两军，荣禄在督办军务处时曾参与对其指挥，后来将豫，淮军各三十营整编为毅、武毅两军；董福祥部甘军则令其扩编成二十营，调遣东来；新建陆军是荥禄疏荐袁世凯编练成的，并在袁世凯被劾时保护过关。现在，由荣禄进一步编组改建直接统率，也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之事。光绪二十四年（1898 ）十月二十四日，荣禄奏请叶赫那拉氏将四军联为一军，统一指挥，立获懿旨允准。[14]荣禄于是正式开始了武卫军的组建。组建过程中，多以懿旨照准，一路绿灯。“武卫军”之名为叶赫那拉氏所命。荣禄要亲统的中军，叶赫那拉氏更是青眼有加，未成军前三个月，即赐名“武圣军”，[15]照足见其对武术军组建之重视。
台湾学者刘凤翰先生说，武卫军的“历史任务”是“则拳匪与抗联军” 。[16]然而光绪二十四年着手编组武卫军时，无论是叶赫那拉氏，还是荣禄，怎么能未卜先知，预见两年后将有义和团的兴起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呢？刘氏又谓八国联军之后，“武卫军缴起的历史任务是编练新式陆军和支持效忠朝廷”。 [17]这种演绎，亦嫌牵强。庚子京师失守，“两宫西巡”，武卫军的建制在溃败中无形取消了，“继起的历史任务”是无法再追加的。此其一。成子以后，清廷在逃亡中宣布“新政”上谕，就其主要脉络看，筹饷练兵是其重点。但此时编练新式陆军，既不是推行新旧参差的武卫军的营制饷章，也不是以武卫军的名义进行编练的。总理其事者，先有新设之督办政务处，后则有专司其事的练兵处成立。荣禄宠眷不衰，身居首辅，亦曾参与其事。但是，他是以首席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的身份，而不是以被取消建制的败军武卫军总统的身份“赞囊密勿”的。庚辛之际，荣禄个人遭际坎坷，西狩途中，妻子病故，回銮路上，爱子夭亡，身心交瘁，衰病相煎，光绪二十九年（1903）春就死了，而清廷编练新式陆军尚在方兴未艾之时。武卫军所余左右两军，右军总统袁世凯升充直督兼北洋大臣，并身兼多职，竭力扩充实力，参与练兵，因其身为会办练兵大臣。右军调扎南苑，轮流宿卫宫禁。在很快编成的北洋六镇新军中，右军是最后改编的。清廷此时全面推行西洋军制，较小站练兵时期编练成的右军的前身——新建陆军来说，在取法西洋规范上要彻底些，而不是右军规制的推广，袁世凯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奏请改编右军时说：“（右军）其营制饷章，亦与奏定新章多有不符，欲画一而整齐之，亟须酌量变通。” [18]至于左军，替制陈旧，与编练新式陆军就更风马牛不相及了。此其二。总之，清室编组武卫军的意图，植根于当时政治、军事等各种社会因素中，不能作穿凿之论。
二
荣禄组建武卫军实际上分两步，第一步是将归其节制的四军一一改编，聂士成所部武毅军为前军，宋庆所部毅军为左军，董福祥所部甘军为后军，袁世凯所部新建陆军为右军，各驻原防。这些旧有军队，变更番号，编入武卫军序列，确立了新的统属关系。武卫军整个建制，随着四军改编完毕而基本建立。荣禄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受命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各军时，在北京成立了北洋军务公所。[19]翌年二月十九日奏准刊刻颁发了前、后、左、右四军关防及“钦命节制北洋各军武卫全军翼长关防”。 [20]武卫军组建的第二步是招幕万人编建中军，由荣禄自统。因此，武卫军的组建，主要在于中军的招募编成。
如何组建中军，由兵部调武卫军“参赞戎政”的司员陈夔龙建言“仿前代旧制”，只立一最高幕府，“更番调各军入卫，凡调京操练者帅为中军”。这样，“彼服其劳，我享共逸；彼分其任，我合其群，相习相亲，庶可收指臂之效”。否则，荣禄身任枢要，“晨参密勿，午理部务，夜见僚属，才焉日不暇及，试问尚有何时得以细柳立营，都堂肄武？” [21]如荣禄初亦谓然，但“左右武职员弁多所干求，同事者又各利其用”，董福祥也推荐其老搭挡张俊充任武卫军翼长，遂决意招募，亲自督率，而没有接受陈夔龙的划策。攀附取媚荣禄的袁世凯又建议，由四军各选将四员，归荣禄差遣，“荣禄每出行，十六人各用一二品朝服，乘马在舆前引导”。荣禄顾盼自喜，“以为人臣之荣，莫过于此” [22]在组建中军时，荣禄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一月至次年五月下旬，先后奏调喀什噶尔提督张俊、记名简放总兵西安城守协副将田玉广、总兵衔直隶
督标中军副将张士翰、开复副都统恩祥、记名副都统荫昌、记名副都统宁夏协领奇克伸布等将领来武卫军任职，又奏调樊增祥、毓秀、谭启瑞、聂时隽、奭良等文员参与幕府。[23]中军士兵，除“招募朴实精壮勇丁”外，系从各地旗营选调。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月从西安旗营选调十八岁至二十五岁，身高四尺八寸以上精壮骑兵六百四十名（按原调千名未挑足额），配齐协、佐领金寿、荣喜等十九员。[24]从山东驻防马甲幼丁内选调五百名，并协领一员、佐领三员。[25]从密云满营选调五百名精壮甲兵，由前锋翼长协领丰吉、协领文华带领到京。[26]原拟调之张家口驻防余丁、察哈尔蒙族额兵各五百名，因前者本身人数不足，后者语言不通旨准免调。[27]同时，将张俊在甘肃遵旨新募的步队四营、骑兵一营，亦奏调编入中军。[28]又从留直楚军马队中挑选四百余人。[29]光绪二十四年（1898）奏准扩充新建陆军旋又改为组建中军的经费，由袁世凯奉旨领取后，派吴长纯、王士珍在山东，河南、安徽招募二千人，亦札拨归中军建制，进行编练。[30]另外，还选调了其他地方的部队。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初一日荣禄复奏武卫中军溃散情形时说，知府吴炳鑫所带该府两营，并为一营，这显然是选调的部队之一。[31]因为供骑兵需要，曾从伊犁调拨军马五百匹。[32]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二十日荣禄奏报武卫中军募足万人之数，组建完成。奏折说：“自去冬以来，选调将领，分头招募朴实精壮勇丁，并奏调西安、青州、密云各驻防马甲壮丁，现已陆续调募到京，编立马步二十七营旗，合成武卫中军亲兵万人之数。此一军又分为五路，遴选将领分领之，营哨各官皆已拣派足额。……现俱驻扎南苑，……克日开操，以冀迅成劲旅。” [33]至此，历时七个多月，武卫中军抽选将领，调募兵士，遂告编成。
《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说荣禄“另拟募亲兵万人为中军，未成”。这种说法，不知根据何在。《武卫军》的作者谓中军是“新招募的军队”， [34]证之以上事实，荣禄组建该军，奏调各军之数，占总数过半，新募之说似乎欠察。
武卫中军在调套组建过程中，户部及言路就节饷一事大发议论，谓中军不必添建。因荣禄奏淮该军饷糈年需一百十六万两，五营加练洋操银八万两，共计一百二十四万两。清室此时库储空虚，财用艰窘。户部提出就军饷、洋务、息债三大宗支出中核减樽节。光绪二十五年（1899）四月二十日，御史熙麟上书，指陈裁军节饷。以“兵在精而不在多”为根据，指出宋、董、袁、聂四军既归荣禄节制，可从每军各择千人编成中军，“登不益足联络”，何必另起炉灶，徒增岁饷一百二十万。并挖苦说：“该大学士公忠体国，自必力求樽节，身先各疆臣，为之表率。” [35]此折交户部议奏，中军的组建大有个搁浅的危险。荣禄眼看功败垂成，气急败坏，恃宠弄权，搬出“钦奉懿旨”节制北洋各军的王牌，侈论“北洋密源京师，沿海地形绵亘”，四军“通共不足五万人，即另立中军，合计仍不足六万人，万一有事，内而拱卫畿辅，外而分屯要险，处处仍虑单薄”。因此，“议减未见其可”。另立一军，“五军一帅，犹五桂一本，五星一躔，本无旁落之权，何有角立之势”如此不能联络的话，“彼四军四统领何以又能联络？” [36]中军的添设，势在必行。叶赫那拉氏集兵权于满族亲要的决策，絶非言官一纸弹章所能动摇的，武卫军仍照原计划编组成功。
武衡中军编成，武卫五军最后宣告完全成军，但荣禄并未就此歇手。此后，荣禄以内外·防务需要为由，进一步扩充了武卫军。光绪二十五年（1899）九月荣禄奏准饬调广西提督苏元春，以刚毅南下搜刮的一百二十万两银子作饷源，在淮徐一带招募训练“大枝游击之师”，“力扼冲要，南北兼顾”，“遥拱畿疆”，守卫北洋门户。旨令“该军仍归入北洋，听大学士荣禄节制，以期与武卫诸军联成一气”，并赐名“武卫先锋军”。 [37]同年十月，荣禄以德占胶澳后山东防务吃紧，兵力太单，请以刚毅在粤所筹一百万两作饷源，练兵二十营，驻沂州一带，与淮徐之苏元春军相呼应。一旦有事，“淮徐之师自南而至，武衙各军自北往援，三路夹击，可期必胜”。 [38]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而暂以袁世凯所部右军三千五百余人由姜桂题统带，自小站开往山东沂州一带驻防， [39]曾向德国示以兵威。至十二月，朝旨以苏元春练兵不力，饬回广西原防，淮徐练兵事宜改调江西按察使陈泽霖招募十营开赴江北，命名为武卫先锋右军，仍归荣禄节制。[40] “次年正月，诏令广西陆路提督张春发招募十营，驰赴江北，是为武卫先锋左军，亦归荣禄节制。[41]三月，荣禄前议练兵二十营驻沂之事，被新任鲁抚袁世凯所落实。袁世凯奏陈筹饷练兵办法，经荣禄奉旨议复允准，将原山东勇营三十四营裁并募补为二十营，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以与“武卫各军联络一气”，由“荣禄刊发关防”。 [42]五月，旨命前广东高州镇总兵余虎恩交荣禄差遭委用，寻授喀什噶尔提督。[43]余奉旨招募马步勇丁五营，号十营，称虎军，驻京直属荣禄指挥，亦隶武卫军系统。[44]至此，荣禄统率节制的武卫军，由前、后、左、右，中五军六万余人，扩充到八万余人。防地则由京畿扩展到山东、江苏等省。荣禄将相兼摄，权倾朝野，实为有清一代所罕见。
武卫军作为清政府直接掌握的一支机动部队，短期编组告竣，复迅速得以扩充。该军究系新军，抑为旧军?长期以来武卫军多被认作新军，探究原委，盖源于《清史稿》。《清史稿·兵志》载：“陆军新制，始于甲午战后，步军统领荣禄疏保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日新建陆军。复练兵小站，名曰定武军。两江总督张之洞聘德人教练新军，名曰江南自强军。其后荣禄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节制北洋海陆军，益练新军，是为武卫军。” [45]上述关于新军源流的叙述舛误颇多。小站练兵，始为胡燏棻，名曰定武军，计有十营。[46] 《清史稿》胡燏棻本传云：“朝廷恫丧师，知募兵不足恃，命燏棻主练兵，成十营，屯小站，号定武军。小站练兵自此始。”征之以有关档案，这个记载信实可据。《兵志》所云不足凭信。后来，袁世凯夤缘奔竞，经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会奏朝旨允准接练该军，胡则被调派督办津芦铁路。[47]袁接手后改定武军为“新建陆军”，并非“复练”于小站，又成一军名定武军也。荣禄组建武卫军时，已升任大学士、军机大臣，而非以兵尚、协揆司其事。[48]《兵志》关于武卫军属于新军的说法则沿袭至今。刘凤翰先生谓“荣禄一手编成的武卫军，是当时清廷最大的一支新军。虽为时较暂，但大体是成功的”。 [49]《武卫军》一书是作者计划中《新军志》多部著作之一。《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编写组则把武卫军作为“新军”条目的内容。[50]等以上论断，笔者期期以为不可。因为：
一、 清室组建武卫军，意在集权于中央，并不在于刷新军制，进行军事改革。荣禄编组武卫军时曾多次入宫奏对。叶赫那拉氏和载湉曾对原有四军特点作了概括：“宋庆毅军，辈行最老；聂士成淮军，勤于训练；董福祥甘军，骁勇好斗；袁世凯新建陆军，专尚西操。各有所长，而均各不相下，非有人督率而鼓励之，不足以集其长而收厥效。” [51]十分清楚，要在“集其长而收厥效”。四军代表了清王朝晚期军队多层次结构的各部分，清室“冶”四军于“一炉”，笼络将士，寓意深长。宋庆辈行最老，是一部分老将领和老式军队的代表，在改革军制的呼声极高，老式军队及将领不安于位的局势下，纳之人“御林军”，是进行安抚。董福祥自同治初年叛变回民起义军，三十多年来残酷镇压陕，甘、青回民起义，死心塌地为清室效命，在面临各地各族反抗斗争的局面时，实为需要鼓励的一种“典型”。聂士成勤于训练，统率着淮军余部，是在长期内外用兵中“屡着勋续”的百战名将，聂军成为“王师”，则可避免淮系文武因李鸿章一时被冷落而反侧不安，继续听命于朝廷。袁世凯独树一帜，异军突起，代表了清室内部革新军制的倾向。在裁汰旧军，编练新军舆论十分强烈，大批武备学堂毕业生入新军得以展布，面对这股潮流，袁军之编入武卫军序列，既不会使要求改革者失望，也不致使新式军事人材成石勒东门之啸。荣禄自统的中军亲兵多为“旗籍”， [52]居五军“中坚”，是为心腹股肱之寄。武卫军的组建，反映了清室在当时局势下的军事对策，这种对策也体现了叶赫那拉氏的权术。新式军制在武卫军中并没有得到推广。袁世凯所部新军原定添练三千人，荣禄奏准“暂缓添练”，经费“穆作”“新募中军之用”。新建陆军的新式普制，饷章，明令“各军概不得仿照增加”。 [53]荣禄奏编时说得明白：“使各军联络一气”，“自可收指臂相联之效”。允准荣禄编组该军后两个月，叶赫那拉氏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二月颁发“懿旨”，说武卫军“拱卫京畿，原为平时勤加训练，遇有调遣，易于会集”。为了保证机动性和以专责成，严令对武卫各军“不得令其分防海口，以便随时调集”。直隶海口各处跑台，责令裕禄“专派淮练各军，择要扼扎，俾资防守”， [54]足见其编组此军，并非专务其新，进行兵制改革。
二、 兵员构成。武卫五军中，中军属于新立建制，但将卒非全属新募，已如前述。其选调的军队中，不但有腐朽不堪的旗兵，也有名声扫地的湘淮余部，来自西北的甘勇也占相当比例。总之，旧军占总数过半。有鉴于此，刘坤一致函荣禄说：“惟闻中军各起将卒，多系荐引凑合而成，缓急恐不足恃。可否优给恩饷，分别遣还，另委午楼（荫昌）新募三千人，由其训练，俟有成效，而后加之五千、八千，自为一队。从此左右亲信，即足折冲御侮，臂指灵通。其余各军相观而善，亦必克自振拔，皆称劲旅，以操必胜之柜。” [56]刘冷眼旁观，从中军论及全军，洞见弊窦，痛下针砭，颇中肯綮。荣禄只部分采用了这个建议，即由荫昌专练洋操。在其奏报成军折中说：“记名副都统荫昌所练之前路五管，专习洋操，总期缓急足恃，庶收中西期辅之效。” [57]刘所云“分别资遣”的办法，没有也不会被采纳，否则，中军就不可能拼凑成军的。荫昌此时尚兼任他职，被袁世凯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奏准调往山东帮助办理对德
交涉。虽然有“俟东省事件办有端绪，着仍回京办理武备学堂事务”的朱批论旨， [58]但荫昌回京已是七个月以后，系庆亲王奕劻电调参加议和交涉， [59]不久又陪醇亲王载沣赴德“赔礼”。此时中军建制已取消，武卫全军也处于瓦解状态了。其他四军，各有渊源。毅军和它的统帅
一样衰老，自同治元年立军，已三十多年。甲午新败之后，经刘坤一与督办军务处磋商，在豫军中挑留三十营归宋庆指挥，仍以毅军名之，均系败卒溃勇， [60]在清政府裁减旧军，腾饷编练新军的讨论中，毅军每为议减对象。该军整编成军不久，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盛宣怀奏陈自强之策，要求把“直隶之练军，旅顺之毅军，长江内河之水师”，分别核实裁减，“以节虚糜”。 [61]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胡燏棻在奏请精练陆军折中也指责“宋庆营制队伍过于涣散，请统改五百人一营，亦照新法训练”， [62]聂士成所部武毅军，也是从甲午战败后屯集直、奉的淮军中挑留成军的，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月至次年四月，刘坤一、李鸿章、王文韶及督办军务处反复咨商而后定。[63]淮军衰朽宠败，纵令裁汰挑留，难矫勇营积习。董福祥的甘军则是公认的闭塞顽固的旧军，兵士皆甘肃招募。五军中士兵按西洋规范全部新募的只有新建陆军。原胡燏棻十营定武军，袁世凯接统后，除新寡外，对“旧有老弱士卒，认真裁革，概令回家另谋生业”，不准再“滥食粮饷。” [64]正是按较严格标准新募兵丁的基础上，西洋规范才得以较认真有效地施行。袁军如此，张自洞的自强军亦然。[65]兵员素质的不同，是近代新旧军的重要区别。
三、 编制、装备与训练。编制与装备是有机统一的。随着武器装备的刷新变化，军队编制亦随之变化。使用刀矛弓箭等冷武器的旧军，无论八旗、绿营，还是湘淮勇营，编制大体相同。以新式武器装备的新建陆军，一改马步炮混合编组的旧制，而形成骑、步、炮、工程、辎重等诸兵种。编制的另一方面则是上下统属层次。旧军以营为单位，而新军在营以上有军，往后更有标，协、镇、军四级。部队建制纵的层次增多，组织更严密，便于指挥，适合战时需要。新建陆军营制取法德国，其他四军营制则一仍湘淮旧贯。《清史稿》记述混乱，如前军，在聂士成本传中云：“士成军则半仿德式。”[66]《兵志》则云：“聂士成……仿德国营制操法，编为武毅军。” [67]志、传齮龁，和实际情况也有距离。聂军替制较之宋，董两军，稍有变通，如增加了工程队、医院等。督同聂士成挑留淮军编立武毅军的刘坤一说：“酌定营制十条，如号衣、旗帜略改窄小，刀矛杂技悉改枪炮，废帐房而给沥水毡，裁长夫而另立工作营，以期适用。” [68]可以看出仍基本为淮军旧制，只不过作了点皮毛的改革。《清史稿》说袁军仿日式， [69]误。日本仿德制而崛起于东方，以弹丸之国打败了堂堂大清帝国。清廷刷新军制，探本溯源，按德式规制练兵。袁世凯新建陆军即聘用德国军官为顾问，推行德国规制。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后，日本来华顾问日益增多，才由仿效德国而改为取法日本，有了“左肩枪换右肩枪”的变化。装备方面武卫各军多使用新式枪炮。军事训练上，袁军有德国教练十三人（内一人为挪威籍）。前、左两军曾用德国教习，为时较暂，后均改以俄国军官充任教习。[70]两后军则没有看到任用外国教习的记载，训练仍依老式。英国人贝斯福“考察”各军后评论：“观于中国各营，恪守旧章者多，仿效西法者少。……中国北方各军，习练枪炮，除去袁世凯一军之外，皆不学习打靶，以致火器虽精，准头未能命中。” [71]以为极大之弊。光绪二十一年（1895）四、五月间，武毅军和定武军演习，奉旨“看操”的广东南韶连镇总兵郭宝昌奏报：“其教法固有别矣。定武军系新练之军，若宽以时日，加以训练，必可悉成劲旅。” [72]胡燏棻是按德国操典训练的，袁世凯接统后仍继续推行德制。
四，军官成份。中国传统军事思想，重战功资历，视行伍为正途出身。到了近代，狃于积习，鄙薄新式军事科学，缺乏新式军事人才，而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却受到冷遇。“淮军诸将多以行阵起家，谓功名自马上得之，于军学多嫚语姗笑。文忠（李鸿章）虽知之，固以无以易诸将，毕业诸生多淹滞侘傺久之始任用，即任用亦不称其才。” [73]武卫中，前，后、左四军之军官多行伍出身，前军稍有不同。聂士成引用了个别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生，如中军王怀庆、左路中营帮带吕光烈等， [74]惟为数寥寥。蒋方震就新式军事人材无法施展才干，慨叹新军制推行之难说：“然学生毕业后，无指挥军队之权，仅仅当军营之教习，赏罚不属，而日聒其侧，大为军中所排斥，故甲午以前学生无能任用者，甚矣蜕化之难也。盖官僚之末流，其弊必至于萎，既无敌人以警其前，积资负功者坐食禄，无大过终不能易其位。向也以战为数，今无战则无教也，故新进之士终不能为所容焉。” [75]新建陆军则以胡燏棻小站练兵始，即重视任用新式军事人才。胡云：“近日讲求武备，必须一洗旧习，方克挽回风气；但须营官熟习西国兵制，……方能训练有方。顾西（法）精妙，未能不学而知。惟武备学堂学生，虽所得各有深浅，究视未经学习者较有根柢。是以臣此次练兵，凡遇武备学生来营投效者，择其合格者量材录用。”胡录用了后来北洋陆军第一镇统制何宗莲及田中玉等，替代了一些行伍出身的军官。[76]袁世凯接统后，大量罗致，任用该校毕业生达一百三十余人， [77]内都委以重任，授予训练指挥实权。号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以及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重要人物如曹锟、张怀芝、段芝贵、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均于此时隶于袁世凯麾下，组成新建陆军军官的基本阵营。而在以上旧军中，“宿将狃于成法，或藐视武备出身之教习，而武备教习又视旧制将弁为无用，往往积不相能”。 [78]新式军事人才遂择良枝而栖，投效新军。“北洋三杰”中的冯国璋、王士珍，以及曹锟、王占元等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后，曾分别在聂士成、宋庆军营，都因用非所学而离去，改投袁世凯。如冯国璋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光绪十九年（1893）入聂士成幕，甲午战争随聂转战东北。后经聂推荐为驻日公使裕庚的军事随员。驻日期间，与日将福岛安正、青木室纯结识，考察日本军事，编成兵书数册。光绪二十二年 （1896）回国后呈聂士成，未受到重视。转呈袁世凯，则大受敬赏，袁视为“鸿宝”，推许冯“军界学子，无逾此者”。 [79]人袁军后，被委主持军事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行伍出身的旧式军官充斥军营的情况下，西洋操典是很难推行的。“从前将不必知学，有勇敢关便可立功，今则成法日新，平时教导，临时指挥，卤莽者必不能胜利。”[80]中军的军官较之宋、聂、董军更是等而下之。孙万林、恩祥、丰升阿、奇克伸布等都是被革职发往军台劾力的“军台废员”，由荣禄奏准开复处分后由其差委任用。[81]这些军官积习难改，一任职即旧病复发。中军成军三个月，就发生了将领克扣军饷，包庇弥缝，知情不报的案件，朝旨严责查复，荣禄查办复奏后，清廷颁旨给前路前营管带万翔麟革职充军、前路分统张士元摘去顶戴降为后营管带处分。[82]荣禄不得不对刚委任的军官进行调整。[83]
各军军官有如上述。五军各统帅的素质也是泾渭分明。董福祥、宋庆、聂士成及全军翼长张俊均为旧式军人，积军功至现职。五军统帅荣禄，虽然出身“军事世家”，观其半生宦历，入仕后曾多任军职，但所统军队都是实为废物的八旗兵丁，缺乏训练，指挥作战部队的履历。此时职兼将相，叶赫那拉氏倚为心腹，并非其人才德足称，实在是清室栋梁乏材以及因特殊的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安排。荣禄备位统帅，没有也不可能刷新军事。袁世凯不文不武，为当时士林所不齿，然其野心勃勃，机诈权变，欲以军队干禄位。小站练兵，标新立异，揭开了中国近代军制变革的序幕，在武卫五军中独树一帜。
从官兵成分，编制装备，军事训练等因素综合考察，然后可以判别武卫各军的新旧性质。如果催懂着眼于武器和与之相适应的训练，并据此区分新旧，则邻于皮相。当时，湘、淮、防、练各军，甚至宿卫官禁的神机营、健锐营等都配备了新式武器，也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其不属新军是世所公认的，同样道理，只着眼于皮相而论定武卫军属于新军，也显然不妥。结合清室当时的政策进行分析，不难看出，武卫五军，是新旧兼收并蓄，旧军为主，并非以新独擅；在“辈行”上，新与老“少长咸集”，以老为主，并非以新专美。旧、老为主的武卫军，难免存在新军制要清除的勇营积弊，时人记其状曰：“武卫中军分布禁城内外，博弈好饮，横行都市，都人为之谣云：‘武卫军，如虎狼，谁其将者荣中堂。’” [84]
刘凤翰先生论定武卫军为清末最大一支新军时还指出，武卫军在晚清军事改革中代表两种创新的意义，其一谓筹饷练兵，统率指挥军队之权由地方改为中央，由地方的省防军晋升为中央的国防军。其二谓改编与新募并行，合而为一。有清一代，在军事方面，筹指饷糈，招募兵员、编练调遣，命将出师，统率指挥，皆权操自上，听凭“宸断”。太平天国起义后，造成前述太阿倒持外重内轻的局面，编组武卫军，即寓有扭转这种局面的深意。此乃恢复旧制，不得谓“创新”。至于改编与新募并行，则不独晚清武卫军的编组如是，清朝八旗兵，由满洲而蒙古而汉军，及每一次的军事整顿，亦多采用这种方式。武卫军的组建，沿袭成法，了无 “新”意，何况，武卫军中，仅中军招募了一部分新兵，其他全保由原有部队改编。
四
清政府编组武卫军成军不到一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之役。庚子之际，清廷内外政策摇摆不定，进退失据。执行这个政策的工具武卫军之存废消长无法摆脱这种变化的制约。风云变化中，这支“御林军”面目全非。五军之中，前、后、中三军，伤亡、溃散，归并、资遣，建制被取消，左、右两军则存留下来。其兴衰存废，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既参与了对义和团的镇压，又坚决抵抗了八国联军的侵略，聂士成所部前军属于这种情况。该军投入战争最早，其建制被取消亦为先。光绪二十六年（1900）四、五月聂军奉命先后到涿州、涞水镇压义和团和保护芦保，津沽铁路电线。[85]在涞水遭到义和团的激烈抵抗，副将杨福同被杀。此后，在铁路沿线交战，互有伤亡。落垡一次击杀团民四百八十余人，毁坏村庄四座。[86]聂士成奉旨行事，而朝廷内部剿抚不定，逐渐由剿抚兼施转为以抚为主，继而全面招抚。聂军处在两派争关和政策改变的夹缝之中，受到“望子成龙”心切的载漪之俦的嫉恨倾轧，弹章交上； [87]刚愎自用的叶赫那拉氏严旨申饬； [88]遭到镇压的义和团理所当然对
聂军十分仇恨，杀害聂军的事，甚至在天津保卫战中，亦时有发生。[89]聂士成及其前军处境狼狈，举手投足，动辄得咎。“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 [90]前军将士，军心不服。该军
饷源“专恃捐款为命脉”， [91]此时已欠饷三个月。[92]政治上的冷遇，加之饷糈不继，前军营队问有哗溃。[93]前军“劳苦功多”，而恩赏不及，责诏迭至，“合军气沮，几酿大变”。赖聂士成“恩威素浃，涕泣劝谕”，“军心稍固”， [94]共御外侮，天津保卫战期问，聂部与联军“无日不战，斩获伤亡均较别军为多”。 [95]左军未到之前，充当了保卫天津的主力。“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 [96] “华兵赡众，皆不足虑，所可畏者，聂军门所部耳。盖聂军有进无退，每为各军之先，虽受枪炮，前者毙，后者又进，其猛勇处诚有非他军所可比拟者”。 [97]六月十三日聂士成在八里台血战重伤，壮烈殉国。清廷先于当日传旨将聂革职留任，越两日在得知聂死耗后，才开复处分，按阵亡赐帅，以示皇恩浩荡。聂士成以诸生投军，积功至提督，部勒有方，训练勤奋，英勇善战。中法战争中，曾请缨赴台抗法； [98]甲午战争在成岳、摩天岭战役中，卓著战功；至庚子与八国联军血战身亡，在清季，可称是一个爱国将领。
主帅阵亡，前军溃散。直督裕禄于聂死后奏准前军归马玉昆兼统调遣。[99]多但前军诸将不服，在芦台的前军将领联名上书荣禄，力请另成一军，后经批准，在津之十七营归马玉昆兼统，留芦之十三营由原中路统领冯义和统带，后又收容散卒，共编十五营。这支前军余部欲分兵勤王，未及出师京城已经陷落，遂坐困海隅。八国联军侵犯芦台，该部先退新安，又辗转至密云。饷需无着，向沿途州县告贷，勉强维持。途中在霍各庄溃散三千余人。总理营务处汪声玲回京报告李鸿章，李命裁并为七营。后来，冯羲和出关向古北口流窜。[100]十二月十四日，诏摘冯义和顶戴，革胡殿甲职，由郭学海接统，改编为直隶淮军毅字军。冯义和嗣后先任左军总理营务处，后充袁世凯部属，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回广东韶连镇总兵本任。[101]霍各庄溃散的三千余人，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末，由口外草地进入山西丰镇地区，山西巡抚锡良会商宋庆，马玉昆派兵弹压，并拟全部资遣回籍。嗣因八国联军西来，奏准选留三营，旋奉旨全部遣散。最后署大同镇总兵杨鸿礼挑留四百余名，其他则缴械资遣回籍。[102]充任前军总理营务处的汪声玲，光绪二十七年（1901）奉直督李鸿章之命，去热河查办民教互戕事件，翌年初向署任直督袁世凯复命，后奉调入晋抚岑春煊幕，岑移督四川、两广，汪一直随幕。[103]由马玉昆兼统的前军，番号为十七营，缺额很多，“约计一营尚有百数十人”。 [104]后来交由马金叙统带，缩编成五营，归晋抚岑春煊节制。[105]光绪二十九年（1903）马及所部又奉旨调归袁世凯统率。[106]袁将该军改为直隶淮军先锋队，划入北洋体系。武卫前军至此永远地消失了。
第二种，驻防北京的中，后两军，基本没有上前线与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作战，而在北京围攻使馆，最后仍然被取消了建制。两军的消亡又情况各别。
董福祥所部后军，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改抚后，光绪二十六年（1900） 五月，由南苑调驻城内。后军中相当一部分士兵激于爱国热情，也因闭塞愚昧，易于接受迷信落后的东西，同情，参加了义和团，被叶赫那拉氏所利用。当西摩率领的侵略军企图进犯北京时，前军控制了北京火车站。有三千余名后军在廊坊，杨村与团民并肩作战，阻击联军，迫使西摩败退天津。
五月二十日旨命董福祥协同刚毅招抚义和团，编成部队，“严加约束”，控制利用。[107]董愚味排外，效忠叶赫那拉氏，逞其所欲。其部破坏国际惯例，击杀日本驻华使馆秘书杉山彬于前，围攻各国使馆于后。三千余后军从前线撤回攻打使馆，削弱了阻击联军的力量。而董部后军纪律极坏，乘机在城内焚掠，被指为“以之御敌则不足，以之殃民则有余”。 [108]联军兵临城下，后军稍示抵抗，即大肆抢劫奸淫，逃出城外。在良乡与荣禄碰头后、由董率后军马队和中军马队数旗，随员仓惶出逃的叶赫那拉氏一行。[109]该军步队则由荣禄暂统，后来才归还本建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四出侵扰，屡有西向之兆。已成惊弓之鸟的叶赫那拉氏为加强行在护跸力量，曾谕以中军遗散营旗腾出的饷需命后军再添募五营，补足二十五营之数，董将所部整编成二十营后奏进免添，以节饷帑。[110]清室与列强接洽议和中，董福祥被指为必须严惩的祸首之一。李鸿章、袁世凯、刘坤一等屡疏处董大辟以谢天下。叶赫那拉氏对这个矢志效忠的鹰犬仍难“割爱”。后几经折冲，以担忧仓卒处分激起陕甘回民反抗且“祸生不测”为理由乞求免董死罪，在得到列强默许后，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月将董从宽革职，遣回原籍，“俟应得罪名定谳惩办” 。[111]后来有所谓董福祥致荣禄函流播，函中述其奉荣禄之命而动，酬劳相悖，两人荣辱迥异，满腹怨怼，委屈悱恻。此函为罗惇曧辑入《拳变余闻》，实为赝鼎，可能为当时恶荣禄者之拟作。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月初二日叶昌炽与董晤谈。“既见绝无寒暄，即自陈无异志，大帅何以见疑，气涌如山，忿忿不平之气，形于词色”。[112]后军在董处分的同时裁并为八营，其中驻甘肃的十四营裁并为五营，驻陕之八营裁并为三营。[113]此后经张行志等的传续，成为西北马家军的前身。董福祥叛变回民起义后几十年中，曾跟随左宗棠收复新疆，此外均参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死心塌地为清室效画犬马之劳，最后并其所部廿营成为叶赫那拉氏向列强忏悔祭坛上的牺牲品。光绪三十四年（1908）与叶赫那拉氏同年死去，遗嘱报效藏金四十万两，洋枪一千六百枝。 [114]换得了开复生前处分，其子董恭交军机处存记的恩典。[115]
荣禄亲统的中军又情况如何呢？光绪二十六年（1900）清廷抚团宣战之前，对义和团剿抚兼施，以抚为主。五月，荣禄奉命派出中军孙万林、王明福、恩祥、石光贤等将领，率十余营在丰台，马家堡、长辛店等处堵截，弹压，解散涌近京城的团民。荣禄也强支病躯，提前销假，亲自出马，赶赴现场指挥。[116]团民人京后，中军奉命与神机营、虎神营“会同弹压，加意梭巡”， [117]同时遵旨保护使馆，在使馆区列强岗哨外设置警戒线，与列强军队一起，严密警护。[118]攻打使馆时，荣禄不敢公开违背叶赫那拉氏及端、刚一伙的意旨，则实行明攻暗保的计策。一方面调袁部右军张怀芝所部七百五十人参加“攻打”， [119]并增派中军，控制局面，另一方面又嘱诸将“不可力攻”，预留后路，以为他日之计。所以，在“攻打”中，朝天开炮，虚张声势，虽然终日炮声隆隆，却无损于使馆的生存。荣禄纵容军队对攻打使馆的团民“猛烈开火”。[120]中国军民在围攻使馆中伤亡很大，主要是团民，一死于敌人炮火，二死于中军的剿杀。整个战争中，中军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战都，但烧杀掳掠，无恶不作，伤亡不大，溃散最多。联军兵临城下，稍作抵抗如鸟兽散。狼狈先逃的荣禄身边只有五营亲军，二十七营旗万余人的军队大部不明去向。副都统、全军翼长恩祥逃之夭夭，渺如黄鹤。荣禄无奈，奏报行在，旨令“东三省及宁夏各将军査明，严行惩办” 。[121]八月十三日，朝廷降旨申饬荣禄：“所统武卫中军，大半溃散，沿途滋扰，日有所闻。”责其将该军“溃勇重加查点，分别归并遣散”。 [122]荣禄在保定核实査点，身边只有步队六营，马队五旗。[123]李鸿章在任议和全权大臣后，担心仍然被顽固守旧派包围的叶赫那拉氏遇到难题“惟李鸿章是问”，纵恶诸人也在左右掣肘，办事棘手。密奏荣禄亦被列入首祸名单，又电请加派亲信大臣为议和代表。朝旨加派奕劻、荣禄共同办理，列强坚不承认，反以荣禄纵恶索办。此时，荣禄欲奉旨议和，不为列强见容；欲请扈跸，又被行在拒纳；[124] 身居保定，溃兵如蚁，一日数惊，进退两难，穷于应付。经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等在列强面前为之开脱，始免列名祸首。[125]李鸿章主持议和，需要荣禄主持行在军机处，遂又支持荣禄扈跸、经往返电商，[126]荣禄被诏赴行在，中军善后之事匆匆交代廷雍。而廷雍不久即被侵占保定的联军以“纵拳”处死，中军事宜旨命李鸿章接办。但对该军营制、饷章、饷源、人数、将领分布，李鸿章茫无头绪，函电交驰，向西安、济南、汉口、上海等地查询，亦未得要领。于是朝命“毋庸接管”，并饬孙万林所带各营开往山东，由袁世凯接收；已在山西的吴炳鑫部则归晋抚锡良接收，饷项由各该抚照发。[127]从密云、青州抽调的旗兵也各回原防。[128]袁世凯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二十六日接收孙部二千八百六十人。[129]翌年底袁奏称饷项无着，诏令将孙部资遣解散。[130]其时袁已接直督篆，继任鲁抚的张人骏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初三日奏报已将孙部资遣完毕。[131]孙万林则被调补为河南南阳镇总兵。[132]吴炳鑫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经锡良奏准补为晋威新军统领。[133]同年秋被接任晋抚的岑春煊奏劾革职，由吴部中军为主编组的晋威新军亦同时遣撤。[134]中军其他将领如李成金、刘攀龙等在盂县纵兵掳掠，刑部奏准定为斩监候。[135]副将徐恒山因侵吞饷项被革职。武卫中军拼凑成军仅年余成为明日黄花。荣禄扩充的武卫先锋左，右两军，在战争中多有溃散，后来张春发部奉旨挑留三营，陈泽霖军则“全行裁撤，军械一律收回”。 [136]余虎恩借资遣之机多次冒领银两，所率余部被袁世凯奉旨造散，余本人则交岑春煊“归案查办”。 [137]后来，张、陈，余三人先后被革职。[138]
第三种，五军中存留下来的是左、右两军。右军在袁世凯统领下远驻山东，左军则在山海关屯扎。袁在庚子风云变幻中，机诈权变，始终坚持镇压义和团，保护教士洋人，右军得以完整保留。宋庆、马玉昆所部左军，参与对外作战时间不长，逃跑扈从两宫西巡，也较为完整地存留下来。
左军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六月初三日奉调到天津前线。宋庆未到之前，该军与前军
及团民配合作战，表现尚佳。在攻打俄军占据的老龙头火车站中，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
一位西方记者评论说:“华人此次甚勇敢，为从来所未见，向尚不信其有此耐战之心，目下观之，彼等之勇猛及耐心之处，较被围西人之心更胜矣。” [139]新任帮办北洋军务的宋庆到津后，执行叶赫那拉氏积极求和消极抵抗的政策，对团民明抚暗剿，迫令该军向团民冲锋，拒令则杀。六月十三日一天，团民被杀达两千余人。后来则明令“痛杀拳匪”，一时“清军各军开之，皆以击拳为忙”。[140]短时间内，津门拳坛惨遭破坏，团民腹背受敌，一部分撤出天津。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后，宋庆及所部退北仓、杨村，略事抵抗一路狂逃。七月十五日，帮办武卫军务的李
秉衡在河西务遇到狼狈逃来的马玉昆，建议“并数军为一”，“并力堵御”，马畏敌如虎，不听劝告，狂逃而去，“所过村镇则焚掠一空”。 [141]北京失陷后，宋、马率军随员行在。叶赫那拉氏一伙逃往西安，左军则留晋布置战守，屏蔽后路。后因与岑春煊龃龉，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经岑奏准左军被调出晋省。[142]宋庆此前曾奏陈练兵三十万的计划，屯扎中原。但清室财用艰窘，根本无力筹措巨款募练如此庞大的军队，只诏令左军中由豫饷供支的九营一哨交郭殿邦统带驻扎河南，“防守秦关门户”，保障西安侧翼安全。[143]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八十三岁的宋庆衰病而死。这个“老成宿望，晓畅戎机”，“卓著勋劳”的毅军统帅谢世了。宋自编入武卫军序列后两年间，衰病交逼，请假治病占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营务由马玉昆代办、会办，以至宋死马继，[144]治病也多是朝旨赏假在军营调治，朝廷借重的是其“威望”。毅军在武卫军建制取消、主帅身故后，以其效忠清室的漫长历史和宋庆的“宿望”，仍为清室所倚信，在紧要开
头，多次使用。日俄战争期间，在朝阳、古北口一线驻防“剿匪”。光绪三十三年（1907），俄军撤出后，左军十营在黑龙江“填扎十个多月”。 [145]次年马玉昆死后交姜桂题接统。前此，光绪三十一年（1905），左军调出三营一哨由张镇芳率往河南。[146] 姜桂题带八营南下，并以此为基础，编成二十营江防军。[147]姜桂题奉旨接统左军，江防军则由张勋继任。溥仪即位后，清廷继续裁管腾饷，编练新军，姜桂题奏请左军是否裁撤，朝旨谓该军“本系毅军改名，历经战阵，嗣经派驻近畿，关系尤为重要”，“毋庸裁撤”。仍责成姜桂题“认真训练，照常驻扎” [148]武昌起义后，该军镇压革命党人，攻陷大同、洛阳，得到朝不虑夕的清王朝最后的嘉奖[149]，入民国后，毅军纳入北洋系统，为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效劳。赵倜曾带该军一部镇压白朗起义，并改编为宏毅军。从中选调的部分军官由安徽督军倪嗣冲在皖扩编成安武军。张勋所统江防军后改名为定武军。丁巳复辟失败后，随张北上的毅军复归毅军建制序列，留在南方的部分则被倪嗣冲收编入安武军。毅军主力进驻热河，1921 年，姜桂题死后，由米振标、郭殿如分统，计七千人，分驻承德、赤峰两地。1928 年，北洋军阀覆灭，衰疲老化的毅军遂被编遣。纵览毅军近七十年的历史，经清代同治、光绪、宣统三朝及整个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除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役中短期对外作战外，一直充当反动政权镇压人民的工具。在武卫军中编为左军的两年仅是其历史短暂的一段。毅军因镇压人民而受到反动政权的重视，最后做了北洋军阀的殉葬品。
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不仅得以保全，而且借庚子风云而有扩充。八国联军之役后，袁世凯不仅拥有武卫右军和武卫右军先锋队，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张之洞所创练的自强军亦奉旨调归袁世凯督率。[150] 袁世凯手中兵力达到两万六千人左右，成为北洋军阅武装力量的基干。武卫右军得以保全和发展，主要是由于得到荣禄支持。荣禄戊戌年节制北洋各军，屡有明诏。惟对袁部新建陆军的节制，则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初九日经由撤销前的督办军务处专折奏准。[152] 表明该军因历史渊源而获另眼相看，其报批程序也与另外三军不同。武卫五军将领中，袁世凯“所部用西法训练，自负非宋庆等部所及，庆等则自负百战宿
将，不特以徒壮观瞻未经战阵轻世凯，对荣禄，亦轻其不娴军旅未能倾心事之”，“独世凯事
荣禄谨，其得抚鲁督直，均荣禄之力为多”。 [153]巧于仕宦的袁世凯以荣禄为奥援，引以自固。荣禄、袁世凯戊戌政变中形成的关系，更非宋，董、聂诸人所可比拟。荣禄在庚子间剿拳和洋的主张，朝廷一时不予采纳，但与袁、刘、张、李等东南督抚暗通声气，在这些地区得以实行。荣禄致函袁世凯称:“现在拳匪之事，惟有急治其标，……盖我能自剿，则洋兵不敢妄动，对拳匪收以剿为抚之效，而良民无焚石及玉之忧。” [154]袁世凯镇压义和团的主张，得到荣禄欣赏。看到袁的奏疏，荣禄赞其“于拳匪之源流罪状，畅所欲言，如皇象著书，沉着痛快，诵之浮一大白。陈琳之檄可愈头风，阁下此疏亦消我宿疾矣”。 [155]这种内外政策主张的一致，更牢固了荣禄对袁世凯的支持。武卫右军在袁任鲁抚后悉数移扎山东是经荣禄奏准咨照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先锋队的整编成军，如前所述是落实荣禄提出的练兵二十营的设想，并经荣禄议复而后旨准依议的；自强军的奉调归袁，刘、张并非意所乐为，连疏乞留，朝旨不允渎请坚持原意，不啻吞并，也有荣禄在军机处策划的痕迹。其次，也因为袁世凯机诈权变，以两面手法应付了朝廷内外政策的变化。在清政府对外宣战前，对义和团晓谕解散，剿抚兼施；宣战以后，则明抚暗剿；京城陷落后，公开屠杀。对洋人教士始终妥为保护，在宣战期间则明战暗保，仿照东南互保办法办理。因而袁既无忤旨抗命之嫌，又贯彻了灭团保洋的宿愿，当强敌入寇，京津望援若渴，朝廷飞檄传论，指名袁军北上勤王，袁或以“职在守土”敷衍塞责，或以列强环伺，兵力不足为由，挟敌自重，推拖延宕，始终未派出新式陆军北援。拥兵山东，坐镇济南，镇压了义和团，取得了列强的欢心，也保存扩充了实力。经过八国联军之役，五军统帅阵亡、病故、革职、免官，独有袁世凯甫逾不惑之年而扶摇直上，爬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交椅，以后又兼领七八职。武卫右军和武卫右军先锋队，此后纳入袁记北洋陆军系统，光绪三十一年（1905）两军先后改编成陆军第六、第五镇。辛亥革命中，曾有武卫右军之名再次出现，但与当初的武卫军已了不相干。其时，清室一再敦促袁世凯出山，袁则讨价还价，提出在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招募兵丁一万二千五百名，按武卫左军营制饷章编成二十五营，清廷悉如所请。袁南下督师时，这支新募编成的部队名之为“湖北巡防军”。袁北上组阁时，又奏准改名为“武卫右军”。理由是：“在京供职，若军名仍旧，名实未免不符。……北方空虚，拱卫京畿，尤关重要，非得有力军队策应游击，不足以资利用。”袁世凯此时顾盼自雄，纵横捭阖，绝非发思古之幽情，抒怀旧之积念，其募编这支军队，意在对付载沣等亲贵编练统率的禁卫军。该军营制，“参仿湘淮”，冀“以期易于成立”。悉按左军成例，比编练新军来得迅速。营制别于新军，又与左军并列，遂名之为“武卫右军”。 [157]
武卫军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月，中军奉旨遣撤，荣禄诏赴行在，建制无形中取消了。前、后军的归并，资遣在时间上虽有参差，但在统帅无形免职后，也由朝廷直接指授命令，不假手武卫军之系统了。存留下来的左、右两军尔后也开始了各自的兴衰史。揆之以上史实，武卫五军的兴衰消长，并不像传统说法所云“前军，后军、左军先后覆没”，惟独右军得以保存实力。或曰，除右军外，四军“损失殆尽”，“溃散零落”。 持此说抑另有所据，则本文抛砖引玉，以俟明教。
综上所述，清季编组武卫军，原冀建成一支追步开国风烈的劲旅，挽回风雨飘摇的颓势。当初“庙算高高”，但其结果并不象论者所谓“大体上是成功的”。随着武卫军的短命夭折，清廷集军权于中央，以威内御外的努力失败了。在列强的威逼下，清政府卖国求存。而袁世凯又得以扩充军力，北洋军阀集团养成并坐大于京畿地区。其他地方实力派也更加尾大不掉。叶赫那拉氏凭恃武卫军变易皇位的图谋也终成泡影。武卫军的失败，不在于军制的新旧。五军的兴衰存废正反映了半殖民地国家军队的命运。庚子以后，清政府并没有放弃军事上改革的努力，与人民对立的反动卖国政权，除了乞灵于军力保持其统治外，别无他途。但这些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必然覆亡的命运。
【注释】
[1]、[14]、[18]、[47]、[53]、[54]、[62]、[78]、[91]、[114 ]俱见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
[2]、[29]、[61]分别见商务十通本《清朝续文献通考》第 9497、9649、9510页。
3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卷四。
[4] 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5]《军机处录副档》，宋庆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折。
[6]《军机处录副档》，董福祥光绪二十四年闽三月二十八日，九月初七日折。
[7]、[74] 杨慕时《庚子剿匪电文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页333、362。
[8]、[157]《长顺函稿·致荣禄》，《近代史资料》1962年第3期页86，1954年第1期页61。
[9]、[11]、[12]、[13]、[20]、[51]俱见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
[10]沃丘仲子《慈禧传信录》。
[56]、[63]、[68]、[72]、[12]5分别见《刘坤一遗集》880、2263、869～870、2155、892、870、2275页。
[15]、[36]、[57]《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荣禄折。
[16]、[17]、[34]、[40]分别见刘凤翰《武卫军》19、20、9、67、68、334页。
[19]《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荣禄折。
[20]《军机处录副福》，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日荣禄折。
[22]、[153] 徐一士《一士谭荟》甲编。
[ 23]《随手档》二九八:《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十月二十四日荣禄折。
[24]《军机处录副档》,国俊、长春、锡光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折。
[25]《军机出录副档》,锡光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折。
[26]《军机处录副档》，信恪光绪二十五年五月初十日折。
[27]《军机录副档》，祥麟、明秀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折。
[28]《军机处录副档》，荣禄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折。
[30]《宫中档光绪朝奏折》，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三日袁世凯折。
[31]、[85]、[87]、[88]、[93]、[99]、[107]、[108]、[111]、[117]、[119]、[121]、[122]、[123]、[124]、[127]、[128]、[138]、[141]、[142]、[143]分别见《义和团档案史料》第554、107、469、124、130、138、155、161、169、245、265、245、277、145、188、939、1310、140:471、618、554:549、554、549、772-773、1066、1067、554、 1045、1047、1018页。
[32]、[65]《军机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荣禄折。
[33]《军机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荣禄折。按荣禄本人奏武卫军共二十七营旗。有的著作略去“旗”称“二十七营”，不确。当时的编制和兵种区分，营为步兵。如全按营计算，该军人数，则在 13500 人左右。“营旗“则包括骑兵在内，人数为万人。荣禄1900年9月16日泰报武卫军编制称有“二十九营旗”。(《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554页)考《清德宗实录》卷454，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庚午，上谕：“现在事机聚迫，应添马步队若干，着荣禄酌量情形，迅速办理。”荣禄奏报之“二十九管旗”，较其光绪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奏报成军时之“二十七管旗”、多出“二营旗”，当是此时遵旨“添募”。
[35]沈祖生《光绪政要》卷三五。
[37]、[40]、[41]、[43]、[45]、[48]、[55]、[53]、[60]、[81]、[105]、[106]、[134]、[135]、[136]、[138]、[144]、[145]、[147]、[152]分别见《清德宗实录》卷四四八、四五〇、四五七、 四五八、四六一、四六三、四六五、四一八、四一九、四二七、四三五、四五八、三六九、四三二、四三三、四七九、五一九、四六九、四七四、四八七、五八九、四九二、四八五、四八四、四六九、四七二、四七四、四四二、四五四、四八五、四七九、五〇五、五六八、五八〇、五九五、四一九。
[39]、[44]、[129]、[137]俱见袁世凯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3辑。
[45]、[67]见《清史稿·兵志三》。
[46]、[76]《军机处录副档》，胡燏棻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初八日折。
[50]《中国近代史知识手册》中华书局版第252页。
[52] 刘体仁《异词录》卷四。
[59]《筹笔偶存》页495。
[64]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二。
[65]《张文襄公全集》卷四。
[66]、[69]见《清史稿·聂士成传》
[70]、[71]见贝斯福《保华全书》，《万国公报》1899年9月。
[73]、[74]张一麐《心太平室集》，卷四。
[77]《军机处朱批奏折档》，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荣禄折。
[80]《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四册。
[83]《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二十日录。
[84] 转引自陈旭麓等主编《中国近代史词典》24页
[86]《直东剿匪电存·聂提督文案处致胡统领电》，《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二辑 174页:《遇战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二)165页。
[89]、[140]《天津拳匪变乱纪事》，《义和团》(二)1139页。《拳事杂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258页,
[90]、[96]《拳事杂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 (一)259、258页。
[92]恽毓鼎《庚子日记》,《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 56页。
[94]、[95]《天津一月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二) 154页。
[97]八咏楼主编《西巡回銮始末记》,卷二。
[98]《周悫慎公全集》卷二；《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六，
[100]汪声玲《枕戈偶録》,《义和团史料》488～489,493～495页。
[101]、[132] 《谕折汇存》壬寅十二月、六月。
[102]、[133] 《锡良遗稿》奏稿卷二。
[103]汪声玲《乌桓泥爪》,《禹贡》六卷三、四期合刊 189页。
[104] 吴永《庚子西狩丛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412～413页。
[109]王彦威《西巡大事记》。
[112]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
[116]、[154]、[155] 《荣文忠公集》卷二、四。
[118] 《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94页。
[120]《英国蓝皮书》,中国第3号 1901 年第1件。
[125]朱家溍《对“我的前半生”部分史实错误的订正》，《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年第3期。
[126]《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五至二九。
[131]《军机处录副档》,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三日张人骏折。
[139]《八国联军志》，《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三)191。
[146]《陆军部档》,1054号。
[148]、149、157《宣统政纪》,卷四七、六五、六六、六九、六一。
[150] 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上册 144～146页；《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136～141页。
[151]《上谕档》,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三日上谕。
[156]袁世凯《养寿园奏议》(未刊本)卷四袁世凯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初三日折。
[158] 《辛亥革命史》上册，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