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1911年10月，清廷陆军部在直隶永平府[1]举行大型军事演习，是为永平秋操。此次秋操是清军继河间秋操（1905年10月）、彰德秋操（1906年10月）和太湖秋操（1908年11月）之后的第四次大规模近代化陆军军事演习，也是以监国摄政王载沣为首的少壮亲贵势力在排斥袁世凯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军事演习。
清廷举行永平秋操的目的，不仅包含视察编练新军效果，也包含宣示少壮亲贵对军队的掌控。正当参演部队已经集结完毕、即将开始会操之际，武昌起义于10月10日爆发，湖广总督瑞澂弃城而逃。由于端方已经率部入川镇压保路运动，河南巡抚宝棻和两江总督张人骏以安绥辖境为由，无法派遣得力部队支援瑞澂，清廷在责成海军统制萨镇冰率领海军舰队溯江而上的同时，命令参演部队转入应战状态，由陆军部大臣廕昌[2]率领，南下湖北。永平秋操遂告中止。
会操部队均系清军主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完全可以凭借京奉和京汉两大铁路干线，从会操地点迅速成建制地抵达湖北前线。然而，廕昌受命后，新军行动极为迟缓。从10月13日乘专列南下，直到10月25日，廕昌方才抵达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滠口，中间延宕12天之久，错失了趁湖北军政府立足未稳之际“荡平”革命军的有利时机。毫无作战决心的廕昌无法顺利指挥各部，所率部队官兵秩序嚣乱，频频滋扰沿途地方官府和铁路部门。为此，清廷不得不寄希望于正在彰德观望局势、遥控旧部的袁世凯。
廕昌在南下过程的表现集中反映了宣统少壮亲贵的畏战心态。永平秋操从筹备到中止，再到迟缓的廕昌南下，充分彰显少壮亲贵由高度自信到畏战，直至逃避的剧变。在这一过程中，把控朝廷军政权力的少壮亲贵被边缘化，无形中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袁世凯的北洋系和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
关于永平秋操的经过，彭贺超先生认为，武昌起义爆发后，永平秋操无意中成为清政府迅速集结兵力南下武汉前线的一次战时动员。[3]张华腾先生注意到清廷在永平秋操迅速转入实战的过程，认为：“清政府在武昌起义后之第四天，在军事上作出最快的反应，将北方、近畿最优秀的新军组编为三军，以应对革命危机，从军事学的角度看是非常正确的，一军开往前线，一军作为预备队随时开拔，一军保卫大后方京师。但关键的问题是，清廷没有将这项军事计划贯彻下去。在前线作战的始终是第一军，第二军不仅没有开赴前线，而且根本就没有组织成军。”[4]赵润生和马亮宽先生将永平秋操与吴禄贞遇刺、滦州起义（亦称“滦州兵谏”）等一系列发生在直隶清军的事件加以联系考察。[5]
关于廕昌南下的史事考察，王庆帅先生认为廕昌行程迟缓，并非由于北洋军不从号令，亦非由于本人颟顸畏战，而是因为廕昌本人意识到对付革命军绝非易如反掌。廕昌移交指挥权和袁世凯复出，乃是盛宣怀和载泽幕后推动的结果。[6]
总的来看，已有研究成果注意到永平秋操与武昌起义、袁世凯复出、阳夏保卫战等一系列事件在时序上的紧密衔接，并且探讨了廕昌与袁世凯的指挥权交接过程。但是还需要从更深远的视角来认识永平秋操所反映出的清军应变能力和作战决心，而且廕昌作为永平秋操和南下湖北的关键人物，其心态和作为也值得细察。本文择取这一过程作为视角，以企深化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敬请学界诸贤指正。
一、清廷筹备永平秋操的背景
光绪帝、慈禧太后相继亡故后，清朝进入宣统时代，朝廷出现以监国摄政王载沣为首的高度年轻化的少壮亲贵集团，载涛、载洵、载泽和廕昌等人均属于这一集团。载沣等人对朝廷权力进行重组，对操控军权的袁世凯深怀戒意，将其驱离朝廷，归乡隐居。
1911年4月，刚刚镇压黄花岗起义的清廷，不顾朝野非议，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的“皇族内阁”。廕昌和载洵皆入阁分别担任陆军部大臣和海军部大臣。载涛虽然没有入阁，但也被任命为军谘府大臣。由此，少壮亲贵对朝廷军权的控制达到顶峰。
自我感觉颇为良好的载沣等决定举行会操，以彰显自己的威势。军谘府大臣载涛奏请援照旧案举行秋操，在滦州、开平一带，调集军队“练习野外勤务及攻守一切战法”[7]。与前三次秋操的南北对抗模式不同，永平秋操采取东西两军对抗的模式。载涛陈述参演部队的部署方案说：“所有会操军队，拟以陆军部直辖驻扎小站、马场第四镇为主力，将禁卫军混成一协及驻扎保定第六镇部队一标、马队一营、工程一队酌量一并编为一军，是为西军。另以驻扎北苑第一镇为主力将驻扎保定、永平第二镇混成一协，酌量并入，编为一军，是为东军，定于本年秋间举行会操。”[8]载沣批准载涛的奏请，朝廷颁布上谕：
本年秋季，调集禁卫军及近畿各镇陆军，在永平府地面举行大操。著派冯国璋充东军总统官，舒清阿充西军总统官。即著禁卫训练大臣及陆军部，按照钦颁训令，编成东西两军，限本年六月内通报军谘府，余均遵照方略训令分别妥慎办理。[9]
永平秋操遂进入筹备状态。
军谘府筹备永平秋操有两个主要目的：
其一，例行检查军事训练效果，提升军队作战素质。彭贺超先生结合军谘府未向日本教习咨询会操这一细节，认为防范日本在辽东半岛的扩张也是清廷举行永平秋操的动机之一。[10]除此之外，清廷举行永平秋操还应有防范列强从天津和冀东沿海地区登陆入侵的用意。因为依照《辛丑条约》，列强在北京至山海关沿线要地驻军，而滦州、昌黎、秦皇岛皆有列强驻军，大连和旅顺租借地和永平府仅隔辽东湾。因此，永平府是相当敏感的区域，而且会操部队是分东西两军，很容易使人得出永平秋操是为防范列强从渤海登陆进攻京津地区这一判断。同时也可以看出，清军会操已经从应对未来的国内战争，扩展到应对抵抗外来侵略了。
其二，强化对北洋系部队的控制。在永平秋操的东、西两军的官佐组成中，值得关注的有东军总统官冯国璋和编入东军的混成第一镇统制官张绍曾。冯国璋系袁世凯得力主将，而张绍曾则暗中倾向革命。西军总统官舒清阿，系汉军正白旗人，曾在湖北武备学堂就读，后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学成归国后，曾任两江督练公所总参议，后任陆军步队正参领，与袁世凯交往甚密。军谘府选择永平府作为会操地点，含有这样一个用心——远离袁世凯所处的河南以及革命党人比较活跃的南方，便于控制参加会操的各支部队。
永平秋操筹备期间，清廷对参演部队的各级官佐予以嘉奖。1911年9月16日，载沣检阅参演部队并宣布嘉奖令。《申报》如是报道：
昨经监国摄政王、亲王校阅，并颁给标旗，该两协官兵，均精神振奋，动作如法，颇能仰体朝廷整军经武之意，成效昭著，深堪嘉许。所有两协各官长，著载涛等择优以军官拟补，其补有军官者，著按其职任，酌量提升；各目兵等，著每名赏银二两，由度支部发给，以示鼓励。[11]
清廷还以“训练有方，不辞劳瘁”为由嘉奖载涛，加恩赏穿黄马褂，训练处自军谘官以下当差各员“准照异常劳绩，择尤（优）酌奖”[12]。据《申报》报道，内阁协理大臣那桐计划于10月16日以慰劳大臣身份“起节前赴操地”[13]。除嘉奖现役官佐外，清廷还特意表彰尚未服役的军校优秀毕业生。9月14日，载沣引见陆军贵胄学堂优秀毕业生陈绳，授以蓝翎侍卫任用，并补授陆军副军校。[14]同时，清廷也有意摆出对基层官佐严苛的一面。载涛看到一名参谋官不谙马术，就大加申斥。[15]
军谘府宣布，秋操时间定于10月18日至10月20日三天。[16]会操部队陆续从保定出发，前往会操地点。军谘府把秋操当作眼前急务，并未因国内不稳局势而制定预备方案，颇悉内情的《申报》记者就报道称，军谘府载涛、毓朗和陆军部廕昌、寿勋“连日齐集军谘府，会议秋操预备各事，甚为忙迫”。而且军谘府和陆军部更关心的是如何落实秋操经费，《申报》记者着重报道称：“闻军谘府公费年计六十万，向系按季支领。兹军谘大臣以该府预备秋操需款亦巨，已商通泽公将冬季公费十五万，先期具领，以备应用。”[17]还在秋操筹备前，廕昌本人就对资政院核减陆军经费颇为不满，曾与资政院预算股争辩，要求停止削减预算。[18]
在新闻界看来，秋操预备工作相当周妥而高效。10月9日，《申报》报道称，阅兵大臣行辕、外宾接待处用房已经布置妥善。为方便京外参观人员抵达会操地点，还修筑了从开平矿务局到开平车站的军用铁路，长约六七里。[19]耐人寻味的是，一些会操部队在前赴会操地点的行军路上暴露出战斗力低下的弱点。载涛以“军人资格须艰苦耐劳”为由，命令禁卫军步行从南苑前往会操地点，结果因为秋雨，道路泥泞，行军宿营均有困难，不得不改令乘坐火车进发。[20]
从表面上看，永平秋操的筹备工作相当平稳，但日趋失控的保路风潮使朝廷不得不考虑派部入川“平乱”这一急迫问题。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扣捕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等人，并枪击请愿民众，导致川省局势恶化。朝廷打算从保定抽调精锐部队入川镇压。但廕昌认为：“永平秋操保定之军亦难抽调，如川事不急，此举即作罢论矣。”[21]廕昌此议，既是考虑到四川路途遥远，没有铁路可资集中调运部队辎重，同时也含有不愿领兵入川的畏惧心理。清廷采纳廕昌之议，派端方以署理四川总督身份，率新军第八镇部分队伍从武昌出发，溯江入川。永平秋操也得以继续处于筹备状态。
二、永平秋操的中止
离预定开操日期还有8天的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对武昌起义的反应速度比较快。当天下午，载涛以监操大臣的身份巡视西军宿营地。当夜，载涛在滦州城外接到告知武昌变作的急电，遂于次日下午，和良弼、李经迈和哈汉章等人，骑马从会操地点赶往车站，在没有办理铁路通行路签的情况下，就冒着发生事故的危险返京，深夜载涛等人抵京。[22]
遇有变故，军事演习转为实战，在近代军事史上并不罕见，因此演习期间出现突发事件，能否将已经集结的参演部队转入作战状态，就体现着军队的应变能力的高低。太湖秋操就是清军第一次由军事演习就地转为实战状态的事例。
1908年11月，时任陆军部右侍郎廕昌和两江总督端方在安徽太湖县主持南洋新军、湖北新军会操。就在太湖秋操举行之际，清廷发生重大变故。11月14、15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亡。11月19日，新军军官、同盟会会员熊成基认为“南洋、湖北两军赴皖秋操之际，适逢那拉（氏）母子命终之日，人心骚动，我处先发，他处必相继而起……我之目的可达”[23]，在安庆发动起义。端方遂中止太湖秋操，率部前往安庆镇压。由于准备不足，势单力孤的起义军遭到失败。
时隔三年后，清廷又一次将演习转入实战。尽管反应速度较快，但是清廷面临一个极为严重的现实问题——主力部队远离湖北，而与湖北毗邻的省份也难以调动部队。据时任军谘府第二厅厅长的冯耿光记述，载涛抵京后，持地图对良弼、李经迈等人说：“现在的兵力已经都开到滦州去了，从滦州到武昌有很长的路线，调兵遣将可就很费事。”然后又说：“别处又无兵可派。”[24]细查载涛之语，可以明晓这样一个事实，即集结于会操地点的清军主力，必须先取道京奉铁路到北京，然后沿京汉铁路直抵汉口。[25]载涛所诉称的“别处又无兵可派”确系实情，当时四川已经无法调兵顺江而下，而河南和长江下游各省也难以支援湖北清军。河南巡抚宝棻表示南下援鄂有困难：
豫省防军尽数散驻在外。省城新军除分派各处外，所驻守无几，且枪械均系旧式，鄂乱情形如此，恐非豫省兵力所能兼顾，况南路既需防守，东路毗连曹、徐，亦未敢抽队。似应由钧处速派得力大股军队，专车径行赴鄂，以资长慑，襄防窜扰，统乞裁酌施行。[26]
两江总督张人骏则请海军部调舰队入鄂平乱：
下游江防紧要，伏莽甚多，乘机窃发，久巨堪虞，并图策应武昌，非舰队难期迅速，请海军部饬即多派兵船，由萨军门督带，兼程来宁，分守各埠，保华洋商务，一面由人骏会同苏、皖、赣各抚设法赶腾得力可靠营队，以备缓急。[27]
既然湖北周围诸省调兵困难，“弭乱”的希望就只能寄托于朝廷从京师调兵南下了。
南调主力部队已经是当前唯一可行的选择，但清廷对于由何人来指挥部队这一棘手问题存在明显分歧。内阁总理大臣奕劻主张派廕昌南下督师，那桐对此持有异议，认为：“武昌兵变是一隅之蠢动，何必陆军大臣亲临督剿呢？”作为当事人的冯耿光认为，深受少壮亲贵排挤的奕劻担心载涛乘调遣部队的机会利用禁卫军对己有所不利，所以仍然坚持派廕昌督师南下。[28]此说看似成立，但是从载沣和载涛等人都未做出亲自督师南下的表态来看，更为充分的理由是当时朝廷处于无人敢于请缨督师、彼此观望的窘境。廕昌之所以被朝廷指派南下督师，正是为了摆脱这一窘境的无奈之举。
由于革命军已经相继占领汉阳和汉口，事态发展已经不容许清廷继续纠结于指挥官人选问题。10月12日，内阁发出上谕：将瑞澂即行革职，仍暂时署任湖广总督，“迅即将省城克期克复，毋稍延缓”；“陆军大臣廕昌著督兵迅速前往，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节制调遣。并著瑞澂会同妥速筹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29]。
随同载涛候旨的冯耿光在回忆录中提供了这样的细节：廕昌身穿袍褂，足穿长筒军靴来到内阁领旨，有人向他表示恭喜，他以“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之语作答。[30]由此可见，廕昌对南下督师毫无信心，故作轻松来掩饰自己的不安。
就在领旨的当天，廕昌草拟了《晓谕武汉军民绅商告示》：
照得此次革党之边，占据城池，迹同叛逆。本大臣奉命剿办，大兵云集，不难巨憝就擒。惟念围城之内，甘心从逆固不容诛，而胁从附和及绅民被挟，实繁有徒，玉石俱焚，甚非朝廷所忍出此。今者海陆军并进，水则各舰队横梗江心，陆则各军队包抄出路，先断米粮，后施枪炮。试问该匪其能持久乎？合行出示晓谕武汉阖城军民绅商知悉：尔等须知革党犯顺，万无久存之理，能于三日内弃械出城，便是良民。去逆从顺，朝廷毫不追咎。若尚心怀观望，或死守坚拒，是始怙恶不悛，大为王化所不容，海军舰队只得以机关炮、西花炮向城内轰击，继之陆军迎头痛剿，凶镝所及，阖城为殃，尔等能无后悔？[31]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没有发出的告示里，先是以海军舰队炮击武昌来威胁革命军，然后再以自己所率陆军进剿来威胁，由此透露出廕昌一个无法明说的心思——由海军舰队打头阵，自己避免首当其冲。
由于南下将仰赖铁路运输，因此保证京汉铁路的畅通，防止革命党人破坏，就格外关键。还在廕昌出发前，清廷电谕直隶总督陈夔龙等人：
湖北兵匪勾结为乱，省城失守，京汉铁路为转运机关，至为重要。着陈夔龙、宝棻、瑞澂，加派军队，认真保护，所有桥梁、山洞，尤须加意防守，毋稍疏虞。其黄河铁桥，除已饬陆军部派兵一营保护外，着宝棻再专派得力兵队分驻两岸，昼夜梭巡。[32]
此时，清廷尚未宣布中止永平秋操。10月13日，载涛奏请停止会操，“著军谘府、陆军部迅速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清廷谕令停止开操：“据贝勒载涛奏称，本年秋操所调各项军队之军镇协自行演习，业经办竣。现在抽调军队赴鄂，所有大操，可否停办等语。本年大操，著即停办。”[33]
至此，永平秋操宣告中止，而从未领兵作战的廕昌也被推到了作战的第一线。
三、廕昌领命南下
领旨后，廕昌没有急于了解湖北前线和后方部队调动情形，而是以悠闲的姿态去参加大理院正卿岳柱臣和鸿胪寺正卿英杰臣在观音寺福兴居为其饯行的宴会。在饯行堂会上司琴的琴师徐兰沅，给梅兰芳讲述过廕昌漫不经心的言行：廕昌用京剧《战太平》的唱词“……又道是，母子好比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嘻嘻嘻，哈哈哈，哇呀……”来答复岳柱臣等人的祝言。[34]徐兰沅的讲述跟前引冯耿光的回忆正好契合。
对于清廷指派廕昌南下，朝廷许多人均持忧虑态度。御史温肃奏陈：“所最患者，分布党羽于沿江各省会，乘机猝发，牵缀水师不能动。一面循京汉轨道，长驱北犯，承平日久，腹地空虚，数日之间畿辅立致骚扰。”温肃还强调：“廕昌则宜身临前敌，方易调度。”[35]华世奎对张国淦说：“廕昌督师，在当时已有点勉强，廕虽是德国陆军学生，未曾经过战役，受命后编调军队，颇觉运棹困难。其实此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人人心目中均只知有‘我们袁宫保’。”[36]
但是仍有部分官员对廕昌抱有期望。瑞澂把廕昌视为救星：
近接部电，已蒙钦派廕昌率带一镇来剿，该匪闻之，自当气慑。第叛兵系久练之卒，为数甚众，兼有乱匪为之四应，若非厚集兵力，似难迅速扑灭。合无仰恳天恩加派劲旅，多带山野炮营及机关枪队，随同廕昌来鄂剿办，并饬令海军部转饬萨镇冰，多带得力兵轮雷艇会剿，庶可一举荡平。[37]
忧心于汉阳铁厂和京汉铁路产业的盛宣怀担心一向与自己不和的袁世凯利用“弭乱”侵夺自己的利益，故极力支持廕昌。盛宣怀向廕昌做出这样的承诺：
汉阳铁厂、枪炮厂关系国家实业、军事前途，十分重大，自在鉴中。此次用兵，如能力达保全目的，厥功之伟，直与戡乱无殊。事平之后，两厂当合筹十万银元，重犒麾下有功将领士卒，决不食言。[38]
盛宣怀还命令京汉铁路当局全力确保廕昌南下的运输。为此，盛宣怀致电军谘府，称京汉铁路已经停止黄河以北的民用运输，专供廕昌南下军运：“查京汉票车南段已于廿三日[39]即饬停驶，早登告白。其北段只开至黄河以北为止，于大军行进并无阻碍危险之处。”[40]
刚刚成立的湖北军政府则对廕昌南下深感重压。黎元洪接到情报：“此次运来之兵，闻即永平秋操之军队。”曾参加彰德秋操的黎元洪自然深知南下清军均系北洋精良，担心重演熊成基安庆起义失败的一幕。但是，新闻界对廕昌指挥能力并不看好。《申报》为此虚构一个名叫康为的人，借此人之口对廕昌大加讽刺：“革党首领康为（想系康有为，然康并非革党领袖）现在苏买（神户附近），曾谓人曰现即有人请彼回国，彼亦不愿，且痛诋廕昌，谓只一平常之武士，稍具德国陆军学识之皮毛而已，且谓廕昌平乱必不胜任。”[41]
清廷也深知廕昌资望不足，唯有袁世凯方能指挥北洋旧部。因此，平乱心切的清廷于10月14日颁布谕旨：“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廕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勘定。”[42]由此，形成“一军两帅”的局面。
10月15日，廕昌在前门西车站乘专列南下。《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在信中对友人布拉姆（Dudley Disraeli Braham）叙说目睹廕昌离京的情景：“廕昌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一丝热情。听廕昌像日本人那样喊道皇上万岁万万岁！简直荒唐之极。我算了一下，有五个人跟着喊。大部分旁观者不知他在说些什么。”[43]
廕昌离京后，并未直达汉口，而是中途在彰德停车，拜访尚未复出的袁世凯。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其子恽宝惠随同廕昌前往彰德的行踪：“市面梗塞如昨。晨起宝惠即辞入署。未刻从廕大臣乘专车赴彰德，与项城面商办法。陆军第一镇、第六镇及抽调各镇兵队陆续开发。”[44]恽宝惠告知父亲：“廕帅在彰德驻师一日，与袁帅面商剿抚事宜。”[45]面访袁世凯，表明廕昌对“一军两帅”局面的认可。显然，廕昌对袁世凯复出的急切之心，远甚于尚存戒意的载沣等人。
四、滞留信阳
由于袁世凯尚未明确表态接受朝廷任命，而前线情况又极不乐观，因此廕昌从彰德继续南下，但行军速度相当迟缓。10月17日夜，廕昌方才抵达信阳。次日，士气高涨的革命军占领汉口大智门车站，使清军无法乘车直达汉口。廕昌闻知汉口已失的战报后，就滞留于信阳，并用奏报前线战况来搪塞朝廷：
督队南下二十六日[46]夜抵信阳，步队第二十二标已由统带马继增于二十四日抵汉口江岸，遇匪徒两次来攻，均经击退。拿获三名，夺获马匹、服装等件。混成第三协已由统领王占元于本日统率，全抵滠口。刻据探报，逆匪仍据武汉，上午大股外窜。武昌城内叛兵溃散颇多。拟刊布告示，令其缴械免罪，以期解散。行营现暂驻信阳，候混成第四镇经过，即督率克日前进。
朝廷尚未察觉廕昌滞留避战的心思，复电称：“布置尚合机宜，均照所拟办理，仍著该大臣妥慎筹画，相机剿抚，以期迅荡匪氛。”[47]
事实上，当时紧张的后勤状况确实可以给廕昌滞留信阳提供比较充分的理由。湖北既陷战火，河南自然成为廕昌南下部队的粮秣供给基地，然而宝棻却叫苦称：
赴鄂守路各军纷纷麕集，粮食接济，刻不可缓，转瞬大兵入鄂，尤赖豫省为后路转输。本省两年歉收存粮有限，内地交通不便，缓不济急。筹思再四，山西收成尚丰，山东亦无甚灾荒，一由正太铁道直接京汉，一取海道至津，交由火车转运，亦均便利。恳饬山西巡抚先行采购麦面、小米，共二万石；山东巡抚先行采购麦面、大米，共一万石，即日派员押解来豫，交由宝棻接收备用，日后如有缺乏，仍当随时电咨，陆续采购。所需粮价、运费等项，并请概准晋鲁两省作正开支。
朝廷批准宝棻所请，“由陆钟琦、孙宝琦迅即购运接济，以应急需”[48]。孙宝琦却电奏称：“遵旨采购麦面大米一万石，解豫省备用等因。查山东非产稻之区，大米无从采购，麦粮一项，因连年灾歉，粮缺价昂，采购能得若干，殊无把握，请饬河南巡抚在他省采办。”[49]在这一系列相互推脱之下，南下清军的粮秣供应难以保证，廕昌也就更加无意继续前行了。
消极避战的廕昌又试图逃避追责。武昌起义爆发后，相互责难和推诿充斥于清方往来函电中。瑞澂把弃城责任推给张彪：“第八镇统制张彪于所部标兵作乱，事前既毫无防范，临时又种种畏葸，应如何严加惩处，伏俟圣裁。”[50]甚至把已经去世的张之洞也牵连进去：“去年，瑞澂到任，适逢广东兵变之后，瑞澂即欲将鄂中新军严加清查，以别良莠。嗣经张彪力保，瑞澂亦以此军为张之洞所练，张彪又系原练之人，亦乃妨（仿）萧规曹守，殊不料其竟与匪通也。”[51]沉浮宦海多年的廕昌自然深知官场与战场同样险恶，避战也就成为他躲避参劾的最佳对策。
廕昌的消极避战得到南下清军的共鸣。随同廕昌南下的各部官兵大都不肯下车，以车厢为营房，并且向沿线地方官府和铁路当局索取不已。这一混乱情景可以从盛宣怀心腹孙钟祥的密函得到印证：
兵队已过信阳十一次，其余亦必陆续可到，惟闻该兵队沿途下车就食，每多耽延开车，一切均不听路员主持，甚至殴打车守，实于行军危险异常。而职局调度不灵，尤虑贻误事机。现在孝感、三汉埠、祁家湾等处，兵车屯驻甚多，并未下车，以致空车未能随时运回。廕大臣现驻信阳，开车尚无时刻。[52]
铁路当局无法调度列车来运送尚未南下的部队。为此，军谘府不得不致电廕昌：“信到汉空车，请即饬令北返，以备陆续运兵。并请训告将领，婉谕兵士，与管车人员交涉，遇事务须和平融洽，免碍交通。”[53]
可见，真正妨碍京汉铁路调度的不是革命军，而是军纪混乱的南下清军。而且，清军军心极度不稳。据《申报》报道称：“永平府有兵士十二名，因被疑为革军，业已被拘，此事关系甚重，如果确实，足见北方之兵现亦离心。”[54]这些情景表明，在军中毫无声望的廕昌已经无法管束部队。
五、怏怏续行
廕昌滞留信阳引起朝廷众多官员的不满，一些官员强烈要求解除廕昌指挥权，由袁世凯指挥“弭乱”。10月18日，御史齐忠甲奏称：
自来统帅不专，最为行军所忌。在廕昌等素著公忠，和衷共济，万不至各存意见，致有参差。惟陆军部直辖以来，疆臣已寖失威重。今既倚该督定乱，事权若不专属，诚恐军心观望，各有从违。即使临时电商，事机已多贻误。况廕昌系陆军大臣，统辖全国军事。近日风鹤所至，全局震动，辇毂重地，尤须该大臣翼卫其间，内以镇慑京畿，外以调度各镇，所关尤非浅鲜。应恳明降谕旨，饬廕昌即行回京。所带水陆援军，统归袁世凯节制调遣，迅速赴鄂，克日荡平。[55]
同日，给事中蔡金台也奏陈：
昔唐代九节度之师，虽李郭名将而不免溃败。前明及国朝之类此致误者，更不可胜数。臣愚以为朝廷于袁世凯等寄以心膂，即似宜尽去其牵掣。……廕昌则位为陆军大臣，主管全国军政，似未便因鄂省一隅，旷官轻出。[56]
翰林院侍读景润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惟虑事权不一，致多观望。尚请袁世凯与廕昌等和衷共济，同谋协攻，勿因事权稍存意见。”[57]
盛宣怀更是对廕昌恼怒不已。10月20日，盛宣怀致函载泽：“北军仅到一标（计一千五百人），不战而退，甚属可耻。”[58]盛宣怀彻底放弃对廕昌的期望，盛在为载泽代拟的面奏节略中提议：“为今之计：一在催廕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59]盛着重叙述廕昌滞留信阳的情况：
陆军数日之间一镇两协均已运完，第四镇亦已过信阳州。廕昌身为统帅，正宜乘此声势，率领大队节节进规，以寒匪胆。信阳远在豫境，距汉口数百里，呼应不灵，万无顿兵遥制之理。若复迟延不进，深恐前敌已到之军，以无后援不敢再战，匪焰更张。应请严旨电饬令该大臣克日前进，必须信赏必罚。贼少兵多，且有海军截江而守，何难一鼓荡平？廕昌若再逡巡不进，贻误事机，岂能当此重咎。[60]
盛宣怀提议解除廕昌的军权，由袁世凯全权指挥作战。此议在为载泽代拟的面奏节略中有完整的表述：
袁世凯负知兵重望，此次闻诏即起，足见公忠体国，固已先声夺人……该督久任北洋，现调之新军第二、第四镇皆其旧部，必能遵守调遣，踊跃听命，应请明诏敦促克日就道。如再旷日持久，转虑匪势蔓延，牵动全局，更难收拾，必非该督忠勇任事之本心。至一军两帅，为行军所忌，俟该督抵汉，应将新军及湘、豫各省援军悉归节制，以一事权，一面选将练勇，以为后劲。[61]
瑞澂和萨镇冰也对廕昌滞留信阳十分不满，联署电奏朝廷：“请迅催廕昌前来，或派炮队先至救援。”朝廷的回复却十分微妙，没有严令廕昌即行南下，而是复电称：“已有旨饬廕昌迅拨炮队助剿矣。”[62]
由此可见，朝廷官员愈来愈将“平叛”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身上，而且都明暗不一地要求廕昌尽快移交指挥权。
在清廷的一再敦促下，廕昌方才怏怏起行。10月22日，廕昌抵达孝感。由于廕昌迟迟不抵前线，以至于北京城内谣言纷传。《申报》甚至刊载廕昌在前线遇刺、“陆军大乱”的消息。[63]还颇有鼻眼地报道：
初四夜，北军参谋易乃谦进谒荫昌，告以军食且尽，开战无期，将作何计。荫不语。易谓将束手待毙耶。荫仍不答。易大怒，拟开枪击之。遍索手枪不得，遂拔刀向前猛刺，并大呼“我杀荫昌！”一时军心大乱，逃降革军者无数。[64]
随后《申报》辟谣称：“荫昌被刺之说，实因北军某旗兵告密，谓有汉参谋官欲图刺荫，适该参谋进商某事，荫与之大冲突。参谋怒拔刀迳前。荫避匿炮队营得不死。”[65]这些传闻在其他史料并无佐证，随从南下的恽宝惠也没有印证这一传闻。但恽宝惠透露出这样一个细节：“十日中大臣及随员皆宿火车，未登岸也。”[66]可以想见，廕昌身不出车，给外界的谣言提供了生成的空间。同时，从廕昌遇刺的谣言还可以看出，外界关注的并非廕昌的生死，而是南下清军的军心稳定与否。
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五日不得大营消息，传闻异辞，扰人心曲。午刻接宝惠信，仍是三十日花园所发，乃用专电问禁卫军徐元甫军谘，始知大营初三日[67]已逾孝感，前锋颇利，此心略定。”[68]尽管武汉前线清军反扑颇有进展，但廕昌又在孝感滞留了三天，直到10月25日，才前往黄陂滠口督师。
六、交权返京
在廕昌抵达孝感的当天，袁世凯即以指挥下属的口吻致电廕昌：“前锋不竞，似宜择地集合，固布守局，以待筹备完善再图进取。”[69]显然，袁世凯并不希望廕昌赶往前线，与自己的部下过多接触，而是要求他尽快移交指挥权。10月26日，袁世凯致电已经抵达滠口的廕昌，软中带硬地暗示廕昌应尽快离开部队：“王师宜策万全，稍有失利，大局亦危。必须筹备万全，厚集兵力，知己知彼，一鼓荡平。”[70]
10月27日，廕昌下令进攻汉口革命军。然而，这个命令已经只具有象征意义了。就在这一天，清廷下达将廕昌调离前线的谕旨：“陆军大臣廕昌，部务繁重，势难在外久留，著即将第一军交冯国璋统率，俟袁世凯到后，廕昌再行回京供职。”[71]
廕昌对袁世凯的要求采取完全配合的态度。10月29日，清军经过恶战，攻陷汉口。就在清军汉口前线有所转机的时刻，廕昌将指挥权交给冯国璋，乘专列返回信阳。颇具戏剧性的是，朝廷还做出慰留廕昌的姿态，要求他暂缓返京。10月30日，陆军部致电廕昌：“仍著该大臣督饬将士，一鼓作气，收复武汉。俟袁世凯到后，再行回京供职。”[72]11月1日，清廷任命廕昌为军谘大臣。但廕昌已经是返京心切，只用了5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从湖北前线到北京的归程，与交权前的迟缓南下形成鲜明对比。11月2日下午，廕昌回到北京。恽宝惠也随同廕昌抵京。恽毓鼎在日记中写道：“以车马往车站接宝惠……申初刻，惠始从廕帅回京，合家欣慰。”[73]想必廕昌同样也有这种脱离战火、平安归家的轻松之心。11月3日晨，廕昌入宫谢恩。
廕昌交权后，陆军“一事两帅”的局面自行结束。袁世凯全面掌控军权。清军与革命军几经拉锯，终于占领汉口、汉阳。武汉三镇，清军已得其二。朝野普遍认为，清军即将渡江，武昌指日可下。然而，正当清廷看到希望时，袁世凯却按兵不动，偃旗息鼓。12月2日，南北和谈开始。此时，袁世凯图谋与革命军妥协，转而向清廷施压。在隆裕太后召开的最后数次御前会议上，均未见廕昌参加。[74]由此可见，在袁世凯异心日益显露的时刻，廕昌依然无所作为，不发一言，只是静观局势变化，直至清廷宣布退位。
清帝退位，民国政府北迁后，廕昌毫无愧意地进入大总统府，担任侍从武官长。虽然供职民国政府，但对逊清皇室心怀眷念。张勋复辟期间，廕昌入宫“朝贺”。张勋等人自然知晓廕昌辛亥南下时的消极表现，但为了拉拢廕昌，仍然以溥仪的名义任命廕昌为禁卫军统领。复辟失败后，廕昌又继续投靠民国政府，曾出任参谋总长。[75]1922年，溥仪举行婚礼，廕昌代表民国政府致贺，竟然当众向溥仪行跪拜礼。1928年，廕昌结束了69岁的一生。
结语
从客观上来看，永平秋操为清廷提供了集结主力部队的有利时机，京奉和京汉两条铁路干线是直插湖北的大动脉。同时，清军有类似太湖秋操转入实战的应变经验，但是这些有利因素，都未能在廕昌南下过程中发挥作用。清军也未能重演中止太湖秋操、镇压熊成基安庆起义的一幕。
迟缓的督师南下不仅为革命军创造了备战的时机，而且为袁世凯重掌军政大权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廕昌在无形中成为了一个迎合历史进程的人物。
廕昌的消极作为实际上是少壮亲贵畏战心态的集中表现。永平秋操中止后，载沣等人对军队的可靠程度毫无把握，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对军队的从容指挥，以及南下平叛的决心和信心了。在这种畏战心态的支配下，廕昌这种才智平庸的人物就成为清廷无奈之下的督师人选。
廕昌的顿足不前不可避免地放大少壮亲贵畏战心态的消极作用。南下部队的指挥失灵、军纪混乱正是对少壮亲贵畏战心态自下而上的相应，而廕昌就在少壮亲贵与南下清军部队之间起到了促成恶性互动的作用。可以说，各种不利于清廷的因素通过廕昌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凝聚在一起，从而加速了清朝覆灭的进程。
[作者简介]孙昉，文化与旅游部清史编纂研究中心文献信息处编辑，研究方向：清史、近代军事史、文献学。
[1] 清代永平府下辖六县——卢龙、迁安、抚宁、昌黎、临榆（今秦皇岛海港区、山海关区）、乐亭，一个直隶州——滦州，知府驻地为卢龙县。需要说明的是，根据《辛丑条约》第九款规定，滦州、昌黎以及隶属临榆的山海关都有列强驻军。
[2] “廕”字系“荫”的异体字，故在一些文献上，“廕昌”又被写作“荫昌”。为保留文献原貌，本文对一些引文和文献出处中的“荫昌”字样予以保留，其余统作“廕昌”。
[3] 参见彭贺超：《宣统三年的永平秋操》，《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
[4] 张华腾：《武昌起义后清廷组编新军三军考略》，《南开学报》2014年第1期。
[⑤] 参见赵润生、马亮宽：《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页。
[6] 参见王庆帅：《辛亥荫昌南下督师与袁世凯出山内情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7年第3期。
[⑦] 《军机处录副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84页。
[8] 《军机处录副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84页。
[9]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53，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46页。
[10] 参见彭贺超：《宣统三年的永平秋操》，《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
[11] 《要闻》，《申报》1911年9月19日。
[12]《清实录·宣统政纪》卷59，第1058页。
[13] 《要闻》，《申报》1911年9月26日。
[14] 参见《宣统三年上谕档》，第224页。
[15] 《秋操预备记》（二），《申报》1911年10月9日。
[16] 《秋操预备记》，《申报》1911年10月7日。
[17] 《军谘府之忙碌》，《申报》1911年10月7日。
[18] 参见《廕大臣固非肯浪费者》，《申报》1911年1月10日。
[19] 参见《秋操预备记》（二），《申报》1911年10月9日。
[20] 《秋操预备记》（二），《申报》1911年10月9日。
[21] 《川乱中之军变》，《民立报》1911年9月29日。
[22] 铁路路签是当时列车区间通行的凭证。当列车准备行驶于某一区间时，必须由车站给司机出具路签，方可进入该区间行驶，否则不予放行，防止与其他列车发生相撞事故。载涛不等车站发放路签，就开行专列，说明其极有可能是强迫司机开车。
[23]《熊成基自书供词》，章开沅等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4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67页。
[24] 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63页。
[25] 当时津浦铁路的泺口黄河大桥尚未竣工，陇海铁路的雏形——汴洛铁路也尚未东延至徐州，故清军从永平府南下湖北只能依靠京奉和京汉铁两大干线。
[26]《宝棻致军谘府等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日/1911年10月11日，开封），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87页。
[27]《张人骏致内阁、军谘府等电》，《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87页。
[28] 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63页。
[29]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91页。
[30] 冯耿光：《廕昌督师南下与南北议和》，《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第363页。
[31] 《陆军大臣廕昌：晓谕武汉军民绅商告示（草稿）》（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91～192页。
[32]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1，第1096页。
[33]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1，第1097页。
[34] 梅兰芳：《戏剧界参加辛亥革命的几件事》，《戏剧报》1961年第26期。按：此文系梅兰芳先生为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之作。1961年7月31日，梅兰芳患病住院，此稿已经基本完成。但梅兰芳仍认为尚有若干需要修改补充之处。就在临终前一天，梅兰芳还在病床上将修改构思告诉来探望的许姬传。
[35]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御史温肃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第402页。
[36] 张国淦编：《辛亥革命史料》，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第108页。
[37] 《瑞澂密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11年10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70页。
[38] 《盛宣怀为保汉阳铁厂枪炮厂愿出重犒致廕昌函》（宣统三年八月二十四日/1911年10月1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78页。
[39] 公历10月14日。
[40] 《盛宣怀致军谘府函》（1911年10月16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08页。
[41] 《要闻》，《申报》1911年10月16日。
[42]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上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32～333页。
[43] 《致达·狄·布拉姆函》，[澳大利亚]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1895—1912），刘桂梁、邹震、张广学、石坚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年，第763页。丁士源也记载了廕昌出发的情景：“二十二日陆军大臣荫昌、易乃谦、丁士源、何守仁诣阙请训，即率全部幕僚于下午一时由北京西车站南下，有禁卫军一标到站欢送。”（丁士源：《革命史谭、梅楞章京笔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3页）但是，丁士源记载的时间明显有误，八月二十二日是10月13日，而不是10月15日（八月二十四日）。
[44]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史晓风整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52页。
[45]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52页。
[46] 公历10月17日。
[47]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1，第1120页。
[48]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1，第1120～1121页。
[49]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2，第1134页。
[50] 《瑞澂密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911年10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70页。
[51] 《瑞澂致内阁总、协理大臣等电》（宣统三年八月初二日/1911年10月11日，汉口“楚豫”号兵轮上），《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85页。
[52] 《孙钟祥致盛宣怀函》（1911年10月18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1—212页。
[53] 《军谘府密电》（八月二十八日/10月19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75页。
[54] 《要闻》，《申报》1911年10月15日。
[55]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御史齐忠甲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326页。
[56]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给事中蔡金台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430页。
[57] 《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九日翰林院侍读景润奏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五），第435页。
[58]《盛宣怀致载泽函》（1911年10月21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5页。
[59]《盛宣怀代拟：载泽面奏节略之一》（1911年10月20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6页。
[60]《盛宣怀代拟：载泽面奏节略之二》（1911年10月20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6——217页。
[61]《盛宣怀代拟：载泽面奏节略之三》（1911年10月20日），《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17页。
[62]《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1，第1123页。
[63] 《专电》，《申报》1911年10月25日。
[64] 《要闻》，《申报》1911年10月28日。
[65] 《要闻》，《申报》1911年10月29日。
[66]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55页。
[67] 公历10月24日。
[68]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54页。
[69] 《清政府镇压武昌起义电文一组》，《历史档案》1981年第3期。
[70]《袁世凯致廕昌电》（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90页。
[71] 《清实录·宣统政纪》卷62，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40页。
[72] 《陆军部电》（九月初九日/10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第177页。
[73] 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第556页。
[74] 参见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八），第110～115页。
[75] 十月革命后，苏俄国内战争爆发，捷克兵团发动叛乱。廕昌向大总统徐世昌提交密呈，建议与日军共同防俄。该密呈担心俄国内战将延及中国境内，“德、奥俘虏”（即捷克兵团）东侵（参见《荫昌预筹中日联合出兵防俄计划密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35～140页）。实际上，这个密呈是皖系段祺瑞与日本政府共同策划的产物。就在该密呈提交后的第三天，即3月25日，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中日共同防敌互换公文》（《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140～141页）。由此可见，廕昌本人在这个备受抨击的秘密外交过程中，只不过是一个被皖系势力操控的工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