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大批东北驻防兵丁赴内地平乱，边疆防务空虚，沙俄、准噶尔部趁机进犯。为补充兵员、解除危机，清廷决定建立黑龙江驻防八旗。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任命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统八旗兵驻于瑷珲旧城。康熙二十八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沙俄威胁暂时解除，此时准噶尔部危机突显，黑龙江地区军事防御重心逐步南移。康熙二十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移驻墨尔根城。翌年，清廷决定征用嫩江、松花江流域的布特哈打牲丁、科尔沁蒙古王公所属锡伯人，将其就近编入驻防八旗，扩充军力。在此背景下，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创建，后历经多次调整，其机构设置、兵丁结构等于康熙四十五年后基本稳定。关于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已有学者从民族角度予以关注，尚未涉及八旗组织内部沿革①。本文主要利用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对康熙时期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机构设置及兵丁结构演变等若干问题进行探讨。

一从布特哈编入的达呼尔

１７世纪中期，沙俄侵入黑龙江流域，迫使黑龙江中上游北岸的达呼尔人②南迁至嫩江流域。迁至嫩江流域的达呼尔人沿嫩江东、西两岸建屯居住，以渔猎、农耕为生，成为布特哈打牲丁，每年向清廷进贡貂皮。康熙二十九年，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率兵侵入漠北蒙古，部分喀尔喀

①关于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的专题研究主要有：（日）楠木贤道：《康熙三〇年のǖ?ール驻防佐领の编立》，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纂委员会：《清代史论丛：松村润先生古稀纪念》，日本汲古书院１９９４年版，第７７—９３页；（日）楠木贤道：《驻防齐齐哈尔的锡伯佐领的编立过程》，（日）石桥秀雄编，杨宁一、陈涛译：《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山东画报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７３—２９２页；（日）柳泽明著，吴忠良译：《驻防城齐齐哈尔的风貌———以康熙五十年代为中心》，《国学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②达呼尔，亦称打虎儿、达呼里、达虎尔、达斡尔，满文为ｄａｇūｒ或ｄａｈū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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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巴尔虎蒙古人越过大兴安岭逃至嫩江流域，不断侵扰定居当地的达呼尔人。因此，康熙三十年，为了避免此类侵扰事件再次发生，位于嫩江流域齐齐哈尔及其附近村屯的达呼尔佐领、骁骑校、小领催等人呈文理藩院，请求聚敛人口、筑城集中居住。文中记载：

我等祖、父等自黑龙江来嫩江归顺圣主以来，四十余载，逢遇太平，散居六百余里，随意逸乐。今闻厄鲁特、喀尔喀相互征伐，若众巴尔呼等穷寇得知我等诸村散居而肆意侵扰，则欲保妻孥，亦非一时之所能收，且皇上之事，亦将难以适量采获。据此，我等情愿披甲，于我等住地附近，择一形势之地，筑城聚居。如有行动，则豁命致死效力，以报皇上恤养之恩。①

清廷允其所请，决定建立齐齐哈尔城，并将齐齐哈尔及其附近村屯的达呼尔人编入驻防八旗。此为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创建之始。

据康熙三十年七月初三日兵部转引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文记载：

齐齐哈尔等诸村达斡尔内，酌情选丁一千名，整编牛录，令其披甲；设使披甲，不得以私行渔猎，相应停纳貂贡，仍给钱粮，照省城之例，将家道殷实之人安置于城内，穷困人等安置于村，则不难耕种，有事可收之于城内。②

由上可知，此次编入驻防八旗的达呼尔披甲为１０００名。这１０００名达呼尔人在编入驻防八旗后，脱离了布特哈打牲丁身份，无需进贡貂皮，不再隶属于理藩院，划归黑龙江将军管辖，隶属兵部。又据康熙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萨布素致兵部咨文记载：“今齐齐哈尔周围村屯的达呼尔等新编牛录，阿尔滨等十六牛录之佐领十六员、骁骑校十六员、兵丁一千名，伊等使用硬弓之人甚多。”③可见，１０００名达呼尔披甲被编为１６牛录，每牛录设佐领１员、骁骑校１员。这１６牛录编入驻防八旗后，首要任务即是修筑齐齐哈尔城。筑城事宜由索伦总管马补代（玛布岱）负责，他是达呼尔人，首任索伦总管孟额德之侄。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创建之前，马补代负责管理布特哈达呼尔，驻防八旗创建后，同时兼管驻防八旗内的达呼尔披甲。也就是说，由于编旗，齐齐哈尔地区出现了布特哈达呼尔与驻防八旗达呼尔，这两类达呼尔人皆由马补代管理。可以推测，康熙帝这一任命，是由于马补代是达呼尔人，便于处理同一族属相关事务。同年八月十六日，马补代由索伦总管升任副都统衔，负责管理齐齐哈尔驻防城一应事务④。

二从科尔沁蒙古编入的锡伯

康熙三十一年，齐齐哈尔驻防八旗首次出现大规模调整，表现为科尔沁蒙古十旗的锡伯、达呼尔人⑤大量编入以及驻防八旗的部分达呼尔披甲迁出。

锡伯人在归附清以前，由科尔沁蒙古统治，承担兵役及贡赋。明万历二十一年（１５９３）古勒山之战后，科尔沁蒙古各部相继归附后金。天命十一年（１６２６），努尔哈赤授予科尔沁首领奥巴洪台吉“土谢图汗”称号。至此，科尔沁蒙古与清正式建立朝贡关系，锡伯人受科尔沁蒙古统治的同时

①《康熙三十年七月初三日兵部为查询科尔沁王等可否献出锡伯等人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辽宁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６—３０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１６９１：９５—１２７（档案编号顺序为卷号、年代、起止页码。下同）。按：《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以下简称《史料》。

②《康熙三十年七月初三日兵部为查询科尔沁王等可否献出锡伯等人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２６—３０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１６９１：９５—１２７。

③《康熙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６９１：２８０—２８１。

④《康熙三十年九月十九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１：１２３—１２５。

⑤事实上，科尔沁蒙古十旗抽出的人员中包括锡伯、达呼尔、卦尔察三部分，后被统称为锡伯。其中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的仅有锡伯、达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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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受清的间接统治。清廷出于对科尔沁蒙古王公权力的重视，并未过多干涉，锡伯事务归理藩院处理①。据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日黑龙江将军咨文记载，锡伯人拦路抢劫、偷盗财物时，驻地将军认为“锡伯皆系蒙古所属之人，我等不可擅自察议”，于是转咨理藩院，由其派遣官员处理②。如此辗转后，案件往往无疾而终。因此，将锡伯人由间接统治变为驻地将军直接管辖可有效改善这一弊端。此外，准噶尔部威胁北部边疆，噶尔丹随时有越过大兴安岭，突破嫩江流域防线侵入东北的可能。清廷希望建立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防御体系，而仅仅１０００名达呼尔披甲的军力是远远不够的，亟需补充兵源。因而，科尔沁蒙古辖下的锡伯、达呼尔、卦尔察进入康熙帝的视线，这成为锡伯人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的重要原因。

据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理藩院致黑龙江将军咨文记载：“惟将锡伯、卦尔察于康熙三十年十二月进献”③，可知，清廷从科尔沁蒙古抽出锡伯人的时间为康熙三十年十二月。随后，康熙三十一年四月议政处议奏：“科尔沁王等以下台吉等、平民以上，将其所属锡伯、卦尔察、达斡尔丁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八名，全数进献。其中除年老之丁、年幼之童及家奴丁外，可以披甲之丁共一万一千八百一十二名。”④由咨文可知，此时清廷已筹划将抽出的锡伯、达呼尔、卦尔察人编旗。同年十二月，科尔沁呈报因病漏查四名锡伯人、三名达呼尔人，这七人于康熙三十三年正月被编入各自兄弟所在之旗⑤。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并非无偿获得科尔沁蒙古十旗所属的锡伯、达呼尔、卦尔察人，这在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萨布素转引内务府咨文中可以得到印证。咨文称：“锡伯等原先皆科尔沁之奴，因伊等为科尔沁纳贡奴役，不堪生存，蒙皇上眷佑，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自科尔沁赎出，安置于乌拉等地。”⑥日本学者楠木贤道认为，康熙帝动用内务府钱粮将锡伯等人从科尔沁抽出，使其免于双重纳贡、兵役之苦，“赎出”的实际是直接统治锡伯人的首领权⑦。

锡伯、达呼尔、卦尔察人被抽出后，编入皇帝直辖的上三旗，驻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城。齐齐哈尔为军事重镇，地理位置险要，清廷拟于“锡伯、卦尔察、达斡尔等内拣选强壮者一千名披甲，并派附丁二千名，一同镇守。此项兵丁，令副都统衔玛布岱等管束，将军萨布素统辖”⑧。实际上，由于此次编旗采取就近安置原则，史料中提及的“卦尔察”居住之地远离齐齐哈尔城，最终并未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编入齐齐哈尔的仅是嫩江两岸、齐齐哈尔村附近居住的３０００名锡伯、达呼尔人⑨。此外，锡伯、达呼尔附丁并未与披甲一同驻扎城内，而是“居住大路附近方便地方者，即留于各自原村。将远离大路偏僻地方之人、居住嫩江西岸之人，皆迁至嫩江东岸”O10。

①（日）楠木贤道著，特克希译：《科尔沁蒙古统治时期的锡伯族》，《蒙古学资料与情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②《康熙三十年四月二十二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理藩院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０—１６９１：１４９—１５２。

③《康熙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理藩院为将音达等人治罪并还给沙律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１０３—１０５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２：３９０—３９６。

④《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兵部为将锡伯人等编旗安置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３０—３３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２：１９４—２０４。

⑤《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理藩院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２：４０９—４１１；《康熙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齐齐哈尔城副都统衔马补代为鄂退等锡伯人丁编入牛录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满文）》（上册），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１—６３页。

⑥《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初九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查送锡伯妇女事咨黑龙江副都统耿格依文》，《史料》，第１４１—１４３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３—１７００：２０７—２１３。

⑦（日）楠木贤道著，特克希译：《科尔沁蒙古统治时期的锡伯族》，《蒙古学资料与情报》１９９０年第４期。

⑧《康熙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兵部为将锡伯人等编旗安置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３０—３３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２：１９４—２０４。

⑨《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收聚安置锡伯等人事咨宁古塔将军佟保文》，《史料》，第３３页。

O10《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兵部为将锡伯等编佐安置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３７—３９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２：３２６—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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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一年十月，编入齐齐哈尔的３０００名锡伯、达呼尔人被编为２０牛录，其中锡伯１５牛录，披甲７５０名、附丁１５００名，总计２２５０名；达呼尔５牛录，披甲２５０名、附丁５００名，总计７５０名①。编旗之初隶属上三旗，其中镶黄、正黄旗各７牛录、正白旗６牛录。但按照满族传统，“值有行围、行军、官差事宜，理应附于八旗行事，以资齐整”②，因此，从镶黄、正黄旗各抽出４牛录、正白旗抽出３牛录，附于下五旗，使镶黄、正黄、正白、正红旗各３牛录，其余四旗各２牛录。可见，如此编旗后，附于下五旗的披甲即具有了双重旗籍。由于锡伯牛录数目远超同一来源的达呼尔牛录，为方便统治，清廷改变了“锡伯”一词的原有含义，将这２０牛录统称为锡伯牛录③，仍由副都统衔马补代管理。同年，清廷应萨布素请求，从康熙三十年编旗的达呼尔１６牛录中抽出２牛录、披甲１２５名调往博尔多守卫新建的官仓④。此时，齐齐哈尔地区有两类达呼尔人在驻防八旗内。一是康熙三十年编旗的布特哈达呼尔，每牛录额设６２或６３人；一是康熙三十一年从科尔沁蒙古抽出编旗的达呼尔，每牛录额设５０人。可见，驻防八旗内的达呼尔人在来源、兵额方面存在差异。二者最大区别在于附丁，前者没有附丁，后者与锡伯牛录相同，每名披甲配有二名附丁，即每牛录配有１００名附丁。因此，从来源、兵额、附丁方面来看，是年编入、迁出驻防八旗的达呼尔人是有本质区别的。

康熙三十二年，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再次调整，编入锡伯２牛录、迁出达呼尔２牛录。此次调整与黑龙江将军辖区驿站站丁不足及黑龙江地区编练鸟枪兵直接相关。康熙二十四年，为加强东北边防，清廷在瑷珲、吉林乌拉一线设置２５处驿站，其中茂兴至瑷珲的１９处驿站归黑龙江将军管辖。康熙三十一年五月，户部转引黑龙江将军咨文称，其辖区内驿站站丁缺额１６９人。户部、兵部合议后咨文将军：“今锡伯、卦尔察丁多，或应将由茂兴等驿站等抬出披甲之索伦、达斡尔仍遣回原驿站。伊等缺内，以锡伯、卦尔察收为披甲，或应以其他松闲处之丁补充驿站，或应仍等刑部、督捕衙门遣送之犯人补充之处，议定具题后再议。”⑤黑龙江将军遂于是年十月咨文宁古塔将军，将嫩江东岸达呼尔乌拉尔吉村以南壮丁１７０名、法依法里村原蒙古侍卫鄂里善等壮丁１３０名留于原地，暂不编入宁古塔将军辖下伯都讷驻防，以便补充驿站缺额⑥。但是，考虑这批壮丁居住地远离墨尔根等驿站，迁移艰难，旋即免其迁移，将其就近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⑦。康熙三十二年正月，３００名壮丁被编为２牛录，每牛录披甲５０名、附丁１００名，初隶镶黄、正黄旗，后附于镶白、镶红旗⑧。同年，萨布素请求“将议驻齐齐哈尔之达斡尔兵内，距墨尔根稍近之二牛录，移驻墨尔根，

①《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将锡伯等编牛录归旗任官事咨兵部文》，《史料》，第５４—５７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１６９２：３０７—３２３。

②《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将锡伯等编牛录归旗任官事咨兵部文》，《史料》，第５４—５７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１６９２：３０７—３２３。

③（日）楠木贤道：《清初対?ン?ル政策史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２００９年版，第２３１—２３５页。按：吴元丰、赵志强的观点稍有差异，他们认为之所以统称为“锡伯”，是因为此２０牛录在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后，其佐领均由锡伯人充任。参见吴元丰、赵志强：《黑龙江地区锡伯族的历史变迁》，《黑龙江文物丛刊》１９８４年第３期；《锡伯族由科尔沁蒙古旗编入满洲八旗始末》，《民族研究》１９８４年第５期。

④金鑫：《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⑤《康熙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户部为以锡伯丁替茂兴等驿站丁披甲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４６—４８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０—１６９２：１５７—１６５。

⑥《康熙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将所留锡伯丁编牛录事咨宁古塔将军佟保文》，《史料》，第５１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４—１６９２：１１５—１１７。

⑦《康熙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户部为选锡伯丁增编牛录代替站丁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５１—５３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６—１６９３：３９—４７。

⑧《康熙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制送兵器事咨兵部文》，《史料》，第７４—７６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６９５：３８７—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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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习火枪”①。这批达呼尔兵即是康熙三十年编旗的达呼尔１６牛录中的２牛录。据考证，此２牛录达呼尔兵并未直接奔赴墨尔根，而是调至博尔多，两年后迁至墨尔根②。

康熙三十三年，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再次编入锡伯２牛录。锡伯人在编入驻防八旗时，原则上保留在科尔沁时期的社会组织结构，但在实际编旗中也会出现将同族之人分编两处的个例。例如，颁达尔沙一族从科尔沁蒙古抽出时被编为５牛录，驻扎于宁古塔将军所辖的吉林乌拉与伯都讷两地③。康熙三十二年七月，颁达尔沙奏请“将我族合于一处，准于齐齐哈尔地方效力”④，得到允准，于翌年二月前迁至齐齐哈尔。这一族中的３１３名男丁被编为２牛录，其中披甲１００名、附丁２００名。可知，颁达尔沙一族编牛录时的披甲、附丁总数并不足３１３名。实际上，每牛录５０名披甲，每名披甲配２名附丁只是一种定额，实际编旗中并不会完全如此，这反映出清廷在编旗时对原有族群社会组织结构的认同。颁达尔沙一族２牛录初隶正白旗，后附于正蓝、镶蓝旗⑤。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除了兵丁结构的调整外，机构设置亦发生变化。据康熙三十四年十月

二十日萨布素致兵部咨文中统计，此时齐齐哈尔城驻副都统衔马补代、三品总管喀拜、协领（衔）３员、防御８员、佐领３６员、骁骑校３６员、披甲１９５０名⑥。３名协领分别是正黄旗瓦勒达、正红旗库尔特、镶白旗玛齐。康熙三十四年十月，萨布素以兵丁过多、官员不足为由，奏请增设协领１名。次年正月，镶黄旗满洲佐领星额哩补授协领⑦。考查４名协领的族属及来源，科尔沁统治锡伯时期，瓦勒达任蒙古副都统，管理旗内的锡伯人，官衔相当于满洲八旗三品协领，因此编入驻防八旗后任锡伯协领⑧；库尔特、玛齐、星额哩曾在黑龙江城任官，分别任满洲佐领、满洲骁骑校、满洲佐领⑨。康熙二十九年，将军衙门南迁墨尔根时，库尔特留任黑龙江城佐领，玛齐、星额哩随迁，分别出任防御、佐领O10。据档案记载，康熙三十四年时库尔特、玛齐已经调任齐齐哈尔城协领，星额哩亦于次年调任齐齐哈尔城协领。由于黑龙江驻防八旗创建之初，佐领、骁骑校为来自吉林乌拉、宁古塔的新满洲官员，因此３人也应为新满洲人。康熙三十七年，墨尔根副都统喀特胡调至齐齐哈尔城任副都统，自此齐齐哈尔城正式设立副都统。此时驻防八旗内佐领以上主要官员为副都统喀特胡，副都统衔马补代，三品总管喀拜，锡伯协领瓦勒达，新满洲协领库尔特、玛齐、星额哩。

①《康熙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户部为选锡伯丁增编牛录代替站丁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５１—５３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６—１６９３：３９—４７。

②（日）楠木贤道：《驻防齐齐哈尔的锡伯佐领的编立过程》，（日）石桥秀雄编，杨宁一、陈涛译：《清代中国的若干问题》，第２７３—２９２页。

③《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宁古塔将军佟保为锡伯颁达尔沙等请发俸饷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８８—９０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０—１６９６：６６—７３。

④《康熙三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兵部为补放锡伯官员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１８７—１８９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３：３１３—３２４。

⑤《康熙三十四年正月初二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领取官兵俸饷银两事咨宁古塔将军佟保文》，《史料》，第８５—８８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１６９５：３２—４３。

⑥《康熙三十四年十月二十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报四城官兵数目职名事咨兵部文》，《史料》，第６２—６６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６９５：３３１—３４５。按：档案中记载的驻防官员职名清单与其核算数目不符，本文所列官员数目为依据职名清单统计而来。

⑦《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十七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为选放齐齐哈尔等城协领事咨兵部文》，《史料》，第６７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６９６：１９—２３。

⑧《康熙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１６９２：３０７—３２３；（日）楠木贤道：《锡伯编入八旗再考》，朱诚如主编：《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５４７—５５８页。

⑨《康熙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咨宁古塔将军、副都统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６８８：４５７—４６５。

O10《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十六日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咨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６９０：１３３—１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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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大部分官员曾是萨布素在黑龙江城时的旧部，深得萨布素信任，并且擅于管理新满洲。因而，萨布素在移驻齐齐哈尔城之前，委派他们管理这一地区。

三锡伯人迁出与将军衙门移驻

康熙三十八年至康熙三十九年，黑龙江将军衙门移驻齐齐哈尔城前后，八旗兵力发生两次大规模调整。

第一次调整主要针对驻防八旗内的锡伯牛录。锡伯人从科尔沁蒙古编入驻防八旗后，披甲驻防巡边，附丁垦荒屯田、给养披甲、交纳官粮，客观上充实了黑龙江、吉林两地的军事力量。不过，锡伯人不服管束的行为也给当地官员带来诸多困扰。萨布素就曾奏称：“此锡伯编牛录，设官披甲，食俸饷已五六年，竟至今不遵法纪。本系特令坐卡查拿盗贼之人，却逃避坐卡而旷哨，甚属可恨。此等之辈，若不严加惩处，则难以将锡伯、达斡尔官兵纳入法度、操练管教。”①此类事件时有发生，这成为锡伯牛录迁出齐齐哈尔城的导火索。实际上，锡伯人不遵法纪之行迹早在编旗之初就为其迁移埋下隐患，只是适值边疆危机，北有沙俄环伺，西有噶尔丹侵扰，加之地方军力不足，锡伯人作为数目可观的有生力量，是战时状态下披甲编旗的最佳人选。逮至噶尔丹败亡②，边疆局势暂时稳定后，锡伯人原有作用减弱，迁移驻地在所难免。

关于迁移驻地，据康熙三十七年兵部致萨布素咨文记载：

归化城地方，地阔有鱼，着黑龙江将军等招集齐齐哈尔所有锡伯人等，迁至归化城，交右卫将军兼管。伯都讷、乌拉所有卦尔察兵，着并居伯都讷，看护牧群。伯都讷所有锡伯人等，着迁至盛京，查免盛京八旗兵内懦弱之辈、家奴披甲，由锡伯人内选其身强力壮者披甲。乌拉所有锡伯人等，着迁来京师当差。③

前文已述，锡伯、达呼尔、卦尔察人从科尔沁蒙古抽出编入驻防八旗后，驻扎齐齐哈尔、伯都讷、吉林乌拉三地。其中，卦尔察因距离原因并未驻扎齐齐哈尔城。因此，康熙三十年后编旗的锡伯牛录（卦尔察除外）均在迁移之列，迁驻地点包括京师、盛京、归化城三地。京师、盛京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归化城是漠南蒙古属地之一，初驻土默特左右翼二旗。康熙三十二年，为阻击噶尔丹，清廷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主政归化城。康熙三十四年，费扬古调任右卫将军，移驻右卫的同时兼管归化城事务。绥远城设立之前，归化城是京师重要屏障，在平定噶尔丹、控御漠南蒙古方面意义重大。迁徙锡伯人至此，应有进一步补充军力之意。迁往归化城的是驻防齐齐哈尔的锡伯２４牛录，此２４牛录只是名义上的锡伯牛录或锡伯人，实际上包含锡伯１９牛录、达呼尔５牛录。２４牛录分为两队，计划于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及次年正月迁移④。正当迁移工作准备就绪之时，康熙帝降旨更改了移驻地点：

本年自齐齐哈尔迁移之锡伯一半人口甚众，若迁至归化城，则归化城之米不足。着停止迁往归化城，于本年春耕前，不误农时，赶紧迁至乌拉境内种田。俟收获后，食其所获之粮，迁

①《康熙三十七年五月初九日兵部为锡伯佐领阿木呼郎等治罪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６８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８：１１６—１２０。

②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率西路军于昭莫多大败噶尔丹；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十三日，噶尔丹逃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逝世。参见《清圣祖实录》卷１７３，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卷１８３，康熙三十六年四月甲子。

③《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兵部为将锡伯人迁至盛京等地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１２２—１２５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８：３３７—３５１。按：《锡伯族档案史料》中记载的时间为二月初三日，实误，依据满文原文应为十二月初三日。

④赵志强、吴元丰：《锡伯族南迁概述》，《历史档案》１９８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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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盛京。明年迁移之一半锡伯人等，亦照此迁移。①

康熙帝更改地点的理由是“归化城之米不足”。但是，据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初三日兵部致萨布素咨文记载，康熙帝巡视盛京、吉林乌拉时，发现“盛京、乌拉官兵，不知法度，不像围猎之兵。将军惧于诸协领、章京而不管束，协领、章京惧于兵丁而不管束，风气极坏”②。由此可以推测，盛京、吉林乌拉驻防官兵的衰颓局面才是改迁驻地的真正原因。不过，锡伯人在科尔沁蒙古及齐齐哈尔时，都存在不服管束的现象，单纯变换驻地，似乎并不会有所改善。那么，为何又要将其迁往盛京呢？实际上，锡伯人一直以锡伯牛录整体存在，牛录内无论佐领、披甲、附丁均是本族之人，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遇事相互包庇，因而不易管束。将其迁往盛京后，分散编入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各牛录，驻防于不同村屯，从而拆散了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使彼此之间联系减弱，易于约束管理。

第二次八旗兵力调整伴随着将军衙门的移驻。锡伯牛录迁走后，齐齐哈尔城剩余达呼尔１２牛录、披甲７５０名。尽管此时沙俄及准噶尔部威胁已经相继解除，但是齐齐哈尔城作为嫩江流域的重要防线，如此兵力与其重要程度并不匹配。因此，在清廷议定将锡伯人迁出齐齐哈尔时，萨布素奏请将将军衙门及墨尔根城大部分兵丁迁往齐齐哈尔城。萨布素奏称：

今齐齐哈尔城之一千二百锡伯兵将迁至归化城，在齐齐哈尔地方仍应驻扎整套兵丁，因此将墨尔根之满洲兵五百八十、汉军二百二十、索伦达呼尔兵四百五十迁至齐齐哈尔后，连同齐齐哈尔原有的达呼尔七百五十兵一起，成为二千兵丁。将配备红衣炮、鸟枪之船全部留在齐齐哈尔，同时将臣派至齐齐哈尔。另外，将余下的索伦达呼尔兵中三百名迁至黑龙江，并入原有的一千二百兵，成为一千五百兵；一百五十名迁至博尔多，并入原有的四百九十兵，成为六百四十兵。③

由此可知，墨尔根城驻兵总数为１７００名。萨布素建议将１２５０名兵丁迁往齐齐哈尔城、３００名兵丁迁往黑龙江城、１５０名兵丁迁往博尔多城。若按萨布素的建议，墨尔根将成为空城。清廷考虑到墨尔根的重要地位，将萨布素的建议驳回。康熙三十八年二月，萨布素再次建议将１０５０名兵丁迁往齐齐哈尔城，其中满洲兵５８０名、汉军２２０名、索伦达呼尔２５０名，余下６５０名索伦达呼尔兵留驻墨尔根城。三月，清廷批准施行④。关于５８０名满洲兵的来源，日本学者柳泽明认为其主体部分应是松花江下游至黑龙江干流的呼尔哈部人，即新满洲人，这批人最初在宁古塔编旗，黑龙江驻防八旗创建后迁至黑龙江城，后随将军衙门先后迁至墨尔根城、齐齐哈尔城⑤。此外，据《黑龙江外记》记载，２２０名汉军多出于山东，后随将军衙门迁至齐齐哈尔⑥。２５０名索伦达呼尔兵迁入墨尔根之前，居住在嫩江流域齐齐哈尔诸村及讷谟尔河流域洪果尔津诸村，作为布特哈打牲丁，从事贡貂等活动⑦。

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萨布素因“捏报兵丁数目、浮支仓谷”等罪被革职，黑龙江将军事务由

①《康熙三十八年正月三十日兵部为拟迁归化城之锡伯改迁盛京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１０１—１０２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９：３３—３７。

②《康熙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兵部为将锡伯人迁至盛京等地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史料》，第１２２—１２５页；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８：３３７—３５１。

③《康熙三十八年二月初二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９：３８—４３。

④《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等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９：７２—８０。

⑤（日）柳泽明著，吴忠良译：《驻防城齐齐哈尔的风貌———以康熙五十年代为中心》，《国学学刊》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⑥（清）西清撰，赵瑞标点：《黑龙江外记》卷３，姜维公、刘立强分册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第１０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⑦《康熙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六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等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６９９：７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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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古塔将军沙纳海署理①。康熙四十年九月十八日，沙纳海奏称，齐齐哈尔城驻８员协领、１员汉军参领、３４员佐领（满１４、汉４、达１６）、１６员防御（满１５、达１）、３６员骁骑校、新满洲兵５８０名、汉军２２０名、达呼尔兵１０００名，总计１８００名兵丁②。另据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时任黑龙江将军博定奏称，齐齐哈尔城驻将军博定、副都统武礼、３员三品总管、８员协领、３６员佐领（满１６、汉４、达１６）、９员防御、３５员骁骑校、新满洲兵５８０名、汉军２２０名、达呼尔兵１０００名，总计兵丁１８００名③。可见，康熙四十三年齐齐哈尔城官员结构比之康熙四十年发生了细微变化，体现在：官员种类、职权更加细化；满洲兵丁总数未变，佐领数目有所增加；防御数目减少，同时取消了达呼尔防御，全部变为满洲防御。齐齐哈尔城在经历官兵换防、萨布素革职后，驻防格局在短期内并不稳定，历经三年整顿，方才步入正轨。

四巴尔虎的编入

康熙四十五年，巴尔虎蒙古４牛录编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此为康熙朝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最后一次兵力调整。巴尔虎原属漠北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部，康熙三十三年八月初九日，车臣汗部恭额萨木频台吉将巴尔虎蒙古２４０余丁抽出，理藩院将其编为４牛录④，补入博尔多驻防。康熙四十年初，黑龙江将军沙纳海奏请将博尔多驻兵全部迁往墨尔根。沙纳海奏称：

墨尔根驻兵六百五十，博尔多驻兵四百九十，此兵皆是索伦、达呼尔、巴尔虎等，驻扎亦不齐整，若仅由一员城守尉、一员协领、四员防御管理，教习耕田、马步射，断然不能胜任。博尔多、墨尔根地方田地相同，且墨尔根地方木料丰富，靠近黑龙江，颇为紧要。因此，宜将博尔多官兵全部迁移，合编为一千一百四十兵，驻扎在墨尔根，耕田。⑤

此时，博尔多驻扎索伦达呼尔４牛录兵丁２５０名、巴尔虎４牛录兵丁２４０名，总计４９０名兵丁。是年二月末，博尔多驻兵整体迁往墨尔根。据康熙四十三年黑龙江将军博定呈报各城官兵情形的咨文记载，此时已无博尔多驻防八旗，在墨尔根城驻兵总数为１１４０名⑥。可见，康熙四十三年之前迁移工作已经完成。清廷取消博尔多驻防，将两处官兵合为一处，既可以增强墨尔根城军力，又便于集中管控两处新编官兵⑦。康熙四十五年，时任黑龙江将军博定以齐齐哈尔城兵员短缺、赋役沉重、亟需提升军力为由，奏请将墨尔根城巴尔虎４牛录兵丁２４０名补入齐齐哈尔驻防。八月十四日，得到允准⑧。据《黑龙江外记》记载，此４牛录巴尔虎应为陈巴尔虎⑨。另据档案记载，此４牛录巴尔虎披甲在墨尔根时曾配有附丁，每名披甲配一名附丁，旋即取消，编入当地布特哈打牲丁，因此迁至齐齐哈尔城时已无附丁O10。

①《清圣祖实录》卷２０３，康熙四十年二月己未；卷２０３，康熙四十年二月乙丑。

②《康熙四十年正月十八日署理黑龙江将军事务宁古塔将军沙纳海奏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７０１：３—１５。

③《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将军博定、副都统武礼咨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７０４：４７—６１。按：３员三品总管为马补代、阿图、白佘贤，分别负责管理达呼尔人、布特哈打牲丁、水手。８员满洲协领为玛齐、瑚布讷、布尔赳、哈岱、鄂色、马喇、颜达孙、弁塔哈。

④《清圣祖实录》卷１６４，康熙三十三年八月甲辰。

⑤《康熙四十年四月初六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７０１：６４—７２。

⑥《康熙四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黑龙江将军博定、副都统武礼咨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２—１７０４：４７—６１。

⑦金鑫：《康熙朝黑龙江博尔德城八旗驻防始末》，《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⑧《康熙四十五年九月初一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７０６：８４—８９。

⑨（清）西清撰，赵瑞标点：《黑龙江外记》卷３，姜维公、刘立强分册主编：《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第１０卷，第２００页。

O10《康熙四十年四月初六日兵部咨黑龙江将军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７０１：６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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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齐齐哈尔城驻扎官兵情况为：将军博定、副都统勒色礼、协领８员、佐领４０员、兵丁２０４０名。其中，新满洲牛录１６个，兵丁５８０名；汉军牛录４个，兵丁２２０名；达呼尔牛录１６个，兵丁１０００名；巴尔虎牛录４个，兵丁２４０名。据署理黑龙江将军事务副都统玛喀哩呈报各城情形的咨文可知，直至康熙五十五年，齐齐哈尔驻防主要官员结构、兵丁数目及成分等均未发生变化，说明在这十年间齐齐哈尔驻防八旗组织结构基本稳定①。

五结语

齐齐哈尔驻防八旗是在准噶尔部噶尔丹进犯，黑龙江地区军事防御体系薄弱的情况下逐步构建完成的。随着外部军事环境的变化，驻防八旗组织内部的机构设置、兵丁结构等方面先后历经多次调整。

机构设置方面，驻防军事长官由索伦总管、副都统升至将军，级别逐渐升高，表明齐齐哈尔驻防的军事地位逐步提高。其他属官的任用，由任用本族官员（部族首领）管理本族兵丁事务向任用满洲官员管理各族兵丁事务转变，逐步取消了当地部族首领出任当地驻防高级军事将领的资格，表明清廷对地方驻防八旗的控制方式发生了改变。战时状态下，任用本族人管理族内兵丁更易发挥军队战斗力，危机解除后，取消本族人管理族内兵丁的资格，有利于削弱本族官员与族内兵丁之间的隶属关系，既方便清廷控制，又利于旗人身份认同观念的形成。外部局势稳定后，齐齐哈尔驻防八旗中负责培养达呼尔、巴尔虎、汉军等人身份认同观念的大部分是新满洲官员，在黑龙江将军辖下满洲官员不足的情况下，与其他族群相比，清廷显然更加信任新满洲人。

兵丁结构方面，兵丁数目由驻防之初的１６牛录１０００名披甲增至康熙末期的４０牛录２０４０名披甲。兵丁成分由达呼尔人变为锡伯、达呼尔人，最终调整为满洲、汉军、达呼尔、巴尔虎人，成分逐渐复杂。值得注意的是，齐齐哈尔驻防八旗内先后存在三类达呼尔人。康熙三十年编旗的达呼尔人，源于嫩江流域齐齐哈尔村附近的布特哈打牲丁，初隶理藩院，编入驻防八旗后归黑龙江将军管理，隶兵部，具有单一旗籍，无附丁。康熙三十一年编旗的达呼尔人，源于科尔沁蒙古，被抽出后成为皇帝私产，隶于皇帝的上三旗，考虑满族传统，附于八旗行事，其中附于下五旗的达呼尔人具有双重旗籍，同时每名披甲配二名附丁。康熙三十八年移驻齐齐哈尔城的达呼尔人，最初源于嫩江流域齐齐哈尔诸村及讷谟尔河洪果尔津诸村，编旗前是布特哈打牲丁，外在属性与三十年编旗的达呼尔相同，但实际上这部分达呼尔人是穷困索伦与穷困达呼尔的混合体，只是在移驻齐齐哈尔城后，统一记作达呼尔人而已，二者的内核是不同的，并不能划归一类。

①《康熙五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署理黑龙江将军事务副都统玛喀哩咨兵部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档案号：１—１７１６：１７９—１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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