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代实行白银与铜钱并行的货币制度，灾疫的发生扰乱了灾疫地正常货币流通秩序，使银钱兑价短时发生巨大波动。兑价所呈“银贱钱贵”程度往往与灾疫烈度、范围成正相关。随灾疫烈度加深、范围扩大，灾疫地与提供救援省份的银钱兑价亦产生联动。在灾疫地，“银贱钱贵”与物价快速上涨相结合，对当地人民经济生活形成双重压力。救灾时以银为主的货币投放进一步加剧“银贱钱贵”，不仅于灾民无所实惠，同时也削弱经济救助效果。由是，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强有力的政府调度，科学合理的货币供给减灾措施当是灾疫救助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清代；银钱兑价；物价；灾疫救助
俗语云“时际凶荒，民多疫疠”。历史上的疫病往往与重大灾害一同出现，合称“灾疫”。在关系上，灾与疫呈现出一定的因果联系。因灾致疫的“灾”，可为天灾，亦可为人祸。水疫、旱疫即是典型的天灾型灾疫，兵疫属人祸型灾疫，饥疫则可两者兼属。不论具体为何，灾与疫往往联于一体，故救灾必须防疫，治疫必须赈灾。既往涉及清代灾疫的研究按所涉地域和疫种组合划分，可分为地域性专门灾疫研究、地域性综合灾疫研究、全国性专门灾疫研究、全国性综合灾疫研究。这些由医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学者共同开展的研究，在灾疫资料收集、整理，灾情统计、分析，灾况展现、归因，治灾举措、成效分析等论题上已有长足进展和成熟研究模式。但仅就“灾荒加疫病”论灾疫，仅从荒政和医疗“内史”角度出发研究灾疫，不免视野局限。从灾疫形成、扩展、结束的完整时间链条看，灾疫史的研究也应超越单纯荒政史、医学史范畴，扩展到广泛的社会史论域中去，甚至可与政治史、经济史相关议题产生交集。本文拟以货币史视角切入，研究随着灾疫发展，当地的货币流通秩序有何变化，其对当地物价和民众经济生活造成何种影响，以及该特殊状态下的货币流通与后续社会救助作何纠缠。探究灾疫发生及救灾治疫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分析相应货币减灾措施利弊，亦可对当今灾疫的经济救助提供历史借鉴。
一、清代的货币价格与物价
清代货币，主要有银、钱、票三类，传统又以称量生银、官铸小平钱为重。称量银与官铸钱间并无现代货币金融学意义上的主辅币关系，故两者间的兑换率并不稳定，且有“银钱兑价”这一专门词汇描述两者间的兑换关系。
所谓“钱价”，顾名思义便是钱的价格。以银作基准货币，将钱视为普通商品，此“钱价”便是钱的银计价格，如“小钱每千原卖银六、七钱，今要一两一钱”。由于一文钱的银计价格非常低，故时人常用一串也即一千文（不考虑短折、扣底）钱计价，计价单位为两/串（千文），表达如“每钱一串易银一两三分五厘五毫”。如此也可理解，倘以钱作基准货币，去易物，则该“物价”便是物的钱计价格。这在当时被称为“价钱”，如［康照］十七、八年，田禾丰收，糜谷每斗价钱三十三文”。
同理，“银价”便是银的价格。视银作物，以钱衡量，便有钱计银价，如“［道光］十五年后，每银一两值铜钱一千六百文”。钱计银价的常用计价单位为文/两。若将银视为标准货币，去易物，则该“物价”便是物的银计价格，如“栗米每仓石价银一两七钱五分至二两七钱”。
清人常用“准”“当”“兑”“扣”等字形容银钱兑换关系。“兑价”在当时多被直写为“钱价”银价”。由此，钱价、银价皆可视为是银钱间兑价的省称。由钱、银价相关概念出发，钱计物价、银计物价与银钱兑价的关系可表示为：银钱兑价=钱计物价/银计物价。“银贱钱贵”体现于物价，即银计物价涨幅高于钱计物价涨幅，表现在银钱兑价上是兑价数值减小。
时人在钱、银价称法的实际使用上常不作细致区分，甚至通用“每银一两”易钱多少这种银价的表达方式。如“河西一带，每银一两前岁易钱五百七八十文至六百二三十文者，去岁及本年正、二月已易钱七百二三十文至七百八九十文不等。今则每银一两易钱八百四五十文至八百八九十文不等矣……就目下钱价而论，较之往昔尤觉平减”。以银价表示方法论钱价情况的出现，与当时以白银为核心的货币系统的总体发展趋势密不可分。也正是在货币白银化趋势下，白银越来越为政府及民间机构在灾疫救助中所依赖。但另一方面，民众日常生活所用多为小额铜币。故在灾疫发生时，救助以银，日用以钱，便会产生银钱货币使用上的二元矛盾。该矛盾与银钱兑价、物价波动纠缠于一体，贯穿灾疫过程始终。
二、灾疫中的钱价与物价
（一）乾隆乙亥如皋饥疫
乾隆二十年（1755），江苏如皋自入夏后便接连大雨，“每月见日不过四五次”，直至入秋，仍昼夜有雨，致“田禾皆腐”。田亩绝收加上秋冬天气渐寒，灾民于饥寒交迫中饿死冻毙甚多。由于死者渐多，拖埋不及，至次年二月后，“每天晴日暖，臭秒薰蒸，殆不可闻，触其气者必病”。时“村庄病疫，多以渐而至。一家病，则合村皆病，次及他村”。一场由雨致荒，由荒致饥，饥死成疫的灾疫便如此展开，直至次年八月才逐渐平息。
在灾疫发生的一年多时间内，如皋当地钱价、日用品物价不断上涨，银价持续下跌。乾隆二十一年元宵后，该地白米一石价钱三千八九百文，极糙米亦价钱三千二百文，甚至在丁堰镇，米一石贵至价银十三两。如不管米的具体品种，通过米一石价钱、价银数，以三千八百五十文合银十三两计算，则极端情况下的钱价达到银一两只能买钱296文。在钱价大涨情况下，存有钱文者既可富有，同时也面临更多风险。譬如当时有在丁家所看守车蓬者，某日下午携带千钱归家，当夜即遭入室劫杀。又如积存钱文的铺户，在当时亦多被盗，史载“正月念八夜，贼自东门城上系于月城内，从屋而下，于钱铺前后挖洞。不得入，遂将城锁扭脱，开城门而去。二月初九夜，贼于西门城限下掘地窑钻入，洞开城门，偷一米铺。失去白米十石，钱十余千”。由此可见，当时能救人性命者，除却米粮便是钱文。由于钱贵，且方便日用，故其时日用物件买卖多以钱计，如卖炊饼，“饼重五钱，如酒杯大，价二文”，又如“荞面三十文一升，切面二十四文一斤，油豆饼一百二十文一片……麸皮十二文一升，米皮十六文一升，水磨粯子二十四文一升，榆树皮饼二文一枚”。在灾疫中，更有人借此获利，获厚利者“米铺也，饼肆也，医生也，医生之舆夫也，药店也，师巫也，馆店也，木工也，脚夫也，木行也，布肆也，僧道也”。他们获利的方式，一方面是高抬救灾物资价格，一方面便是利用“银贱钱贵”特殊局面而以钱作为物的计价和交易标准。如“凡病者多系热症，药店内黄栢、知母、大黄、石膏等药，价增十倍。市肆中，蒲荞一枚值五文，雪梨一枚百文，藕一枝七八十文”。对于商人而言，在“银贱钱贵”时，收入不断升值的制钱要远好过收入不断好值的白银。
由上可知，灾疫发生后，当地钱价往往会上涨，物价亦要上涨，且物的计价、支付标准普遍倾向以钱。彼时持有白银者，需承受银价下跌和日用物价普遍上涨双重损失。而持有制钱者，在钱文升值幅度不及物价涨幅时，亦需承受部分损失。
（二）道光辛丑开封水疫
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十六日，黄河决口，水淹开封，时“城外黄水弥望无际，四顾不见村落”。至决口被堵，前后长达八月余，此间，开封断断续续处于围城状态，水灾、饥荒、疫病交织存在。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银贵钱贱”时期，同年它地银钱兑价数值约1600余。然在灾疫发生后，开封城反而“银价骤减，每两易钱一千文，复减至八九百文，较平时几减至大半”。至六月二十一日，才过数日，即有铺户“乘危急之际，于市场一切高抬价值，倍于平时”。后又有钱铺“将银价骤至大跌，向银一两换钱一千六七百文，一被水而跌至一千一二百文，三五日间，愈降愈下，甚至每两只肯换钱六七百文”。在国内普遍“银贵钱贱”时，灾疫后的开封城却出现“银贱钱贵”，且较之平时，钱价遗然翻倍。除钱价上涨外，当地物价也在上涨。时“粮价腾贵，米面俱价增一倍，蔬菜全无，城内几于罢市”。恐慌之下的灾民开始哄抢生活物资，“西门内协聚米店被民抢掠一空，双盛酒店酒瓮皆被推倒，土街森茂杂货店及北门大街、曹门内火神庙街铺店，亦多被抢夺”。此乱象进一步推高了灾民对物资短缺的预期，而该预期亦反以推高实际物价。
结合钱价上涨，物价上涨，人们发现，“是银贱钱贵，较平时相去倍而又倍，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假如口食所急者米面，平时每百斤需钱二千数百文，约需银一两五六钱，今银贱粮贵，每百斤约需银八九两”。此中，“倍而又倍”指的是原先钱价1613文/两，而今涨至294文/两，涨幅达448%。“以极难得之钱，买倍贵之物”是针对以银合钱，以钱买物而言的。灾疫导致物资短缺，物资短缺推高实际物价，银贱钱贵使得银计物价更为高涨。也正是在钱贵情形下，官绅采买救灾物资，不论数额大小，皆尽量以钱支付。如六月二十七日，官府采买“杉木五十余根、蒲包二百五十个、土袋八十七条、麻绳六十斤”即用去钱八十七千余。至七月初六日，城工物料、土工器用、薪资伙食实用钱二千二百九十七千一百六十八文。如此数额，概以钱计钱支，此做法一方面是要避免因白银不断贬值而支付更多白银，一方面也是想借此向市场投放制钱以平抑钱价、稳定民心。
（三）光绪丁戊华北旱疫
该场灾疫自光绪二年（1876）年中开始，持续至光绪五年（1879）上半年。由于是大范围饥荒引起，又以在光绪丁丑（1877）、戊寅年（1878）表现尤烈，故后人常称此为“丁戊奇荒”。因灾情直涉晋、豫、陕、直、鲁五省，死者尤多，故伴随饥荒而来的还有瘟疫。为便于分析，现专以灾情最为严重的山西为例说明情况。
关于“丁戊奇荒”的研究众多，故笔者无需另多找寻资料即可说明当时晋省钱粮价格变动情况。“丁戊奇荒”前后山西地区的银钱兑价数值可见下表（表1）：
通过对比即可发现，灾疫期间，山西地区的钱价较灾疫前后要大为升高（表现在银钱兑价数值上为数值变小），且晋南钱贵甚于晋北。
我们再看以大同府作晋北代表、以蒲州直隶州作晋南代表的银计粮价数据（图1），可以发现，在“丁戊奇荒”期间，山西地区的粮价普遍上涨，且晋南涨幅远超晋北。综合银钱兑价数据，更可发现，粮价上涨趋势与钱价上涨情势颇为一致。又因发生在山西的灾疫尤以晋南为重，这就说明灾疫越严重的地方，其钱价和粮价涨幅就越大。如将粮价细分为银计粮价与钱计粮价，则银贱钱贵时，银计粮价涨幅也要高于钱计粮价涨幅。
由于灾疫发生的数省钱价皆贵，而周边地区钱价稍低，筹赈钱文多从外地运入，所以当时全国钱价变为围绕灾疫核心地是由中心向边缘的高-低辐射状态分布。如对比华北、江南地区及上海的钱价序列便更为明显。
参看图2更可发现，南、北方钱价在“丁戊奇荒”期间均有上涨，但北方涨幅大于南方，日波动趋同。这就说明大范围灾疫的发生影响的不仅是灾疫地，其对全国都会产生经济上的辐射作用。
三、 钱价波动规律与波动应对
（一）钱价波动规律及解释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发现，但凡出现灾疫，灾疫地的钱价、物价（特别是粮价）就会上涨。灾疫越严重，“银贱钱贵”越明显；灾疫范围越大，“银贱钱贵”范围也越大，其甚至可以影响灾区以外省份。
对此，该如何理解？首先，先看物价上涨。灾疫发生时，日常生产秩序被打乱，生产中断会导致粮食等物资供不应求。短时内对医疗资源的旺盛需求亦会导致医药用品价格上涨。无论以银、以钱衡量，日用品价格均会上涨，区别仅在涨幅不同。其次，上文提及，以钱作物，将银当作标准货币，即可借“物价”概念理解钱价。而在清人眼中，钱就是一种特殊的“物”。如此自能理解，钱价上涨，“银贱钱贵”，往往意味当地制钱存在短缺且白银有所贬值。故问题遂而转为，为何灾疫发生地的制钱会短缺，为何白银在贬值？
第一，从货币自身属性看。票，在灾疫中很少使用。票的发行需有信用支撑，需在正常商业流转中能兑现。灾疫发生时，正常生产、生活及商业秩序遭破坏，正常货币流通秩序被打乱。故在动乱中，票的信用被极大削弱，其在灾区使用非常受限，时有“若以票给饥民，更不能救急”一说。银，其既有货币流通功能，又有贵金属贮藏功能。在灾疫发生时，人们对“饥不可食”的白银的贮藏需求降低，银饰、银器也多被转当货币购买物资使用。对白银贮藏需求减少及银货币供给增加是导致“银贱”的主因，银越贱，钱相对于银越贵。此外，与铜钱对比。白银本身价值较高，在使用时形制不一、平色无定，于日用构成诸多不便。故在灾疫中，其对灾民的吸引力远不如制钱。如此，则在灾疫中，各货币自身属性的对比即可导致钱价上涨。
第二，从货币流通情形看。灾疫发生后，钱价上涨，银价下跌，此时持有银钱双货币者更无理由将升值的制钱优先花出，其反会将白银尽早兑钱保存，这就又增加了白银货币供给。对商户而言，其通过卖物得到银或钱，但白银在不断贬值。为避免损失，在无法随时调整银计物价时，其也将想方设法只收制钱。不独于此，在该过程中，由于钱越来越被重视，所以物品的计价标准也多转成以钱为中心。对钱铺来说，其本就要通过银钱兑价的高低波动赚取差价。在钱价上涨时，其更会囤积居奇，哄抬钱价，借机牟利。对开展货币救济的主体来说，携带银两赈济要比运钱、运粮更方便。然灾民在领取赈济银两后，又需将银兑为钱才方便使用，故外部白银输入也加剧了灾疫地“银贱钱贵”。所以，以上流通中对制钱需求的增加与制钱供给相对短缺互为因果，在灾疫结束前，该因果循环会推动钱价持续上涨。
总之，在灾疫发生时，“银贱钱贵”几为一定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白银货币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方面是对制钱的需求增加。此具体又受诸货币自身属性、持有货币的消费者、货物销售者、钱商、外来赈济力量等多种因素影响。
在灾疫状态下，我们还可发现，银、钱、粮之间形成了竞争关系——谁更贵谁就更保值，也更具吸引力。因此，救济方在具备条件时，通常会优先投放更贵者进行救济，此即“如系一隅之偏灾，四围皆熟。米充价贱者，则给赈银留米，以备急需；如系大势皆荒，米少价贵之处，则多给赈米，少给赈银……一厂之中，须分断月分，若此月应放本色，则全放米粮，若放折色，则全放银封，且不可一厂之中，同时兼放，致滋争竞”。于米贱时放银，于银贱时放米，而如果银贱于钱，钱又贱于米，则当优先放米放钱。照此逆推，是时当为米价上涨最快，钱价居其次，而银价可能下跌，这不正是灾疫发生时钱粮价格的普遍现象吗？
（二）应对措施
清时灾疫救助，除减灾治疫外，尚需解决钱价、物价高昂问题。就钱价波动而言，影响波动的因素除灾疫本身外，尚有金融环境、货币制度、人口数量、地区差别、时节差异等各外因和铜价、钱重、制钱铜含量等各内因，此诸多因素又与货币供需合于一体起作用。想要完全控制这些变量绝无可能，所以解决灾时钱贵便只剩增加制钱供给这一直接办法。那么，在灾疫救助中有哪些增加制钱供给的措施，又该如何评价？
第一，“钱赈”。韩祥在研究清代“钱赈”传统时曾指出，“钱赈”款项来源有三：一为政府府库、局所收存钱文，是为官款；一为各金融机构及士绅捐助，是为社会款项：一为赈银、赈济物资折兑，是为折兑钱款。在实际发放中，尤以折兑款项居多。由此，便引申出一个问题——将银折兑为钱再行发放的举措，在“银贱钱贵”的环境中效果如何？相较放粮，“米则升斗大小、分给广散，易于损耗，钱则十百千万皆有定数，百姓不得喧竞，约正副不得侵渔，故曰可以不费”，放钱要更为便利。相较放银，“易钱散给，既便民用，亦可杜侵扣之弊”，放钱也具优势。但是，放钱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折兑运送。在“不被灾之邻近地方及钱价较平处”易换，固可多兑钱文。但“千两之钱则须运以百夫，其费不贵”，扣除运费后，灾民实得钱文多有减少。在灾疫区内兑钱，一方面会使兑得数目减少，一方面还会推高灾区钱价。因故，“钱赈”举措虽好，但操作难度不小。“钱赈”举措多会因制钱本身价低质重、不便搬运而受限。
第二，“禁囤”。由于钱贵，灾疫地钱商多会囤积钱文，压低银价、高抬钱价，在左右兑价中牟利。官府对此往往发布禁令，禁囤钱文，禁把持行市，甚至会设立专门机构进行稽查。在道光二十一年开封水疫中，为防止钱铺囤积钱文，当地政府就曾设立钱局以管理各钱铺银钱收换。又如在道光二十八年仪征水害中，当地官员认为“凡遇灾年，奸牙铺户知有赈济，每将钱价抬高，于中牟利”。为此，地方官要求牙铺按旬据实开报钱价，且“随时密令亲信人暗赴钱铺易换，所易之价较多，即提牙铺责惩”。灾疫发生时，由价格引导供需作动态调整的正常市场机制遭破坏，彼时钱价上涨，往往伴随投机及炒作。为此，政府必须对囤积钱文、左右钱价行为进行干预。但干预落实程度如何，则考验的是政府的行政效率与社会治理能力。
第三，“工赈”。清代在诸如“河工”“城工”等工程建设中，给付民工的工资多以钱文形式发放，如“银按市价得制钱一千四十七串五十七文。买梭米四百二十石，用钱八百四十串；买饽饽三万个，用钱九十串；米石运脚钱十六串八百文；水手工饭钱四十二串四百七十五文”。此即“工赈并举，需用现钱轮转”。光绪十八年，云南昭通灾后即用此法，“以万金雇夫开挖……如遇天时顺利，每日每人能挑一个土，每土工钱八十文，曰计六千人，每月该钱一万四千四百串”。如此，在灾疫救助中，通过“工赈”办法，一方面能加快生产、生活恢复，一方面也能以发放工资形式增加市场制钱供给，可谓“一举两得”。
总之，为应对灾疫发生时钱价快速上涨，时人举措多以围绕增加制钱供给展开。其中，“本地库存余钱赈”“禁囤”“工赈”等办法皆以灾疫地既有存量制钱为基础，并不能额外生产钱文。在嘉庆六年辛酉京师工赈中，即出现过“所换钱文，今又将次用完”的情形。因新钱铸造需时且受制于币材供给，从外地调拨制钱会产生大量运费，携银折赈易进一步推高灾疫地钱价。如此，则在增加制钱供给的具体行动中出现两难，该两难直接削弱了货币救助效果。而要破解该困局，则又需从赈济钱文以外的货币制度和金融环境改变中找寻办法。
结语
可以发现，在清代，灾疫发生时，灾疫发生地往往钱价上涨、银价下跌。不论外部环境是总体上的“银贱钱贵”还是“银贵钱贱”，灾疫地内部都会出现“银贱钱贵”，且钱贵情况与灾疫烈度成正相关。随灾疫烈度加深、范围扩大，“银贱钱贵”现象还会影响周边，甚至带动全国钱价上涨。究其原因，乃是在灾疫发生时，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被打乱。白银贬值导致银计铜价上涨，直接使制钱升值。灾民对小额日用制钱需求加增，使灾疫地制钱短缺。当地钱文短缺的状况又道使救助力量从外地筹集钱文，由是，钱贵状况向周边蔓延。灾疫区内“银贱钱贵”对当地人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于商品交易而言，制钱升值，白银贬值，不论大小交易，商品计价标准都有向制钱转换的趋势；于生活日用而言，“银贱钱贵”与“粮价腾贵”结合，使持银者或不得不先将银兑为更贵的钱，再以钱买更贵的粮，或直以更多的银买更贵的粮；于官府及社会救济力量而言，从外地运钱放账，损耗颇多，且会带动它地钱价上涨，在灾疫区内携银兑钱散放，则多因兑数过少而不敷原额，且加剧当地钱贵情状。如此便面临货币救助的两难处境。为应对“银贱钱贵”，时人采取了诸如“钱赈”“禁囤”“工赈”等措施，都寄希望于增加制钱供给以缓和钱贵。但由于本地既有存钱有限，制钱加铸需时，受制于币材可供给量无法多铸，从外部调运又损耗颇多，故诸多措施仅在一定程度上对遏制钱贵起作用。
基于以上，可以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国家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货币金融环境。清代货币制度，本身就有缺陷。银两和制钱不是主辅币关系，银两称重，制钱计数，实兑比率并不稳定。白银并非铸币，不由国家管控，自不能借此调节供需。作为金属铸币的制钱，虽由政府管控，但受制于铜、锌等币材供给，无法随时加铸，而一旦铸行过量，又不易收回销毁。如此货币制度，使得货币供给不仅不能自控，反深受国际银铜币材价格波动及国内钱商操纵影响，从根本上导致“银钱兑价”始终波动。清廷在正常状态下尚不足以调控好银钱兑价，又怎能寄希望其在灾疫动乱中遏制钱价上涨？由是，合理的货币制度，稳固的金融体系，是灾疫救助的重要保障。第二，政府必须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能强有力地调动起社会资源。灾疫发生时，正常的货市和商品流通秩序被打乱，囤积居奇、高拾物价现象时有发生。在清代，钱商一直是左右银钱货币价格的重要力量。在钱贵时钱商的逐利行为会进一步抬高钱价，这就要求政府能适时、有效介入，予以规制。如治理得当、调控合理，则在维护钱商正当利益的同时也可避免钱价暴涨。第三，灾疫救助中的货币供给措施必须合理。在灾疫地，为遏制钱贵，增加制钱供给从原理上看非常得当，但在实际操作中，会面临两难处境。这就要求政府在优化货币供给办法上下足功夫。对当时的清政府来说，在短期内，可斟酌衡量从它地运钱助赈与携银至本地兑钱散赈两种做法各自利弊；而在长远上，则当反思既有货币金融制度的合理性、有效性。
原载于《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