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元善，浙江上虞人，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卒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作为晚清时期工商业界的一个重要人物，经元善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得到学界注意，其后更涌现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学界对经元善的定性可以归纳为两种取向。第一种取向侧重经元善身上趋“新”的一面，强调他是从旧式商人转化为近代绅商的代表，①但往往忽略了其何以能够实现这种转化的问题。第二种取向则更为注重经元善身上对“旧”的传承，认为其活动中贯穿了中国本土商人的经世传统，②却无力解释经元善如何能够将此种传统与外来的新生产力加以融合。因此，无论是喜“新”还是念“旧”，都不足以揭示经元善所蕴含的复杂性。而要把握这种复杂性，亦远非仅仅依靠那种“在商言商”的单一线索所能做到。

一

经元善是以旧式商人上层人物的面目跃上历史舞台的，不过，在关于他何以能够有此出身的问题上，以往学界多拘泥于从商业范围内来解释，而很少注意到其父经纬为之打下的其他社会基础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①持此取向的代表性学者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第367页）、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见其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4—118页。该书首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

②持此取向的主要代表为刘广京［《商人与经世》，（台北）《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6期］和王尔敏（《经元善之身世与思想及其上书保皇招祸经过》，见其著：《近代经世小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1—367页）。

经氏家族的商贾背景始于经纬，经纬亦堪称其家族中第一位获得较高社会地位的商人。经氏一族自定居上虞后，数世皆以耕读为业，至经纬出生后，家境益贫，甚至宗祠基地一度都被族人出卖。嘉庆二十三年（1818），经纬年仅十五岁即“贸迁上海”，因“性勤慎，言笑不苟，戚党交器之，举司会计日赢”，故而“业愈廓”。①其经营最为成功的产业有二，其一为仁元钱庄，其二为经正记沙船行。仁元钱庄是当时上海北市的汇划庄即大钱庄之一，②曾于咸丰六年（1856）发行过清代上海最早的银币。③经正记沙船行也颇具规模，为咸丰年间“船商之最著者”之一。④经纬之商业经营最盛时，“积财至四五十万”之多，但因沙船业衰落和其他多方面因素，当经纬去世之时，其留下的财产数目，“不过二十之一矣”。⑤也就是说，经元善从父亲那里继承的有形资产是十分有限的。

当然，经纬留下的遗产并不仅限于有形资产。这是因为，经纬在作为一名成功商人的同时，还从事了其他许多社会活动，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无形资产。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笔无形资产，便是经纬在上海长期积极参与的慈善活动。道光二十七年（1847），经纬被推举主持辅元堂，“时经费绌，悉心筹画，出己赀以广劝募”。次年兼办同仁堂事，于开办施医、义学及恤嫠、义冢诸善举外，“并禀办阖邑四乡掩埋”。未几又任育婴堂事，“集赀扩充，收婴至数百口”，且“早暮驻堂，察饥寒饱暖，甚至著有《恤婴刍言》一卷”。⑥咸丰三年（1853），上海小刀会起事，经纬因育婴堂内数百婴孩、乳母“急切无可迁避”，竟以“全家作孤注”，誓与共存亡。⑦同治二年（1863），经纬鉴于同仁、辅元、育婴三堂“无恒产，经久为难”，乃首倡募捐，

①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光绪丁酉（1897年）刻本。

②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页。

③[日]松浦章：《清代上海沙船航运业史研究》，董科、王亦铮、杨蕾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0、225页。

④沈宝禾：《忍默恕退之斋日记》，见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清代日记汇抄》，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240页。

⑤经元善：《五誓斋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光绪癸卯（1903年）增订再版本。

⑥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⑦史致晖：《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于华亭、金山两县购田五千余亩，作为永久堂产。①由于经纬在慈善方面积累的名声，就连当时江南专以行善而著名的善士余治都主动来信表示了结交之意。②经纬所积攒的另一笔重要无形资产，则是其与官府之间的密切关系。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苏松太道宫慕久委托经纬办理善后捐事务，经纬亦“慨助千金为创，款遂集，叙功得太常寺典簿衔”，由此成为一个亦商亦绅的人物。咸丰五年（1855）初，清军收复上海县城后，经纬又受江苏巡抚

吉尔杭阿“委办善后事宜”。③是年冬，苏松太道蓝慰雯等在上海倡建救生栖流局，复以经纬董理其事。④次年，因海盗劫掠商船，经纬又受命“总董缉捕局”，并作为主要经手人从西商手里购买了“天平号”巡缉船。⑤同治元年（1862），经纬曾“募粮数千斛”解送左宗棠在浙江严州、衢州一带的大营。李鸿章克复苏州后，曾有意委派经纬办理“善后局事”，以他故禀辞。左宗棠收复浙江后，以关系江浙两省水利的海宁塘工久废，于同治三年（1864）间札委经纬办理。此次工程任重费巨，经纬多方筹捐，亲临办理，次年初竣工。然经纬亦因此役而积劳成疾，不久之后即告病故，浙江巡抚马新贻为之“奏请赐恤，赠知府”。⑥可以肯定，经纬这种急公好义的精神，对于经元善的成长产生了极大影响。

二

经元善除在少年时代因战乱而一度颠沛流离外，自17岁开始跟随父亲正式学习经商以后，其生活是相当安稳的。而在经纬去世后的10余年中，经元善的生活之路可谓既平坦又平淡。称其平坦，是因其作为家中长

①应宝时：《应敏斋廉访仓房征信录序》，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②《事贤友仁录》，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③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④蓝慰雯：《蓝子青京卿救生栖流局记》，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⑤史致晖：《史吉人广文补遗轶事》，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2。

⑥朱兰：《朱久香阁学撰家传》，见经元善编：《趋庭记述》卷1。

子，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多方面遗产，除仁元钱庄外，也承袭了知府的官衔，以及同仁辅元堂的董事之职，从而顺利跻身上海绅商界的上层之列。说其平淡，则在于他在这一时期始终是一名中规中矩的普通商人和地方善士。直到年满32岁，他才尝试过一次自独立经商以来的最大手笔，即聚资5万两前往扬州，试图购买当时获利丰厚的盐票，最终却是一番徒劳。①因此，直到年近不惑之际，他身上亦未显露出能够做出超过其父业绩的迹象。

经元善的生活道路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是光绪二年（1876）华北地区大旱灾即“丁戊奇荒”的爆发。这是清代历史上最酷烈的一次灾荒，旱情延续近4年之久，席卷了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广大地区，死亡人数在千万以上。面对如此奇荒，清政府因其财政能力的不足和传统官赈机制的限制，以致“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②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助赈活动纷纷兴起，其中表现最活跃的便是江南地区的绅商社会。在无锡绅商李金镛于光绪二年（1876）底率先聚资前往苏北灾区开展救灾活动后，苏州绅士谢家福、扬州绅士严作霖和上海果育堂董事瞿世仁等人又与李金镛联合，继续举办了赈济山东灾民的行动，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江南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很快具有重大影响的新型民间赈灾机制——近代义赈活动。③

光绪三年（1877）底是义赈活动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更是经元善生命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是时，刚刚结束山东赈务的苏州义赈同人率先发起了助赈河南的行动，并联合上海同人在报刊上展开了广泛的募捐宣传。经元善正是在这个时候通过报刊开始注意到这场灾荒，遂主动协助果育堂开办助赈活动。④借助于自己长期从事慈善事业的背景，他很快适应了义

①经元善：《富贵在天说》，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②夏明方：《清季“丁戊奇荒”的赈济及善后问题初探》，《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③有关近代义赈活动兴起的详情论述，可参见朱浒：《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晚清义赈与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章。

④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赈活动的要求，从而在步入义赈行列不久便迅速成为一个重要人物。

从光绪四年（1878）初到六年（1880）这段时间，是经元善办理义赈的名声急剧上升的时期。四年（1878）春，瞿世仁病故，经元善则因此前活动中的突出表现，被上海同人一致推举主持收解赈款事务。四月（5月）间，上海同人又聚议添办秦赈（按：实为赈济河南接壤陕西地区的饥民），“公举元善总司后路赈务”，经元善以“喻义喻利，二者不可兼得”，乃毅然将仁元钱庄暂时停业，“专设公所，壹志筹赈”。①这是上海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协赈公所，更是一个非凡举动，经元善亦因此成为上海义赈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继豫赈之后，他又和郑官应等人一起先后主持了上海助赈山西、直隶的活动。到“丁戊奇荒”末期，他已成为整个义赈活动中可与谢家福、严作霖比肩的人物。

从光绪九年（1883）起，随着义赈活动的中心从苏州转移到上海，经元善作为整个义赈活动的领袖人物之一的地位亦稳固下来。从此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经元善积极了多次大型义赈活动，在先后设立的许多重要赈所中都担任了重要角色，其参与的助赈活动区域覆盖了从东北到广东的广大地区，募捐地域范围则遍及国内大部分地区以及欧美、日本和南洋等地。其前后历办各省赈捐，“募款达数百万，传旨嘉奖者十有一次。”②就此而言，在义赈活动从兴起到发展为一项极具影响的社会事业的过程中，经元善起到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正是有赖于义赈作为“第一桶金”的作用，他才得以在超越传统地方善士和普通旧式商人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三

事实上，义赈对于经元善发挥“第一桶金”的作用，还在“丁戊奇荒”后

①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②民国《上海县续志》卷21《游寓》，页十五。

期就已开始展现。简言之，正是通过义赈活动提供的机会和渠道，经元善才得以跻身于另外一项具有超越意义的新事业，即洋务企业。

众所周知，以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为标志，洋务运动从19世纪70年代初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然而到70年代末，由于人员和资金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困境，民用洋务企业的建设陷入了一个瓶颈期，尤其是李鸿章主导下的许多计划项目都进展甚微。①通过义赈活动而名声大噪的李金镛、谢家福、郑官应和经元善等人，既以实心实力的精神赢得了广泛的社会信任，也显示出了非凡的社会融资能力，这无疑为洋务企业建设提供了非常急需的资源。此外，也恰恰是通过赈务，他们又很快得到了加入洋务企业的机会。

光绪五年（1879）夏，在上海广肇公所举行的一次义赈筹赈聚会上，经元善遇到了当时已经成为李鸿章手下洋务干将的盛宣怀。这是经元善初次结识盛宣怀，后来证明也是他得以进入洋务企业的最初机缘。次年春，经元善受义赈同人委托，亲自携款前往直隶办理散赈事务，再次与当时总办直隶筹赈局事宜的盛宣怀多有结交，并得到了晋见李鸿章的机会。②此时，业已筹办数年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正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在郑官应、李金镛等人的举荐下，到此次赈务告竣之际，李鸿章决定委派经元善进入织布局。经元善经过慎重考虑，接受了这项任命，从而在自己的不惑之年转变为一位新兴工商业的经理人。③

不过，经元善的纺织业生涯可谓是高调开局、黯然收场。先是，他返沪后即被机器织布局同人公举主办向社会招商事宜，随即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公开集股办法，即“以筹赈平实宗旨，变而通之，凡所招股本，户名银数，及收款存放何庄，每月清单，登报广告”。这套办法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因为该局“初拟章程招四十万，后竟多至五十万，尚有退还不

①朱浒：《从赈务到洋务——江南绅商在洋务企业中的崛起》，《清史研究》2009年第1期。

②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③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收”。①正如张国辉先生所说，这是近代企业在资本筹措方面实现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②也正是以这次集股活动为发端，上海地区第一次形成了投资近代企业的热潮。可是该局官方代表戴恒和龚照屿以“此系商务，非办赈，收款何必登报”为由，对这套办法以及经元善本人都表示不满和妒忌。在郑官应苦心调停无果后，经元善出于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态度，于光绪七年（1881）春借故退出了机器织布局。其后他又有两次涉足纺织业的机会，但仍然基于其中“官气太浓”的氛围而浅尝辄止。③

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在经元善被迫退出机器织布局时，恰逢盛宣怀主办的电报局刚刚上马，从而使经元善终于得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④确实，参与电报局的经营是经元善洋务生涯中最成功的一笔。直到被迫逃亡的光绪二十五年底（1900），他始终担任上海电报局总办之职，而且在他的多方努力下，该局亦始终是中国电报局中效益最好的一个分局。⑤可以说，正是依靠在电报局中的地位和业绩，经元善才得以成为名声卓著的洋务企业经理人和新兴商人群体的重要代表之一。

四

甲午前后，虽然经元善的洋务生涯还在继续，与盛宣怀、张之洞等洋务要员的关系依然密切，其社会意识和社会角色却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次转变的第一个契机，是他开始尝试着在义赈活动之外开辟新的社会公益事业。自光绪九年（1883）之后，义赈活动已处于“风气大开”的局面，成为上海绅商界一项具有重大公共影响的社会事业，许多绅商都积极投身其中。特别是施善昌、李朝觐、陈竹坪等人，对于义赈活动的专注程度，在某种程度上都超过了经元善。在这种情况下，经元善“因思宇内

①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②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第368—369页。

③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④经元善：《致郑、杨、董三君论办女公学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⑤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

愿力，只有此数，沪上滨海一隅，似不必务名而多树帜，人取我弃，渐渐退舍”。①的确，大约从他作为主持人之一的最后一家赈所即文报局赈所于光绪十七年（1891）宣告撤止后，②经元善即渐渐退居义赈活动的二线。而他尝试新事业的重要标志，则是光绪十九年（1893）在上海县城南高昌庙附近创办经正书院，“延请名师，招致俊秀，分授中西各学”，这也成为他后来大力兴办新式学堂的预演。③

这次转变的另一个契机，则源自于他在甲午战争期间的际遇。光绪二十年（1894）冬，因清军节节失利，盛宣怀委托钟天纬拟定了一个“募义兵义饷”的计划，“请沪上协赈同人相助为理”。经元善接到这个消息后，基于“为国家振士气”的意愿，随即“跃然而兴，不避出位之嫌，驰书各处义赈旧侣”。尽管由于“和之者寡”，以致这一活动不了了之，但因其中“默寓加重民权之意”，从而促使经元善在甲午战争结束之际便形成了“或从此仿泰西立议院，君民之气脉贯通”的认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次筹商义兵义饷的过程中，他通过友人介绍而接触到康有为的一些著作后，不仅明确表达了钦佩之意，而且衷心欢迎康有为拟派梁启超担任经正书院教习之举了。④

基于上述两个契机，再加上对洋务运动内部弊端的深刻了解，以及甲午战败的刺激，经元善在战后积极参与维新改良活动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他在加入上海强学会不久便旋即告退，从而与康有为主导的维新运动拉开了距离。根据经元善自己的说法，这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认为康有为的个人品行存在不足。在给康有为的信中，经元善直言不讳地指出，由于“吾公尚少阅历”“又不免偏重好名”，方致“清浊两途，皆有大不满意于吾公之处”，故劝其“亟须内省自讼，不必尤人”。⑤

①经元善：《沪上协赈公所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②《上海文报局停收赈捐改归各公所收解启》，《申报》39，1983年，上海书店，影印本，，第页，光绪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1891年9月1日）。

③经元善：《上海重开经正书院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3。

④经元善：《拟筹甲午义兵饷始末记》及附录函稿，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⑤经元善：《复南海康君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其二则认为康有为领导的维新活动不够踏实。在经元善看来，“新政发轫方张，澄观默察，觉维新气势太骤，虽未悉都门措施机宜，而在外谈新学者，不免才高意广，不求平实”，①从而担忧“虽新学日兴，吾恐终无以振吾国”。②

当然，经元善并未因为上述原因而反对维新变法。而是一方面对康有为等人的活动表示肯定，另一方面又试图自行发展一套改良活动，即一条渐进式的基层社会改良之路。③经元善的这种渐进改良道路的首要表现，是他更加着力于以育人才为宗旨的创设新式学堂的活动。前述他在光绪十九年（1893）开办的经正书院，至二十二年（1896）因经费不支而并入了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退出强学会之后，经元善再次把目光转向学堂事业，策动了新一轮的，也更具社会影响的学堂建设活动。二十三年（1897）冬，经元善联合上海绅商界的许多头面人物以及梁启超、谭嗣同等多位维新人士和林乐知等西方人士，发起了创办中国第一家新式女学堂即中国女学之举，“以翼中国自强本计”。④该学堂实开中国近代女子教育之先河，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创举。⑤二十四年（1898）夏，经元善在罗振玉等人的支持下，以响应朝廷“兴农劝工”的维新谕旨为号召，纠合寓沪同乡多人，提出在家乡余姚、上虞两县创办农工学堂之议，以期“改良农事，振兴工艺”，从而达到“为贫民力谋生计，即为国家渐图富强”的目的。⑥二十五年（1899）秋，因原设于桂墅里的中国女学迁往城内之分塾，经元善于其地又重设以“经正”为名的书院。该书院“名虽由旧，实则更新”，除“策论、算数、舆图”等科目外，更“旁及西文、西学，皆其节目之大者，尤在在关切时势”，尤其是

①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②经元善：《募修陈公祠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③虞和平：《经元善集·前言》。

④经元善：《缘起》，见其编：《中国女学集议初编》，光绪间刻本。

⑤有关中国女学的具体活动内容及意义，虞和平先生的《经元善集·前言》和王尔敏先生的

《经元善之身世与思想及其上书保皇招祸经过》两文已言之甚详，此不赘述。

⑥经元善：《拟办余上两邑农工学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一洗向者计晷课功，迫束拘牵之病”，故而“最为有道者称赏，而学者亦多便之”。①

经元善的渐进改良道路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力行以正人心为目的的教化类活动。这方面的第一个突出事例，是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秋倡行的一项绅商集会活动——经正集。其时，经元善希望通过募款重修陈公祠（陈公即鸦片战争中阵亡的陈化成）之举，“为天下慕义强仁者劝，而即为讲求新学者进也”，并借此“招集同志，岁春秋一聚公祠，课忠责孝，讲道论德，尚躬行而求实践，挽薄俗而息浇风”“于以扶圣教而正人心”。②经元善后来明确指出，他之所以有经正集一举，正是试图对康、梁等人的维新活动“暗中维系而挽救之”。③经元善力行正人心活动的另一个事例，则是在余姚、上虞两邑创设“劝善看报会”。他在章程中称“惟是致力时务，而不从根柢之学入手，非特寸木岑楼，并恐其本质易坏”，故欲以劝善看报会之举使人“识时势亦明义理”，而最终宗旨仍“专为开风气、正人心起见”。④

对于自己的改良思路与维新派道路的关系，经元善曾用医学措辞做了一番生动比喻。在他看来，维新派的活动好比外科手术，即“此时中国垂危久病，正如七窍闭塞，外患痈疽，内蕴热毒，却非侧重外科不可。维新志士，舍生取义，大声疾呼，的是刀针妙手”；自己则宁愿偏重内科办法疗治：“仆仅读《灵枢》、《素问》，略识本原，只能办女学、商务、教务等事，开调理清补之方。且从事筹赈年久，救生意念，先入为主，一闻流血，不觉心悸，宁用王道，不事近功。”因此，正如他本人所说，这两者之间乃是一种“不同而和”的态势。⑤

①经元善：《上海重开经正书院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3。

②经元善：《募修陈公祠启》，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③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④经元善：《余上劝善看报会说略章程》，见其著：《居易初集》卷2。

⑤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五

可以说，在维新运动时期，经元善与康、梁等人固然算是同道，却不是声应气求的同志，所以经元善并未受到康、梁等人的牵连。但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将近一年半时间，经元善便因一场名播中外的惹祸之举，终于与康、梁等人堪为同志了。这个惹祸之举就是他领衔通电反对“己亥立储”一事。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谕旨，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承同治帝之嗣。是举史称“己亥建储”，据传拟于光绪庚子年行废立，改元“保庆”。①作为上海电报局总办的经元善，于二十五日（25日）下午“接到立储电诏后，顿觉风云惨淡”，遂于夜半致电时在京师的盛宣怀，“请其联合朝士力诤”。次日晨，盛复电称，“大厦将倾，非竹头木屑所能支”。②元善以为大局垂危，乃于二十六日（26日）领衔与在沪绅商士民共1，231人联名向总理衙门发出公电，声请王大臣等“奏请圣上，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③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以市井小民身份谏言帝位废立之举，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之事。

当然，由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犯禁之举，所以不难想象其招致祸患的严重性。二十八日（28日）晨，盛宣怀密电郑官应、杨廷杲，告以“深宫震怒，恐有不测”，请其力劝元善“辞差远离”。④次日，元善乘英国公司轮船离沪，于新正初二日（2月1日）抵香港，继而又于初八日（7日）避至澳

①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1062—1063页。

②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经元善在此仅言致电“北京某大臣”而未提其名字，当时与经元善交接甚密的赵凤昌则指明此人就是盛宣怀（赵凤昌：《经元善通电收回立大阿哥成命经过》，见庄建平编：《近代史资料》第1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03—305页）。

③经元善：《公吁总署转奏电禀》，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④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门。①清廷闻知元善远遁后，于初九日（8日）发布谕旨，以其系盛宣怀“多年任用之人，自必熟其踪迹，著勒限一个月将经元善交出治罪”，否则“定惟盛宣怀是问”。②显然，朝廷怀疑盛宣怀与元善逃亡之举脱不了干系。盛宣怀为自身卸责起见，不得不捏称元善“亏空逃走，电请粤督宪备文移提”，向澳门葡萄牙当局提出引渡事宜之交涉。③而在葡萄牙当局于正月底逮捕元善后，沪、港各埠许多中外人士“咸抱义愤，力主公论，致函电于葡衙者，纷至沓来”。有鉴于此，葡萄牙总督一面将元善拘禁于澳门大炮台，一面拖延审理时间，从而使引渡之举未得实现。④其后因义和团运动及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廷无暇过问此事，葡萄牙当局遂将元善长期幽禁于炮台，直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仲夏。

经元善虽因此次谏言废立而招致莫大祸患，却也由此与当时已经变为保皇派的康党人士终成莫逆之交。在争取让澳门当局还经元善自由并拒绝引渡内地的活动中，都有许多保皇人士的活跃身影。梁启超更从檀香山特地致书经元善表达慰问之意，甚至称：“今年之仍得为光绪二十六年者，皆先生之力也。一言重于九鼎，先生之所以报君国者，所造实多矣。”⑤经元善则于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在《知新报》上发表了一份致李鸿章的上书，称“保皇会之兴，一意宣扬孔教，鼓励气节，尊君亲上，名正言顺”，故“今宜速解党禁”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储药笼”，则“此后外交政策已思过半矣”。⑥其中的投桃报李意味，可谓不言而喻。

除了与保皇派的结交外，经元善在这段幽禁时期的另一个收获，是得到了一个潜心整理自己生平著述的机会，这就是他在光绪二十七年

①经元善：《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②《清实录》，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58册，《德宗景皇帝实录（七）》第458卷，第5—6页。

③经元善：《上前摄澳督葡主教嘉若瑟书》，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④经元善：《答原口闻一君问》，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⑤《梁君来书》，见经元善：《居易初集》卷2。

⑥《经太守上李傅相书》，《知新报》第125册，转引自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23页。

（1901）春纂成的两卷本《居易初集》。借助编纂此书，他也对自己的生涯和思想认识进行了一番反思，尤其是对他本人参与了20多年的洋务运动进行了更为深刻得批判。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对官督商办体制的批评，即“官真能保商诚善，无如今之官督，实侵占商业而为官办。吴门某君曾讥之曰：挟官以凌商，挟商以朦官。真情如此”。①其次则是对洋务外交的批评：“窃慨近数十年来，吾国家柔怀远人，与富国强兵之计，均目之曰洋务，其称名已不正。办理外交政策，不根底心术，专以敷衍为因应秘钥，愈巧愈拙。”②可以说，与同时代郑官应等思想家相比，经元善的这种认识水平毫不逊色。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仲夏，在许多中外人士特别是香港总督卜礼克的援助下，经元善终于被澳门当局释放。次年夏，经元善终于得以返回上海，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闭门谢人事”。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夏，经元善在完成对三卷本《居易初集》的增订再版后病故。

以往有关经元善的研究，大都采用条块分割式的做法，即将其活动按照商务、社会救济、教育等方面分别加以论述，其结果不免造成盲人摸象的局面，致使其面貌含糊不清。其实，所有这些活动并非各自独立、毫不相关。一旦破除惯常视野的约束，将经元善的社会实践活动统合起来观察，不难发现他从旧式商人到新兴绅商的转化之路，正是一条各种“变”与“不变”的因素在缠杂交织中发生新陈代谢的过程。这也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具体而微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新陈代谢之路。

①经元善：《中国创兴纺织记》附记，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②经元善：《挽救中国探源迂言》，见其著：《居易初集》卷1。

③贺良朴：《居易初集·贺序》，见经元善编：《居易初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