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史领域，清代经济史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首先，清代是唯一兼跨古代经济史和近代经济史的断代时期。清前期是传统经济的重要发展阶段，其后期又发生了向近代经济的转型，使得清代经济的历史内容较其他断代更为复杂多样。其次，清代经济史研究是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中体量最大的部分之一。由于资料上的巨大优势，加以时间上距现代较为切近，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题范围之广、成果数量之多，都大大超过其他各断代时期。因此之故，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态势在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发展态势。近年来，清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在成果数量上依然不断增长，却少有理论、方法和观点上的重要突破。有鉴于此，对清代经济史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其经验教训以展望未来，自属应有之义。而以往的回顾要么是对某些特定时期的成果综述，要么是对某些具体主题的评述，不能充分反映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面貌及其特征。本文则立足于以问题为中心的学术史分析，通过揭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各种范式及其转换脉络，以期较为简明地归纳以往研究的得失，并对其发展前景做出探讨。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论述对象聚焦于中国本土清代经济史研究，对于成果丰富的海外清代经济史研究，因其发展脉络自成一体，将来再另文探讨。
一、社会科学范式与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兴起
在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初兴过程中，在方法论层面上起到首要推动作用的是社会科学范式。学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中虽然有着记载经济史内容的悠久传统，但只能构成以注重记载典章制度和经济实践为主的“食货之学”，远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史学。随着清末民初西方近代社会科学向中国的传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才得以萌发。至于现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与传统“食货之学”的根本不同，正如李伯重指出的那样，“这种研究的科学性主要源自社会科学”，而且“经济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并更多地依赖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①。由此可见，社会科学范式是推动中国经济史成为一个学科的重要基础。就清代经济史研究而言，也正是由于在发端时期便赶上了这种范式的潮流，使之不仅很快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中占据了不容小觑的一席之地，并且产生了一批至今依然令人仰止的经典研究。
学界一般认为，社会科学范式在中国经济史领域中的确立，是经历了社会史论战的洗礼后才实现的。而来自清代经济史研究的情况表明，这一说法不无可议之处。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到，还在社会史论战发生之前的１９２４年，就出现了三种具备社会科学范式特征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其一是曾留学于哈佛大学的卫挺生在《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发表的《清季中国流行之货币及其沿革》一文。该文用现代学术眼光对清代币制问题进行了系统梳理，无论是其立论还是论证形式，都显著表现出了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规范架构。其二是同样具有深厚留学背景的陈瀚笙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的《最初中英茶市组织》一文。该文探究了鸦片战争爆发前一个半世纪里清朝与英国的茶叶贸易情况，其问题针对西方学界论述而发，其资料也主要是国外文献，可谓是站在当时国际学界前沿的一项研究。其三是曾留学日本的曾鲲化所著的《中国铁路史》②。该书论述了晚清以来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状况，既是十分规范的学术著述，也是关于中国铁路史的重要文献。这三种研究不仅都充分践行了以问题为中心、以资料为依据的社会科学方法，而且都属于从历史学角度出发的考察，可谓是中国经济史学早期的标志性成果。
当然，中国经济史学界对社会科学范式更为自觉、广泛的遵循，还是在社会史论战之后才实现的。１９３２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创办了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术刊物《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办者在创刊号中宣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③１９３５年，汤象龙在总结中国经济史的发展现状时，强调在经济史研究中“现象和问题的分析复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尤其忌讳的是那种找到一方面的原因去解释全部现象或问题的方法”④。由此可见，这种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自觉，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而汤象龙、罗玉东、刘隽等人更是在实践中大力贯彻社会科学方法，使得清代经济史领域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高水平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便是罗玉东于１９３６年推出的《中国厘金史》⑤。这项研究不仅廓清了清代厘金机制的面相，而且首次进行了大规模的数据量化处理，由此为厘金研究也为中国经济史树立了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丰碑。
从全面抗战爆发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在战争连绵不断的极端艰苦条件下，清代经济史领域却出现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进展，那就是傅衣凌在社会科学方法指引下所开辟的社会经济史流派。傅衣凌早年即接受现代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又经历了社会史论战和农村性质论战的洗礼，所以非常注意“吸收传统学术和日本社会史学、西方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的长处”⑥。傅衣凌也
① 李伯重：《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百年沧桑》，载《文史哲》，２００８（１）。
② 曾鲲化：《中国铁路史》，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９７３册，台北，文海出版社，１９７３。该书原版于１９２４年。
③ 佚名：《史料参考》，载《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１９３２，１（１）。
④ 汤象龙：《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一点认识》，载《食货》，１９３５，１（５）。
⑤ 罗玉东：《中国厘金史》，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⑥ 陈支平：《〈傅衣凌著作集〉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载《史学集刊》，２００８（４）。
强调社会科学方法在自己研究进路中具有重要影响：“我自三十年代起，便采取地志学的研究方法，先从搜索史料入手，以个别地区社会经济的调查与分析为出发点进行解剖，然后在这一个基础上陆续撰写一些论文，以探求总的发展规律。”① 正是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他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完成的多项研究，诸如关于明清时期福建佃农风潮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的考察②、对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的探讨③，都成为至今仍被反复提及的重要成果。
二、生产关系范式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清代经济史研究在生产关系范式的强烈影响下，很快呈现出了一幅与此前不同的面貌。概括说来，这种新面貌的主要表现，就是清代经济史的主体基本上围绕着封建经济论、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这三个主题而展开。而这三个主题的逻辑认识前提，其实都是以生产关系为基准的中国特色社会形态发展观。对于这种发展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便做出了系统表达。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体系的发展，这种发展观得到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清代经济史则从经济史角度出发，完整地阐发了这种发展观：首先，作为封建社会晚期阶段，清代经济机制自然被认为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经济属性；其次，清代前中期在经济领域特别是生产所有制形式方面出现的诸多变化，又被视为封建生产关系内部滋生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第三，晚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基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半殖民地经济的根源在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半封建经济的基础则是本土封建经济关系依然强大。总之，清代经济史以其丰富的实证内容，对这三个主题的论证都给予了十分有力的支持，从而极大地提升了清代经济史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段时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导框架是生产关系范式。
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以封建生产关系为标准来考察清代经济现象的做法，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大潮流。更重要的是，虽然清代被分为封建社会晚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两个阶段，但封建关系无疑是贯穿整个清代的主线。因此，封建经济论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其理由在于，后两者其实都只能各自应用于部分时期，实质上是割裂了清代历史时期，封建经济论则有助于把握清代的完整性和连续性。在封建经济论的视角下，清代经济史研究主要关注土地关系、租佃关系、赋役机制、人身依附关系等问题，对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总体说来，学界对于封建经济的定性，往往与明清社会停滞论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如傅衣凌指出：“封建土地所有制是阻碍明清社会前进的主要绊脚石”，其“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长期迟滞是一个严重的因素，这也是十六、十七世纪以后中国落后于西方和百年来中国挨打的一个历史根源”④。另如方行认为，清代地主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对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却成了巨大阻力”⑤。诸如此类的说法，迄今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表述。
相对而言，资本主义萌芽论对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发展起到了更为突出的促进作用。１９５５年１
① 参见杨国桢：《不断探索前进的艰辛历程———读傅衣凌著〈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２（３）。
② 傅衣凌：《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１－２页，福州，福建协和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会，１９４４。
③ 傅衣凌：《清代中叶川陕湖三省边区手工业形态及其历史意义》，载《星光日报·历史双周刊》，１９４６。转引自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④ 傅衣凌：《论明清社会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载《厦门大学学报》，１９７８（２、３）；傅衣凌：《论明清社会的发展与迟滞》，载《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７８（４）。
⑤ 方行：《清代前期小农经济的再生产》，载《历史研究》，１９８４（５）。
月９日，邓拓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一文，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形成热潮的起点。他在这里主要论证的观点是，１８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①。换句话说，该文用来证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的实证内容，正是来自清代经济史。在这篇文章的带动下，加以清代经济史资料的极大丰富性，大批学者都致力于从清代挖掘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各类证据，从而在客观上使清代经济史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开拓。毫不夸张地说，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前，清史研究在历史学界的地位，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清代经济史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中的地位所争取来的。而正如后来有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在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视野中，经济史成为“研究生产关系递变的科学”，生产力只是一种条件而已。② 因此，资本主义萌芽论当然是生产关系范式的派生物。
如同资本主义萌芽论提升了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研究的地位一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则提升了晚清经济史研究的地位。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便鲜明地指出，中国自晚清以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是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中国革命的逻辑前提。至于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经济基础，吴承明精当地对之做出如下概括：“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外国资本经营的、官僚资本经营的和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化企业的相继出现，使原来完全以个体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的中国，逐步演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③。也就是说，构成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的核心，乃是一种畸形的、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论同样也位于生产关系范式的范畴之内。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到改革开放初期，晚清经济史研究在这一总体框架下的指导下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与此相应，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及其影响、洋务运动中经济建设的性质与作用、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及其特质这三大论题，也就成为晚清经济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三、现代化范式引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
约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史学界出现了对于生产关系范式的反思。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注重生产力指标的现代化理论，在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大潮中传入我国，并迅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恰好为这种反思提供了良好的帮助。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清代经济史研究也成为大力应用现代化理论框架的领域。在现代化范式的引领下，学界对清代经济史研究整体上的问题意识都重新进行了设置。尤其是根据这种范式衍生出来的市场经济论、产业经济论和经济现代化论，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实践中最为普遍的思考路径。其中，市场经济论和产业经济论主要应用于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的研究，经济现代化论则主要用于晚清经济史研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框架对于清代经济史研究来说完全具备了范式意义。总体而言，现代化范式主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更侧重以生产力问题为轴心，故而相对于此前生产关系范式的流行，可以说该领域实现了某种 “生产力转向”。而在这种转向的观照下，先前在革命史叙事中往往不受重视甚至被否定的经济内容，却在现代化叙事中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强调。最晚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现代化范式已经成为清代经济史研究的主导框架，并且极大地拓展了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① 邓拓：《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载《人民日报》，１９５５－０１－０９。
② 许涤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总序》，载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１３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
③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５页，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
在现代化范式的指导下，学界对于清代经济史的许多内容都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再评价，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性取向，便是以“市场经济论”来理解清代前中期的经济。一般说来，将现代化、市场经济等概念与晚清经济史联系起来还比较容易理解，但是如何能够在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研究中应用现代化范式呢？对于这一问题，吴承明给出了最为明确的解释。他指出，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先前出现过的“现代化即工业化”“现代化即西方化”，以及“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等假说都存在着明显缺陷。由于中国“市场和商业的重大变革也是始于１６世纪”，故而“用市场和商业研究现代化因素，符合这个时期需求牵动生产的历史”。他据此提出，这可以形成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① 稍后他更明确指出：“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实即经济现代化或近代化的过程”，而“中国市场的转化”也是从１６世纪开始的。② 换句话说，中国自明清时期便开始了一个
“市场转向”过程，也就是商品经济或商品化发展趋势，而这种趋势与现代化经济趋向是一致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市场化为指向的商品经济研究在清代前中期经济史中一时蔚然成风，特别是市场发育与商品流通、商品化与商业的发展、商人的经济与社会作用，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
与“市场经济论”一样，这里所谈的“产业经济论”也是特指用来考察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的路径。这是因为，这种“产业”，是指中国传统经济中的生产部门，而不是现代工业化所催生的产业类型及产业门类。但是，从方法论层面来说，学界运用“产业经济论”路径研究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确实是现代化范式影响的结果。在生产关系范式盛行的时代，学界对于各个生产部门的具体构成并无太大兴趣，而在注重生产力的时代，产业部门的发展状况则被视为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显著指标。因此，在现代化范式指引下的经济史研究中，产业经济史成为一个富有意义的研究领域。就清代经济史领域而言，正是随着“生产力转向”的发生，清代农业才被作为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产业部门。有学者甚至提出，１６至１８世纪的中国农业“大大超过了同时期西方农业革命的内容”
“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农业革命’”。③ 此外，也正是由于产业经济论的投射，学者们大量使用现代产业观念来对照、发掘和看待传统产业的发展水平。这方面一个明显表现，便是前近代时期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起。这是因为，这种“经济区”概念就是以现代区域性“经济有机体”为参照系的，而构成这种“经济有机体”的基础，又取决于该区域产业部门的发展情况。④ 在这种潮流下，早先许多未曾被多加注意的经济内容，都开始被学界作为专门性行业来加以探讨，传统中国遂日渐呈现出产业化经济发展的形象。
与清代前中期经济史研究相比，现代化范式对晚清经济史研究的影响更为明显和强烈。众所周知，随着现代化理论的兴起，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社会变迁也被视为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进程，并构成世界范围内现代化历程的组成部分。因此之故，晚清时期中国所出现的所有社会变动，当然都可以从现代化角度出发来加以认识，经济领域中的变动自然不会例外。就晚清经济史领域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潮流，“经济现代化论”对中国学界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现代化成败为指标来评价晚清时期的经济变动，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思考路径。在“经济现代化论”的驱动下，晚清经济史研究明显出现了与先前不同的新动向。这首先表现在，从８０年代中期开始，学界批判西方对华经济侵略的调门在不断降低，而将西方的经济冲击视为促进中国早期现代
① 吴承明：《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８（４）。
②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２６－２７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
③ 薛国中：《１６至１８世纪的中国农业革命》，载《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０（２）。
④ 陈桦：《论１８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区域特点》，载《清史研究》，１９９５（１）。
化的外部因素的看法，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响应。① 其二是，在生产关系范式的视域内，学者们还需要为洋务运动是否具有进步意义而争辩，而在现代化范式的观照下，研究者则需要努力发掘洋务运动在促进近代工业化方面的得失经验，才是符合时代潮流的做法。② 总之，基于这些从经济现代化论出发的研究，使得晚清经济史呈现出了一幅与生产关系范式视域中完全不同的面相。
四、“中国中心观”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回响
虽然现代化范式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的影响至今不衰，但是大约从２０世纪末开始，中国学界对该范式的反思和质疑亦潜滋蔓长。２１世纪以来，这种反思和质疑的倾向更为明显。其中，对现代化范式形成直接挑战的认知思路，与最初兴起于美国中国史学界的“中国中心观”取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众所周知，美国学者柯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总结美国中国史研究的路径演变时便指出，“传统－现代”或者“现代化模式”隐含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思维，而从中国本身历史出发的“中国中心观”取向，正是要从根本上挑战这种西方中心论思维。③ 在这种“中国中心观” 取向的指引下，美国中国史学界表现出了力图从中国内部来追寻社会发展线索的强烈努力，清代经济史则成为践行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场域。对于纠结于“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之争的中国学界来说，“中国中心观”取向显然具有某种启发意义。最晚到２０世纪末，中国学界日渐显示出了对这种取向的积极呼应，重新看待清代经济也成为焦点问题之一。虽然这种取向下的成果数量还颇为有限，但是其在某些情境下的社会影响力已不容小觑，甚至在局部问题上具备了一定的范式意味。
美国中国史学界运用“中国中心观”取向来探讨清代经济史的努力，其实是在柯文前述著作出版后才有了较为显著的表现。在“中国中心观”指引下，一批美国学者力图从内部视角出发来重新审视清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与先前截然不同的评价。曾小萍在８０年代中期便反思了有关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属于静态经济的说法，她把雍正时期的财政改革政策视为一种“理性化财政管理”，认为这种改革所创造的财政制度，“还可能会成长为适应于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财政体系”④。到了
“加州学派”群体那里，则从更为宏观的中西比较视野对清代经济进行了正面定位。如王国斌认为，
“无论是近代早期的英国农业经济，还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农业经济，都为那些与亚当·斯密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学说有关联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变化力量所支配”⑤。彭慕兰也称，１８世纪中期前后，中国的核心区“与西欧最先进的地区相同，精密复杂的农业、商业和非机械化的工业，以相似的、可以证明甚至是更充分实现了的方式结合在一起”⑥。因此，在这些研究者看来，１８世纪清代经济的发展，完全可以成为对以西欧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的一个挑战。
与美国学界强调清代经济发展不亚于西方水平的做法相比，中国学界更倾向于发掘与西方并行不悖的本土式发展道路，来突破对现代化模式的迷思。而能够将这种本土式视角与实证研究较好结合起来的事例，首推李伯重关于清代江南特色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这条道路，他首先基于对清代
① 关于这种看法，可参见丁日初、沈祖炜：《对外贸易同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关系（１８４３年—１９３６年）》，载《近代史研究》，１９８７（６）。
② 关于这种看法，可参见黄逸峰、姜铎：《浅论晚清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载《财经研究》，１９８７（５）；胡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载《文史哲》，１９８７（５）。
③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此为中译本，原书初版于１９８４年。
④ Ｍａｄｅｌｅｉｎｅ Ｚｅｌｉｎ．Ｔｈｅ Ｍａｇｉ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ａｅｌ：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Ｆｉｓｃ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ｉｎ Ｅｉｇｈ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ｈ’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
⑤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３０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⑥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１５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江南和英国农业发展的比较研究，指出“普遍承认的由西欧经验总结出来的农业成长模式，完全可能不适合用于江南”①。其次则基于对“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的论证，认为由于江南与英国两地在轻、重工业的发展上各自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因此两者在工业发展方面“各走最适合于自身发展的道路了”②。在他看来，这两条道路并无高下之分。第三则是基于对１９世纪前期江南与荷兰的对比，强调“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众多的相似”，所以同时期的江南经济“也同样成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③。总之，李伯重关于清代江南经济的这些研究，为突破先前普遍存在的西方中心论局限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瓶颈提供了新思路。
另一位从本土立场来反思现代化模式的代表性学者是高王凌。他通过对清代经济发展序列的探讨，强调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并非是“长期停滞”或“净走错路”，而“勿宁说，它是一个自有条理的、有次序、有步骤、由低向高的、合理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直到清末或２０世纪初叶，也并没有‘走到尽头’”。④ 他还据此反思了现代化范式的固定思维，指出“当１８世纪，中国即与世界上现代化的早发国家‘一同’（或略早于他们）面对了一些‘现代问题’，和做出了若干‘现代努力’”，所以“中国具有自己的并不输于他人的‘理路’”。⑤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时期市场网络体系的研究，也鲜明地表现了从本土出发的取向。她指出，“中国近代市场体系的形成并非始于开埠之后，至少从明代中叶已经起步，到清代中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而１９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不过是利用和部分地改造了中国原有的市场体系来为之服务”罢了。⑥ 显然，这些思考都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本土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问题。
五、余论：清代经济史研究面临的新挑战及其应对
回望清代经济史研究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先后出现的社会科学范式、生产关系范式、现代化范式以及发展中的本土化视角，分别在不同时期对清代经济史研究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并在时间序列上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承接关系。不过，其中每个范式的生成和范式转换的发生，都决不仅是学术理念的转变所导致的结果，而与中国社会变迁进程密切相关。最初，在近代中国“史学革命”思潮影响下，以及唯物史观和西方学术体系的传播，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才得以逐渐成形，并鲜明地应合了时代要求、体现了时代特色。而清代经济史研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迅速以生产关系为主线而展开，与服务于巩固新政权、建设新社会的客观需要之间，有着高度契合的关系。至于现代化范式在清代经济史研究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则显著体现了史学研究与改革开放后社会发展之间的共鸣态势。此外，随着西方现代性弊端的不断暴露，如何在加强对外开放的同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新时期的焦点。因此，深入检讨西方中心论，努力探索反映中国主体性的清代经济史研究思路，也就应运而生了。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代的来临，清代经济史研究整体上还没有出现与时俱进的显著进展。现下研究的主体内容，要么是细化现代化视域下所催生出来的论题，要么是继续努力追寻中国经济的内在发展线索。客观而论，虽然如今清代经济史研究的论著数量仍然可观，但是很少见到具有突破意义的、足以回应现实社会经济变化的思考。更严峻的是，在现下倡导学科交叉和开展跨
① 李伯重：《江南农业的发展（１６２０—１８５０）》，１８１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
②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４９０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③ 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１８２０年代华亭－娄县地区ＧＤＰ研究》，２８９页，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④ 高王凌：《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２５页，北京，海洋出版社，２００２。
⑤ 高王凌：《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载《史林》，２００６（５）。
⑥ 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０（３）。
学科研究的潮流之下，清代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学科背景还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挤压。特别是经济学依靠其在当下学科体系中的优势，在经济史领域日渐形成了“经济学帝国主义”式的强势。有人便提出：“历史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是为经济学的研究提供素材，经济学角度的经济史研究是以历史学家的素材为基础进行加工，对经济学理论进行检验，发展或者提出新的经济学理论。”① 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历史学在经济史研究领域只能作为经济学的下手而存在，同时历史学取向的经济史研究也很难有什么理论性贡献可言。对此，以清代为主的中国历史ＧＤＰ研究可谓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事例。
作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的产物，ＧＤＰ概念成型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２１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先前将ＧＤＰ应用于中国经济史领域的尝试，日渐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在历史学出身的经济史学者那里，这种研究的积极意义，主要是有助于拓展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思路。如倪玉平等便认为：
“中国历史时期ＧＤＰ研究是深化历史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纽带。”② 另有学者认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规范认识，ＧＤＰ研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必由之路。”③ 而在经济学出身的学者看来，ＧＤＰ应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是中国经济学跟西方经济学接轨的一大关键。如颜色便坦言，如果“能重建一套中国历史上的ＧＤＰ序列”，就“能够提供与西方经济史研究可以对比的长时段序列，我们便能初步获得国际上的认可”④。李稻葵等人则强调，开展中国历史ＧＤＰ核算，“能够使我们更好地将经济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结合，更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古代经济增长的绩效及增长模式”⑤。依照这种思路，中国历史ＧＤＰ研究的主要功能，不过是为源自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和模型提供基准参数的实验室罢了。
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迷思，当然不限于中国历史ＧＤＰ研究。杜恂诚在深入考察了当前中国经济史学所受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后，指出要构建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应该“从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历史特征和非经济因素在不同时段经济增长过程中展现的规律，融入其经济学理论中去，而不是用中国的历史数据来证明某个西方经济学模型的正确性和普遍适用性”⑥。显然，紧跟经济学理论、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并不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唯一出路。对于历史学取向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来说，努力探索“从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就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取向。这种取向的基本思路是，力求从实践出发，确切揭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又是怎么发生的等问题，以期在准确勾勒经济发展面相的基础上，提炼出更加符合历史进程、更能体现中国特色的经济史概念及其逻辑。显然，只有这种取向指导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乃至中国经济史研究，才能在全球史视野下的比较经济史研究潮流中，既能够理解世界的“共性”，也能够把握中国的“特性”。
在清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这种取向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例如，老一辈经济史家汪敬虞提出以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中心线索来重新认识晚清以降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思路，便较好地实现了将中国近代经济演变中的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因素相结合，从而兼顾了革命史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合理性。⑦ 夏明方则针对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问题，提出了
① 李增刚：《以邻为伴，互栖共生：经济学与历史的融合———评〈剑桥美国经济史〉》，ｈｔｔｐ：／／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ａｉｘｉｎ．ｃｏｍ／２０１８－０６－１１／１０１２６８１１３．ｈｔｍｌ。
② 倪玉平、徐毅、范鲁文巴斯：《中国历史时期经济总量估值研究———以ＧＤＰ的测算为中心》，载《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５）。
③ 郑起东、周祖文、杜丽红、吴敏超、李晓龙：《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４３２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④ 颜色：《对于中国历史ＧＤＰ核算和数量经济史问题研究的一点想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１（３）。
⑤ 李稻葵、金星晔、管汉晖：《中国历史ＧＤＰ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载《经济学报》，２０１７，４（２）。
⑥ 杜恂诚：《论中国的经济史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２０１９（５）。
⑦ 汪敬虞：《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２。
“过密化市场”的概念，力倡将经济学理论下理想化的市场体系，放回到“具体的历史的自然、社会条件之中，以求更准确地把握这一市场体系的特质及其演进趋势”①。由此可见，这种对于清代经济实践的重新认识和把握，不仅有利于更充分地展开比较经济史研究，并且可以有效地回应“经济学帝国主义”，甚至还能够对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形成积极回馈。这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学界中关于“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的呼声渐起，而其间的枢纽便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②。毫无疑问，从中国历史实践出发的经济社会史，当然能够为这种转向提供坚实的历史认识基础。
① 夏明方：《近代华北农村市场发育性质新探———与江南的比较》，载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② 高德步：《中国经济学的人文转向》，载《光明日报》，２０１８－０１－２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