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制度是清朝特有的制度，镶黄、正黄、正白旗为皇帝自领之旗，称“上三旗”，地位高贵。镶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旗系宗室王公所领，称“下五旗”，地位较低。八旗中每色旗下均包括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清朝以“首崇满洲”为圭臬，蒙古次之，汉军又次之。上三旗下五旗之制形成于顺治八年（１６５１），这一制度的形成使旗人社会地位等差有别。

内务府包衣三旗又称内务府三旗（简称内三旗），是由上三旗包衣编立的佐领、管领，统由内务府管理，自成一系。内三旗成员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皇帝的ｂｏｏｉ　ａｈａ（奴仆），又是八旗组织中的一员。相较于主子，他们身份地位较低，但作为皇室奴仆，其在旗人社会中的地位又相当特殊。他们管理皇家事务，担任内廷差使，若得宠信往往被外派盐政、织造等为皇帝敛财的肥缺，执掌重任，具有专折奏事权。另外，还可通过科举考试、捐纳等形式得官，上升途径较多，其中亦不乏累官至一、二品者。其中，“抬旗”即是提升身份地位的一种捷径。

所谓抬旗，就是将某旗佐领下某家族人，抬入地位较高的旗分中，或是由包衣佐领抬入本旗旗分佐领，虽未出原旗，也谓之抬旗。^① 清代“凡抬旗，或以功，或以恩，或以佐领，或以族，或以支，皆出特命”。^② 按《清会典》：“顺治九年议准，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官员，有军功劳绩，奉特旨令其开出内府佐领、内管领者，各归上三旗旗下佐领。”^③ “至于建立功勋，或上承恩眷，则有内务府旗下抬入满洲八旗者，有由满洲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谓之抬旗。然惟本支子孙方准抬，其胞兄弟仍隶原旗。又皇太后、皇后丹阐^④在下五旗者，皆抬旗。”^⑤ 可见，抬旗者主要是建立功勋的旗人官员和上承恩眷的皇帝后妃之母家。

对于清代抬旗现象，前人已有研究。^⑥ 但多侧重制度方面，诸如抬旗内容、形式及实施情况等，

① 杜家骥：《清代八旗制度中的“抬旗”》，《史学集刊》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② 《清史稿》卷３３１《和隆武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０９４７页。

③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１１１３，《分析户口》。

④ 丹阐者，清语谓母家也。

⑤ （清）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１，中华书局２００５年版，第３页。

⑥ 关于抬旗研究主要有：杜家骥：《清代八旗制度中的“抬旗”》，《史学集刊》１９９１年第４期；李云霞：《从改旗和抬旗看八旗中民族成分的变化》，《满族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３期；（日）铃木真：《乾隆帝の后妃とその一族》，《史境》第５２号，２００６年３月；杨原：《内务府旗人在京旗社会中的影响———以叶赫颜扎氏家族为例》，《满学论丛》第四辑，第２０２—２１７页；孙静：《清代佐领抬旗现象》，《史林》２０１２年第２期；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版，第３７—３８页；陈力：《清朝抬旗、降旗、换旗述论》，《历史档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尚缺乏典型个案的考察。本文考察的内务府汉姓人高氏，上承恩眷，因高斌之女被封为乾隆帝贵妃而由内务府镶黄旗抬入满洲镶黄旗，自此合家顶戴，满门朱紫，堪称显赫世族。这在人数众多的内务府旗人中实属凤毛麟角，属有清一代内务府旗人“抬旗”事例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例。

一　族以女贵

高斌始祖高名选，内务府镶黄旗第四参领第一旗鼓佐领下汉姓人，^① 子高登庸（永），孙高衍中，曾孙高斌。^② 高斌年甫及冠入侍内廷，雍正四年（１７２６）出督苏州织造，历江苏、河南布政使、河东副总河、巡视两淮盐政兼摄江宁织造、江南河道总督、直隶总督、吏部尚书、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大臣、协办大学士等职，拜文渊阁大学士。

高斌有女以秀女身份入宫当差，^③ 即后来的慧贤皇贵妃。该女曾得到雍正、乾隆二代帝王欣赏，其入宫确切时间史书缺载，但从现存史料中可略推一二。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乾隆帝于孝贤皇后陵寝酹酒叹曰：“随皇后殡地宫者慧贤皇贵妃、淑嘉皇贵妃，如在世皆年逮七旬。”^④ 乾隆十年慧贤皇贵妃薨逝，至乾隆四十五年，如在世年逮七旬，可推知慧贤皇贵妃薨逝时应为３５岁左右。又，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填仓日），乾隆帝为慧贤皇贵妃所作挽诗中有“廿年如一日，谁料沉疴臶”^⑤ 句，可推知慧贤皇贵妃已在弘历身边生活２０年左右。也就是说高斌之女应在１５岁左右入宫，时为雍正二年或三年。^⑥ 这与清代年１３岁以上女子可参与阅选宫女之制相符。^⑦ 那么，高斌之女入宫２０年间，又在何处生活呢？

康熙六十一年（１７２２），年仅１２岁的弘历受皇祖命入宫养育，居毓庆宫东所。雍正五年，弘历大婚，自毓庆宫迁居乾西五所之西二所。^⑧ 弘历大婚后并未出宫住王府，仍居于宫中。高斌之女既随侍弘历２０余年，应一直在宫中生活。雍正十二年三月初一日雍正帝谕令：“宝亲王使女、高斌之女著封为王之副福金（侧福晋）。”^⑨ 正是这一谕令改变了高斌之女命运。

高斌之女虽未为乾隆帝生儿育女，但并不影响其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及所受荣宠。她是乾隆朝第一位获封贵妃、皇贵妃的女性，在后宮的地位仅次于孝贤皇后。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驾崩，弘历即位即命高氏母家由内务府包衣抬旗，入满洲镶黄旗；10九月初十日，管理两淮盐政的高斌奏请赴京叩谒先帝梓宫，后钦奉御批：“汝女已封贵妃，且并令汝出旗。”11刚刚登基的乾隆帝将高斌之女封为贵妃。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三日奉旨：“贵妃诞生望族，佐治后宫，孝敬性成，温恭

① 《钦定八旗通志》卷３《旗分志三》，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４页。

②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７４，附载满洲旗分内尼堪姓氏；（清）伊桑阿续修：《奉天高佳氏家谱》，乾隆五十九年写本。

③ 赵玉敏：《关于乾隆帝慧贤皇贵妃高氏的几点考辨》，《历史档案》２０１０年第４期。

④ 《清高宗御制诗》，《故宫珍本丛刊》第５６２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５页。

⑤ 《清高宗御制诗》，《故宫珍本丛刊》第５６２册，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７页。

⑥ 陈圣争《慧贤皇贵妃高氏生平与家世新考》认为高斌之女入宫时间“当在雍正三年至四年初”。《满族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⑦ （乾隆）《大清会典》卷８７《内务府》，四库全书本。“凡选宫女，于内务府三旗佐领、内管领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册送府。”

⑧ 王东爱：《清乾隆皇帝与重华宫》，《中国文化遗产》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⑨ 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２６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３０页。

10 关于抬旗时间，《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７４记载“雍正十三年九月，奉旨：贵妃之外戚，著出包衣，入于原隶满洲旗分。”《清宫内务府奏销档》满文记为“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奉天高佳氏家谱》记载：“今上龙飞御极，高斌之女册立贵妃，晋封皇贵妃，谥慧贤皇贵妃，特锡恩纶，赐隶满洲镶黄旗，时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也。”

11 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２９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６页。

素著，著晋封皇贵妃……”^①高斌之女便由贵妃晋封皇贵妃。

关于高斌之女册封贵妃时间，前引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汉文史料既有记录，而满文史料^②记载则与此不同：“二十四日……本日奉旨曰：著将高姓侧福晋封为贵妃……”（译文）

满文档案记载高斌之女册封贵妃时间为九月二十四日，与汉文史料所记有异，应缘于满汉文献性质与记事程序之不同，乾隆帝继位伊始即下令册封后妃，但直到九月二十四日才正式行文。

乾隆帝朱批“令汝出旗”，只是针对高斌个人而言，实际情况又如何呢？问题之一，高家因何抬旗？

关于高氏抬旗，满文史料^③有如下记载：“二十四日……本日奉旨曰：……著贵妃母家包衣佐领下人，抬入原满洲旗分……著将贵妃母家众人抬旗。”（译文）

由此可知，雍正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乾隆帝谕令高氏母家由镶黃旗包衣抬入镶黄旗滿洲，被抬旗之人为贵妃母家包衣佐领下人；高氏一族得以抬旗，是因高氏晋身贵妃，母家既为皇室戚畹而照例抬旗，而非如有学者所称，系因高斌治水有方而抬旗。^④

问题之二，贵妃母家包衣佐领下人包括哪些人？抬旗范围又如何呢？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记高氏先祖高名选“原隶包衣”，说明其后人应全部为包衣人。据《清史列传》“高晋，高佳氏，满洲镶黄旗，大学士高斌从子。”“书麟，满洲镶黄旗人，父大学士高晋。”“高杞，高佳氏，满洲镶黄旗人，祖高斌。”^⑤ 又“高晋，系镶黄旗满洲满色佐领下人”。^⑥ 据高斌《三弟其相行状》：“予弟讳钰，字其相，行三，姓高氏，原隶内府佐领，今上特恩赐隶镶黄旗满洲。”^⑦ 它如《清史稿》《钦定八旗通志》《清代名人传略》《清代河臣传》等，凡有高氏人物传略处，其所属旗分皆记为“满洲镶黄旗”。这与始纂于雍正年间的《八旗通志初集》所载高斌管理镶黄旗包衣第四参领所属第一旗鼓佐领不同。^⑧ 上述诸书皆成书于乾隆朝之后，高氏已被抬旗，所记高斌兄弟三支旗分均为满洲镶黄旗，可见高斌兄弟三支均被抬旗。嘉庆二十三年（１８１８），嘉庆帝更是谕令宗人府于玉牒内将慧贤皇贵妃之母家，书写恩赏满洲姓氏———高佳氏。^⑨ 二　高斌对谕令抬旗的表白

抬旗作为一种奖赏和表彰，是皇帝给予臣下的极高恩赐，属旷世殊荣，为一般旗人所艳羡、垂涎。由下五旗抬入上三旗者，与皇帝相亲相近，得享浩荡皇恩，或可恩及子孙；由内务府包衣抬入满洲旗分佐领者，脱离包衣籍，身份地位均得提升，亦系光宗耀祖之事。抬旗无疑是旗人改换门庭、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所以旗人中不乏通过各种努力———或效命疆场、建立功勋；或克勤克谨、忠贞行事；或望女成凤、一朝稳坐六宫，可上承恩眷，得沐皇恩———以期获得抬旗殊荣者。然而，高斌似乎并不十分领情。从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八日的奏折中，可以看出高斌对此的态度。

① 《乾隆朝上谕档》第２册，中国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２５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销档。

④ 陈力在《清朝抬旗、降旗、换旗述论》一文中称“高斌初隶内务府包衣八旗，因治水有方，被抬入满洲镶黄旗。”《历史档案》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⑤ 《清史列传》，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第１６９９、２０９６、２５４５页。

⑥ 秦国经等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３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页。

⑦ （清）高斌：《固哉草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２７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５０页。

⑧ （清）鄂尔泰等：《八旗通志》卷３，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４３—４４页。

⑨ 《清仁宗实录》卷３３８，嘉庆二十三年正月乙丑。

窃奴才奏请进京折内，钦奉皇上御批：两淮盐政，职任最为紧要，不必来京。若明年冬初无事，可奏请来京。汝女已封贵妃，且并令汝出旗，但此系私恩，不可恃也。若能勉力公忠为国，朕自然嘉奖，或稍有不逮，始终不能如一，则其赏罚又岂可与常人一例乎。钦此。奴才跪读之下，即伏地叩首，恭谢天恩，随敬设香案，率领奴才女人，并奴才子奴才高恒，奴才女奴才三姐、四姐一同望阙九叩，恭谢天恩。……奴才钦承恩命之下，追思大行皇帝圣训，奴才积久在心，不得不实陈于圣主之前，恳求恩鉴。奴才于雍正六年四月内进京时，荷蒙大行皇帝屡次召见，面加训谕。奴才曾面奉谕旨，汝包衣下人，有加恩出旗之例。朕思院内奴才甚近，若出外旗，反觉疏远，包衣下如有应加恩出旗之人，正好留在包衣下为院内人之表率，何必出旗方为体面。钦此。奴才敬聆圣谕，铭刻在心，未敢暂忘。今日恭遇我皇上特沛殊恩，令奴才出旗，奴才追思大行皇帝谕旨，恸入五中。而神明在上，奴才何敢不实陈具奏。奴才伏思，包衣下奴才一应体统，实无有不及旗下之处，而远近内外之分则相去迥别。奴才世受主恩，祖父子孙已有五世，长养院内已逾百年。今若出旗，于院内似觉疏远（朱批：已行之旨，岂可改回？）。奴才积悃愚忠，实有不忍，实有不愿。谨俯伏百叩，敬恳皇上天恩，俯鉴奴才犬马依恋，愚悃出于至诚，将奴才一家仍留于包衣佐领下。如蒙天恩，以豢养多年赐为满洲（朱批：已赐为镶黄旗满洲矣），俾上三旗包衣院内千万众奴才，得有所观感，勉励上进，各效忠勤，咸仰我皇上德教之宏施，益深恋主之诚，于人心风俗得有裨益，奴才高斌更深沐天高地厚之殊恩于无既矣。^①

从上引奏折可知，高斌有四个女儿，慧贤皇贵妃当为长女或次女，此时三女、四女尚未出嫁。乾隆帝刚登基，即对高斌恩威并施：封其女为贵妃以示恩宠，令其抬旗；转而又告诫高斌私恩不可恃，对其奖惩与常人无二。而高斌亦感念全家以至微极贱包衣身份得受“异数荣宠”，对此浩浩天恩望阙九叩，伏地恭谢，感激至极；但同时又搬出大行皇帝“包衣下如有应加恩出旗之人，正好留在包衣下为院内人之表率，何必出旗方为体面”之圣谕，恳请新帝将全家“仍留于包衣佐领下”。表面上看高斌似乎并不愿出旗，当他说出“包衣下奴才一应体统，实无有不及旗下之处，而远近内外之分则相去迥别。奴才世受主恩，祖父子孙已有五世，长养院内已逾百年，今若出旗，于院内似觉疏远”之语时，似乎更加印证了高斌确实有“不愿出旗”的想法。但高斌真的不愿出旗吗？其实也不尽然！高斌早已知道皇帝已降旨令其抬旗，岂能更改！这只不过是高斌向皇帝表示忠诚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而已。其实以这种“言不由衷”的方式写谢恩折，明清时期有很多，皇帝也知道这只是君臣间的文字游戏，故亦不去治大臣之罪。

尽管这只是一份特别的谢恩折，但从该折内亦可反映出众多信息：

内务府包衣虽是奴才身份，地位卑微，却是皇帝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担任亲近皇帝的差使。这样的“近水楼台”岂有不“先得月”之理？他们一旦获得皇帝宠信，其仕进和升迁要比其他旗人便捷许多。“内府旗人允许入学、考试、为官，旗鼓佐领下人在内务府的仕进与满洲人同，升至九卿，亦占满缺。在《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他们被列为‘满洲旗分内汉姓人’，在《八旗通志初集》中，他们被列为满洲官员志。”^② 《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八旗通志初集》皆成书于乾隆年间，说明至少在乾隆帝眼中，内务府包衣是被视同“满洲”群体的，有享受满洲特权的资格。据统计，内务府系统设职缺共５０１２个，内务府本府职缺为３２０３个，均为包衣缺。这些官缺为内务府包衣旗人提供了大量为官机会，这是外八旗人所无法企及的特权。^③ 可见，高斌说内务府包衣“实无有不及

① 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２９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５页。

② 刘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０页。

③ 杜家骥：《清代八旗官制与行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６页。

旗下之处”是有道理的。

如前所述，内务府包衣三旗与八旗（又称外八旗）是两个独立的组织体系。八旗佐领（旗分佐领）统属于各旗都统，分驻在京师和全国近百处重要城镇和水陆要冲。内务府包衣三旗隶属于内务府，居住在皇城内。与外八旗相比，内三旗居住地与皇帝距离更近。内务府包衣或在内廷专供驱使，或被外派重要差使，行事都与皇室利益休戚相关。高斌所谓“远近内外之分则相去迥别”，或即指此。

再，高斌一家世受主恩，祖父子孙豢养于院内（内务府）已逾百年，且其家族一直是雍正帝高看的“院内奴才”，^① 若出旗，于院内似觉疏远。这应是高斌对土生土长的“院内”犬马依恋之情的真实表露。高斌先祖是汉人，汉人自古即有鸟恋旧林、鱼思故渊、安土重迁的传统思想。虽然高斌及祖辈长养院内已有五世，满洲化程度很高，然他“读书于经史外，博通先儒诸集”，^② “好读性命之言，于宋儒所著若胶投漆，世之所谓熟烂者，一经公之手而新发于硎”。^③ 足见其对儒家经典领悟至深。由此推断高斌或怀有安土重迁之情结，不愿离开“院子”也在情理之中。

从乾隆帝角度考虑，即使高斌“不愿出旗”，他也不会遂其所愿。乾隆帝宠爱高斌之女，将其封为贵妃，令其母家抬旗，提升她在宫中地位，这是皇帝维护其九五至尊地位之举。即使高斌“实有不愿”，但皇帝一言九鼎，已行之旨，岂可收回？况高斌又向为父皇欣赏，乾隆帝令其抬旗，也不无倚重之意。这在高斌奏折中，完全可以窥见。先是，雍正十三年八月十二日，高斌奏谢雍正帝赏赐荔枝一折尚未到京，雍正帝驾崩，新帝御批“汝向为皇考赏鉴之人，故用至大员，当尽心竭力仰报圣恩，不可以汝女侍朕而稍存意念，国法不汝贷也”。^④ 又谕：“南省督抚并各大员优劣品行，朕实不知，可密奏来。再者，朕即位以来，舆论如何，人情如何，访闻速奏。此皆汝应奏事件，何以未奏？”^⑤ 从文字表面上看，乾隆帝是在批评高斌未奏应奏之事。而从深层考虑，自清初统治者就非常重视江南之地，高斌久任江南，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因此乾隆帝希望能从高斌那里得到最真实有用的讯息，此番批评恰恰反映出皇帝对高斌的特殊倚重。

三　抬旗对高氏家族的影响

抬旗是一种无上的荣耀，对于高氏一族而言，抬旗使其脱离包衣籍，成为旗分旗人，而“赐为满洲”则使其具有“满洲人”身份，不但在任官升转方面占有优势，选官亦多占满缺。

内务府用人制度，自成体系，与其他系统互不统属，带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和机构特点。^⑥ “内务府包衣缺，自为一系统，升降不与他途一例。”^⑦ 内务府包衣仕途多以内务府为起点，大多在为宫廷效力，其升转途径亦较为特殊。“府属文、武职官，皆不由部铨选，其不兼隶于吏、兵二部，亦不入吏、兵二部品级考。”又有定制：“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不许外任部院。”^⑧ 雍正四年之前，高斌一直供职内务府。此后至雍正六年，任苏州织造，亦属内务府缺。雍正六年至十年，任职浙江布政使和河东副总河，为外官。雍正十年至十三年，管理两淮盐政，为内务府缺。高斌侄高晋，雍正

① （日）铃木真：《乾隆帝の后妃とその一族》，《史境》第５２号，２００６年３月，第３９页。

② （清）钱陈群：《香树斋文集续钞》，《清代诗文集汇编》２６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３２０页。

③ （清）高斌：《固哉草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２７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１５页。

④ 《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２５辑，台北故宫博物院１９７８年版，第１７７页。

⑤ 张书才主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２９册，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４５６—４５７页。

⑥ 祁美琴：《清代内务府》，辽宁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８４页。

⑦ 王锺翰：《清史续考》，台湾华世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４３页。

⑧ （清）昭梿：《啸亭续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第４７４页。

十年开始外任山东泗水县知县，此后一路升迁，官至文华殿大学士，礼部尚书。由此看“内府人员惟充本府差使”之例执行并不严格。乾隆十四年，高晋署两淮盐政，十五年，兼江宁织造，补内务府缺。可见抬旗后，高氏成员任官升转较为随意。

清制，“凡内外官之缺，有宗室缺，有满洲缺，有蒙古缺，有汉军缺，有内务府缺，有汉缺”。^① 光绪以前，汉人不可占旗人缺，偶有充任者亦属特例，而旗人和宗室可占汉缺。^② 高佳氏一族在抬旗后任官情况，可参见下表。

表１　高佳氏成员占满缺任官简表^③

① （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７《吏部》。

② 杜家骥：《杜家骥讲清代制度》，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８６页。

        ③ 本表参考《清代职官年表》《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等书编制。

上表所列９人，二品以上任职２８人次。高佳氏虽包衣出身，但抬旗使其具有“满洲”人身份，选官也多按满人出身，多占满缺。上表所列９人，均为高佳氏成员占满缺职任者，最高任职品级皆在二品以上，总共任职２８人次，时间相当长。其显赫虽不能与同为因后妃抬旗的“佟半朝”家族相提并论，但在众多内务府家族中亦屈指可数。

高斌一家在院内生活百余年，深得皇帝信任和赏识。高斌之兄述明曾作为护军跟随康熙帝出征噶尔丹；高斌之弟高钰“年十九考选笔帖式引见，圣祖仁皇帝嘉之，命在粘竿处行走，出入扈从十三年”。^① 而高斌、高晋、书麟等人为官几十年，皇帝对其赞赏有加，生前显赫，死后荣光。即使其家族已出包衣籍，但家族成员仍被派往“特殊用处”的职位，成为管理皇帝私家财物的成员和皇帝的“密探”。^②

乾隆帝曾称“各省盐政、织造、关差皆系内府世仆”，^③ 意指此三种职任多由内府人员充任。清皇室财政隶内务府，与掌管国家财政的户部不相统属，表面看二者各行其事，互不干涉，实则皇帝有意派遣内府人员充任盐政、织造、关差等职，以皇帝名义为皇室敛财，染指国家财政。高佳氏一族抬旗前后任盐政、织造、关差等职情况，参见下表。

表２　高佳氏成员出任盐政、织造、监督简况表^④

① （清）高斌：《固哉草亭集》，《清代诗文集汇编》２７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５０页。

② （美）史景迁：《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１６页。

③ 《清高宗实录》卷１１８９，乾隆四十八年九月乙卯。

④ 本表参考《清代职官年表》《清实录》《清史稿》《清史列传》《国朝耆献类征初编》等书编制。

据上表，高佳氏成员出任盐政、织造、监督，除高斌在雍正十三年其家族抬旗之前任职外，其余族人任职都在抬旗以后。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如前所述，织造与盐政和部分税关监督属内务府缺，高氏家族抬旗后，已脱离内务府包衣籍，但乾隆帝仍令其家族成员担任织造和盐政职务。上表所列高氏成员任职时间虽多不能确指，仍可大略看出，乾隆一朝，多有高氏成员继续担任上述三种要职。尤其高恒与西宁，大部分时间都在此三种职位上任官。由此可见，高氏虽已抬旗，但其家族与皇帝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反而更加密切了。高氏成员亦“不辱使命”，为皇室聚财敛物，勤慎恭谨，敏于任事，忠于职守。终乾隆一朝，其家族尊显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