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做“神童”。夏衍和胡绳三十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十八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做“神童”。“神童”，我想也就是“少年早慧”的意思。 

　　我听胡绳讲过他早年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师范毕业生。胡绳入学前，父亲教过他两年，读的是古文和唐诗，也教过一点算术。他七岁半进小学，一进去就直接读五年级。九岁半进初中，因为年龄太小，功课赶不上，第一年留级，所以初中读了四年。高中，先在苏州中学读了两年;以后从上海的复旦中学毕业，那是1934年的事。考大学的时候，报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结果取在哲学系，和任继愈是同班同学。他记得的同学还有历史系的刘导生、中文系的扬帆等。读了一年，觉得在学校里读书没有多大意思，1935年上半年学校里的政治空气也比较沉闷，就离开了，回到了上海自己看书和写文章。但在北大这一年对他并不是白费，还是听了一些课，如听郑昕教授讲逻辑，在逻辑推论的严格性上不能说没有学到点东西。也听过汤用彤教授的《哲学概论》和张颐教授的《西洋哲学史》。胡绳把这些归结起来说，他从1925年到1935年共受十年的正规学校教育，在语文、历史、地理等文化知识方面打下了一点基础。复旦中学的数学、物理、化学课本都是英文的，还可以对付。北大用英文的哲学史课本，也读得下去。如果没有这点基础，以后自己学习也会很困难，所以经过正规学校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离开学校后，他一面自己读书，一面在报刊上发表些文章，收入可以维持最简单的生活。我曾问他写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他说：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新哲学的人生观》。我后来从图书馆中找到这本书，版权页上写着：1937年1月初版，7月第四版。这说明：第一，这本书正式出版的那个月他刚好满19周岁，那么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还只有18岁多一点。第二，出版后，不到半年时间内接连出了4版，可见这本书很受读者欢迎，谁知道它的作者竟是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呢。 

　　这时，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从上海到武汉参加《新华日报》的工作，在社会上已很有些名气。我听前辈经济史家汪敬虞教授说：“我第一次见到胡绳同志在1938年。那时我还是武汉大学的学生，学校请一些名流学者来做报告，里面就有胡绳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他比我还小一岁。”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事：“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的小野信尔和狭间直树两位教授到中国来，说他们正在把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译成日文。那时接待的人粗暴地说：“胡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回答：“我们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的。”当时没有什么当代人名辞典之类的工具书可查。日文译本出版时，译者在后记中说了一句：作者现在大约七十多岁。事实上，胡绳那时还只有五十多岁。造成这个失误的原因大概是：胡绳享有盛名已三十多年，国外的学者就以为他总得有七十多岁了，没想到他还那么年轻。这也可以为他“少年早慧”添一条注脚吧! 

二 

　　龚育之同志在“初读胡绳”的题目下写道：“五十四年前初读胡绳，我还是个中学生。”这几句话，我几乎可以照样借用。像我们这样年龄的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在青年时代大概多少都受到过胡绳的影响，从他那里得到过教益。 

　　《二千年间》这本书我在五十多年前也读过。它能把二千年间中国古代社会中许多基本问题，如官僚制度、军队制度的变迁等，一个一个说得那样深入浅出，一目了然，使我为之倾倒。但我不是从《中学生》杂志上读的，看的是“开明青年丛书”，那本书的封面样子我也记得。书的作者，我那时同样不知道是胡绳，只知道是“蒲韧”。 

　　他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我是1947年刚进大学时读的，大概也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种。这本书并不厚，但里面举的例子，有的我现在还记得。 

　　他在解放前的著作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本书是他二十八九岁时写的，我读过好几遍。每读一遍，常觉得又能从中受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新的启示。应该说，能使人有这样感觉的书并不多。1953年起，我在复旦大学开始教“中国近代史”这门课。当时史学界还存有一种偏见，似乎研究中国近代史算不上是一门“学问”，所以可供利用的研究成果不多。胡绳这本书和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便成为我讲课的基本依据。可以说，解放后大学里较早地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的那一代史学工作者，大体上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龚育之的文章里还有这样一段话：“提起《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样的书来，至今有人还称赞不已。这本书，尽管在史料的运用上限于当时的条件不能不显得粗简了一点，但其史识的清晰、史笔的流畅，不说无与伦比，也要说是成就很高的。后来，胡绳写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其篇幅和内容、史料和分析，都已大大超过《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但后者还是不能代替前者，金冲及同志同我说，他很重视后者，但更喜爱前者。这个观感，不知道金同胡绳讲过没有，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吧。” 

　　这些话，我确实同胡绳说过，话讲得还要重一些，因为在他面前我一向觉得无论有什么不同意见都可以直说，用不着有任何顾虑。我讲了以后，他没有说什么。但我同意龚的说法，认为“恐怕胡绳也会同意的”。1981年我随胡绳出国参加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他对几位日本朋友说过：“我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第六版序言中有一段话：‘这本书难免带有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弱点’。书一出来，我就后悔了：别人可以问，你现在不是青年了，这些弱点自然该都避免了?是的，青年人的弱点我是避免了一些，但又带来了老年人的弱点。” 

　　这段话给我的印象很深，可以看到一位大师是怎样永远不倦地在不断反省自己的。 

三 

　　胡绳同志在学风上有自己的特点。除了他在《胡绳全书》前言中所说“无一篇不是和当时的政治相关”外，有两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那就是知识渊博和说理性强。 

　　胡绳曾把胡乔木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并且说：“这样的学者至少在我们党内是不多见的。”这些话同样可以移用在他的身上。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对文、史、哲、经等各门学科都能拿得起来，提出很有见地的看法，这样的人确实“不多见”，可能一时还很难有人能替代他的这种作用。为什么他能做到这样?这同他的博览群书而又好学深思有关。对读书，他主张专和精要结合。他说过：我是能快读的，一小时看一万字总不止，像《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样的书，一个小时可以读五万字。读多了，知道有些书不需要每字每句看，跳着看也可以。就是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不需要每篇都当经典读，很多可以浏览过去，有个印象就可以。真正要精读的书，最多占四分之一。他说，要争取读得多，品种多，特别是年轻时，看一下总有些印象。他有一句话，我一直忘不了，就是：“眼睛里曾经过过的，和没有过过的大不一样。”这一点，在记忆力比较好的年轻时，尤其如此。 

　　他的文章说理性强，表现在对人和事总是作具体分析，说得比较周全，不简单化和绝对化，就是写批判文章也心平气和，不是盛气凌人。有一次，他讲到钱钟书教授曾用佛经中一句话来评论他的文章：“有理不在高声。”也就是说：在辩论中，重要的是把道理讲透，而不在于把嗓门提得多高。这种文风的养成，当然跟他年轻时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上写文章有关。在那样的环境下，如果不注意分析问题的方法，而是盛气凌人地训人，根本不会被读者所接受;在说理时，也不能简单地给人家戴什么“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而要通过具体分析，把道理讲透，指出那种说法在哪些地方不符合事实，错误的要点在哪里，否则一般读者仍然不会接受。胡绳的这种文风，对我们来说，是一笔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 

　　对社会上不那么好的学风，胡绳在闲谈中常有许多一针见血的评论。记得十几年前，党史学界曾有两种相当流行的风气：一种是靠抛别人难以见过的资料取胜，似乎文章水平的高低就靠它来判断;另一种是过分地把精力集中在考订一些未必都那么重要的日期和名单等细节上。有一次，我随胡绳出去开会，他在车上就发起议论来。对前一种现象，他说：什么是水平?拿烧菜做比喻，同样靠这些原材料，特级厨师和一般家庭妇女做出来的菜大不一样，这才叫水平;如果只是你有这种原材料，他却没有，这怎么算是你的水平呢?对后一种现象，他当然肯定把一些关键性的日期和名单考订清楚是重要的，但认为不能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这类考订上。他说：党史的资料实在太多了，所以这类考订文章可以一篇又一篇地做，对古代史就没法这样，例如《史记》中没有说鸿门宴的具体日期，也并不妨碍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的认识。当然，这是他在聊天中讲到的，并没有字斟句酌地去推敲，也没有作严密的论证，但确实很能发人深思。 

　　那时候还有一种风气，就是爱做各种各样的翻案文章，认为这才是学术上的创新，才是有所突破。总的说，这是一种好现象。有些传统说法不符合客观实际，自然得改正过来，在着重拨乱反正的当时尤其需要如此。但有一些文章，对前人的研究成果采取轻率的毫不尊重的态度，甚至用一种片面性反对另一种片面性，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也并不符合历史研究应该求真的要求。胡绳有一次感叹地说：我们应该把继承和创新联系起来。突破可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篇文章都能做到的。我们研究一个问题，必须注意到在这个问题上前人说过什么，有些什么正确的意见。随便做翻案文章，未必能创造出新的东西来。对一个正确的、大家承认的观点，如果能做些超过前人的发挥，说得更清楚些，这也是一种创造性。我觉得他的这种看法比较全面。1982年10月，我在《光明日报》上写过一篇《从做翻案文章说起》，就是受到胡绳同志那段话的启发而写的。 

　　这类议论，他平时讲过很多，可惜我没有把它一一地记下来。 

四 

　　最后，讲一点胡绳同志怎样帮我改文章。这里只举两件事来讲： 

　　一件是八十年代后期，我担任主编的《周恩来传1898—1949》印出送审稿，共四本。他认真地看了三本，提出不少重要的意见。今年6月，他从外地回到北京，我去看他时谈到这件事。他笑着说：我现在只记得看的时候删掉几十个“了”字，别的都已忘掉。他所说的这一点，我一直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对我说：“了”字是表示过去式或完成式，我们写的本来是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除了特别需要强调的地方外，实在不需要用那么多“了”字，比如什么时候召开了什么会议，会议通过了什么决议等等，这些“了”字几乎都可以去掉。确实，回头重新读读他删过的地方，就会感觉到文字干净得多。 

　　另一件是1991年，我随他在玉泉山修改《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件事，我准备另写文章来谈，现在只想先讲讲他帮助我改文章的事。我原来自以为还比较注意“咬文嚼字”，但在书稿的头两页上，他就提出三条意见，都是文字性的，也就是我文字不通的地方。 

　　第一页上，我原来写着：“七十年来，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胡绳除了将“为着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改为“为着民族解放、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把“领导”改为“团结广大的”以外，在稿旁批道：“七十年来，长时期的，重复”，再把“进行了长时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改为“持续不断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我原来没有觉得这里有什么毛病，读他的批语后，再想一想，“七十年来，……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是同义反复，句子确实很糟。 

　　同一页的下一段，我原来写着：“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创造过曾使举世为之震惊的人间奇迹，也面对过许多棘手的难题，受到过严重挫折，但不管什么困难和挫折，都无法阻挡它的前进。”他除了把“无法阻挡”改为“阻挡不了”外，在稿旁批道：“它——应是指党”。自己再一看，前面写了“共产党人”，后面用了“它”，主词和代名词不搭配，成了文字不通，连忙把那个“人”字删掉。 

　　第二页稿纸上，我原来写着：“辛亥革命前统治着中国的清皇朝是一个卖国的、专制的、极端腐败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胡绳一面看，一面对我说：“辛亥革命前统治着中国的清皇朝”，就该包括康、雍、乾时期，对那个时期总不能说它是卖国的、极端腐败的吧!只能说到它的晚期如何如何。他接着又说：但专制这一点，不能说到晚期才有。于是，他提起笔来，把这一段改写成：“封建专制主义的清皇朝统治中国已有二百年，在面临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严重形势下，不能采取任何有效的自强措施，而且压制任何使中国政治和社会有所进步的趋势，完全顺从帝国主义的意愿，听任它们宰割中国。清皇朝的末期已成为一个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后来，他又删掉了第一个“任何”，把第二个“任何”改为“一切”，再删掉下一句中的“完全”，避免把问题说得绝对化。我真从内心佩服他看得细，改得好。而经他改过的文字，如果我们觉得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也可以提出来请他再作修改。只要你说得有道理，他总是能接受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在修改文稿时只注意些文字问题。他的主要用力所在，始终在全书的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框架以及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上。这里把他所作的这些细小的修改写出来，主要是想说明像他这样的大师在审改稿件时对一些文字细节也决不轻易放过。这种对工作一丝不苟、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实在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资料来源：《党的文献》2001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