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8月，在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了编写一部篇幅不大的党史简本的任务。1990年5月，在胡绳主持下开始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共党史简本。参加初稿编写的有沙健孙、金冲及、王秀鑫、戴鹿鸣、周承恩、席宣、郭德宏。1990年底初稿完成。1991年1月在胡绳主持下再请各方面专家进行修改定稿。参加修改定稿的有：金冲及、龚育之、沙健孙、郑惠、王梦奎。修改稿完成后，即交胡乔木审阅。胡乔木着重看了六、七、八、九章及结束语，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并亲自作了多处修改，还为此书写了《题记》。1991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此书的出版。此书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1991年8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

　　胡绳（1918.1.11—2000.11.5），江苏苏州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起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并兼任过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学会会长等，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导者、组织者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全书48万字，胡乔木称之为“正好是大家盼望已久的一部中等篇幅的内容比较完善而完整的党史”。“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1]胡乔木对此书作了较高的评价，概括了全书的特色。此书出版后，虽有一些宣传、评论的文章，但从学术价值、学术地位全面研究此书的文章很少。本文对此书从党史史学史的角度作一初探。

一、 史学思想

1、 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道路和经验教训作全面的总结

　　编者在《后记》中提到：“在这部四、五十万字的书中，我们试图对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中所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经验作一完整的叙述。”[2]全书开头也提出：“七十年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丰富的经验教训，是先驱者们在缺乏先例的艰难条件下经过探索追求所得到的，是无数先烈以鲜血为代价换来的，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的。”[3]这表明《七十年》写作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总结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七十年的历史道路，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经验教训，总结七十年的历史道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对这些经验教训进行全面总结，对于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如《七十年》谈到的：正确总结经验，“无论是正面经验还是反面经验，都是党的宝贵财富”[4]。从这一目的出发，全书“论”的篇幅较多，每章每节在夹叙夹议中都有“论”。如第一章第一节“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四页的篇幅主要是“论”，这一节的标题就有“论”的色彩。书中没有叙述武昌起义的过程，只是概要论述了孙中山的革命历程及思想理论，而主要的篇幅是论述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意义、影响。指出辛亥革命的弱点即教训是：没有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广泛发动下层劳动群众，没有形成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原因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实在太微弱了，并且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有难以完全割断的联系，而同广大的下层劳动群众严重脱离。这就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5]这既对辛亥革命的教训作了深刻总结，也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作出了深刻的分析。除了每章每节的夹叙夹议之外，全书《结束语》一章，对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作了概括，对今后前进的道路和目标作了阐述。这使此书对于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经验教训，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此书能引发人们思考，使人们从中吸取思想营养，其原因就在此。

2、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

　　《七十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作了一分为二的记述，既肯定成绩，也不回避失误，同时强调：“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核心力量。回顾七十年的历史，使我们更加确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而作出的正确选择。”[6]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即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党。”[7]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一直把宣传共产党的领导作为重要目的、任务之一，《七十年》把宣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研究的目的、任务是自然的。但《七十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五、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党史书不同。一是五、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党史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往往作全盘肯定的记述，提失误很少。而《七十年》不回避中国共产党的失误，对党的历史作出了一分为二的记述。二是五、六十年代、“文革”时期的党史书，对如何坚持党的领导的论述往往有片面性，不注意如何改善党的领导的研究、论述，而《七十年》一方面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另一方面也在论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强调：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建设，使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8]只有改善党的领导，才能更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只有对如何改善党的领导进行研究、宣传，才能对坚持党的领导的宣传更全面、深入。这表明《七十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有很大的进展。

二、 史学成就

　　《七十年》篇幅不大，但史学上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

1、 对中国共产党七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总结，而且“陈言大去，新意迭见”。

　　如《七十年》在分析、总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一方面指出，客观上“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暂时比革命阵营的力量强大得多，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指出：“党终究还处在幼年时期，是缺乏斗争经验的党，是对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还没有较深了解的党。因此，党的领导机关中占统治地位的成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动摇不定，而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没有能够领导全党采取果断有力的革命措施，受了反革命势力的欺骗，使革命遭到失败”。还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当时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在中国的代表虽然对这次大革命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们所出的主意有些是正确的，但由于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出了些错误的主意，这对酿成中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错误是有影响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还难以摆脱共产国际的那些错误的指导思想。”[9]这里的失败原因的分析，也就是失败教训的总结。这是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没有的内容。如指出反革命阵营不仅力量强大“并且有更多的政治经验”，如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年幼、对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还没有深入了解，而且缺乏斗争经验，对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规律都懂得不多，如指出共产国际也出了些错误的主意。这里突出了中共必须在革命斗争中积累经验，必须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有深入了解，必须走独立自主的路。这样的教训总结比以前的中共党史书更全面更深入，不仅有新意，也有实事求是之意。

　　《七十年》在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党内“左”倾盲动主义产生原因时指出：许多共产党人“还缺乏处理复杂问题的足够经验。对敌人野蛮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对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憎恶，象一团烈火那样燃烧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们产生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他们容易只看到事情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事情的另一个方面，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容易把一部分先进分子的认识水平误看成是广大群众的认识水平。这种‘左’倾情绪，在当时革命者内部是相当普遍的，可以说是一种难以完全避免的历史现象。”[10]在论述王明“左”倾路线上台原因时指出：“八七会议以来党内一直存在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得到认真的清理。党的很多干部对革命充满热情，但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准备都不足。当王明等搬出许多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吓唬人、并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时，许多人便失去了清醒识别和坚决抵制的能力。”[11]这里对“左”倾路线产生原因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左”倾错误教训的总结，即强调了革命不能感情用事，而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要有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准备。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产生原因的研究分析，以前诸书都没有展开，有的书只提一句“滋长起来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情绪”（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二卷，1962年版，第16页），而不作深入分析。《七十年》在展开分析时，不是只笼统说“小资产阶级‘左’倾情绪”，而是从当时中共党内普遍现象、社会心理出发，作了客观的一分为二分析，从而使人们获得教训的启迪。

　　《七十年》写到1991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了较全面的总结，既有对一些运动的分别的总结，也有对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经验教训的总结。《七十年》在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的教训时谈到：“经济建设有它的客观规律，生产力发展需要有积累的过程，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我们党还缺乏领导经济建设的经验，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的经验又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许多同志有从政治上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来进行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丰富经验，当他们转向领导经济的时候，很容易相信如果采取革命战争和政治斗争的群众运动的办法，经济建设能够进行得更快更好。革命战争时期革命队伍内部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对于许多同志既是美好的回忆，又影响着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由于反右倾而大大加快和迅速完成，许多同志只看到它的胜利而没有看到它的急促粗糙所遗留的许多有待长期调整解决的问题，因而更加增强了靠反右倾、鼓干劲来加快建设和加速前进的自信心。群众运动中出现许多混乱和偏差，许多同志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但往往只是把它们看作形势发展的支流，前进过程中难免要付出的代价。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那么一股干劲，担心纠偏就会损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不懂得只有正确地领导群众切实取得建设成果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做法，夸大的、虚假的、给生产带来破坏的‘跃进成果’，终将真正损害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自从严厉批评反冒进以后，党内不同的意见难以提出了，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家长制、一言堂作风盛行。这样，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头脑发热，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12]这里对教训的总结既从经济规律方面进行总结，也从政治原因（党内政治生活等方面）、历史原因、社会心理原因等多方面去挖掘。在分析历史原因时，既分析与民主革命有联系的历史原因，也分析与建国以来运动有联系的历史原因。在分析社会心理原因时，既分析中共党内许多同志心理，也分析中共党内许多干部包括领导干部的心理。这样分析比较客观、深入，而没有教条式的说教习气。

　　《七十年》对于“文革”教训的总结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谈到：“文化大革命”“以尖锐的形式，相当充分地暴露出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并且提供了永远不允许重犯‘文化大革命’或其他类似严重错误的深刻教训。科学地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将使我们懂得如何正确地找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胜利前进。”[13]《七十年》对“文革”教训的总结也反映在对“文革”为什么没有被抵制的原因分析中。主要是：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照搬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个别论断有误解，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盛行使一言堂、家长制严重；“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还有许多不健全”等等[14]。这些分析、总结基本上是客观的，为以后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等提供了借鉴。

　　《七十年》在《结束语》中对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经验教训作了全面的总结。其中谈到：“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的倾向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所以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左’的倾向，在我国的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往往表现为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不顾客观条件，不顾客观规律，盲目地追求生产关系的先进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往往表现为不对社会经济政治情况作客观的全面的调查分析，任意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实际上，‘左’的倾向不能达到发展和进步，而只能造成混乱和倒退。‘左’的倾向会无中生有地制造‘阶级斗争’，搞乱自己的队伍，也不能用正确的方法处理和解决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存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倾向同样是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因此也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15]还特别强调：“二十九年中的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表现。”[16]这里对建国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是深刻的，实事求是的。既指出要防止和反对右的倾向，也指出要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并且特别强调了要防止和反对“左”的倾向。这个总结对现实有极重要的指导意义。

　　《七十年》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充分肯定了邓小平的贡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成为划时期的坐标，就因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能够总结以往的好的经验、好的思想，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又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17]

　　《七十年》对中国共产党七十年历史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深入、有新意的总结，这应视为《七十年》在史学研究上的重要贡献，这不仅是政治理论上的贡献，也是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有积极社会效益，也有学术价值。《七十年》对于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中理论研究进展的体现。

2、 提出了很多新论断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端正了思想路线，中共党史研究者解放思想，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很多没有研究过的问题被研究，很多研究过的问题进行了重新的研究，以前的一些中共党史研究的“禁区”，都被不断突破。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党史分期，《七十年》提出了新观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四十二年间党的历史，总起来可以说有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九年，后一个时期是在这以后的十三年。”[18]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中共党史分为两个时期，是一个新的分期法，而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一论断提出后，已被中共党史学界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肯定。

　　《七十年》在论述王明上台的原因时，不再提经验主义的支持”，这是对1945年、《决议》的突破。又如《七十年》对西路军作了还历史本来面貌的记述，写到：“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19]这里肯定了西路军的组建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而不是张国焘指使的。这里对西路军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这样的论断，对以前党史、革命史书是个很大的突破。

　　《七十年》在论述民主革命时期历史时，对蒋介石国民党的论述也有很多新观点、新论断。如谈到：

　　1935年11月19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的建议通过一个方案。蒋介石建议中有句关键性的话：“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句话，虽是说，现在还不能“放弃和平”，“轻言牺牲”；但又表示：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好“放弃和平”、决心“牺牲”……在日本军国主义者毫无止境的侵略面前，可供蒋介石选择的余地越来越窄了。在这种情况下，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0]

　　这里没有把西安事变前的蒋介石说成是妥协投降者，肯定了他在1935年已有联苏联共抗日的打算。《七十年》在论述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时指出：

　　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承认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抗日战争，是对国家民族立了一大功。国民党当时是执政党，拥有两百万军队。国民党当时政策的转变，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有着重要意义。[21]

　　这里对蒋介石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实行抗日战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在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是没有的。以上这些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新论述，反映了在思想路线端正以后，中共党史的研究已实事求是得多，客观得多。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的失误问题，《七十年》提出失误在两大问题上：“一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速度问题。在前后约达二十年（1957—1976年）之久的长时间中，我们党在这两个大问题上都一再发生严重失误，这两方面的失误又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歧途和曲折。”[22]这个分析、论断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没有的。

　　《七十年》提出在社会主义十年建设（1956—1966年）时期存在两个发展趋向：“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前后一年多的探索1959年庐山会议以前八九个月的探索和1960年冬天以后五年调整的探索中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主要是指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和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庐山会议‘反右倾’再到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这两个趋向的关系如何呢?“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尽管正确趋向“本身还不成熟，不彻底它终于没有力量阻挡错误趋向的进一步发展，到后来反而被错误趋向的发展在一段时间内压倒但是，它终究不可能被完全抛弃、摧毁。它的相当一部分（例如农业六十条）在‘文化大革命’中仍然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发生作用……为后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作了一定的准备。”《七十年》不仅辩证分析了两种趋向的相互关系，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影响同时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方针政策，与“文革”前十年正确趋向的积累相比，“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有许多过去没有的新创造、新开拓，不能把两者等量齐观。”[23]这里对十年建设的两个趋向的研究分析没有停留在十年中，而是向“文革”及“文革”后延伸，从而使两个趋向，特别是正确趋向的研究更全面更深入，评价更客观更准确，这也是1981年《决议》中所没有的。

　　又如《七十年》在论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时，指出是“带有空想色彩的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构想，是根本行不通的”[24]。在论述“文革”时期的“革命委员会”时指出：“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党政合一、政企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实现了更高程度的集权，又必须在各项工作中贯彻执行‘左’的方针，实际上是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行政工作的一次重大倒退。”[25]这些论断也是《决议》中没有的。

　　《七十年》提出很多新论断、新观点，标志着中共党史研究大大向前发展了。这既是中共党史理论研究向前发展的反映，也是史事研究向前发展的反映。

3、 理论研究有新进展

　　《七十年》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的新论断、新观点，都是理论研究新进展的一些体现。此外，由于思想路线端正了、资料更多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更全面深入，这样对一些历史问题、历史事件的理论分析也就向前发展了。比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国民经济恢复后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七十年》作了这样的分析：一、因为我国已经有了相对强大和迅速发展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这已经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开端和重要依靠力量……二、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利用和限制私营工商业许多经验，这实际上成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三、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在土改完成后的农村中开展农业互助合作的许多经验，这实际上也成为对个体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四、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很不景气。社会主义国家正充满向上发展的活力，显示出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经济制度仍然对我国具有重大的榜样作用。这也是促使党认为应当提出开始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一个因素[26]。这里对为什么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用近四页的篇幅展开分析，体现了对这个问题理论研究的深度。

　　又如，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七十年》指出主要问题是：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但是有没有必要使它成为唯一的经济成分，可不可以有限度地保留一部分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改造的完成而扩大到全部经济生活，市场调节的作用是否还需要发挥，如何发挥?三、国营经济如何发挥中央、地方各级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集体经济的所有权和经营权需不需要划分层次，根据不同情况发挥不同层次的积极性：还是公有范围越大、经营越集中越好?《七十年》认为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没有来得及反复研究和慎重决策，就在改造高潮中被掩盖起来。这些问题应该认真调查和调整[27]。这里对社会主义改造遗留的问题作了展开的分析、论述，有助于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七十年》能展开分析、论述，是理论洞察力、理论研究能力强的反映。

　　《七十年》理论研究新进展，主要得力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树立了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得益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不断发展，所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的研究进展尤其显著。同时也受惠于中共党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不断取得新的研究成果。当然，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向前发展，随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向前发展，对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理论问题的研究还会向前发展，会有新的突破。

4、 运用了新的资料

　　《七十年》不满50万字，相对来说资料用得少些。尽管如此，《七十年》仍然运用了一些新资料，其中有一些尚未公开的档案资料，这就使《七十年》也具有资料价值。

　　如关于陈独秀的右倾表现，引用了《中局给鄂区的信》（第62页）；关于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引用了毛泽东1936年12月2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第142—143页）；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的态度，引用了《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谈到“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第146页）；又如毛泽东1958年12月22日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的批示，要求“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服务”（第388页）等等，都是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在1991年以前还没有公开过。

　　此外，有很多史实也是首次披露。如谈到：1923年冬吴玉章、杨公等二十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以后，中国青年共产党也自动取消，其成员个别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第28页）。如论述了鲍罗廷、陈独秀的“西北学说”（第71—72页）。如论述广州起义时谈到叶挺曾主张撤出广州，却受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的严厉批评（第83页）。在论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利用合法阵地开展文化工作时，谈到1929年春天，共产党员陈翰笙被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聘为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组织的农村社会调查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为研究中国的社会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并创办公开发行的《中国农村》月刊（第119页）。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初期的矛盾斗争时，谈到1937年7月，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领导人何鸣同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后，在红军改编时，因失去警惕，致使近千人的武装在福建漳浦县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162页）。在论述新中国建立后五、六十年代中共的知识分子政策时，谈到：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在党中央内部有少数人不同意甚至反对，在周恩来要求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表示态度时，毛泽东竟没有说话（第390页）。谈到邓小平曾试图控制文化教育领域的“左”倾批判，1965年3月，他在中央书记处讨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试点中的“左”倾错误的会议上讲到文化思想领域当时的状况，说：现在人们不敢写文章了。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电影哪有那么完善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台。他提出要赶快刹车（第411—412页）。这样类似的史实、史料还有一些，都是首次披露。邓小平1965年3月的讲话，是《邓小平文选》中没有收入的，当是档案资料的首次披露。

三、 史学方法

1、 实事求是

　　（一）力求客观述史，而不是从政治因素出发述史、论史。如记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谈到了“几位留学日本期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先进青年，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起过重要的作用”，如杨匏安、李达等[28]。客观介绍了杨匏安、李达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论述中共一大召开，将12名代表姓名一一列出，次序为先上海代表，次北京代表，接着是湖南、武汉、济南、广州、旅日代表，没有将毛泽东列于代表之首（第26页）。在论述中共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时，指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先后由张国焘、邓中夏担任（第34页）。指出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罗章龙（第36页）。没有因为张国焘、罗章龙后来犯了错误而回避之。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的贡献给予了肯定（第476页）。对赵紫阳、胡耀邦等人也作了一分为二、客观的记述、评价。对毛泽东的活动，也能客观、一分为二记述。如述大革命时期的农讲所，说：“先后由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了一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力量”[29]。没有人为地突出毛泽东。

　　书中记述“九·一八”事变，谈到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30]这里说“南京政府”，不说“蒋介石”，这是较客观的，但书中对抗战时期国民党战场还是记述太少，这就稍欠客观了。

　　（二）力求一分为二。书中对毛泽东、陈独秀等人都作了一分为二的记述、评价。书中谈到八七会议时，肯定了会议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同时也指出：“当然，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只归于陈独秀个人，会上所作的批评也有不尽恰当的地方；但是，如果不象八七会议那样对过去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批判，要使全党在精神上迅速振奋起来，在指导思想上实行根本的转变，是不可能的。”[31]这里对八七会议的评价是一分为二的、客观的。这样的记述、评价在以前的中共党史书中是没有的。在论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指出：“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发展显然过于迅猛，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路线上来看，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毕竟是符合于客观需要的，完成这些改造是一件有伟大意义的事情”[32]。这里的评价是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书中论述1958年1月和3月的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时指出：

　　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那就是使中央和全党打开新的思路，力求继承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振奋精神，寻求用更好的方法和更快的速度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1956年的反冒进以及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33]

　　如此分析《决议》中没有，以前党史书中没有。

　　当然，《七十年》也有些不足之处。如第29页论述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强调了中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强调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年轻但“革命要求极其强烈”，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而对中共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存在某些局限，中国工人阶级是否存在某些弱点，没有进行分析。

2、 史论结合，夹叙夹议

　　书中记述中共筹建时谈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大多是知识分子出身。为了能在工人中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穿起工人的服装，学习工人的语言，从事工人的劳动，力求与工人打成一片。如俞秀松改名换服，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并给工人讲课：当时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李中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并帮助陈独秀等组织机器工会。也可以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同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34]这里的最后一句是“论”，很有新意，这完全是从俞秀松、李中的事迹中引出的。又如书中叙述中共成立后的史事谈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波社’。当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接着又记述四川中国青年共产党自动取消，要求成员个别加入中国共产党。然后指出：“这些事实说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领导中国人民的斗争，已成为中国最觉悟的革命者的共同要求，是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建立，决不是偶然的”[35]。这里先述利群书社、中国青年党的事实，然后再分析“这些事实说明”什么，再引出“论”，先史后论，先叙再议，史论结合，夹叙夹议。史有新意，论亦有新意。

　　又如《七十年》论述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先详述史事，然后引出结论约200字篇幅。结论指出：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成功，“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代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的局面，也结束了旧中国几十年财政收支不平衡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个胜利，使国内外那些怀疑共产党能否搞好经济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钦佩、叹为‘奇迹’，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在政治上是坚强的，在经济上也是完全有办法的。”[36]这里的“论”，不仅分析了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历史本质、重要意义，使史事的本质得到说明，同时引出了中共是否在经济上有作为的结论。这里的“论”不是凭空的，而是先史后论，有根有据，有说服力的。

　　《七十年》的“议”“论”大多恰到好处，个别地方的“论”“议”可能受到写作时的形势的影响，仍有值得进一步研究之处。

　　注释：[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卷首《题记》，第575页，第1页，第421页，第4-5页，第1页，第561-562页，第572页，第75-76页，第86页，第109页，第367-368页，第479页，第433-434页，第564页，第564页，第565页，第563页，第131页，第138-139页，第148页，第360页，第418-420页，第432-433页，第441页，第298-301页，第336页，第14-15页，第45页，第113-114页，第80页，第332页，第362-363页，第25页，第28页，第277页。

　　（资料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