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统一台湾历来是清代台湾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系统梳理了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研究的学术成果，重点阐述了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和谈与决战，以及施琅与相关人物等问题研究的学术进展。在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该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该课题相关新史料需进一步发掘和利用，与台湾地区及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需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中国大陆学界 康熙统一台湾 施琅 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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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统一台湾，是清代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台湾历史上的大事，故向来是清代台湾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研究是在不断沉淀累积的基础上推进的，因此学术研究史的清理非常重要。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和谈与决战，以及施琅与相关人物等问题，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颇多，值得认真总结。本文拟在检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提出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指明新的研究方向。

一  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研究

康熙统一台湾有一个过程。陈碧笙撰文详细论述了这个过程，包括康熙初年清郑之间多次和战，平定“三藩”之后清政府决策进攻台湾与施琅的作战方略，澎湖海战克复台湾及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等多个环节，并高度肯定了康熙皇帝、施琅、姚启圣等人的历史贡献，以及康熙统一台湾使此后两个多世纪里台湾与大陆完全溶为一体并得到全面开发的重大历史意义。[①]

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是学界关注较多的一个问题。杨锦麟运用决策论原理，考察了康熙统一台湾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认为康熙对台湾郑氏的战略决策主要有三条脉络：迁界禁海，议和招抚，军事进攻，三者相互作用，交叉发展，整个战略决策是一个由侧重禁抚，以抚为主，相机进剿发展到以禁为辅，以剿为主，剿抚并用的过程。在此决策过程中，康熙掌握情报的渠道主要有三：一是正常渠道即前线各级官员的题本、揭帖，二是各级官员密奏系统，三是笔帖式系统，三者相互独立，均直接对最高决策者康熙负责。康熙对前线形势的研究和进一步军事、政治行动的部署和决策，主要是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御门听政形式加以贯彻实现。[②]任力、吴如嵩论述了清政府对台湾郑氏集团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略和策略：一是寻求和平解决途径的政治策略，由于郑氏坚持分裂，多次和谈失败；二是禁海迁界的经济封锁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郑氏经济困难，但清政府也付出沉重代价，可谓失大于得，弊大于利；三是“因剿寓抚”、武力统一台湾的军事策略，建立强大的水师，武力威慑与政治招抚并用，实现对台湾本岛的和平统一。[③]

康照统一台湾战略有一个从和平统一到以战促和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与当时清郑双方政治、军事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季云飞、王兴亚、林乾分别撰文详细论述了这个战略转变的过程。[④]曾景春还从闽海制海权的角度考察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认为明郑为反清复明，清朝为灭明统一全国，曾经在福建沿海上自浙东、南至粤东北的海域，展开长达30多年的制海权争夺战，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646-1662年，郑成功强力控制海权时期；第二阶段，1662-1675年，郑清双方相持阶段；第三阶段，1675-1680年，闽海权由郑方逐渐转向清军，施琅攻克澎湖为清朝在闽海的制海权上画了点睛之笔。[⑤]

任力在对比分析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指导后，总结了五点经验：一是着眼长远战略目标，定下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决心；二是全面分析战略形势，正确把握战略时机；三是精心进行战略筹划，周密组织作战准备；四是选用合适的攻台主将，确保作战指挥的协调统一；五是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紧密结合，铸成制胜疆场的双刃利剑。[⑥]

二  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和谈与决战研究

清朝在统一台湾过程中，剿抚兼施，和战并用，在激烈的拉锯战间隙，曾经有过多次和谈。陈碧笙简要论述了自顺治九年（1652）到康熙十八年（1679）的十次和谈经过，由于双方采取不妥协的态度，最后没有达成协议。[⑦]陈在正评述了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的和谈以及郑芝龙在其间扮演的悲剧角色。[⑧]邓孔昭则详细考察了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谈判的背景，双方提出的条件，尤其是郑氏集团提出的“援朝鲜例”问题，认为清郑双方几次谈判背景大不相同，双方都是根据局势变化，利用谈判作为手段，以求达到自己的军事或政治目的。在不同的背景下，清郑双方提出的谈判条件也各不相同，大致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当郑氏军队在大陆沿海拥有很强实力，并在战场上略占优势时，清方条件是：郑氏军队退出大陆沿海及其岛屿，双方以澎湖为界，依照朝鲜事例，代为题请；郑方条件是：已占沿海岛屿不能退让，要息兵安民，清方须将漳、泉、潮、惠四府粮饷让给郑氏养兵，海澄尤不能放弃，但可作为双方往来公所。第二种情况，当郑氏军队退守台湾，清军一时无法用武力攻取时，清方条件是：郑氏可以世守台湾，但必须称臣奉贡，遵制剃发，沿海地方可开放与台湾通商；郑方条件是：援朝鲜例，称臣奉贡，但不剃发。第三种情况，当清军完全控制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动权，并攻下澎湖时，清方条件是：台湾人民土地悉入版图，官兵遵制剃发，移入内地，听从朝廷安置；郑方条件是：希望仍居台湾，承祀祖先，照管物业。实际上，郑方最后无条件投降。可见清郑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是随着各自实力和斗争形势不同而不断变化的，“援朝鲜例”不是郑氏集团的专利，有时清方主动提出，反而遭到郑氏拒绝。对于清郑双方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尤其是“援朝鲜例”问题，学界有不同看法，有人从统一与分裂的思维角度，认为清郑双方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郑氏集团提出“援朝鲜例”是要从祖国分裂出去。该文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援朝鲜例”不是郑氏集团的基本立场，只是其与清方斗争时运用的一种策略，清方有时也采用这种策略，经过多次谈判，清方最终识破了郑氏集团提出的“援朝鲜例”乃缓兵之计，在做好一切渡海作战准备之后，郑氏“援朝鲜例”就完全失灵了，最终解决问题还是靠实力。[⑨]

清政府在不同时期对郑氏集团采取招降政策，邓孔昭对此做了详细论述。他认为，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招降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顺治三年八月到十二年九月，主要是针对郑氏集团的首要郑芝龙、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招降；第二时期，从顺治十三年到康熙元年五月，对郑成功招降失去信心后，转而把重点放在郑氏集团部属方面，企图分化瓦解郑氏队伍；第三时期，从康熙元年六月到二十二年七月，招降政策兼顾郑氏集团各阶层，分头并进，活动频繁。清政府长期对郑氏集团采取招降政策的原因有五：一是利用郑氏集团部分人抗清的动摇性和妥协性；二是在东西南多事之秋，需要对强敌各个击破；三是因郑氏集团海上武装力量占优势及台湾海峡的天险；四是利用郑氏集团将士眷恋亲人故土的思想；五是清政府在处理台湾郑氏问题上内部意见分歧。清政府招降政策在不同时期对郑氏集团影响各异，郑芝龙受抚降清，但郑成功、郑经则坚决抵制，并利用为缓兵之计，而施琅、黄梧等郑氏部属降清，影响甚大，后来不少将士纷纷受抚。清政府招降政策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前期收效不甚显著，后期影响越来越大，直到最后郑克塽也不得不率郑氏集团全体投降，可谓水到渠成。[⑩]

有关清廷招抚郑氏集团新史料的发掘。秦国经利用清宫所藏顺治和康熙初年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未刊档案，如厢黄旗下同安侯郑芝龙的揭帖，兵部尚书噶褚哈、福建招抚总兵官孔元章的密本，郑经致孔元章书，郑经致其舅父董班舍启，藩前督理行营礼官蔡政、工官柯平复孔元章咨文，等等，论述了顺治时期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活动和康熙初年孔元章至台湾招抚郑经的活动。[11]

姚启圣于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678-1683）任职福建总督，除了在军事上与郑军相抗衡，后勤上积极筹集军饷、筹办军需外，在政治上还采取了一系列招抚措施，对郑军展开了大量的招抚活动。吴玫、孙国政分别撰文，系统论述了姚启圣的招抚政策、招降活动以及安置投诚官兵等事迹，并充分肯定其对削弱、瓦解郑氏集团和清政府顺利统一台湾所起的积极作用。[12]

澎湖海战是康熙统一台湾的决定性战役，相关史事记载多有讹误，施伟青撰文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考证。关于清军首次进攻澎湖地点，《清史列传》等多种史书记载有攻夺猫屿、花屿之举，实则猫屿、花屿守军望风而逃，并未接战；至于首次海战郑军阵亡人数，多记载为三千余名，实际上只有二千余众。关于防守澎湖的郑军兵、船数额，史籍记载不一，从战船三十余艘、兵丁六千余人，到战船二百余艘、精兵万人或二万、三万、四万人，甚至“几五万人”；实则镇守澎湖的郑军二万余众，各种战船二百余号。关于清军官兵和战船数量，史籍也有不同记载，有水军三万人、战船三百余号，兵五万余、船五百余号，战舰六百余号、甲士六万余人等几种说法；实际上施琅所统官兵二万有奇、大小战船二百余号。该文还纠正了《澎湖台湾纪略》所载杜臻就施琅进征澎台问题发表谈话的多处讹误。[13]

澎湖海战时的气候，是学界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施伟青对台湾学者周明德《天气对“澎湖癸亥海战”之影响》（《台湾风物》第37卷第3期）两个重要观点提出商榷：第一，周文根据《台湾外记》和《海纪辑要》所载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倾盆，至六月初六日方晴”的材料，做出施琅“远征舰队的一切筹备，受倾盆梅雨而瘫痪”，所以“不得已于台风季启程”的结论。施文认为，以上史籍所言之事发生在台湾，并未说明大陆东南也与台湾一样连降大雨，而施琅征台准备工作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均已就绪，乘夏至南风进征也是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就提出的主张，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是预定的出兵日期，故周文所论不能成立。第二，周文以连横《台湾通史•刘国轩传》等为依据，认定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清郑双方决战前夕，澎湖曾刮起北风、西北风。施文从施琅及其随征将领的报告论证从清军十五日抵澎，到二十二日取得大捷的“七日夜”期间，澎湖从未刮过北风、西北风。周文之所以出现这些谬误，是因为作者未能正确运用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没有利用施琅的《靖海纪事》、姚启圣的《忧畏轩奏疏》这些第一手材料，而把第二手材料中不可靠的记述当成信史。[14]周翔鹤认为周文与施文的不同看法牵涉到方法论问题，其对癸亥年澎湖海战的研究各自体现了引进其他学科方法与占有史料的不同侧面，各有所长。周文引进天气学方法，从台湾大雨推断闽南大雨，以及关于清郑双方决战前后风向变化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但因脱离具体史料而得出不正确的结论；施文则详尽占有史料，追根溯源，其实两者可以统一起来，如果运用天气学方法和进一步引进潮汐学方法，对于施文引用的正反史料均可以合理地解释，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后澎湖海面涨潮现象，只能用潮汐学上的风暴潮来加以解释。[15]施伟青再撰文对周翔鹤文提出商榷，指出以台南连降八天梅雨大雨的气候状况来推断闽南在同时期里也出现同样气候状况的看法难以成立，并考证了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时起澎湖海面潮涨属于正常的潮汐现象，与风暴潮无关，同时认为史学研究可以也应当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但必须坚持以史学本身固有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否则就有可能弄巧成拙，事与愿违。[16]

当时台湾的地位和弃留之争，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有人认为当时的台湾已经是一个地位极其重要、资源十分丰富的宝岛，在海防上具有重要地位，没有台湾，沿海就不得安宁。有人认为康熙把台湾看成是“弹丸之地”，在弃留间题上拿不定主意，只有施琅一人主留。有的批判弃守论，认为那是荒谬的主张，简直是卖国的言论。陈孔立撰文反对上述看法，认为弃留何题是清朝统治集团从利害关系进行权衡的一次决策性的讨论。弃守论是错误的，但他们也不是毫无道理的。施琅的主张是对的，但他夸大了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而且也不是只有施琅一人主留，在他之前四个月，姚启圣已经向康熙正式提出这种主张。该文用比较的方法说明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和当时台湾的历史地位，提出康熙皇帝对台湾总的看法是“从全国来看，台湾还算不上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但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以及“当时台湾的地位并不像后世这么重要”，不要“把康熙统一台湾和今天的现实加以类比”等观点，甚至得出“康熙进取台湾主要是为了消灭政敌，而不是出于统一祖国的美好愿望”的结论。[17]李细珠认为，如果把整个康熙朝贯通起来，把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政策的演变联系起来考察，那么关于康熙统一台湾的意义就会更加突显出来，诸如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台湾到底有何种地位，以及康熙皇帝进取台湾除了消灭政敌以外是否还有完成国家统一的追求等相关问题，也就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事实上，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有一个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过程，而且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是毋庸置疑的。他从来没有要放弃台湾的想法。早在清郑对峙与议和时期，郑氏多次提出“照朝鲜事例”处置台湾，但康熙皇帝始终没有答应，坚守了国家统一的最后底线。在平定郑氏统一台湾之后，当臣下议论或弃或留之时，康熙皇帝果断决绝地把台湾收归清朝版图。这是由其秉持传统儒家大一统观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可以说，统一台湾是康熙皇帝大一统观在完成国家统一过程的具体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康熙皇帝的理台政策也有逐渐强化之势。从设置府县，展界开海，到派遣巡台御史，都逐步加快了台湾内地化的进程，从而也使台湾成为大一统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18]

康熙统一台湾的影响与意义，学界一般持肯定的评价。[19]林仁川、陈支平从经济联系的角度，认为康熙统一台湾是中国大陆和台湾经济上不可分割的必然要求，既适应了大陆经济发展的要求，也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还是抵御西方殖民者东来，保护中国海上贸易利益的需要，促进了海峡两岸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季云飞考察清统一台湾之役善后问题，认为清政府统一台湾初期约五年间，对台湾进行的治理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诸领域，其主要举措包括设府置县、驻军设防、安置郑方投诚官兵、奖励攻台有功人员、展界开海等。清政府这些举措，旨在实现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有效的行政管理，促进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增进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巩固东南海防。[21]陈梧桐认为施琅统一台湾，并力促清廷将台湾保留在祖国版图之内，为海峡两岸的往来扫除了障碍。随着大陆特别是福建移民的大量入台，大陆特别是福建流行的语言文字、儒家思想、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广泛传播于台湾各地，台湾的文化与福建文化日趋一致，终于形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域。文化的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关键因素。施琅在促进闽台区域文化形成方面的贡献和积极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22]

三  施琅及相关人物研究

康熙皇帝是统一台湾的主角，对于相关史实，一般传记著作均有专门章节论述。[23]陈在正撰文专论康熙在实现台湾与大陆统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具体论述了康熙在解决“三藩”问题后做出进剿台湾的决策，重任福建总督姚启圣与水师提督施琅，弥合施琅与姚启圣之间的分歧，授施琅专征权，一举克复台湾，并实行展界开海，在台湾设府置县，使台湾正式成为清帝国版图一部分等事实。在此基础上，该文充分肯定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贡献，认为康熙统一台湾是对郑成功收复台湾事业的继承，康熙是一个颇有作为的英明君主，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24]

施琅是康熙统一台湾的关键人物，甚至有“施琅统一台湾”之说，施伟青著《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和《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版）是有关施琅生平事迹最重要的研究论著，其核心内容也是统一台湾。但是，曾经在相当长时期内，与郑成功因驱荷复台被定性为民族英雄而始终受到学界重视的情形不同，施琅因叛郑投清而备受争议，甚至被斥以“叛徒”、“汉奸”的恶谥，以致对其统一台湾的功绩也讳莫如深。1983年，在施琅的故乡福建省晋江县龙湖乡衙口村开办施琅历史陈列室，衙口村委会、侨委会联合举办施琅历史讨论会，这是第一次施琅研究学术讨论会。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铎全校注施琅的《靖海纪事》，为施琅研究提供了最基础的文献资料。1986年，衙口村施琅将军纪念馆开馆，又举办第二次施琅学术研讨会。1996年，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在泉州举办了规模较大的施琅学术研讨会，正式成立泉州市施琅学术研究会，会后由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市施琅学术研究会编辑出版论文集《施琅研究》（许在全、吴幼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1999年，厦门市施琅研究会成立，随后编辑出版论文选集《施琅研究》（施伟青主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汇集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界以及个别台湾、日本学者论文与调查报告46篇。2001年，晋江市政府与厦门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在晋江举办“施琅与国家统一”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论文集《施琅研究》（施伟青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及历史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泉州市政府联合在晋江举办“施琅与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会后由施伟青主编论文集《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石狮市施琅学术研究会自2006年后，连续出版多集会刊《施琅研究》（施性山主编）。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琅也成为学界研究的重要人物，其是非功过终究得以澄清。

对于施琅的理性研究，是在比较中开始的。施琅与姚启圣在康熙统一台湾大业中，均著有卓越功绩，但施琅因功封侯，风光无限，姚启圣则未有封赏，以致心有不惬，抑郁而终。全祖望《姚启圣第二神道碑铭》、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以及《清史稿》均为姚启圣抱不平。商鸿逵撰文认为，姚启圣整顿军备，安定地方，招服降者，削弱敌人，具有优长，但在征台海战中只能充当施琅的配角，故施琅居于首功自是理所当然。[25]陈孔立考订了施琅与郑成功、康熙、李光地、姚启圣等人相互关系中的若干史事，认为施琅叛郑降清先后有两次，一次在顺治三年，一次在顺治八年，其叛降原因是郑施矛盾发展的结果，郑成功杀死施琅的父亲和弟弟，郑经后来又杀死施琅的两个儿子全家人，施郑“世仇”不共戴天，但施琅收复台湾后“断不报仇”，维护了统一台湾的和平局面；康熙对施琅既给予重用又不无戒心，起初康熙对施琅“专征台湾”心存疑虑，后来才谕令施琅专征，并完成统一大业；李光地与姚启圣都保荐过施琅，李光地非常推崇施琅，但在台湾弃留问题上李光地主弃，与施琅主留相对立；收取台湾后，施琅封侯，而姚启圣未被议叙，不是因为姚启圣的捷报迟到，而是因为康熙对他不满，姚启圣与施琅在出征时机和专征台湾问题上矛盾尖锐，两人为了争功，钩心斗角，互相掣肘，以致拖延了收取台湾的时间。[26]

施琅早年叛郑投清，是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汪敏芬不同意陈孔立所谓施琅曾经两次投清的说法，认为施琅是在顺治八年才叛离郑成功而投清的，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施琅的傲慢和郑成功对他的猜忌；二是郑成功与施琅在政治斗争目标上有分歧。对施琅早期的叛郑投清不能予以肯定，因为他这个行动违背了当时的形势要求和广大人民的利益。郑成功等人的抗清斗争，迫使清王朝不得不调整一些统治政策，注意减轻一些人民负担，缓和同汉族地主阶级的矛盾，因此完全应予以肯定；而施琅却在这样的形势下，叛离投清，其行为当然难以肯定，甚至不能原谅。[27]林其泉则从施琅投清后收复台湾并力主台湾留在清朝版图的事例，反证施琅投清值得肯定。他不同意施琅是郑成功“叛将”的说法，认为施琅投清但不叛郑，施琅投清后协助清政府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正是郑成功当年奋斗的目标，是郑成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就台湾与大陆统一来看，施琅是郑成功功业的继承人和最后完成者，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应充分加以肯定，值得永远加以赞颂。[28]

施琅复出与李光地保荐密切相关，而事先施琅要求李光地给予举荐。施伟青考证认为，施琅是在康熙十九年李光地返京后才向他介绍自己并要求他举荐为将的，其时有三方面有利于施琅复出的条件：第一，康熙帝已开始考虑武力进取台湾；第二，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反对用兵台湾，客观上为施琅复出提供了条件；第三，当时李光地已升任内阁学士，在职权上有举荐可能。施琅利用这些条件，通过李光地获得举荐机会。施琅复出为征台主将，既是李光地举荐的结果，也是施琅能准确把握时机并不懈努力的结果。[29]施伟青还考证了跟随施琅从征澎台的亲属族人情况，总计有姓名事迹可考者达33人，其中亲属有4个儿子：四子世骥、五子世騋、六子世骠、七子世骅，还有侄子施韬，侄孙施士桢，堂弟施肇勋、施肇瓒，堂侄施世騄，施氏族人有施润王周、施祝兴、施辅、施联观、施玉、施璇等24人，实际从征族人尚不止此数。这些从征亲属与族人不但被用作冲锋陷阵，而且还被分拨安插到各艘战船上，有的还被用作监军，对其所在战船全体官兵起到监督作用，同时也与广大水师官兵同甘苦、共患难，显示其夺取胜利的坚定决心与信心。[30]

统一台湾是施琅一生最大的功绩。关于施琅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参与决策及具体实施并最终取得实效的情形，学界多有论述并予以充分肯定。[31]新史料的发掘与利用，更可见其复杂的面相。杨彦杰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当年留下的部分档案，结合中国历史文献记载，论述了施琅统一台湾的具体过程及其与英国人的关系。英国人在分析施琅打下澎湖以后，为什么台湾郑氏会主动派代表前去和谈，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施琅在澎湖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二是当时台湾经济十分困难，人心浮动，社会很不稳定；三是澎湖战略要地的失去亦是关键的因素。当时施琅之所以能以和平的方式统一台湾，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和政策上的优势，又与当时台湾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状况密切相关。施琅与英国人的交涉过程，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是否允许英国人继续留在台湾通商。在施琅率军攻占澎湖及在台湾登陆以后，他一方面注意保护英国商馆的安全，另一方面很明确地谴责英国人与台湾郑氏的贸易关系，要求他们提供商馆的情况并封存所有货物，但对于今后能否允许英国人在台湾继续贸易，施琅却一直未公开表态，只是反复强调此事得等皇帝的谕旨下来后才能作出决定。其实，施琅既注意到台湾的战略地位，又认为与外国贸易必须加强管理，不可放任自流。如此妥替处理对英关系问题，显示出施琅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和政治远见。[32]

关于施琅平台之后所上《恭陈台湾弃留疏》，一般都是从国家统一角度予以充分肯定，如吴温暖认为，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从地理环境的分析入手，从国家的安全环境着眼，深刻揭示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台湾与祖国东南沿海的战略关联性、台湾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影响，表达了留守台湾坚定不移的战略决心。国家安全环境是战略研究的核心问题，地理是影响战略的永恒要素，所以，施琅的《恭陈台湾弃留疏》对维护台湾与祖国的统一具有重要的战略指导价值。[33]但是，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台湾学者石万寿《台湾弃留议新探》（《台湾文献》第53卷第4期）对施琅上疏的动机提出质疑，认为施琅平台后在台湾强占了大量的田产，其上疏力主收台湾为版图，派兵驻守的真正用意乃是“为维护其在台湾庞大田产，以及其他利益”，因而对其持批评态度。林登顺《施琅弃留台湾议探索》（《南师学报》第38卷第1期）也认为施琅攻下台湾后，占有大量田园，掌控海上贸易，收取规费。施琅之所以上《台湾弃留利弊疏》，驱使他力留台湾，建设台湾的，“可能就是贪婪之心下的自己利益，而非国家民族的大情操”。那么，施琅上《台湾弃留利弊疏》，力主留台，到底是为国家还是为私利？施琅在台湾到底私占了多少田产？何种评价较为公正允当？李祖基撰文详细分析《台湾弃留利弊疏》中所说台湾当留的理由，认为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情形，真实有据，是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的，其历史功绩，应当予以肯定。当然，施琅在平台后也利用各种手段占有了不少的田产，不能排除其上疏留台有为私人利益考虑的动机。不过郑氏投降，易代之际，人去业荒，势所难免。当时台湾文武衙门、武职大员招佃开垦，设立官庄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并非施琅所独有。清初台湾的官庄及武职占垦是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其后由于官庄归公和对武职占垦的清查，此一问题得到较为妥善的处理。对施侯租的性质及其规模等问题应根据相关史料进行客观、全面、科学的研究和考察，既不要刻意回避掩盖，也不应人为地肆意夸大。施琅在康熙皇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虽然其在平台后占有不少的田产，给自身留下污点，但不能因此而将其历史功绩全盘否定。[34]

关于施琅的评价，学界颇有争议。王铎全对于过去有人肯定郑成功而否定施琅的评价提出批评，认为虽然对郑成功的评价大多肯定，但不充分，没有看到他对施琅及后人的巨大影响，对施琅的评价则大多贬抑，更欠公允，没有看到他是郑成功事业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其实他们两人在收复和开发台湾以及实现国家统一方面都先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都是应该加以充分肯定的人物。他尤其不同意贬抑施琅为“汉奸”、“叛徒”的评价，认为施琅虽然有其局限性，但那是一个阶级的、历史的局限，不能苛求于他。纵观施琅一生的历史，他的局限性，与同时代、同阶级的人相比，并不是突出的；而他的胆识和谋略、见识和气度、军功和政绩，在同时代的统治阶级人物中，却是超人的；他在克取澎湖、平定台湾、恳留台湾和善后安置等诸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重大的；他在完成国家统一使命的过程中所建立的业绩，对往后历史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因此，施琅是一个应予充分肯定的历史人物。[35]施伟青认为王铎全在施琅叛郑投清、与姚启圣的矛盾斗争及其平台动机等方面予以全面肯定，高度评价，一些具体论述多与史实不合，故提出商榷意见。关于施琅叛明投清，施、郑交恶的主要责任在施琅，王文把施、郑交恶的责任全部归咎于郑成功，是不确切的；关于施琅与姚启圣的矛盾，施琅并不是如王文所谓能照顾并尊重姚的身份地位，其实施琅对姚启圣多有攻击，并不无争功举动；关于施琅的平台动机，并不是如王文所说“上为国，下为民”那么单纯，确实有报私仇之意，其之所以没杀郑氏，并非不愿杀，而是不能杀，不敢杀，当然客观上是有利于统一台湾和平局面的；关于对施琅的评价，王文所谓“超人”的说法也有失偏颇，应尽可能恢复施琅的真实面目，虽然施琅是怀着复杂的思想动机而进剿台湾的，但他在澎湖海战后能正视现实，认清形势，理智地处理施、郑之间的夙怨，使台湾不战而下，顺利纳入清之版图，这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他的这些作为是出于被迫。[36]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肯定郑成功与施琅都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施琅从跟随郑成功抗清到降清，并由他率兵击败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后裔，统一了台湾，长期以来一直被有些人目为“叛徒”。这当中有不正确的民族观使然，也有狭隘的气节观和错误的历史观使然。从宏观角度看，从施琅一生的主流看，他都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对施琅降清不应有过多非议，更不要用所谓“气节”观来否定他。[37]

学界对施琅的评价越来越趋于理性，学者呼吁实事求是地评价施琅，就是要去除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的不实之词，肯定施琅是一位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民族的爱国将领。[38]但是，社会文化界却给这个来之不易的学术理性一记重击。2007年3月，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在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在新闻媒体与文化思想界引起激烈争议，其中心议题直指施琅是民族英雄还是汉奸，以及相关的清朝历史地位是否正统的问题，据说“参与讨论者遍及大陆、台湾、香港、中国旅外学者、海外华人，从普通的网友到历史专家、儒学家、评论家、作家、新左派、自由主义者、报人等，参与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背景来看，都比较壮观”。这被解读为社会转型期一个典型的文化事件。[39]其实，参与争议者大都是在借题发挥某种意见。如果真要讨论施琅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只要对施琅研究的学术历程稍有了解，大概就不会信口置喙了。

人非完人，施琅也是一样。邓孔昭认为，施琅这个人物是复杂的，他在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确实建立了巨大的功勋，但是，在这绚丽光环的背后，也有一些不那么光彩、不那么高尚、甚至还有些阴暗和丑陋的行为相伴随。从“争专征权”强烈排挤他人，“南风”、“北风”之争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姚启圣关系有些忘恩负义和不择手段，对台湾弃留问题前后判若两人，在台湾侵占民众的田产、逃漏政府的田赋等五个方面，可见施琅这个人物的另一面。但是，这并非要全盘否定施琅。施琅在清初为国家统一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实事求是，需要一分为二，需要全方位的观察。[40]

姚启圣、李光地也是康熙统一台湾的重要人物。学界关于姚启圣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贡献及其历史作用的研究与评价，主要是与施琅相比较进行的。邓孔昭、孔立、陈在正撰文，详细论述了姚启圣任职福建总督时为台湾归清、全国统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政冶上争取民心，整肃吏治，加强福建后方基地的建设，不断分化、瓦解郑氏的队伍；二是在军事上为扭转清军在福建战场的不利局面和廓清郑氏在沿海的势力，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并在举荐施琅、整顿军队、提高清军战斗力方面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在军需后勤方面积极催趱粮饷、修造船只、捐资捐膳，为清军进取台湾准备了必要的物资基础；四是台湾归清后即致力于善后工作，最早提出了保留台湾归入清朝版图的主张。姚启圣在台湾归清的过程中，在政治、军事、后勤以及善后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显著的贡献，应当算是清政府统一台湾的一大功臣。但是，在台湾归清之后，康熙帝对施琅屡加褒奖，复授其靖海将军，封靖海侯，世袭罔替。姚启圣不但没有受到奖赏，反而两次受严旨斥责，死后也没有任何封谥。是什么原因使姚启圣“赏不及”，甚至遭受如此厄运呢？这里牵涉到康熙的好恶和官场的倾轧。施琅和姚启圣为国家和民族所作的贡献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但也应该看到他们作为封建官僚互相争功的事实。姚启圣在“让功”疏中确实流露了对朝廷给予施琅专征权以来的不满情绪，康熙对这种居功怨愤的情绪进行适当的指责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全面抹杀姚启圣的功绩，则未免太过。学界对姚启圣的评价多数都比较客观，但仍然还是存在着“扬施抑姚”的倾向。[41]后继的研究论著，主要是针对这种“扬施抑姚”的倾向，充分展现姚启圣对于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贡献，剖析姚启圣与施琅之间的分歧，甚至声称要洗刷强加在姚启圣身上的各种罪名，力图为姚启圣正名，给予姚启圣应有的历史评价。[42]实事求是地评价姚启圣的贡献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走向极端而“扬姚抑施”，那就矫枉过正了。徐晓望认为施琅与姚启圣是清廷收复台湾的两大功臣，但施、姚关系却从合作发展为仇敌，不仅二人生前相互攻讦，其子孙也势不两立，各自聘请历史学家为其叙功，以致史学界对施、姚功过聚讼不已，成为清史一大公案。通过详细梳理施琅与姚启圣关系变化的轨迹，应该说，姚启圣对统一台湾确实有功，正是他促成清廷下决心统一台湾，并力荐施琅出山，但最后完成这一大功的却是施琅，这也是不争的事实。[43]

李光地是清初理学名臣。学界关注他的学术成就较多，而对其事功则明显有所忽视。其实，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不仅施琅与姚启圣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李光地作为当时康熙皇帝身旁的谋臣，也曾积极参与此事。李光地与施琅、姚启圣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对他们二人的作为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邓孔昭撰文论述了他们三人在统一台湾过程中的相互作用，认为李光地与姚启圣共荐施琅为征台主帅，李光地帮助施琅取得专征权，三人各自为统一台湾做出了贡献，但李光地与施琅、姚启圣在台湾弃留问题上意见分歧，施琅、姚启圣主张保留台湾，李光地主张放弃台湾，在肯定姚启圣、施琅历史功绩的同时，不应忽视李光地在其中的贡献，当然也不必隐讳他的某些历史局限性。[44]学界肯定李光地在康熙统一台湾中的事功，一方面认为平定“三藩之乱”，扫除郑经在福建的势力，李光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另一方面认为康熙帝决定对台湾郑氏政权采取武力攻取之策后，李光地又力荐施琅出任征台的统帅。同时，又都不讳言李光地“弃台”的局限。[45]李宇思、施宣圆甚至认为没有李光地力荐，就没有施琅平台；对于所谓李光地“弃台”论，则提出辩解，指出其实只是李光地向康熙皇帝以试探口气委婉进言，不能断章取义地否定李光地；尤其是李光地建议“以万人戍而三年一更番归省，一番三千人”的保台举措功不可泯。[46]

清政府收复台湾过程中其他相关人物尚多。刘德鸿勾稽黄性震的生平事迹，揭示其为福建总督姚启圣献计献策，主持“修来馆”，招降郑氏官兵，瓦解郑氏集团，甚至在争取刘国轩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是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不应被忽视的一个功臣。[47]陈支平、林枫比较清朝水师名将施琅与万正色，认为从清朝军队与郑氏集团交战史来看，万正色的贡献并不亚于施琅。假如不是万正色所率领的福建水师在福建沿海彻底击溃郑氏海上船队，逼使郑氏军队从福建沿海各岛全线撤退于台湾、澎湖，那么施琅也就不能安然地以福建为基地，率领水师直指澎湖，从而最终占领台湾。因此，万正色于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在军事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在收复台湾的问题上，万正色与施琅的战略眼光就出现了明显的差异。一方面，在对郑氏的策略上，施琅主战，万正色主抚；另一方面，清军占领台湾后，施琅主守，而万正色主弃。施琅与万正色相比，确有其高明之处。[48]

施琅麾下各镇总兵官如吴英、林贤等，学界也有论文涉及。李鸿彬利用手抄本吴英著《行间纪遇•施琅进攻台湾事》，论述了吴英辅助施琅平台经过，尤其是澎湖海战史实。他认为，施琅受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到闽后，即与福建总督姚启圣在如何平台的战略上发生严重分歧，出现两督不和局面，施琅三次邀请同安镇总兵吴英入衙相助，合谋同征；吴英帮助施琅分析清郑双方形势，力主清军必须先攻占澎湖，则台湾不攻而定；澎湖海战，施琅出师首战受挫，对攻澎平台有些丧失信心，吴英针对施琅束手无策的思想情绪，为施琅分析初战失利的原因，并提出再战取胜的措施，施琅二次攻打澎湖，按照吴英的作战方案行事，打败郑军，取得大胜；吴英知道施琅的父亲、弟弟、子侄为郑氏杀害，有“三世”仇，力劝施琅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公报私仇，施琅完全采纳了吴英的意见，接受了台湾郑氏官兵的投降。[49]施伟青认为李鸿彬论文引述吴英《行间纪遇》有关史料颇多失实，未结合其他史籍尤其是档案史料考订，结论多有疏误，因撰文逐一辩误，尤不满于吴英抬高自己，贬抑施琅，以为“吴英如此叙事，未免诬人太甚。而李文依其记载进行研究，也就难以得出客观的结论”。[50]王遵旺、方遥、刘婷玉则利用新发现的《马平霞殿林氏本房族谱》等资料，撰著《清代林贤总兵与台海战役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详细论述了林贤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参与平台战役的历史功绩。

有关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的郑氏方面人物。陈孔立系统论述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认为除康熙二十二年郑克塽率领全体官兵归清以外，在史料中还可查出八、九十起之多，降清官兵具体人数无法统计，其中仅总兵以上官员就达60多人，大致有三次降清高潮：1657-1659年,1663-1664年，1667-1680年。郑氏官兵降清和当时的形势有关：北征导致部分“北兵”背郑投清；郑成功逝世和郑氏内讧引起部分郑氏亲族和将领叛离；清军进逼，郑军溃败，使原来从清方投郑的官兵以及各地“山寇”纷纷降清。其更深层的原因可从多方面分析：从政治上说，郑军内部对抗清的认识不一致，决心坚持抗清者不占多数；从经济上说，郑氏集团长期经营海上贸易，积累了不少财富，但以数十万之众，坚持几十年抗清，物资上的供应相当困难，三次降清高潮的出现，都和经济上的困难，特别是粮食困难有关；从思想状况来看，一般官兵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很重，他们还不得不考虑个人的得失和前途；从郑氏内部关系来看，郑成功的专断和郑经的无能，也迫使某些官员不得不背离而去；此外，部将之间的矛盾也对郑氏官兵的降清发生了一定的作用。郑氏官兵投清这种历史现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把它归咎于郑成功个人，或归结为海商集团的特性，都不能说明问题。在众多的因素中，郑氏队伍结构复杂，大多数成员并没有“恢复中兴”的政治要求，在他们看来，清郑双方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这可能是导致许多郑氏官兵降清的一个重要因素。[51]吴玫则专论黄梧降清，认为顺治十三年（1656）六月，郑氏前冲镇镇将黄梧利用独守海澄之机，献城投诚，被清廷封为“海澄公”，成为当时清郑斗争中的一件大事。黄梧因揭阳之战败绩连累受罚，以及其在厦门的住所为郑鸿逵所取，对郑氏心怀不满而降清。黄梧投清后，为报答清政府的重用之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两件事：其一，向清廷举荐施琅，认为要消灭郑氏集团需要重用了解郑氏内幕的人才；其二，向清廷自荐，要求给予专事征讨的权力。在征战的同时，黄梧还十分注意做好招抚和安置郑氏官兵的工作。黄梧针对如何消灭郑氏集团，还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和措施：首先，提出诛伐郑芝龙；其次，指出郑氏集团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再次，提出平海五策；最后，提出乘有利时机，进攻金、厦的建议。黄梧降清后忠实地执行了清政府对郑氏集团所采取的剿抚两手的方针，积极地为清廷出谋献策，为讨伐郑氏集团，分化郑军队伍，迫使郑经退守台湾起了一定的作用。[52]郭蕴静论述康熙统一台湾的政策与刘国轩的最后选择，认为刘国轩不仅是掌握台湾兵权的重要人物，而且对郑氏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与互相倾轧不满。清政府对刘极为重视，曾数次遣人“招国轩”。康熙二十二年三月，施琅进军澎湖诸岛前，再次派人到刘国轩处，“视其疾”（此时正值刘重伤），并持书相招，进一步阐述了清廷的政策和对刘的希望。后来刘国轩最终选择和平归回大陆的道路，与清政府的正确政策和施琅耐心的工作有着直接关系。[53]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大陆学界有关康熙统一台湾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丰硕的成果，但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认真总结，以便在既有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与深化。这里仅提出三点供学界思考：一是研究领域有待于拓展。以往的研究重点主要关注康熙统一台湾过程中清政府的战略决策、清郑和谈与决策，以及施琅等重要历史人物，而对于康熙统一台湾的国际背景、东亚海域的各种政治势力、清朝内部的政局演变等问题，相对关注较少。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厘清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观察康熙统一台湾问题的复杂面相。二是新史料的利用。一方面，大陆学界对西文、日文资料的利用有待于加强，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中文资料也需要进一步挖掘。近年来，大陆地区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与中研院史语所有关清代台湾档案的系统整理，出版了三套大型史料集：（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编《明清宫藏台湾档案汇编》（230册），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2）台湾史料集成编辑委员会编《台湾史料集成》系列丛书，包括《明清台湾档案汇编》（110册）、《清代台湾关系谕旨档案汇编》（9册）、《清代台湾地方志汇编》（28册）等，远流出版公司2004-2009年版；（3）刘铮云主编《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内阁大库档案台湾史料汇编》（目录、索引、DVD光盘片），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2年版。这是进一步开展清代台湾史研究的良好的学术基础，也是推进康熙统一台湾研究的重要档案文献资料。三是要加强与台湾及海外学界的交流与对话。本文主要是对中国大陆学界的有关研究进行系统的总结，原则上并不包括台湾及海外学界的研究论著，只是在讨论相关问题时有所涉及。当然，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恰恰相反，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时，无论什么论题，都必须充分关注台湾及海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与台湾及海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与对话，这样才可能避免“自说自话”的尴尬，而使有关康熙统一台湾乃至清代台湾史研究在学术上更进一境。

注释

[①] 陈碧笙：《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中国古代史论丛》1981年第2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52-367页。

[②] 杨锦麟：《康熙战略决策的形成及其特点一例》，《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③] 任力、吴如嵩：《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策略及其得失》，《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

[④] 季云飞：《康熙帝统一台湾斗争方略探析》，《学术论坛》1997年第4期；王兴亚：《清朝收复台湾策略述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林乾：《康熙统一台湾的战略决策》，《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季云飞：《论康熙帝进取台湾的战略决策及其实施》，《江海学刊》2001年第6期。

[⑤] 曾景春：《清初统一台湾过程中闽海制海权的争论》，《军事历史》2004年第2期。

[⑥] 任力：《清代初期两次对台作战的战略指导》，《军事历史》2000年第1期。

[⑦] 陈碧笙：《清郑之间的和谈》，《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⑧] 陈在正：《评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和战的得失——与台湾学者商榷》，《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4期；陈在正：《郑芝龙在清郑和谈中扮演的角色》，《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3期。

[⑨] 邓孔昭：《论清政府与台湾郑氏集团的谈判和“援朝鲜例”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1期。

[⑩] 邓孔昭：《清政府对郑氏集团的招降政策及其影响》，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47页；又载邓孔昭《郑成功与明郑台湾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10页。

[11] 秦国经：《从清宫秘档看清廷招抚郑氏集团的历史真相》，《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 吴玫：《论姚启圣的招抚活动》，《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孙国政：《论姚启圣对郑氏集团的招抚》，《贵州文史丛刊》2008年第1期。

[13] 施伟青：《施琅进军澎湖几个问题的考订》，《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4] 施伟青：《关于澎湖癸亥海战的气候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2期。

[15] 周翔鹤：《关于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郑澎湖海战的天气及相关方法论问题的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

[16] 施伟青：《再论澎湖癸亥海战的气候——也论相关方法论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

[17] 孔立：《康熙二十二年：台湾的历史地位》，《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18] 李细珠：《略论康熙皇帝对台湾的认识及其理台政策的演变》，《台湾历史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06-128页。

[19] 一般论述参见王政尧：《略论康熙统一台湾及其影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李尚英：《康熙统一台湾的历史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3年第5期。

[20] 林仁川、陈支平：《试论康熙年间大陆与台湾统一的经济必然性》，《台湾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21] 季云飞：《清统一台湾之役善后问题研究》，《台湾研究》2002年第4期。

[22] 陈梧桐：《施琅统一台湾与闽台区域文化的形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3] 孟昭信：《康熙评传》，业绩篇，第三章“统一台湾，开海贸易”，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28页；蒋兆成、王日根：《康熙传》，第三章“清郑之间时战时和 剿抚兼施终统台湾”，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92页。

[24] 陈在正：《论康熙统一台湾》，陈在正、孔立、邓孔昭等：《清代台湾史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0页。

[25] 商鸿逵：《姚启圣和施琅（清史札记一则）》，《中国历史文献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205页。

[26] 孔立：《施琅史事的若干考辨》，《福建论坛》1982年第5期。

[27] 汪敏芬：《关于施琅的叛郑投清》，《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28] 林其泉：《施琅投清简析》，《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29] 施伟青：《关于施琅复出前夕的若干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3期。

[30] 施伟青：《从征澎台的施琅亲属族人考述》，《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

[31] 许良国：《略论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作用》，施联朱、许良国主编《台湾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425页；陈在正：《施琅以战逼和统一台湾的决策》，《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4期；陈梧桐：《论施琅统一台湾的历史功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王思治、吕元骢：《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胡沧泽：《施琅与清政府统一台湾的决策》，《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32] 杨彦杰：《从外国资料看施琅统一台湾》，《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3] 吴温暖：《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的战略指导价值》，《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34] 李祖基：《论施琅<台湾弃留利弊疏>的背景与动机——兼谈清初台湾的官庄及武职占垦问题》，《史学月刊》2014年第1期。

[35] 王铎全：《关于郑成功和施琅的评价》，《学术月刊》1982年第8期；王铎全：《关于施琅的再评价》，《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3期。

[36] 施伟青：《再论施琅的几个问题——与王铎全同志商榷》，《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37] 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为纪念施琅逝世300周年而写》、《“气节”问题与施琅的评价》，施伟青主编《施琅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8、97-100页。

[38] 冯春玲：《也论施琅的气节问题》，《菏泽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黄伟民：《施琅研究的理性思考》，《泉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施宣圆：《施琅“复台”和“保台”的历史功绩——兼驳施琅是海盗、叛将、汉奸论》，《探索与争鸣》2006年第5期。

[39] 乔喜参：《多元语境下民族英雄叙事的困境——由电视剧<施琅大将军>说开去》，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40] 邓孔昭：《施琅其人二三事》，《台湾历史研究》第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76-90页。

[41] 邓孔昭、孔立、陈在正：《论姚启圣》，《台湾研究集刊》1984年第1期。

[42] 徐晓望：《论姚启圣为统一台湾所作的历史贡献》，《理论学习月刊》1989年第3期；章慕荣：《论清政府统一台湾斗争中的姚启圣》，《台湾研究》2002年第4期；孟文镛：《论姚启圣对统一台湾的贡献》，《绍兴师专学报》1990年第3期；陈芹芳：《姚启圣与闽台社会》，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侯军义：《论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43] 徐晓望：《论施琅与姚启圣》，施伟青主编《施琅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365页。

[44] 邓孔昭：《李光地、施琅、姚启圣与清初统一台湾》，《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1期。

[45] 苏鸿鑫：《李光地与台湾的收复》，《福建学刊》1988年第1期；陈梧桐：《论李光地对清初统一事业的贡献》，《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46] 李宇思、施宣圆：《李光地与施琅——兼论李光地在统一台湾中的贡献》，《安徽史学》1998年第1期。

[47] 刘德鸿：《黄性震述评》，《台湾研究集刊》1985年第4期。

[48] 陈支平、林枫：《施琅与万正色》，施伟青主编《施琅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396页。

[49] 李鸿彬：《施琅与吴英——兼论澎湖海战》，《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30页。

[50] 施伟青：《<施琅与吴英——兼论澎湖海战>辨析》，施性山主编《施琅研究》第3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4页。

[51] 孔立：《郑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52] 吴玫：《论黄梧降清》，《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53] 郭蕴静：《康熙统一台湾的政策与刘国轩的最后选择》，《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