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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精神与思辨精神的结合
作者:茅家琦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6-14  点击量: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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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母校百年华诞之际,情不自禁地怀念起已故的郭影秋校长,我再一次阅读了他的史学著作《李定国纪年》。

  这本书是1960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它的特点是实证精神与思辨精神相结合,史学家与政治家都可以从中吸取智慧。 

  全书21万字,引用的资料达100多种。郭校长对这些资料做了细致的辨伪、考证工作。正如他在书的“凡例”中所说:“由于旧籍作者时地不同,见闻各异,长短互见,矛盾层出,‘合众书而为一书’确实存在很多困难。”他的取舍标准是:“第一,各书相同的,取其成书较早的;第二,事实相同而描述不同的,取文字易懂的;第三,事实出入太大的,尽量选用档案资料,或比较各家的说法,选其较为合理的部分;第四,有些材料下加‘按语’提出编者的看法。”在书的“序言”中,作者又说:“学术工作是严肃的,没有科学的、严肃的态度是不会做到预期的结果的。我所搜辑的史料中,虽然不能说是‘无一字无出处’,但愿努力做到所有问题,所有情节,所有时间、地点及人物都有出处。” 

  可以想象,为了史事真实,郭校长付出了多大的艰苦劳动!这种实证精神盖来源于他早年在无锡国专所受的朴学教育。我个人认为,这种实证精神是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 

  从书名看,《李定国纪年》像是一种资料性质的史事记录。其实,作者对李定国这位历史人物以及他所领导的大西军的活动作了全面的分析,提出了实事求是的评论。例如,作者对李定国的个人特点作出如下的评述: 

  定国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大节无亏”。当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时候,他能和广大农民一起,揭竿而起,武装自己,推翻地主统治阶级的统治。当清兵入关,民族矛盾较之阶级矛盾更为突出的时候,他能联明抗清,严辨中国和民族敌人的界限。当兵败势危,大局无可挽回的时候,他能像中国历代的“志士仁人”一样,见危授命,至死不屈。其中最艰苦的转折是由“推翻明室”到“联明抗清”。他和地主统治阶级战斗了二十年,打得明朝的小皇帝几乎没有一兵一卒,但在必要情况下,又能坚持“联合明室,恢复中原”的主张,没有坚定的意志,远大的战略眼光,是万万做不到的。 

  定国一生的第二个特点是处处“顾全大局”。这不是由于他的“独以宽慈著”的性格,主要地还是他具有从全局着眼的先进思想。 

  定国一生的第三个特点是远大的战略眼光。突出的一点是他时时刻刻地期望着和郑成功合兵作战。理想虽未成为现实,然而他的想象是合理的、积极的。 

  定国一生的第四个特点是先进的政策思想。……首先是军事政策,……其次是民族政策。……再次是土地政策。……最后说一下宗教政策。 

  郭校长对李定国作出如上评价,显然,他站得很高、看得很深,说明他有很高的思辨能力。这种能力的形成与他的革命生涯分不开。他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严峻的革命实践,锻炼了他的思辨能力。读者如果不相信这个判断,请再琢磨上面引用的一小段话:“最艰苦的转折是由‘推翻明室’到‘联明抗清’,……没有坚定的意志,远大的战略眼光,是万万做不到的。”这种深入思想深处的分析显然是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中国共产党由“反蒋革命”到“联蒋抗日”这段历史中获得启示以后才能作出的。在象牙之塔中成长的史学家是很难达到这样高度的思想境界的。 

  这部史学著作中体现的高度实证精神与高度思辨精神是值得史学家深思的。 

  这部史学著作也值得政治家一读。 

  政治工作与史学研究从来就是紧密相联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这是中国的传统。聪明的政治家都要从历史中吸取治国的经验教训。司马光的史学名著,书名就是《资治通鉴》——搞政治的教科书。郭校长在总结李定国一生时提出四大特点:大节无亏、顾全大局、远大的战略眼光和先进的政策思想,哪一点不是一位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品质?懂一点历史的政治家才能成为聪明的、自觉的政治家;不懂历史的政治家是愚蠢的、盲目的政治家,自己在政治上失败了,还不知道失败的缘由。这差不多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常识。政治家不一定是史学专家,但必须读一点历史书籍,懂一点历史知识。《李定国纪年》这部兼具实证精神与思辨精神的史学著仵,是值得政治家一读的。 

  《李定国纪年》兼具实证与思辨双重精神,它的作者则兼具史学家与政治家的双重品格。阅读《李定国纪年》这本书,也要深入了解它的作者的这种双重品格。 

  在一个动荡时代的开始,1957年夏,郭校长是以革命家的身份来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的。但是,来校以后他的活动却给人留下另一种深刻的印象: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及学科建设。下面我举三件事。 

  第一件是他到校不久,就亲自到各系召开副教授以上的座谈会。当年,我担任历史系主任助理工作。校长办公室通知我邀请教授,安排时间。座谈的内容不是研究如何“反右”,惟一的内容就是请各位教授谈谈自己的专长、研究方向和今后的研究计划。 

  第二件是1959年春在全校运动会闭幕式上号召全校师生“坐下来,钻进去”,1957年以来的躁动情绪被压制下来了,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的正常秩序逐步恢复,这在校史上是值得重视的一页。 

  第三件是1960年我曾经找郭校长谈历史系学科建设问题。当时系内有三位教授、两位讲师从事南明及清朝史研究,南京市亦有两位老专家研究南明史;学校有很丰富的南明及清朝史资料,郭校长支持我建立清史研究室的计划。很可惜,到1964年,我受到大批判,无法坚持,这个学科建设计划夭折。至今我仍然十分遗憾。 

  这三个例子说明郭校长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学者,如何做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他有自己的独特思路。他深知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教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是大学生命攸关的大事。 

  政治家与史学家读一读《李定国纪年》,使自己兼具实证与思辨两种精神,是有益的。这正是我重读这本书以后获得的一点启示。 

  2001年4月

  (资料来源:《郭影秋纪念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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