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深深感到对我此生教育最深、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著名的共产党人郭影秋同志。郭校长在世时，我作为一个年轻的教师，普通的共产党员，和他有较多的直接接触。在我加入党组织时，他曾亲笔写来贺信；他作为明清史专家曾勉励和指导我研究清史，献身清史研究事业；在他晚年久卧病榻时，一段时间内我有幸与之朝夕相处，协助其整理出版了回忆录——《往事漫忆》。1985年，当郭校长不幸病逝时，我悲痛难抑，曾在人民大学校报的一篇悼念文章中说：“在人生历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当你徘徊不前，茫无所措之际，往往由于一位良师的循循善诱，使你犹如柳暗花明又一村，豁然开朗。由此，甚至影响你一生的道路和方向。我们的好校长——郭影秋同志，就是我人生道路上这样的尊师。”

辞掉省长甘愿当校长的共产党人 

　　郭影秋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曾在老师和亲友的周济下，就读于无锡国专和江苏教育学院。在学校学习期间，就投身于革命学生运动。1935年加入党组织后，以中学教师身份做掩护，从事过党的秘密工作，是时，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经历过狱中斗争的严峻考验。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投笔从戎，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活跃于微山湖周围，开辟和创建了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后在冀鲁豫区及晋冀鲁豫大区工作。解放战争后期，他又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二野大军渡江南下，为解放全中国屡建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曾先后任川南行署副主任、云南省省长兼省委书记处书记，为恢复天府之国和云南经济、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1957年后，为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他又主动报告党中央，辞去云南省省长之职，到南京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兼校长。短短几年，他即把南京大学治理得有条有理，教学与科研质量都有显著提高，很快跨入全国重点高等学校行列，影秋同志也随之成为一位深孚众望的大学校长。周总理曾十分赞赏地对云南省籍的辛亥革命老人李根源先生说：“你们贵省的省长郭影秋，不愿当省长，自愿到大学当校长，难能可贵。” 

　　我于1956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在哲学系任教。1963年郭影秋调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协助吴玉章校长主持学校的全面工作。我当时只是一个刚刚留校不久的青年教师，与影秋同志还很少有个人接触，对学校的情况也了解不多。但从一些直观的感觉中，感到学校矛盾重重，问题较多。在我毕业前夕的1959年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就有一位副校长因被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含恨自杀。还有几位校级领导，也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1960年，学校开展“反修教学检查”，刚刚参加工作的我亲眼看到一些很有成就的老教师被指责为有修正主义观点而遭受批判和检查。及至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时期，许多矛盾都暴露了出来，不团结现象甚是严重，各项工作都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为此，吴老希望中央能给他派一位得力助手，以扭转学校工作的落后局面。影秋同志正是受命于这样的危难之际。惟其如此，全校师生对他的到来，自然是翘首以待，抱有很高的期望。 

　　在人们的期待中迎来了1963年9月1日的开学典礼，当吴玉章校长讲话时，着重介绍了新来的郭校长，我屏心静气地听吴老说：“我们人民大学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来主持日常工作。我于是找周总理要人。总理告诉我，他手中有四个人可以任我选择。当我选择了影秋同志时，总理称赞我有眼力，还说他原准备调影秋同志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说到这里，吴老又非常欣慰、慈眉善目地说：“同学们，郭影秋校长是周总理的人。”听了吴老这番话，在场的师生无不惊讶，顿时，都迅速把目光集中到这位新校长身上。只见他衣着整洁、温文儒雅、气宇轩昂、彬彬有礼。他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更是有的放矢，深得人心。记得，他针对“大跃进”以来，各种政治运动对学校正常秩序的冲击，有理有据地指出：“全校要树立教学与科研为中心的观念，迅速转到以提高教学科研质量，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的轨道上来。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以老带新，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如此等等，整个报告，条理清晰，逻辑严密，文采飞扬，出口成章，使人感到这位新校长，既热爱教育，又懂得教学规律。周总理称赞吴老有眼力选择郭影秋做他的助手，从这里也得到印证。此后，我又从校报和一些老教师那里得知，郭校长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到校后曾逐户访问学校的老教授，虚心听取他们对办学的意见。我也参加过他召开的青年教师座谈会，他和蔼可亲地向与会者问长问短，了解我们工作和学习中的困难和要求，并语重心长地向我们提出勉励和期望，使大家受到激励和鼓舞，增强了信心和力量。我还注意到，那个时期，他的身影不时出现在课堂中、操场上与伙房里，深入到学校的各个部门。他还重点到矛盾突出的老大难单位，逐一进行对话，找出形成矛盾的症结，鼓励大家，“要团结一致向前看”。 

　　人民大学在影秋同志以身作则、严以律己、廉洁奉公、辛勤忘我的工作下，全校的教学、科研与行政后勤工作，很快都有大的推进和提高。到“文革”前，整个学校的面目已焕然一新。影秋同志也自然而然地赢得全校师生员工的尊敬与爱戴。 

　　然而，当十年动乱的血雨腥风席卷而来时，康生、“四人帮”一伙，先是对郭影秋拉拢引诱，未能如愿后又打击陷害，点名郭影秋是“敌人”，是“刘、邓路线上的”人，甚至诬陷他参加了“二月兵变”。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次次地对郭影秋进行批判斗争。还上纲上线，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乃至诽谤他是“叛徒”、“托派”、“假党员”。我凭着直观感觉和理性思考，一直认为他是好党员、好领导。同时，为了弄清事实真相，还利用“大串联”的机会，到他的家乡——江苏铜山，以及他曾经战斗和工作过的徐州、湖西一带和南京大学，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调查。搜集到的大量材料都证明他是好党员、好干部。在当时社会上掀起的反击“二月逆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浪中，我也被扣上“铁杆保郭派”的罪名。但我却对此心安理得，且对影秋同志的爱戴之情与日俱增。 

给身处茫然的我拨正了前进的方向 

　　1969年，在“文革”期间“斗批改”的过程中，人民大学的绝大部分教职工，都怀着灰溜溜的心情，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那时，由于极“左”路线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打击，包括我这样解放后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都有心灰意冷之感。有的同志在去干校之前，竟全部以废纸的价格卖掉多年积累下来的书籍、材料，甚至扔掉文房四宝，决心不与书本打交道，要与教学研究绝缘：何必劳心费神，落得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可悲下场呢！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到了干校，除“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外，终日不是劳动，就是聊天、吃饭、睡觉。我总感到这样的生活不是滋味，浑身的力气使不到正处，茫茫然，不知道脚下的路到底应如何走？记得是1970年春节，我利用从干校回京探亲之际，约了同在干校劳动、回京探亲的郑杭生（曾任人民大学副校长）一起去看望影秋同志，想向他倾吐心中的烦恼。同时，也想让他指点迷津，拨开迷雾。 

　　当时，影秋同志因受极“左”路线的迫害，重病在身，在家调养，但依然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耐心地听取了我们的思想汇报，还详细询问了我们在干校的生活、劳动、学习的具体安排，我们也就无拘无束地向他倾吐了肺腑之言。尔后，他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们说，一个青年人，一个革命者，既要能在顺境中成长，也要能在逆境中迂回前进。要经得起任何风浪的磨炼与考验。你们是解放后党培养起来的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要有前进的信心，不能有自卑和灰心的心理，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用之武装自己的头脑，奠定坚实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要好好利用在干校劳动锻炼这段宝贵的时光，克服困难，尽可能多读点书，掌握丰富的基本知识。你们年轻，来日方长，总会有机会发挥应有的作用。接着，他还以沉重的心情告诉我们，中央已决定撤销人民大学，看起来这已是无可挽回的了。你们再回干校后，在劳动之余，一定要抓紧时间，认真读书，好好学习。同时，在认真思考的基础上，要写点有分量的文章，以使中央、社会上看到人民大学这支力量，这支队伍不可低估。他又十分诚恳地说，干校的环境固然艰苦，但要付出双倍的精力，总会收到成效的。听了影秋同志这些亲切而中肯的教诲，我们如同迷途的征人被拨正了前进的方向。当谈话结束临别时，他不顾我们再三拦阻，执意挪动他那肿痛的双腿，步履艰难地一直将我俩送至大门口，用满含深情而期望的目光，看着我们远去。 

　　影秋同志这种诲人不倦、平易近人、待人以诚的长者风度和高尚品德，实感人至深。当我再返回干校之后，耳际总是萦绕着他那些教诲的话语，“抓紧时间，认真读书”。即便是经过一天紧张而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后，也总是忍受着腰酸、臂痛之累，不顾嗡嗡吮血的蚊叮之苦，在床头蚊帐的竹竿上挂一盏煤油灯，再挑灯夜战。常常在夜深人静之后，如饥似渴地刻苦攻读各种书籍，诸如《马恩选集》、《鲁迅全集》及各种中外思想史名著，我都是在那极艰苦的条件下阅读的。现在回忆起来，正是影秋同志的教诲才给了我无穷的勇气和力量，能以在逆境中不气馁，不彷徨，坚定信念，认真读书，思考问题，增长知识和才干。那时，我也常常一边读书，一边回味前代处于困境中的古人，如文王拘而演《周易》，左丘失明而写《春秋》，孙膑断足作《兵法》等故事，深深体会到处于逆境中的人，一旦醒悟，更能发奋图强。 

勉励我要终生献身清史事业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本来学习的是历史学系中国革命史专业，1960年毕业后却留校分配到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文革”期间，人民大学被莫名其妙地撤销。在此期间，经过影秋同志的苦心争取，在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成立了清史研究小组，挂在北京师范大学，并由影秋同志亲自担任组长，直接领导该组制定研究规则，确定研究方向。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经戴逸老师推荐，我从干校回来，调入清史研究小组，担负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任务。在此过程中，在政治思想与专业研究方面，郭校长都对我循循善诱，给予了许多教诲和指导。 

　　一件令我难忘的事是1976年12月，继粉碎“四人帮”之后，我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加入党组织的行列。这又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新的转折和飞跃。我真没有想到，当影秋同志得知我入党的喜讯后，竟然在医院的病榻上，亲笔写来贺信：“欣闻你光荣加入党组织，特致祝贺。入党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而不是继续革命的终结。望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好党员。”当时，我读着这位校领导、老共产党人寄来的祝贺、勉励、鞭策的贺信，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争气，决不能辜负这位可敬、可亲的革命前辈的殷切期望。 

　　影秋同志对清史研究以及对我个人清史业务的指导，更是我决定研究方向的精神动力。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清史研究小组也从北师大重返母校，并扩建为清史研究所。影秋同志再度出任副校长，协助老教育家成仿吾校长主持学校的工作。一天，他竟架扶着双拐（注：因被迫害致残）来到清史研究所，宣布清史所建所的新领导班子，勉励全所同志齐心协力，为早日编写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回顾清史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影秋同志确实倾注了大量心血。因为他自身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即便是在久病之中，仍不断阅读明清史方面的各种著作，对清史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可谓了如指掌。他不仅指导研究所制定研究规划，确立研究项目，而且直接关注所里研究人员的进步和提高。他的记忆力非常惊人，他在宣布清史研究所领导成员的全所大会上，竟然能一一点出该所三十多位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也反映出他日常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在住院的病房中，主动约见了我和著名历史学家王思治教授。他就如何进行清史研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和指示。其谈话要点是：①清史研究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清史的研究资料又浩如烟海，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广为搜集阅读。因而在清史领域进行研究耕耘，大有用武之地，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②清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就喋喋不休，以免让人引为笑柄；③研究工作应从基础入手，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为此，可先编写《清史编年》，要在搜集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使其既是一部“学术”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这是一项基本建设，既编书，又练人；④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影秋同志这次关于清史研究的谈话和指示，可以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切中肯綮，抓住了深入开展清史研究的关键，实际上成为清史所日后开展研究所遵循的依据。此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的《清史编年》就是按影秋同志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当时，我还不过是清史研究所最年轻的一名研究人员，而影秋同志竟然在病榻上与我及王思治教授就清史研究做长时间的谈话，足以说明他对我的殷切期望与厚爱。 

　　1981年，我带领清史研究所1979届的研究生到江浙一带实习考察，看望了在上海治病的影秋同志，也请他给研究生以勉励和教导。虽然，他那时已久病在身，仍亲切会见了我们师生一行，并谆谆教导我们：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三要掌握语言工具，要学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 

　　后来，影秋同志从上海转回北京治病，曾多次向我谈及研究清史的有关问题，诸如研究清史的意义、清史中的一些历史人物应如何评价、有关清史著作的长短得失等。有时，我也将自己发表的清史论文送他审正。尤令我终生难忘的是，直到1985年10月末，在他弥留之际，我急忙赶往病房看望他时，他还十分吃力而关切地询问我：“你最近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拳拳教诲，殷切期望之情，实在是沁人肺腑，催人泪下。 

　　回忆我在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从建所时的一个最年轻的研究人员，逐步到担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再到副所长、所长；在业务职称上，也从一个助教，一步步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教授。同时在清代学术思想史领域，也出版了一些论文和专著，对某些学术问题也有自己一定的见解，还多次应邀到美国、台湾等地进行访问和讲学。这一成长过程，应该说与戴逸等师长的指导提携密不可分，其中尤其与影秋同志的谆谆教导“要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和影响。虽然，我于1991年调离清史研究所，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总编之职，尽管此后的行政领导与编辑业务工作比较繁忙，却一直没有中断对清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依然忙里偷闲，利用夜晚和假日的时间，陆续写出《乾嘉汉学论纲》、《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清代学术文化史论》等论著在海内外出版，都是影秋同志多次教导给我以巨大精神动力的结果。 

口述《往事漫忆》，使我受益终生 

　　影秋同志对我的教诲与影响，最主要的还是在我协助他整理回忆录———《往事漫忆》的过程中。1984年5月至7月间，经人民大学校党委指派，我前往影秋同志住院的上海瑞金医院，协助他整理革命回忆录。当时，影秋同志几经病危，已自感不久于人世。为总结历史经验，保存党史资料，响应党中央关于老同志要撰写回忆录的号召，决定要整理自己的回忆录。我到上海听到他说明意图要求后，便每天下午到其病房中聆听他口述自己一生的经历，同时录音。而后再进行文字整理。此间，他常常是在发着高烧、打着点滴的情况下，忍着病痛的折磨，咬紧牙关，向我讲述不辍。有时，我看着他那病痛的样子，为减少其痛苦，不得不惴惴不安地说：“校长，今天我们休息吧！待病情好些，再接着讲行吗？”而他却总是严肃而慈祥地对我说：“俊义，我估量自己已不久于人世，要争取时间，还是继续讲吧！”就这样，他往往是伴随着病痛折磨向我讲述其一生的经历。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依次向我讲述了他苦难的童年，青年求学时代；急切寻找党组织，入党宣誓，开展秘密工作，进行狱中斗争；在第五战区李宗仁先生领导的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从事抗日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湖西抗日革命根据地，湖西的肃托事件；投身解放战争，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在川南地区的剿匪反霸与土改征粮；如何建设云南边疆，到中央党校学习；主动辞去云南省省长职务到南京大学工作；在人民大学工作期间，“文革”初期任职北京新市委书记和参加早期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文革”的种种内幕，和康生等阴谋家如何对他先拉拢后打击的内情……整个讲述内容，条理清晰，丰富生动。对我说来，实在是一次极其难得的学习机会。他一生的革命斗争经历，可以说是党所领导的当代革命斗争史的一个缩影。同时，我也更多地从中了解到影秋同志的理想和情操，学到了许多课堂上与书本中学不到的东西。其讲述内容形成的录音带多达五十余盘。听其口述完毕，我回到北京后，先将录音带转成文字，再查阅有关历史文献，并阅读了影秋同志本人的日记与往来信件等第一手资料，直至整理成《往事漫忆》一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1986年8月出版。令人遗憾的是，影秋同志生前却未能见到回忆录成书。 

　　1985年10月下旬，就在影秋病逝前两天的一天深夜，其长子少陵同志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已病危，很可能一两日内辞世，现正处回光返照阶段，头脑还清醒，关于其回忆录的整理，还有什么话要抓紧交待，你请到医院来吧。”我闻此凶信，即刻赶往医院探望，在其病榻前，最后一次聆听他的教诲。他以微弱的声音除询问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外，着重对回忆录的整理做了临终交待：“对回忆录的整理，一定要实事求是，既不要溢美，也不要掩恶。”当我询问其整理完毕后，请谁代为审定时，他说：“你自己整理，自己最后定稿，必要时，可以咨询我的老战友。”我真感谢影秋同志对我的信赖，这次榻前聆晤也成了永诀。 

　　（资料来源：《纵横》2003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