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龚书铎教授，福建泉州人。50 余年前，龚先生离开故土，赴北京求学，1952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在史学园地上辛勤耕耘和培育人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真可谓著述丰厚、桃李满天下。仅新时期以来，他先后培养出来的硕士、博士即达40 余人之多，且其中有不少人已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骨干。除教学外，龚先生还担任包括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副组长等多项学术和社会职务。虽然工作很忙，但他仍辛勤著述，笔耕不辍，近几年来出版的著作，即有: 《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增订本 、《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主编 、《中国通史·近代前期》上下两册，主编 、《求事实学术随笔》、《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与沙健孙共同主编 、《历史的回答———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原则争论》合著 等。近日，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部分博士生，带着平日专业学习中大家十分关心的学术创新和理论指导问题，向中国近代史著名专家、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所长龚书铎先生请教。龚先生围绕学术创新和理论思考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现将龚先生的谈话予以整理如下:

一、 强调“原创性”，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1. 关于目前人们关注的克服浮躁的学风，龚先生认为: 现在学术界学风的确存在许多问题，抄袭和小偷一样，小偷偷的是别人的物质性的东西，抄袭是在偷人家的文字成果，这当然是腐败现象。但目前出现了把学术腐败泛化的情况，这就不好了。似乎学术界一团糟，其实没那么严重，剽窃的还只是极少数。不久前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文件，社科院也有类似的文件下发，都没有用“学术腐败”这个词。纠正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当然应该，但炒得太过就不应该了。讲学术道德是我国的优良传统，我们北师大陈垣老校长和白寿彝先生都是非常强调学术道德的。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学术是否能健康发展的问题，确实是应该引起我们史学界广泛重视的。 

　　学风不好较多的表现是不下功夫，拼拼凑凑， 急于求成。这除了学者个人的学术道德修养不够以外，也与一些社会因素有关。目前的市场经济还不够规范，急功近利，人心浮躁，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等，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造成的，社会氛围必然会影响到学术界。量化评估看似科学，实际上也有片面性，用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成绩，突出了量，忽视了质，就容易形成积凑数量的现象。评职称、分房子样样都要和科研数量挂钩， 对学者来说，职称、房子这些东西都是实实在在的，人要生存，就需要有这些条件。但作为一个学者若过分考虑物质方面的东西，只有利益目标而没有学术目标，学问还真的就做不好。这就好像画家画画， 如果一心想着画怎样画才能卖上大价钱，那这画肯定没啥价值。因为他的画不是追求如何达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而是按照市场的要求和品味来作画。做学问也是这个道理，急功近利是做不了大学问的。 

2. 龚先生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原创性，他认为目前重申这个问题，对端正学风，对推进中国史学健康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说到这里，龚先生回忆起他与不久前去世的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的一次谈话: 有一次，我与钟老闲聊，他对我说，我一生写了许多文章，只有二三篇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钟老那么高的学术地位，一生写了那么多论著，却说只有两三篇够得上是学术论文， 他的话一方面体现出他的谦虚，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把学术目标定得很高。他所说的那两三篇指的是他那个领域里的学术经典，是那个领域里的学者必须研读的东西。人的一生如果能写出这样的东西，二三篇足矣! 治学的根本就是要拿出原创性的、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来。 

3. 龚先生进一步分析了目前出现的把外国的研究模式及中国现有的研究成果者简单相加的治学方法有多大科学性的问题，他认为: 

　　学术研究吸收外来的东西是必要的，但不能生搬硬套，而要充分地消化它，要真正在原始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史学研究。王国维、陈寅恪、郭沫若等学术大师，他们的治学也并不是将外国的方法和中国传统的东西简单地相加。郭沫若对外国的东西比较熟悉，对马克思主义也有素养，但他是在甲骨文、金文等文字学的基础上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郭老不仅是文学家、史学家，而且是文字学家，是甲骨文研究的“三堂”王观堂、董彦堂、郭鼎堂 之一。今天来看，不管他的研究有什么不足，他的治学有原始文献的根基是确定无疑的。 

　　学习前人成果首先是看人家的长处，而不是挑毛病，这是根本的。我们要学习这些学术大师的道德、文章，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 

　　有人说老一辈史学家都是从私塾里读出来的，古文功夫强;新中国成立初的那一代史学家学过马克思主义，我们年青一代这两点都没法跟前辈比，我们要超过他们，就得在外国东西和二手材料上下功夫。改革开放就是要学习新东西，但我们主张的是学习外国有用的东西，是要把人家的东西吃透，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不能生搬硬套，不能像梁启超在20 世纪20 年代说的，像晚清时期那样“饥不择食”，应该平静地、心平气和地研究外国的东西。80 年代那会儿，“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 很是时髦，有的学生要求我们老师用“三论”教历史，后来我从北京邮电大学请来搞哲学的老师讲“三论”，开始时有200 多人跑来听讲， 两个星期下来，就只剩下7 个学生了，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求讲“三论”，现在开了课又不听了，他们说“三论”并不像他们理解的那样，还有数学公式，根本听不懂。学术界也是一样，史学领域有人声称要用“三论”研究历史，最后还是拿不出成果来，热闹一阵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后现代主义”又很流行，有人根本没有弄懂“后现代”到底是个啥，就拿着到处乱套，这种风气很不好。做学问还是要扎实的工作，在第一手材料上多下功夫。 

二、 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握住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1. 马克思主义自上个世纪20 年代传入我国， 并逐步成为我国历史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但近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界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史学研究中出现了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现象，片面的观点屡见不鲜，就这个问题龚先生认为: 我们研究历史，是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历史。就拿农民战争的研究来说吧，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的农民战争史研究有偏差， 越拔越高，但也不全是这样，范老的《中国近代史》就讲到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局限性。纠正偏差不要矫枉过正，有人认为中国没有现代化是由于农民战争的破坏，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不是从客观历史的实际出发去研究历史， 而是高高在上、指手划脚地谈农民起义的历史。其实，中国农民最朴实，他们的生活要求并不高，只要有口饭吃，能生存就行了。造反是大逆不道， 是死罪。如果能活下去，谁又愿意拿身家性命去冒险呢？ 起义都是到了吃草根儿、人食人的程度才会出现的，人祸天灾，官逼民反。作为史学工作者为什么不去分析起义发生的原因，不去抨击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而偏偏去非难那些勤劳朴实的农民! 农民当然不比红军和解放军，纪律没那么严明，打仗总会有破坏，但破坏很大程度上是镇压起义的官军所为。我们就以太平天国为例，谭嗣同曾到过南京，那时已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20 年以后了，当时的南京仍然很残破。谭嗣同在致欧阳鹄的信中就说:“顷来金陵，见满地荒凉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 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 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赵烈文是曾国荃的幕僚，他在日记中说南京的破坏，湘军所为占十之七八，连他自己都看不下去了。事实明明摆在那儿，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怎么能没有根据就下这么荒唐的结论呢？ 另外， 太平天国起义的目标是对准当时地主豪绅和官府的，太平军从广西打到南京，所到之处，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到一些可耕种的土地。太平天国统治区即使到后来也和清朝统治区不一样，那里的农民负担较轻。曾在太平军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呤利就曾说苏南的丝茶贸易出口，太平天国时比清政府统治期间大大增加，太平军失败后，出口量又大幅度地下降。从这些事实看，至少到1864 年，太平军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维护着农民的利益。太平天国虽然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但直至1864 年并没有完成政权的封建化过程，仍是农政权。现在新的历史教科书只留下了陈胜、吴广起义，把太平天国起义划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里，所谓抗击洋枪队，否定了它反封建这个主题，这种做法实际上也是否定了农民起义，这是不对的。翦老在论及农民战争时说到过“让步政策” 的问题，西汉、唐代和明清每一个皇朝建立之初都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出现了“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的局面，这都与农民战争的打击分不开。这能说农民起义一点作用也没有吗？  

　　中国古代到底有没有奴隶制社会，有人说没有，港台有人认为西周叫做奴隶制社会是“文不对题”，而是“封建”时代。还有人称中国社会为“郡县制社会”，也有人称“农业社会”、“传统社会”、“帝政时代”、“后帝政时代”，总之，认为中国没有封建社会，理由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是指欧洲的庄园制社会。这种观点的毛病就出在了没能抓住社会中的主体关系，也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所有制的关系。有人把“资本主义萌芽”叫做“新经济因素”， “新经济因素”到底指的是什么？ 其实这些词都没能抓住事物最本质的东西，所谓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20 世纪20 年代就有这种说法;“郡县制”是一种地方的行政组织，这是个什么社会制度？  

2. 目前有些史学观点随意性很大，原因就是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不能历史地分析和认识问题，而是片面地、孤立地、想当然地看问题。结合中国史学界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龚先生阐述了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和全面分析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认为: 现在我们的研究随意性很大，有些人不是系统地搜集材料，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而是想当然地下结论，这显然是违背了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 

　　白寿彝先生就特别强调读书，反对单纯找材料的做法。有一次我去看他，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找材料，他马上纠正说你要先读书，不然光找几条材料怎么行呢？ 就拿人物研究来说吧，在魏源、谭嗣同的著作中唯心、唯物的东西都有，你想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就能找到什么样的材料，如果不做整体、全面的研究，拿了几条材料就下结论肯定是不行的。有人只根据几条材料，就给袁世凯翻案，说他的所作所为顺应了社会的发展，正是在他的宽容政策下，才出现了陈独秀、蔡元培、鲁迅，也包括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物。他们认为袁世凯对抵制“二十一条”有贡献。“二十一条”有双方的谈判是事实，但袁世凯签字也是事实。袁世凯后来还为此掉过几滴眼泪，仅仅根据这些现象就说袁世凯反对“二十一条”，明显是说不通的。中华教育会把5 月7 日定为“国耻日”，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按这个逻辑说，汪精卫也不是汉奸了。因为他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有人为汪精卫翻案，说他不是为日本人办事，是为了保护沦陷区的百姓，这岂不是荒唐吗？!  

　　历史人物，像曾国藩、袁世凯这些人，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不能说它件件是坏事，这些人一生写有许多文字，也不能说每一句都是错的。你想随便凑合几条材料，来证明他们的“功绩”，掩盖他们的本质，这样得出的看法如何能站得住脚呢？ 不能光看这些人说过什么，研究中应详细地占有材料，将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非主流的东西分清楚，然后才能下结论。这需要做扎实的工作。现在的历史研究，有人不讲阶级、阶级分析，抽象地讲农业社会，只讲安定团结。要知道，我们是在进行历史研究。过去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强调立场、观点和方法，现在一些年青的史学工作者不大讲这些。其实，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个统一体，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就会有什么样的观点， 也就会采取相应的研究和解释问题的方法。目前史学界有些人对农民战争一味指责，对它的历史作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就与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全面地看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三、 近代史上的革命和近代化问题 

1. 改革开放以来， “近代化”的研究很热，由此引发了对“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化”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也是关系到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问题， 对此，龚先生认为: 

　　“反帝反封建”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是应该关注和处理好的大问题。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用“近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的倾向;有的学者认为把研究方向、角度归结为历史观不准确，应称它为“范式”。从“近代化”的角度弥过去偏重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所出现的偏向，扩展了视野，这很好。问题是有些人将“近代化”与“革命”对立起来，用一个代替另一个。“革命”与“近代化”在中国历史上是分不开的，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是实现中国繁荣富强的前提， 不解决国家的独立、人民解放的问题，近代化是“化”不起来的，这也是中国走上工业化、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革命”是近代化中应有之义， “民主”本身就是近代化的重要内容。 

　　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近代化进程十分缓慢，建国以后工业才有了较大的发展。认为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能搞近代化的观点显然不合适，这种观点是用非历史唯物主义想当然地看问题。30 年代，上海的《文汇月报》就有资本家曾发表文章，谈到民族工业如何走出困境的问题时，认为只有摆脱帝国主义，才能发展民族工业。因为当时的许多民族工商业被帝国主义势力给兼并了，根本无法生存。其实“民主”本身就是近代化。“反封建”的另一面就是近代化。从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中国一直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反过来说也就是在追求民主。所以反帝反封建里面包含着近代化。把反封建同近代化对立起来，至少是一种误解，绝不能用一个代替另一个。 

2. 文化史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热门，从文化视角研究历史，拓宽了研究领域，是好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便是有人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了“文化决定论”的观点。对此，龚先生谈了他的看法: 

　　文化决定论是当前文化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有人说我们过去从革命、从政治、经济的角度研究是浅层次的，提出只有从文化思想入手，才能进入历史研究的核心，才能发掘出社会深的内涵。实际上，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同时又受政治的影响。因此，就“文化”本身来谈“文化”是说不清楚的。应该把文化放在社会当中去研究，文化史研究必须同社会史研究相结合。 

　　比如清代康熙统一之后，“理学”兴盛，之后“理学”被定为官方哲学，但康熙之后，却没有出现象李光地那样的大理学家，理学又逐渐消沉，王学衰微。但至晚清，除今文经学外，理学也在咸、同年间活跃起来，阳明“心学”又活跃起来，谭嗣同、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都崇拜“心学”，早年的毛泽东以及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的“心学”，这并不是因为这种学说本身有什么建树，而是它的社会作用所造成的结果。这些文化现象的出现，仅靠文化本身的研究是难以说明的。而必须将这些文化现象与当时的社会密切联系起来才能予以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明末清初“心学”问题，王阳明的心学盛行了一个时期后，为何又衰落了？ 清代康熙统一台湾以后，“理学”为何又被定为一尊？ 这些都与当时的社会有关。因此，这些文化现象仅靠文化本身是无法说清楚的，必须把思想同社会结合起来考虑。很长时期以来，我们的《思想史》研究仅注意写思想家和他的思想方面的著作， 《文学史》也仅谈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而不是把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与社会密切地结合起来，思想史写思想家和他的著作当然对，但如果不把他们与社会联系起来，就没有办法知道为什么这些东西能产生，它对社会又有哪些影响。 

　　研究传统文化提倡“元典”，这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我们当前的传统文化研究和对社会的分析相脱离，就文化谈文化。其实，单在典籍上研究是很难说清文化问题的。比如忠孝仁义这些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在理论上是一回事，但它们到底在社会上实行得怎么样，这些仍应引起文化研究者重视。如果不把这些儒家道德同中国社会的实际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历史上那些为了争夺皇位，子弑父、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这些违背忠孝仁义的行为就说不清楚。因为理论毕竟是死的，而社会和人是活的。真正聪明的人不可能将这些伦理道德从书本上搬过来加以运用，文化研究也需要认真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原则， 坚持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的基本观点，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方法去思考和研究问题，只有把文化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握历史的脉搏和文化的真相。 

　　（资料来源：《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