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见到关捷教授的《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书稿，这是他几十年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今将出版，特嘱作序，虽感难于胜任，又无法推却，只能略谈一些感想。
东北亚地区幅员广阔，一般认为其地理概念，包括中国（历史上专指中国东北）、日本、朝鲜半岛、蒙古，以及俄罗斯（历史上专指远东地区）。早在四、五十万年前，这里就有人类活动了。这个地区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但是，东北亚地区比中原地区落后几个时代，在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还未来得及发明文字就进人了文明时代的门槛。特别是东北亚大陆地区，由于有与中原地区的地缘优势，早在原始时代就引进了汉字。例如商周时代，中原地区的甲骨文和金文已在中国东北地区传播和使用，甚至远及贝加尔湖地区。
中原思想文化的三大支柱——儒学、道学和佛学在东北亚的传播，对东北亚文化的影响至为深刻。各国友好往来，文化交流二千多年。中原文化与东北亚文化相融合，主要还是中原文化不断改造东北亚地区落后文化。
与此同时，中原文化还促进了东北亚社会制度的变异，即所谓社会制度的变异，是指由原始公社制，到奴隶占有制，再到封建制。
东北亚地区在中原先进文化，特别是中原先进政治制度的影响下，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步人文明时代，中国古代东北地区、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相继出现了奴隶制国家。到公元七世纪，这些地区又先后确立了封建制。其政治体制，无论是奴隶制的，还是封建制的，都类似中原地区的君主制。当然，在东北亚社会制度的变异过程中，由于各地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不尽相同，所以，其政治制度都深深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历史巨轮滚滚向前，曾几何时探险家、冒险家来到这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里不断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它们以各种名义公开的或秘密的进入这里，从事各式各样的活动，有的带来文化，有的带来灾难，致使这一地区（俄罗斯除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稍微留心一下历史的人，都会发现，19世纪中期，位于东北亚的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都遭到列强的入侵，民族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进一步加深。由于中国、日本和朝鲜三国经济发展程度和阶级力量配置的差别，以及对于这种危机反映的应变能力不同，致使这些国家分别形成不同性质的政治体制。位于远东的俄国西伯利亚地区，虽然没有外患的干扰，但由于内部农奴制的危机，也导致了政治体制的变革。
19世纪60年代，在资本主义制度于欧美最终确立的历史条件下，日本和俄国的政体分别由封建幕藩体制和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日俄两国分别进行了一些违害其他东北亚国家利益活动。尤其中国、朝鲜长期处于封建君主制统治下，各方面比较落后。惟日本明治改革后，确定宪法体制，形成大陆政策，抛出“脱亚入欧”，走上争霸东亚的道路。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先后出兵我国台湾，进犯朝鲜，占据琉球；挑起甲午战争，霸占台湾；参加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发动甲辰日俄战争，强租旅大；镇压“义兵运动”，吞并朝鲜；制造九一八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一系列反历史、反人类行为，给东北亚地区造成极大灾难。在世界正义国家支持下，中国、朝鲜、蒙古等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东北亚国家获得解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北亚各国开始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近几十年来，东北亚地区的三个核心国家——中、日、韩三国开始推进“东北亚地区合作体”的趋势形成。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议标志着东北亚地区的新历史开端，这是历史的必然。三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区域外各国和地区的关系等方面都具有很多共同点。若能团结起来，定能在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为了东北亚的未来，三国应该成为东北亚合作的坚实基础。三国应该求同存疑，对争议问题，全力通过协商解决，以求真正团结。特别要警惕别有用心的国家或个人从中挑拨，造成互相伤害。南北朝鲜肩负着国家统一、民族经济统一的历史使命；中朝两国拥有传统友好关系且经济联系密切；日本既是发达国家，也是ODA最大投资国，而蒙古、朝鲜及俄罗斯远东地区仍临着开发课题。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对东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且正以积极的运作，与各国建立伙伴、互利关系，尽力为东北亚的安定、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
针对上述问题，关捷教授在各篇文章里多所涉及。
文化篇，中日文化交流的文章，不仅考察了黄遵宪对日本先进性的称赞，也痛斥并反对日本的侵略性；对甲午战争前后中日间书籍互译的考察，认为对两国文化交流产生良好作用。近几年我校兴起二宫尊德报德思想研究，关教授出席了大连、上海、京都等地举行的每次学术研讨会，撰写的文章，既有论述二宫尊德报德思想的古为今用，二宫尊德与儒家思想的关系的文章，也有论述报德思想与中国农村改革关系的论文。
战争篇，分为甲午中日战争、甲辰日俄战争和抗日战争三部分，计27篇论文，既有对甲午、抗日两次战争中各民族英雄人物事迹的阐释，也有对重大原则争议问题的商榷，对违背史实、否定历史的谬论加以辩驳，还有对史实的考证与厘正，使其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尤其是对1931－1945年，少数民族在东北14年抗战中阶段性之研究；各少数民族奋勇作战所体现的群众性、广泛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坚定性论述，以及东北抗日将领指挥作战艺术的深入研究，既专精，又创新，是十分有价值的。
时政篇，主要围绕中日两国历史认识、文化交流进行研评，探讨了“政冷经热”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对策；日本民主党执政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应持之方针；特别对 “东亚共同体”之渊源，鸠山由纪夫倡导之“东亚共同体”实质的考察，提出了中国应对的若干措施，颇有见地。
评论篇，是对出版之较重要的历史资料集（如甲午随军作战日记、日藏甲午战争秘录）或重要历史文化方面专著（《吉林通史》、《日伪时期吉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研究》、日本学者《日本军国主义的过去与现在》等）做出实事求是的评论，既充分肯定成就、创新之处，也指出存在问题和不足，以便作者有机会改进。
因为关教授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第一个民间中日关系研究团体——东北地区中日关史研究会倡导者，迄今研究会已创建30余年，成就蜚然。我们从他撰写的回忆录《团结奋斗，共襄盛举——写于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学会建立30年》中可以了解建会虽然艰难，却始终坚持学术研讨，学术创作之大方向，因而学会所编和个人著述在国内出版几百部，文章几千篇，日本出版几十部，难怪学会领导机构不断调整，至今学公仍保持着青春活力。
愿本书的出版，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东北亚的历史、现实经济状况，有助于瞻望东北亚的前景。
是为序。
黎树斌
中共大连民族学院党委书记
2011年7月1日
（资料来源：关捷著《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