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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自述:从烦恼到快乐
作者:范文澜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9-27  点击量: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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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回忆过去,因为过去没有什么值得留恋。《中国青年社》问我怎样会来到延安,这使我不得不说到没有来延以前的生活状况,因而索性从我个人的“上古三代”说起。

一、 好玩的幼童 

  我生在旧社会所谓“诗书门第”的家庭里。父亲性格极严肃,对儿子们很少表示喜笑的和霭态度。母亲当然亲爱得多,但儿子们怕她,不比怕父亲差多少。这样,挨打挨骂的危机到处潜伏着,只有“小心翼翼”“循规蹈矩”避免一切可以招致打骂的行动,才能获得眼前的和平。 

  现在想来,不能埋怨父亲母亲对我的过度管束,因为我的过度好玩,实在使爱我者为之惊惧不安。我那时候觉得什么都是好玩的。池塘里摸虾蟹泥鳅,有一次几乎淹死。乱草堆捉蟋蟀,时常被蜈蚣黄蜂蜇伤,有一次几乎被蝮蛇咬死。爬树探鸟巢,上屋顶乱走眺望,送子观音殿偷小菩萨,大雪天在雪地赤脚奔跑,制造戈矛(削尖的竹竿木棍)炮弹(鸡蛋壳装石灰)等武器和邻舍儿童打架。诸如此类的玩闹,害得父母担忧生气,花钱请医生,向受害者道歉,等等麻烦苦恼,怎能不使他们讨厌头痛呢。 

  在父母面前,装得十分恭顺,“无懈可击”,一出监视范围,就雀跃鼠窜,畅所欲为。玩的时候,决没有想到闯祸的后果,挨打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以后不再玩。客观方面,打骂与玩是联系着的,主观方面,打骂与玩是两件不相干的事。所以我相信,打骂制度,毫无用处。 

二、 书房里的机器人 

  我七岁进书房,老师姓赵,据说他的“坐功”在蒙师群中很著名。的确,他从不生病,从不告假回家去,除了年底放一个月假,其余三百多天,总是象机器人一样,依规律教书。我开始读司空图诗品,接着读大学中庸等等所谓四书五经。我记忆力很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似乎还好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那一套,真觉得唠唠叨叨,纠缠不清,背书挨打,总是为了注文欠烂熟。心里怒骂“朱熹是什么东西,造出这许多狗屁,让我吃苦,非烧掉你不可。”书房学生共三人,──我,我的哥哥,还有一位堂阿哥──在赵老师严格“管教”之下,三个活泼儿童,也都成了机器人。 

  赵老师夏天爱睡午觉,我们三人约定午睡时间,提高嗓子,拼命朗诵。如此日久,赵老师自动放午假,让我们暂时休息。春秋冬三季读夜书,磕睡得要死,赵老师放轻脚步,从后面轮流猛击磕睡者头部。这在书房术语,叫做“吃栗子块”。老师紧握着右拳,中指节凸出成三角形,三角尖击头,照例起块像栗子大。每天夜里,老师的拳忙着送栗子块,学生的头忙着吃栗子块,油灯暗淡,书声高低断续,栗子卜卜作响,这就是书房里大小四个机器人的工作。 

三、 在小学堂 

  十四岁春天,父亲送我进县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特别“优待”,教我插三年级。这真是大吃苦头的“优待”!第一次上英文课,就读“皇家读本”第二册“乌龟和兔子赛跑”那一课。连字母都没有认过的我,一进讲堂,即刻变成“傻瓜蛋”,瞠目结舌,不知如何是好。我立誓学乌龟,无奈使不上劲,想慢慢爬也不行。后来坚决要求校长设法“救济”,校长准我课外学一个月的Primer,总算学得些字母,拼音,最简单的造句法。我拼命赶上去,白天有一位令人难忘的同学陶治安先生帮助我学习,晚上“非法”偷开夜车,大概一年后,才追上同学们。算学非伏案演草不可,而我的“夜车”止能躺在床上偷开,因此正式自习时间全部费在算学上。我连亚剌伯数目字都没有见过,凭空学起“命分”来,也幸得陶先生的帮助,使我逐渐克服困难。英算两大负担以外,还要背诵易经书经(前清学校必须读经,而且很认真)。至于唱歌图画手工之类,止好敷衍塞责,骗取及格分数就满意了。 

  虽然受了功课的严重压迫,但不能停止我的好玩惯性。第一天进学校,同宿舍八个幼童,姓名还没有记清,就玩了一套“耍老虎”的游戏。我当老虎头,其余当虎脚虎尾,上面蒙着老虎毯子(我的卧具),大声吆喝,撞进别人宿舍去。结果老虎毯子被没收,扭着我一个人去告校长。我受了一顿斥责。第二天朝晨挂出“校长示”的木牌来,说我许多不是,结尾是“姑念该生未习校规,从宽免与记过,特此训戒,以策后效”。学校认我“性非驯良”(木牌中语),照惯例把我搬到校长室贴邻一间宿舍里住。我索性玩起来,读了两年书,记大过两次。学校讨厌我,又似乎不想斥退我,几次都“从宽免与记过”,我糊里糊涂毕业了。 

  读书苦恼,游戏受罪,这就是我的小学生活。 

四、 游荡的中学生 

  我们的县立小学,程度相当高,毕业时英文读完“皇家读本”第三本,文法读完“内司飞而特”第三本,算学也不差。我投考浦东中学堂,插入二年级,还似乎有些余力。学校状励体育,有各种球类游戏,在一定时间内,强迫学生上操场,至少必须散步。那时候我应该畅玩了,可是我过不惯集体生活,正想读书,强迫去游戏,正想去游戏,强迫去读书,读书游戏,总不合拍,玩的兴趣逐渐消失了。我在小学,已经自发的憎恶满清皇朝,不知道怎么去反对他,只知道辫子是可恨的东西。每次剃头,总敦嘱理发匠剃去一圈长发。有的肯,有的不肯,日久头顶仅存烧饼那样大的一块长头发。正面看去,很象和尚。在那时候这是极不美观的。提倡质朴的校长黄炎培先生,认为我不趋时髦,值得夸奖,曾被提出算作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那知我这光头,多少含些“大逆不道”的意义。 

  浦东读了一年书,转学到杭州安定中学堂。安定管理宽松,功课也不太紧,我感觉很“自由”。星期日照例跑西湖,既不进茶楼坐赏风月,也不泛小舟追慕少艾,我却有独自的目的。说来可笑,小学时代,读《桃花源记》,《鲁滨孙漂流记》及其他神仙小说,给我强烈的印象。曾几次计划找荒岛去。西湖山深林幽,使我幻想着桃花源也许不远,神仙可能碰见。辛亥革命暴发,学生们高兴得像疯狂一样,我也被“共和”这个名词全身麻醉了。像我这样落后得想求神仙的学生,一遇革命,就直觉地拥护赞成,证明任何愚民教育,掩不住青年爱好前进的热情。 

  中学四年,没有学得什么。现在回忆,那些是中学教育给我的东西呢?我想,只有西湖跑的次数算不少。 

五、 到北京去 

  我叔父在河南,拍电报来教我考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是虚名颇大的京师大学堂,一般认为很难录取。我冒险去上海国文预科考试,自觉卷子写得不成模样,录取绝无希望。我叔父鼓励我,仍教我去北京进私立大学。我到北京,表弟许君在车站接我,说我已经录取了。一刹那间,我的心境在不露形色中震动了一下。文预科几乎专读外国文,中史中地国文都在下午上课,而这些课学生照例是“藐视”的。“上东安市场去”是午饭时候热烈的提案。四五人里推选一人上课,其余畅玩东安市场去了。教员低着头点名,“被选上课人”发各种不同声调“应卯”。真不愧是“公开的秘密”。 

  我从预科转到本科,功课好象更专门了,而用功好像更不需要了。军阀混乱,政治污浊,学校腐朽,学生醉梦,这是“五四”运动大风暴前的寂静时代,我生性迟钝,而又正沉溺在训诂考据的圈子里,并不知道“五四”的快要来到,只感觉得百无聊赖罢了。我曾向佛经找出路,读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大乘起信论》是随身密伴,“趺跏而坐”是日常功课。我虽然迷信学佛,可是反对学校不合理的措施,却无所顾虑,因此几乎被斥退。 

  “五四”以前两三年,我算是毕业了。学得些什么呢?学得些“头脑顽固”,一切都立在腐朽方面。我那时候深信天下学问只有“好古”一家,别无分号。所以曾跟古文经学家摇过旗,曾跟“选学妖孽”呐过喊,现在想来,真是觉得惭愧。 

六、 当教书匠 

  我在大学里,被“当代大师”们“谬奖”,认为颇堪传授“衣钵”,鼓舞我“好自为之,勉求成立”。我那严肃可怕的父亲,看我写的什么“考”,什么“篇”,也颇改变态度,宽加辞色。我那和蔼可亲的叔父,更是奖勉有加,教我努力上进。我似乎有了自信力了,“追踪乾嘉老辈”,成为全部生活的唯一目标。 

  我决定选择教书做职业,从民国七年起,一直教下去,宣讲我的“好古”之学。“五四”运动没有打动我的“好古”根基,我不赞成白话文,甚至荒谬到替鲁迅大师惋惜,以为他“离径叛道”,“走错道路”,因之偶到北京,不再专诚去谒见他。“五卅”运动起来,才打得我半动,我开始知道帝国主义的凶恶残忍(当然,帝国主义到底是什么,并不懂得),非轰跑它不能救中国。我参加天津市民大游行,从出发到回校,没有掉队,噪子叫哑了。半路上坐车回校的同事们,半取笑半当真地问我“你老夫子也会起劲吗?明天再游行,你该叫得更响些”。我很愤怒,用同样态度答道,“你们真是聪明家伙,连叫口号也留后步”。后来××派人来学校征求党员,我干脆拒绝加入。简单的理由之一,是看不起那些“喊口号也留后步”的先生们,而这些先生们,正是老牌××党员。 

  过了不多时候,有一位共产党员因同乡关系来找我谈话,我们一见如故,谈得很痛快,我发表一大套乌托邦的幻想,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还提出不少幼稚的疑问。我这位同乡耐心给我解释,并且借我一本共产主义ABC看,我读了以后才知道革命不是快意高谈,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回头看“追踪乾嘉老辈”那个“大志”实在不但不大而且是渺乎小哉了。我毫不犹豫地放弃老营寨,愿意在新时代前面缴械投降。 

  我在天津被“勾魂使者”追求,不得不换个安身地方。我跑到北京教书多年,接触青年学生不少。使我愤怒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一个规律,凡是学业最好品行最好的青年,十之八九是要开除逃亡被捕坐牢受刑失踪打靶的。反之所谓“思想纯正,行动稳健”的先生们(包括教员,学生,但没有青年,只有些少年老成的老少年,理该同受“先生”的尊号),则大抵旨趣卑污,学问平凡,洋装革履,油头粉(雪花膏)面,崇拜“曲线美”“大洋钱”之徒。北京改为北平,这些“之徒”们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抗战之后,其中不少又被证明变作了汉奸(如某某某某……多得很,数不清)。 

七、 请参观小屋 

  我自信是一个老实“学究”,整年整月抱着书本上课堂讲上古三代汉魏六朝换大米饭吃,对兴风作浪,满身长刺长毛的“老爷大人”们,采取“敬而远之”态度,不敢恭维,但也并无冒犯。而他们仍总是疑神疑鬼,好象不相信我。正当头等汉奸汪精卫在北平闹什么“扩大会议”那一年,“茅庐之中”,被宪兵突然“枉顾”,口称司令来请,我连同来我家闲谈的七八个青年学生鱼贯前去“参观”木栅子小屋。还好,仅仅两个星期,汪精卫等等从北平滚滚而去,我自然也从木栅子小屋滚出来,他们滚来滚去,当然有他们的兴趣和道理,我这无端滚一下,还是不知所犯何罪。“九一八”以后中国明明止有抗战一条道路,我虽说是个“学究”也还懂得不抗战就要亡国。而什么“国联裁制”什么“长期准备”,什么“一面抵抗,一面交涉”那一大套,从来却竟摸下面皮,毫不客气的严禁谈论抗日。他们如此如彼的玩把戏,竟把我“老学究”气得瞪眼大怒,我细心考察,切实证明了(像两直角等於一百八十度那样证明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言行一致,想救自己免当亡国奴,理应对共产党以及好青年表示亲近。於是乎我“老学究”又被宪兵请去。这一请是比前次进步多了,一是路途远了,“从北平,到南京”,二是木栅子小屋变成铁栅子小屋,木器进到铁器了。总算运气好,在“我要抗日,不知其他”的立场上,在“内抗强权,外搬救兵”的策略下,居然还能从铁栅子小屋里滚回北平。不过蛋欲静而滚不息,接着又从北平滚到开封来。当然,我这一滚,还是不知所犯何罪。没奈何,勉学阿Q精神,聊以解嘲道:“滚来滚去,在这鸡蛋世界,没有滚出血来,总算运气。” 

八、 被误认为游击专家 

  在河南大学教着书,芦沟桥大炮响了。尽管你老先生紧掩双耳,却掩不住敌人的大炮口,终于不得不承认中日战争的事实。久矣夫掩口不言的我们,似乎也相当可以说话了,在许多文化人(我也跟在后面呐喊)“大做文章”动员群众以后,河南先进青年,都感觉到学习救亡理论和技术的必要。河大当局以及一般朋友们帮助我,教我办短期的训练班。不久成立了一个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青年们投考的踊跃,学习的热心,使我确信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必然胜利。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稽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同志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那时候我们的预定计划是挑选一部分学生沿平汉线(重要城市)办短期训练班,兼做民运工作,联合当地青年,广播救亡种子,最后目的到信阳去打游击。 

  训练班一个月毕业,我们决定从开封步行到许昌,路程二百四十里,作为毕业考试的试题。这在住惯城市的人看来,确是一个颇难的“试题”,可是应试的几乎是学生全体(约二百人)。我们经费经验都很缺乏,只能允许七十几个学生“应试”,名称改为河大抗训班服务团。团长稽文甫先生留开封做统一战线工作,免得顽固分子造谣捣乱。我们在许昌办了一个两星期的训练班,收获不坏,虽然也有不少想破坏我们人,但当地官绅教育界以及驻军某军团长却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正当阴历年底,九十个人的服务团,浩浩荡荡向舞阳县进行了。 

  我在开封曾编印一本“游击战术”,两个月销售到五千册,因此,我被闻名不识面的朋友们误认为游击战术专家了。我到许昌第二天,就被某中学校校长“敦请”去讲游击战术,他对学生介绍,肯定我是中国著名的游击专家。(我虽然当场否认,他们还恭维我谦逊。)豫西南某地方当局,跑到开封找稽文甫先生,指名要我去教游击战术,稽先生哈哈大笑,说你要请范文澜教游击,等於要我教游击一样是笑话。我深切感觉到虚声浮名,误事不小,此后随时警惕不要做抗战阵营里的“招摇撞骗者”。 

  我们大队到了舞阳,驻军某师长表示欢迎。师部参谋政治工作人员更相处很好。某夜服务团内话剧团在城内演剧,(团员大部分在乡间工作),公安局长请我到剧台后面讲话。他说,县长奉某军长面谕,限贵团明天离舞阳境,我说,好,明天再见。演剧完了。我们回到寓所,我向团员报告,大家不由得愤怒起来,我说“我们应该有在中华民国土地上作救亡工作的自由,舞阳难道不是中国土地么?我决计不走,我决计到舞阳县监狱里找中国土地去。”团员们叫起来,“我们一起去”。第二天清早,(不等公安局来),我先去请教某军长,什么理由要我们走。某军长完全否认,说那是县长传话错误,师部人员办了几桌酒席来慰劳我们,我用坦白豪爽态度,同他们痛饮酬酢,宾主都醉了,而我尤其醉得凶,倒在床上呻吟。在断断继继,激励团员们的言语中,几乎全体哭泣,不能仰视。师部人员也陪着愤慨,某参谋拔出手枪,声称去县政府枪毙那个狗头县长。团员们拉住他,他还对空连放了几枪,表示义愤。我第二天醒来,团员们告诉我,“好事者”还把这一场闹酒起个名,叫做“范先生大闹舞阳城”。 

  我很惭愧,不敢再喝酒。我们决计办训练班,舞阳青年救国会会员二三千人,愿意轮流进城受训。某军长出面阻止,某校长暗中捣鬼,使我们无法进行。我去武汉想找人疏通,却被某某顽固机关压迫我上鸡公山──河南大学新迁的校址所在。我考虑轻重利害,止好上山重当“教书匠”;服务团改称战时教育工作团,依然不顾困难环境,继续活动。 

九、 “教书匠”升级当“教员” 

  敌人的炮火一步一步逼过来,我在高山上傍徨着,找不到该走的道路。我想,跟着学校逃难,逃到什么时候才不逃呢?我决计退还聘书,跟游击队去干一下罢。我参加新四军,在游击队里当教员。 

  大学课堂里俨然以“讲书”为己任地教着书,确是个“匠”而非“员”。我曾在北京大学教“古历术”。说来是“颇具高深的学问”,应该是(至少可以自以为是)“值得名贵”的。某次讲完了一个麻烦问题,好象是记得春秋月食问题吧,学生某君问我,“我们学了这些有什么用”。我窘了,我说,“学校教我教这门功课,我按照这门功课该讲的讲,到底什么用,我不知道?我想学校也未必知道。”这是一个好学生,不久因在《北大学生》上登载一篇《某大博士的矛盾研究》而失踪,听说解到南京去了。而我在游击队以“外行”资格教书,却从没有人问我“学了什么用”,反之,大树下草垛旁讲起书来,大家却都聚精会神在听我南腔北调难懂得很的“高论”。於是我很高兴,当了二十几年的仅凭出卖教书技术吃饭的“教书匠”,现在竟升级当“教员”,成为群众的一分子,可以和群众彼自由的交换智识了。 

十、 进边区来 

  朋友某君认为我还有学习上进的可能,介绍我到延安来。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得把铺盖丢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写边区一般状况的文字相当多,我不必重复来讲。我止写我个人的快意处。 

  第一,我酷爱学习,在边区外当教书匠,忙着“为人师”,极少学习的机会。即使偶有,因怕“别人说闲话,找岔儿”,“听来历不明人讲演,惹是非”等等原因,不得增益新知识,边区恰恰相反,任何人都在热心学习着。我以前对马列主义茫无所知,这一年来自觉进步不少。我如果努力不懈,一定还会进步。 

  第二,共产党确是光明磊落,领导全人类的政党,它对党员非党员一视同仁,因才而使,绝对没有偏私的意见。我是教书匠出身,所以让我安心研究“本行事业”。图书馆中国古书很丰富,尽我能力自由去探求,结果,感觉到能力太缺乏了。想起过去像煞有介事地做“误人子弟”工作,真是罪过不小。 

  第三,共产党爱惜人才(虽然我并非人才),确是无微不至。即使是个人生活方面极小的节目,也是随时注意,尽可能想法改善,保障“安心研究”的成功。我确信,谁想成就自己的学问(不是空谈闲人的学问),应该想法进边区来。我又确信,目前在中国找不到像边区那样安静的地方,能让读书人无牵无碍,有吃有穿,平心静气进行读书和研究。 

  第四,单从文化方面说,边区是中国的文化中心地,也就是新兴文化的心脏。许多著名学者,聚集在延安周围几里路以内,他们研究的心得,随时开会报告。还有各式各样的讨论会、座谈会、研究会、学习小组,请他们出席指导做结论。试问,什么地方能够接近这样多的明师益友呢?所以居住边区的人,就是不很用功,也会飞跃的进步。 

  第五,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党员非党员的政治指导和人格示范,起着不可言喻的伟大影响。所以住在边区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迷闷,因为国际国内发生新问题,立刻会得到正确的指示。也没有思想行动昏惑不悟的危险,因为发现错误,立刻会得到自我批评的纠正。边区成为最快乐的地方,这是个主要的原因。恕不第六第七……说下去。归根到底,边区确是全中国最快乐的地方。以前我这样听说,所以来到边区,现在我这样亲自看见,所以爱边区,希望长期的住在边区。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第3卷第3期,1941年1月5日,转载自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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