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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治史的我见我闻
作者:彭明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9-27  点击量: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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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文澜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他的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他是建国之初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今年正好是这个所建立的50周年,不少人都在缅怀这位大师的高风亮节与丰功伟绩。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40年在延安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范文澜是这个院的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这个室的任务就是编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中国历史课本。开始时是组织人员分头编写。但初稿不甚合用,最后还是由范一人独写。范老依靠从河南带来的若干书籍(他曾于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中国文学史、经学、《文心雕龙》等课程)以及当时当地所能收集到的图书资料,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1941年底完成了上、中两册,在延安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书名正式出版(后来,下册以中国近代史名义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毛泽东说:“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一件大好事。”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可能体验到当时的写作条件了。延安窑洞里既无明亮的灯光,也无舒适的桌椅。范老的爱人戴老(戴冠芳)曾回忆说:范老一直是坐在一个冰冷的无靠背的木板凳上写作的,写累了就靠在窑洞的墙上休息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写作。为了使他能更好地写作,戴老后来做了一个棉垫子钉在墙壁上,使范老便于倚靠休息。我听了范老的这段写作生活很感动,同时也想到了范老后来一直告诫青年人做学问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是偶然的。 

  《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范老又在1945年续写了《中国近代史》(上册)。这本书曾在解放区内外以各种版本问世,在香港是以“武波”的化名出版的,有着广泛的影响。现任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当时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就读,就深受“武波”的影响。这本书在全国解放后多次修订再版,至1955年9月出版至第九版,经过十几次印刷。累计印数达十五万多册。 

  我于1945年至1948年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1947年3月被挑选为该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在此期间,范老的两部大书——《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上册),我都是读过的。特别是在1948年夏,为学员编写中国近代革命史讲义时,曾细读、精读过范著《中国近代史》。我十分佩服这部书的写法: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全书没有空话、废话,都是凭事实说话。特别是“太平天国”那一章,写得很精彩,可以与郭老(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相媲美。李自成、洪秀全都是失败的英雄,给后人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范老原计划再写一部专门论太平天国的书,与《甲申》相呼应,但因任务太多没能完成。 

二 

  1946年,范老从延安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任北方大学校长。1948年夏,晋冀鲁豫解放区与晋察冀解放区连成一片,成立华北解放区。与此同时,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成立华北大学,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分任副校长,范并兼任研究部主任及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 

  华北大学成立后,校址设在华北联大所在地——正定城内。这时,范老正在石家庄参加华北人民代表会议。会后,请范老至正定与原联大的校院长见面。正好,我被派作随从,与一位教师同在石家庄迎范。但会议后,那位教师有事须晚回几天,所以陪范老来正定的只有我一人。记得当年坐的是一辆骡马拉的车子,上有席棚,范坐车中,我坐车尾。我虽然在书中早认识了范老,但面见这位大师还是第一次。当时心中忐忑不安。除了范老就周围环境问几句话不得不回答外,我这个后生小子简直不敢吭一声气。敬畏之情,持续一路。这就是我的第一次面见范老。 

  但由于对范老的仰慕,回来后我立即申请转入四部(即华大研究部)中国历史研究室继续从事研究生的学习。得到批准后,欢喜之情,无以名状。 

  第二次见范老,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所在地)附近的一个村庄。当时全国解放在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急需编写全国通用的政治、历史课本。正好那时范老在中央所在地附近的一个地方养眼疾,因此中央宣传部请范老从华大研究部历史研究室派一些编选人员。这样,我从1948年11月至1949年2月,就随王南、荣孟源、刘桂五几位先生到了东柏坡中共中央宣传部,帮助工作。元旦和春节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当时中央宣传部的人员虽不多,但有一个专门的图书室,许多书都盖有毛泽东的私人签字章。显然,这些书都是从延安运出的,跋山涉水才到了这里。我们充分地利用了这个图书室,我每天都到图书室去看书。因此,在这段时间,我们除了研究范老的《中国近代史》,还读了大量的参考书,如罗尔纲先生的几部研究太平天国的大著(许多是在大后方出版的,印刷用纸和铅字都很粗糙),我就是在那里通读的。 

  当时人民解放军正面临着向全国进军的大好形势,毛泽东已发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这十六个字深深打动了我,因为我那时正在读太平天国这一段历史的书。由此联想到:太平天国大军占领南京后原有的纪律迅速败坏,内讧事件不断发生,所有这些不也正是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吗?“共患难易,共富贵难”,这是多么深刻的农民战争的教训啊(1949年初,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进北京时,他们曾诙谐地说:“我们现在是进京赶考,不要学李自成,被退了回来。”)!所以,由于有了这么一点体会,我在帮助编选课本之余,也用心写了一篇《太平天国的经验教训》作为自己的研究生论文。 

  在编选课本期间,我随几位先生去看过住在附近的范老夫妇。承戴老相告,在我们来此之前,毛泽东刚刚也来看望了范老。由此更增加了我对范老的敬重。 

三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华北大学奉命移驻京都,四部(研究部)被分配在东厂胡同一号即胡适曾住过的宅院(这时胡已乘机南下)。我于3月间作为四部的先遣人员先期到平。这时范老已从西柏坡附近住地到达,他和戴老就住在胡适住过的房子里。 

  范老进城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紧《中国近代史》上册的修订工作。这时,该书已有了解放区内外的各种版本,国外亦拟出它的译本。因此,范老进城后立即抓紧这本书的修订工作。为此,就在他的居室(也就是胡适原来办公的地方),由他直接领导召开了多次的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曾被称为读书会,参加者都获益良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个读书会。 

  范老青年时代就读于北京大学国文门,受教于近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黄季刚(侃)的门下。黄是章太炎的弟子中最有成就者,是继章后著名的国学大师。章、黄继承乾嘉学派的朴学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学识渊博,立说严谨。范老在名师的指导下,在经学、史学、语言文字学诸方面都打下了深厚坚实的基础。因此,范老的书,资料丰富,论据充分,而最反对言之无物,放空炮。他所引用的资料总是亲自动手核实,深入研究,推敲再三,然后再用于书稿中。在《中国近代史》的读书会上,我曾建议采用一部学术著作中使用过的一条史料,范老告诫一定要把原始出处找来核实,弄清原意后再引用,以免有误。这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苏联方面要翻译范老《中国近代史》时,曾派学者来和他商讨删去沙皇俄国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史实,他坚决予以拒绝,强调史实不能删改,否则不能如实反映历史,也就不是他要写的《中国近代史》了。这件事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而,1956年我在写《中苏友谊史》的一些有关部分时,也注意到应如何贯彻这种精神,并多次向范老请教。 

  实事求是,必须是先求“实”,后求“是”。即必须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史实,然后才能寻求出规律和真理来。范老在修订《中国近代史》告一段落后,接着又从事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为了写好唐代的文学部分,特别是诗歌部分,他曾认真读全唐诗,包括李、杜、白等诗人的集子。李新先生见此情景,曾建议范老:是否请人代写,不然,太费时间了。结果为范老婉拒,并回答说:“我不认真读他们的书,怎么能做出判断呢?”由于范老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因此他能够提出许多独立的见解。如古代史、近代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等,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观点,都不能不承认他言之有理,持之有据。 

  范老的治学精神,和恩格斯的下述言论是完全一致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范老对青年人的治学、治史非常关心。他认为:搞文学,没有才华是不行的。特别是当诗人,没有灵感是不行的。而学历史,就不一样,只要肯下苦功,持之以恒,就必然会有成就。因此,他劝人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需十年(即要有持久的精神)。许多人都听过他这样的叮嘱。他很幽默地说:既然搞学问,就别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进研究所。近代史所一百多人,我这个所长才是一个“连长”(指一百人相当军队一个连),你到这里当官,能有什么前途呢?六十年代的一位大学生,对范老的这些话听不进去,“文化大革命”中当了“造反派”。十年的岁月把业务都荒废了,一事无成,很后悔当初没有听范老的话。 

  五十年代,范老到一所著名大学讲演,把他的治学经验公之于世。他说:“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从前封建社会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工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我这样说,可能不合时宜。但是,我愿意提出我的建议。”(《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 

  范老一方面经常教导青年人要下苦功,坐得住“冷板凳”,同时又教导青年人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要发空论。1961年,他针对当时一些文风不正的现象,发表了一篇《反对放空炮》的文章,对历史学界影响很大,大家认为范老讲得很及时。我们从范老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这样一个特点:材料丰富,文笔生动,寓论于史,引人入胜。我听过范老的学术报告,也听过他在一些座谈会上的发言。这个特点也是很显著的,他从来不说空话、大话。他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教育,也是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从不拿大帽子压人,也不摆长老的架子训人。他在1949年担任华北大学副校长时就讲过,“真理在我们这边,依靠真理就是一切成功的保证,我们的任务在于诚恳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们看见真理之所在。我们相信,青年一旦看了真理,那就如水归壑,沛然莫之能御了。坐春风而化时雨,人人乐于自我改造,这才是教育成功。”又说:“我们教育工作者,对广大青年应抱‘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的信心慎重将事,来完成党给华大的重大任务。”(见1949年5月出版的《华大生活》)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和李新、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等几位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借住近代史所的八角亭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范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范老的学风,在史学界影响颇广,有口皆碑。因此,登门拜访者经常不断。毛泽东也经常派人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一天,我们还在八角亭时,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教授,曾与范老就治学问题长谈。韩老回去之后,曾编成一副对联就范老的治学精神向南大师生宣讲。对联是: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句空 

  我闻知后,在一次闲谈中向李新先生提及此事。他认为对联很好,只建议改动一个字,即将“要”字改为“须”字。 

  “四人帮”粉碎前后,我正在广州参加《孙中山年谱》的修订工作,同时应邀在一些高等院校、研究机关讲学。借此机会我讲了范老的治学精神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并请岭南画派的著名书法家胡根天老先生草书此联,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回想自己的成长过程,从范老的教诲中真是受益无穷。凡是还能做出点成绩的时候,那就是没有忘记范老教导的结果。反之亦然。 

  1969年7月29日,一代大师与世长辞,享年76年。遵照他的生前意愿,将骨灰送回故里(浙江绍兴),散洒于钱塘江,逐流漂向东海。卧病期间,周恩来在百忙之中仍亲自过问治疗情况,并派专人监督医治,吩咐要尽最大力量抢救病人。 

  范文澜晚年最关心的还是《中国通史》的修订、续编工作。这一工作也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关注。毛泽东曾派人看望范文澜,并嘱:范老写的通史,资料充实,人们爱看,病愈后仍可把它写完。 

  范老逝世后,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组织力量,完成他的遗志。经过蔡美彪等先生的多年努力,《中国通史》10卷本终于在90年代初出齐。1995年8月23日出版的《中华读书报》曾以《43年磨一剑,书里书外见功夫》(记者:王小琪)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记下了这部巨著的成书经过和范老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 

  (文章来源:《文史知识》2000年第1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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