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是博古通今，具有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他早年治经学和中国古代文史，是有名的国学家；抗战爆发后，他以历史为武器，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1940年1月，范文澜几经周折，到达延安。此后，他开始“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明全部中国历史”，成为“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最有成就、最早的历史学家之一”①。本文拟就范文澜在抗战时期的史学研究成就与不足作一简要的回顾与分析。
一、由正统汉学经师向马克思主义史家转变
范文澜（1893—1969），字仲澐，号芸台，浙江绍兴人。他幼时由父亲亲授经史，14岁始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以后又在上海、杭州读完中学。1913年，范文澜考进北京大学文预科，次年下半年转入国学门，直接受业于音韵训诂学家黄侃学习《文心雕龙》，毕业前夕又就教于国学名家刘师培。这一时期，范文澜“笃守师法”，致力于“追踪乾嘉老辈”②，接受古文经学的熏陶和考据学的严格训练，打下了深厚的旧学根基。1925年，范文澜到南开大学任教，应顾颉刚之约，组织学术团体——朴社。朴社之名，意即表示以继承清儒朴学传统为学术旨趣。1930年至1935年，范文澜在北京几所大学任教，1936年转赴河南大学工作。
抗战前夕，范文澜先后出版《正史考略》（1931年北平文化学社出版）、《群经概论》（1926年朴社出版）、《文心雕龙注》（1936年开明书店出版）等著作。这一阶段范文澜的治学路径，主要特色是继承了清代朴学家的方法，在广搜博采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精密的审订。范文澜研究传统学术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龙注》，他以汉学家治经的方法研治《文心雕龙》，遵从考索源流的汉学家法，博综众书，为之疏证，取材丰富，几致搜罗无遗、校订之精密，至今令人叹为观止。③抗战前，范文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还不熟悉。他1931年所著的《正史考略》，叙说中国史学的流变，分析著史得失，书前绪言引许慎、江永、吴大澂、王国维等人关于“史”字的解说，论证史书的由来，广泛评述《春秋》、《史记》以下的史书及其作者，而没有一句话讲到社会历史的阶级内容。④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进攻中国的危险日益迫近；范文澜稍稍偏离了正统汉学家的学术道路，开始尝试以史学的手段来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1935年12月到1936年，他编写了《大丈论夫》一书、为那些用“血和生命”去保证民族生存的中国古代英雄立传。
七七事变后，范文澜走出书斋，积极加入抗日救亡运动的行列。他先是与王兰西、稽文甫等创办《风雨》周刊，接着又主编《经世》半月刊；为抗日而呐喊。这两个刊物，对河南团结救亡力量，推动救亡运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39年春，范文澜到达确山县竹沟镇河南省委机关、他除了参加一些工作，还孜孜不倦地读《联共党史》和《斯大林选集》，开始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⑤
按照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安排，范文澜于1940年1月到达延安。他相继任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后又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直到1945年冬季才离开延安，前往晋冀鲁豫边区。
延安时期，范文澜的学术旨趣发生了大的转变。他不再按专务考索的汉学家路径治学，从“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研究，转而强调学术为现实斗争服务。范文澜说，“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到脱离现实斗争的学问里面去游戏，他研究古史、古哲学或个别问题，都是为了帮助今天的斗争”；研究古今中外的学问，“今总是重心点所在”⑥。从1940年起，范文澜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着重从事通俗化的中国通史的撰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史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是在延安时期完成的。
范文澜善于吸收传统学术中民主性、科学性的精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事历史研究以后，自觉扬弃了旧学问家烦琐考据的流弊，而在原来治学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严肃、严谨的学风。这种学风，既包括对历史资料的广泛搜罗和严格鉴别，也包括对历史事实的严密分析与综合。《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都体现了范文澜的新学风。《中国通史简编》不再是汉学式的考据，而是以大量史料为依据，史论结合，每章后都有一简短结论，可读性强。毛泽东称赞说，《中国通史简编》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④《中国近代史》大量引原材料，皆用引号标识，“以明语有所本，非出臆造”。⑦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学风。此外，范文澜还有着中国古代卓越史家“文史兼通”的优点，他的史著文字优美；例如，他称赞林则徐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⑧（P17），这一生动的名句后来被人们广为征引。范文澜善于化古代汉语为近代汉语，驱遣自如。周恩来赞扬说，范文澜本是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但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⑨。
二、构建中国通史新体系
40年代初，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中国人民迫切需要从中华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明中获得充分的民族自信。编著全新的中国通史，成为时代的需要，因为“利用《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一类现成的史书来学习中国历史”，已经不合时宜。范文澜指出，旧史书有三大缺陷：“第一，这类包括千百万字的大部书籍”，读者没有时间学习；“第二，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而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没有关注；第三，历史观是停滞或倒退的。”⑩鉴于此，中共中央委托范文澜组织编写不同于旧史的通史著作，为干部补习文化之用。新通史先是由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的知名学者叶蠖生、齐燕铭、金灿然、范文澜等分工写作，由范文澜总主编。由于缺乏集体写作的经验，对如何编法没有一致的意见，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范文澜索性从头写起，他于1941年4、5月完成上册，年底又完成中册（下册拟写近代史部分）。1941年，《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上册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简编》虽以中国历史研究会的名义发表，但实际上是范文澜的个人作品。1942年《简编》第二册也出版了。
《中国通史简编》，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其主要特点有五。
第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为基础，系统叙述几千年中国历史的进程，从而形成以社会形态模式划分中国历史阶段的通史体系。在《简编》出版之前，范文澜发表《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文中照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阐述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具体分析商、周的社会性质；表示赞成吴玉章关于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主张，而对郭沫若所持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11文章的基本观点构成了“西周封建说”的基础，在后来的古史分期讨论中，“西周封建说”成为影响很大的一派。《简编》对中国历史分期进一步提出系统看法：夏以前，是原始公社会制度，夏商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开始，漫长的封建社会又分为三个阶段，从西周到秦统一，是初期封建社会；秦汉至南北朝，是封建社会的第二阶段；隋唐至鸦片战争是第三阶段。
《简编》在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用于研究中国历史的同时，也力图揭示中国历史发展在不同阶段的特点。范文澜认为，“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⑩他从社会的进程中看到历史发展的联系性与特殊性，从而概括出各个朝代的特点；如春秋是列国兼并时代，两汉是对外扩张时代，三国是内战时代，等等。
第二，在方法上，贯彻历史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以阶级斗争为理论核心，注重从历史上生产关系的变化说明阶级变化，以阶级斗争说明历史。《简编》认为，“整部历史只是阶级间、阶层间相互斗争、联合的历史”12（P1388）；中国从秦末大泽乡起义起，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内，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几乎从未停止。范文澜把封建社会里农民对地主的阶级斗争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简编》揭露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通过叙述历代农民起义的经过，对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予以充分肯定，纠正了旧史书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咒骂农民起义的偏见。《简编》一出版，在国统区就遭到查禁，国民党当局惊呼：“范书宣传阶级斗争，混淆视听，可恨可恶，务必取缔”④。鲜明地讲了阶级斗争，是范著的特点。阶级斗争，自然不是任何时代条件下都是历史运动的枢轴，比如现阶段阶级斗争就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推动力。但是，《简编》在当时的条件下以阶级分析法来论述对私有制社会历史本质的认识，基本观点大致是正确的。“对于从奴隶制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要不要作阶级分析，承不承认那里贯穿着阶级对立、阶级斗争，这是历史唯心论与历史唯物论一直斗争着的焦点。”13范著的观点是基本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第三，否定旧史把帝王将相作为历史主人的观点，说明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简编》在内容上以反映“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为主线。范文澜认为，劳动人民作为历史的主人，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简编》以大量篇幅叙述劳动人民在重大变革、生产发展和科学技术创造发明中的巨大作用。
第四，将中国历史视为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简编》从各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说明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的作用。书中认为，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就是各民族共处共存；“夷族居中国东部，西方来的羌族、南方来的蛮族居中国中部”12（P22）。《简编》对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予以特别关注；对各民族统治者出于狭益的民族利益，发动民族战争，侵害其他民族利益，妨碍经济发展的行径给予了揭露。《简编》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阶级观点相统一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正确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对于推动各民族团结，争取抗战胜利起了宣传教育作用。
第五，广泛地叙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各个方面。《简编》除了政治、民族、军事、阶级、阶层诸项外，还重视农业、手工业、科学技术发明、经济发展、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描述，其内容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14
总之，《中国通史简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在延安艰难的岁月里，范文澜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独立完成《简编》撰述，实属不易。《简编》虽属草创，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作者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阐明全部中国历史，首创之功不可没。
三、开辟近代史研究新境地
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于自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则显得有些滞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由于同现实息息相关，为人们所关注；30、40年代出版的著作有70多种，发表的文章有200余篇。这些论著各有其所长，但由于著者的阶级局限性，大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史以科学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试图传播科学的近代史知识，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就是用唯物史观解释近代史的作品，只不过内容过于简略。为了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自觉地把近代史科学研究提高到崭新水平，范文澜于1941年开始着手中国近代史研究，到1945年冬季他离开延安时，已完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部分的编写，1946年题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出版。此外，范文澜还发表近代史专题研究论文数篇。
1940年9月，毛泽东致函范文澜，鼓励他在研究经学史的同时，将历史研究再深入进行。范文澜说，他在收到毛泽东这封要他“把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的信以后，才下决心研究中国近代史。15毛泽东的史论，如“两个过程”说等，深刻影响了范著《中国近代史》的编写。1939年12月，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在揭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的运动规律时，提出“两个过程”说；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16范著《中国近代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而又严谨的笔触”解释了毛泽东的“两个过程”说。17
《中国近代史》侧重叙述帝国主义的侵略，统治阶级的卖国和人民的反抗，全书紧紧围绕帝国主义、人民群众、封建统治阶级这三股不同力量的各自动态和相互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力求展现中国近代史的全景。书中有四个特点十分明显。
第一，该书以相当篇幅，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如何残暴，如何诡诈”⑦和清统治者如何腐朽。书内控诉一群“如狼如虎”的侵略者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等一系列侵略战争的罪恶行径。范著对清廷的腐朽也有深刻的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打开中国大门时，所遇到的看守大门的恰恰是腐朽的清王朝，由此中国一步步陷入深渊。
第二，全书突出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和反帝爱国精神。范文澜认为，“中国近百年史就是人民反抗投降派及其主人帝国主义的斗争史。”⑧（P57）他热情讴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对平英团、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书中指出，广东等地的反英斗争。“有无限的前途”⑧（P62）；太平天国运动揭开了“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⑧（P73）义和团运动“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反抗精神。”⑧（P363）
第三，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范著有一个爱国主义标准。范文澜认为，林则徐坚持反英斗争，“值得被中国人民纪念和尊敬”；他赞扬裕谦是“满洲贵族中坚决主战的唯一人物”；⑧（P42）歌颂陈化成、关天培及定海三总兵“保持民族自觉、抵御外侮的历史旧传统”的不屈精神。⑧（P54）由此可见，范文澜在揭露统治集团罪恶的同时，又把一部分主张抵抗侵略具有爱国思想的官员同腐朽的清统治者区分开来。
第四，作者善于利用多方面的史料，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立论。范文澜认为，治史特别是治近代史，一定要忠于客观历史。他说，“不论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任何人不得也不能凭臆牵附，要求客观的历史迎合自己主观的志愿”；“近代史属于所问世、所见世的范围，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点含胡不得。”18《中国近代史》以多重史实立论。如作者在分析天京之变影响时，引用清廷上谕和曾国藩的奏折等材料，说明内讧导致太平天国功败垂成。又如，作者在阐明义和团运动历史意义时，引证了帝国主义方面提供的多种材料，有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文章、英国外相及外部副大臣的演说、法国议员的国会演说，印度总督的言论、奥京报纸评论等，多视角地论证了义和团“阻止了各侵略国的瓜分运动”这一结论。⑧（P363）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下限只到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以下的辛亥革命史，他另有专文研究。1942年他在《解放日报》发表《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一文。文章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社会基本经济成份的结构变动来考察辛亥革命的意义。他先引马克思的话作为立论依据；“‘亚洲社会的不变性，与亚洲国家之经常被破坏而重建与它们朝代之迅速更换，恰恰相反。这个社会基本经济成份的结构，并不被政治范围内所发生的风暴所惊动。’马克思这个敏锐的论断，把‘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的秘密揭露了。”接着作者又论证说，辛亥革命使社会基本经济成份的结构，“已经变动得足以破坏三千年改朝换姓的老窠臼”；因此他认为“辛亥革命无疑是伟大的，因为他是从一个社会制度开始转向另一社会制度的革命”。对辛亥革命的局限性，范文澜阐述得很清楚。“这种革命决不能完成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社会的艰巨任务”。19在另一篇文章中，范文澜指出：辛亥革命是三条路线，即人民大众的革命路线、统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路线、改良主义路线相互斗争的结果。20
四、首创用唯物史观总结经学
经学是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前文已提及，抗战前，范文澜是汉学系正统派经师，恪守古文经学的家法；但到延安后，他对经学的看法发生了根本转变。1940年8、9月间，他在延安新哲学会上所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讲演，21是这一转变的标志。当时处在战争的环境下，又面临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这样的客观形势，因此讲演侧重从批判的角度对经学史作总结。范文澜对从西周到五四运动前夕经学的产生与发展作了简明扼要的概述。他说，《尚书》、《春秋》、《三礼》、《诗经》、等经书“本是古代史料”，历代需生按照统治阶级的需要解释经义，就形成了经学，经学也因此成为“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到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经学走向衰亡。
范文澜的基本观点是：经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认为，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衰落和灭亡，它也相应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汉学系——从孔子到唐人《九经正义》，其中包括孔子、孟、荀、今文学、古文学、南学、北学，两汉是极盛时代。
（2）宋学系———从唐韩愈到清代理学，其中包括韩愈、濂、洛、关、闽、陆、王，两宋是极盛时代。
（3）新汉学系———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其中包括顾炎武、黄宗羲、戴震、康有为，乾嘉是极盛时代。
范文澜指出，这三个阶段的经学，具有不同特点；总的说来，经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的原因是由于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一部经学发展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
范文澜着重论述了经学在近代衰亡的必然性，这一点在当时具有特殊的意义。范文澜认为，由于封建社会的解体，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学走向衰亡是一种自然的过程。可当时有人却把经学消灭归因为共产党抛弃传统文化，为了驳斥这种论调，范文澜在讲演中表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包括经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立场。他说，“共产党人并没有教人不要研究经学”，共产党人不会无视历史事实而将封建文化“一笔抹煞”；“它要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范文澜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态度对经学加以总结，在批判的同时，对其有价值的部分要加以吸收。他认为，“经本身是古代史料（六经皆史）”，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史料；所以，“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身有很高价值存在”；另外，经学里还包含许多“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这些也可以“移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
范文澜关于经学的演讲在延安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予以肯定：“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22正如毛泽东所言，范文澜的经学研究意义在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长达两千年，内容繁富、头绪紊乱的经学历史作了首创性的系统总结。
五、余论
范文澜是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抗战时期他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由于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性，范文澜在这一时期还不能纯熟地运用唯物史观解释历史，其史著不可避免存在若干缺陷。
第一，存在非历史主义的倾向。《简编》的撰述目的是“揭露统治阶级罪恶、显示社会发展法则”；因此书中对封建统治阶级，着重叙述其如何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一面，而对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或抹杀或缩小。即使对于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帝，《简编》也着重揭露其反动性，对他们的历史功绩则论之甚少。《中国近代史》也有类似缺陷，比如第五章对洋务运动全盘否定，就不符合历史实际。
第二，深受“夷夏之防”思想束缚，不能正确看待少数民族统治问题。从学术渊源看，范文澜深受浙东学术的影响，这个学派重“夷夏之防”，排满思想浓厚。浙东学派的历史观点影响，反映在范文澜的史著中。如：《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一文认为，元、清统一是“异族入侵，国统中绝”。《简编》认为，“忽必烈专力南侵，吞灭了中国”12（P927）；“朱元璋北伐，中国又回到中国人手中。”12（P928）《中国近代史》把清朝的统治说成是“异族统治”，“侵入中国”。《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文中，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说成是没有民族思想，把曾国藩视为“出卖民族的汉奸”。这种大汉族主义史观，混淆阶级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把国内阶级矛盾说成是中华民族与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的提法，违背了历史事实，对宣传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三，“历史类比法”用得过滥，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在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下，为了激发人们的爱国革命义愤，范文澜不惜借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任意作历史类比，把历史现实化。《简编》借吴蜀联合拒魏来类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借孙权破坏吴蜀联盟来类比国民党反动派破坏统一战线。《袁世凯翻版》一文还借袁世凯专制来类比蒋介石独裁，这与其说是史学研究，不如说是政治宣言书。这种“借古说今”的历史研究，“不仅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且是相反模糊了人民对现实政治的认识。”23范文澜的借古说今，尽管出发点是爱国与革命的，但作为科学研究，显然是不足取的。离开时间、地点、条件，任意作历史类比，降低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科学性，有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声誉。
范文澜史学论著的缺陷还可举出一些，比如有多处机械套用阶级分析法，片面夸大农民起义的作用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五六十年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尚处在草创时期，它们存在缺陷或不足，自不可免。我们不必苛求前人。范文澜一向严律己，他在解放后，对自己过去史著的缺点和错误，多次作过严厉的自我批评。
瑕不掩瑜。范文澜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虽然起步较晚，但后来居上，成为最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之一。他在抗战时期完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两部宏篇巨制，教育、影响了千千万万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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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J],中国青年，1940，（第3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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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范文澜.中国近代史[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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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参阅牟安世.我国新民主义革命时期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名著——范著《中国近代史》[J].近代史研究，19941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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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庆成.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致词[J].近代史研究，19941.
18范文澜.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N].延安《解放日报》，1943-7-104.
19范文澜.开始了并结束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辛亥革命[N].延安《解放日报》，1942-10-114.
20范文澜.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N].延安《解放日报》，1944-10-104.
21中国经学史的演变[A].《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265-299.
22致范文澜[A].《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63.
23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J].历史教学，1952，9月号.
（文章来源：《淮北煤师院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