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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范文澜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作者:陈其泰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9-27  点击量: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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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幸逢时会,形成了高峰迭起、群星灿烂的局面。无论是新历史考证学,或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取得了堪称辉煌的成就。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五四前后至20年代末以李大钊、郭沫若为代表的创始和奠基,到三四十年代得到壮大,并逐步成为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学者。新中国成立,更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主导地位。直至今天,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投身于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之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并以开放、进取的心态,学习西方进步学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遗产,因而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光明的前途。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壮大,特别是沿着创立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向前进,是20世纪史学最有意义而又影响最为深远的内容。范文澜正是对这一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由此决定了他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形成了他鲜明的学术个性。

一、 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新阶段的出色代表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项艰巨而宏大的事业。它的主要内涵,是要做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恰当地结合,深刻地阐发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的特点。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40年代的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已经自觉地为此作出成效卓著的努力。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阶段。在此之前,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卓越奠基者。他于1929年著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代史,证明中国并非“国情特殊”,中国社会同样经历了人类社会普遍经历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加上郭沫若所著《两周金文辞大系》等书的成就,便奠定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的坚实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要求进一步回答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在中国表现为怎样的具体形式,即推进到如实地、深刻地说明普遍规律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正像对革命家来说,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是根本问题一样,在史学研究中,做到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恰当地结合,也是史学家的根本任务。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全局言,唯物史观的传播和运用,使史学跃进到一个新阶段。以往的史学,虽然有诸多成就,并且有好的史著在观点上提出了一些进步的见解,弥足珍贵;但从总体上说,旧时代的史家,对于历史演进的原因、历史前进的动力、历史发展的方向,是混沌模糊的。旧史充斥着神意史观、循环史观或复古史观,或者以圣贤的意志,或是拿政治的、心理的、文化的甚至是纯粹偶然性的原因解释历史的变迁。唯物史观却透过对种种复杂现象的分析,破天荒地发现了如下真理:人类历史演进的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归根结底是由于物质生产发展程度及其变化所制约和推动的;并且,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唯物史观从各种社会关系中找出最基本的关系——生产关系,并提出它是由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了经济形态的概念,而人民群众为了改变自己社会存在的条件进行的斗争推动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变。这样,唯物史观阐明的基本原理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深层秘密,使史学摆脱了用神意的或偶然的因素任意解释的混沌状态,使它成为科学。以唯物史观指导史学研究,标志着20世纪中国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产生了质的飞跃。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努力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中国历史的特点,阐明普遍真理与特殊规律二者的结合,则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进入大力开拓、发展显著的新阶段,内容十分丰富,而范文澜便是这一阶段的出色代表。 

二、 《中国通史简编》: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范文澜以他25年心血浇灌,成功地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唯物史观的运用上达到了阐述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历史的特殊规律二者结合的更高层次,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中国史学,历来以通史为最重要的著述形式,成就也最高。司马迁著《史记》,提出“通古今之变”作为本人著史的主要任务和努力目标,要探究自“古”至“今”的历史,考察各个时代在古今历史长河中如何“变”,并且整个贯通起来予以论述和评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因此《史记》成为不朽的著作,对后世影响至为深远,“通”成为治史的第一要义。唐代杜佑著成典制体通史《通典》,北宋司马光著成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南宋郑樵著成体现“会通”义旨的《通志》,都成为出色的史学名著。东汉的班固著《汉书》,虽然“断汉为史”,但他本人又明确地提出“通古今”的要求,在十篇志中记载了有史以来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变化,因而《汉书》成为与《史记》并称的纪传体杰作。唐代刘知几著《史通》,清代章学诚著《文史通义》,评论历代正史得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也都鉴古衡今,突出地体现其通识。章学诚还把中国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概括为“通史家风”,予以彰扬。清代考证史学名家赵翼所著《廿二史札记》,也凸显出其探究古今历史的重视通史的意识,故在其自序中表示着意于总结“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 

  传统史家如此重视通史撰著的传统,至20世纪得到发扬光大,蔚为大观。20世纪之初,西方近代进化论在中国迅速传播,感觉敏锐的知识分子因此获得了新鲜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更加认清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及为之服务的旧史的弊病,因而斥“君史”,倡“民史”,树立起“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以求得公理公例,作为今日国民资治之镜鉴”为鹄的,开创建立“新史学”的时代。“新史学”思潮的最大成果,便是由夏曾佑撰著的《中国古代史》(只完成上古至隋统一)。他以进化论为指导,按照上古之世(其中自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为化成时代)、中古之世(其中秦至三国为极盛期,由晋至隋为中衰期,唐室一代为复盛期)、近古之世(五代、宋、元、明为退化期,清代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期)的分期方法叙述历史,探求国家盛衰变化的因果关系。夏曾佑撰著的通史著作,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展开所取得的第一硕果,这是20世纪史学很有意义的事件。约略同一时期,梁启超也曾计划撰著《中国通史》,却未能正式着手进行,只留下一篇《中国史叙论》,提出了以近代眼光撰写中国通史的一些设想。他还撰成著名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长篇论文,以通贯的眼光,提挈了三千年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脉络。“五四”前后至抗战初期,更有一批知名学者相继致力于中国通史的撰著,如柳诒徵著《历代史略》,吕思勉著《白话本中国史》,邓之诚著《中华五千年史》,钱穆著《国史大纲》,张荫麟著《中国史纲》,诚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重要成绩。不过,因为中国历史长达几千年,撰著通史包括政治、经济、制度、民族、军事、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尤其要把握中国历史发展变化的趋势,总结国家盛衰、社会风俗进退之故,难度很大,不仅要掌握大量丰富的史料,有长期从事研究的积累,还要有洞察历史发展变迁的符合科学理性的历史观点和高明的历史见识作指导。以此衡量,此二十余年间撰成的通史著作,在各有贡献、各有特色的同时,又存在若干明显的缺陷:或袭用日本学者所著中国通史著作的内容太多,或偏重于材料的别择罗列而论述不足,或内容简略、分量嫌小,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容不相称。因此,撰成更具科学性、内容更系统翔实的通史著作,就成为史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时代的要求。再加上至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进步力量已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代表,中国共产党人和解放区人民代表着中国未来的方向。因此,范文澜于1941至1942年在延安著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便成为20世纪史学发展的重要事件。 

  “五四”前后至抗战时期,中国社会进步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产生了中国共产党,并经过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曲折道路的摸索,终于找到了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正确道路。到抗战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成熟,卓有成效地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从而展现了民族解放战争胜利和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在中国共产党内及其周围,造就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一批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优秀人物,灿若星汉。范文澜便是这一杰出群体中的一员,是党在历史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在延安撰成的《中国通史简编》,便是第一部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通史著作,代表革命者和人民大众说出了对中国历史全部的看法。当时许许多多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青年人读了,感到气势磅礴、震聋发聩,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广大干部案头必备之书,成为广大青年学习历史的最好教材,并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共56万字,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以后不到三年时间撰著完成。他创造力如此充沛,不但得力于精熟史料,对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有长期积累,更得力于精心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掌握了以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这一钥匙,掌握了辩证法的精髓,因而一通百通,熟练驾驭。这部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对几千年古代社会阶段划分的见解,以后长时期关于古史分期中影响很大的西周封建说一派,也就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深入而成功地分析和描述了各个时代的特点,做到主干清晰,有血有肉;对于历史上进步的人物、作为热情的肯定、赞扬,对于独夫民贼的罪恶做了有力的揭露;重视古代史与近代史的连贯,深刻地分析近代中国的命运是孕育于明清时期的多种社会矛盾和因素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其发展的新阶段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并且,其基本结构和内容,构成了以后修订本的基础。范文澜这部著作的成就和意义,将永远记载在20世纪史册上。 

  范文澜从事《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修订、撰著,始于40年代末,至1965年完成五代以前部分,时间长达十六七年,分为三篇四册先后出版,总字数达110万余字。因此,它既是在原版基础上的修订,许多地方实际上又是重写。全书容量广阔,史料翔实,集中了范文澜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学界的批评建议写成。全书自成体系,以范文澜运用普遍原理分析中国历史进程而升华出来的观点作为指导,叙述了各个时期的历史状况、社会特点、事件和制度、源流和变迁,肯定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人,又相当充分地反映了特殊的历史人物的活动,恰当评价其功过,以充分的篇幅记载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作了精到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完成,标志着范文澜著史事业达到更高峰。它著成以后,在全国各地多次重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这样,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及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更大规模的著作,便成为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原版及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以及《中国近代史》(上册),都是范文澜自始至终亲自撰著和反复修改的,他为这些著作的完成投入了全部生命。在中国史学史上,前有司马迁发愤著述,为完成名山事业忍受屈辱,撰写通史巨著,直至耗尽生命;又有司马光撰修《资治通鉴》,历十九年才告完成,直至如他在《进书表》所说,“神识衰耗”,“毕生精力,尽于此书”。范文澜站在新的时代高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家的优良传统,怀抱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完成了杰出的著作,堪称是为“通史家风”又一次谱写出华彩乐章! 

三、 《中国近代史》: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阶段 

  《中国近代史》(上册)于1945年在延安著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意义是: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进入了科学的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格局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达数十年之久。在此以前,近代史领域的研究处于草创阶段。有的进步学者运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撰成的《中国近代史》,对主要事件有正确的评价,是可贵的创始之作;但是篇幅较小,内容不够丰富。还有的则从唯心史观出发,任意曲解史实,美化侵略者。范文澜的著作,造端宏大,材料新颖,依据大量中外文献资料加以分析,系统地论述近代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演变过程,侵略与反侵略、爱国与卖国的激烈斗争,恢复了近代史的本来面目,帮助人民认清帝国主义和卖国势力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灾难深重的根本原因,激发人民进行英勇斗争,推翻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和腐朽势力。在解放战争期间,在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而奋斗的历史关头,认识这段历史是与当时进行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直接相联系的。因此许多爱国青年读了范著《中国近代史》而奔向解放区,发挥了历史著作的巨大战斗作用。《中国近代史》本来是范文澜撰著《中国通史简编》总计划中的一部分,所以两部著作有着密切联系。诚如刘大年在《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所评价的:“前一部书试图用科学观点对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作一番概述,它的印数累计达数百万册,成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必备的历史读物。后一部书用新的历史观点给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开了一个头,它的某些看法长期影响到学术界。它们的问世,过去了四十多年、五十年,至今提起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通史和近代史著作,人们仍然要首先举出这两部分。这种情形,近乎绝无仅有。” 

  范文澜的近代史著作完成至今已过去半个世纪,这一领域的研究,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已有很大的拓展,这是很可喜的。不过,半个世纪来积累的经验,包括最近若干年提供的经验一再证明:范文澜著作中所揭示出来的,自鸦片战争至人民共和国成立110年间,中国历史的主线是人民大众英勇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经历艰难曲折而不断高涨、不断走向胜利,这一反映历史客观进程的真理性认识是不能改变的,是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不错,近代史研究要不断创新,譬如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课题要作更深入的考察,以此更加深化对近代化进程的认识;对于社会结构、下层民众、区域经济和文化以至秘密结社等等课题都应推进研究;对于一些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应进一步作具体分析和全面评价。但是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应以上述基本线索作为指导思想来进行,才能得出经得起历史事实考验的正确认识,而绝对不能以为“创新”就是要否定、推翻以往人们普遍接受的结论。近代史研究又担负着教育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一代的任务。对于近代百年史如何认识,是同对当前社会前进的方向,以至对世界政治格局如何由19世纪演变到今天、西方国家对华政策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正确认识直接相联系的,同在坚持对外开放之中发扬爱国精神和民族正气相联系的,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因此,范文澜所揭示的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在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 理论上的坚定性和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 

  范文澜的著作受到广大读者的高度重视,他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范文澜走过的成功道路,关键在于出色地做到了两项:第一,他的传统学术根柢深厚,而且善于吸收传统文化中具有科学性和民主性的成分,包括朴素唯物主义、朴素的辩证法、大同思想、民本思想和民主意识等,这成为他后来接受唯物史观和从事创造性史学研究的基础。第二,范文澜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抗日根据地的熔炉中学习的,并以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事实去对照、检验,以自己的行动去体验。所以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得其精髓,并使之成为自己血肉的一部分。他之所以能对创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出杰出贡献,撰写成多部影响很大的成功巨著,其基本前提,是对理论有自觉的认识、严格的要求,并贯彻始终地为此努力。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撰写之前,范文澜在理论上是有准备的。1940年所写《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阶段的分期,阐述西周封建说的主张。他明确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不仅要说明中国历史进程符合唯物史观创始人指出的人类社会共同经历的阶段,而且要全力总结出这种共同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特殊性。这段话,实际上是范文澜在延安时和解放后史学工作总的指导思想。至50年代,他又精辟地概括为运用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反对“貌似”。强调下苦功夫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反复指出摘引经典著作的字句、贴标签式地生硬套用的做法的危害,指出它是科学工作的大敌。范文澜揭示中国历史进程特点的成功例子甚多,其中影响很大的观点就是关于汉民族形成的问题。他的分析和论断获得学术界的普遍赞同,是做到把普遍原理与中国历史特点相结合的范例。这样结合,就是“神似”,不是“貌似”。中国史学历来重视“通识”和通史的撰著。范文澜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而加以发展,提出写通史要做到“直通”、“旁通”和“会通”。把握好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精确地具体地划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就是直通;分析一定社会阶段内,社会生活中各种现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考察一切矛盾的趋向和总和,最后归因于物质生产力状况的根源,就是旁通;两个方面的综合,就是会通。并且,他希望全国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研究断代史,或研究专史,或研究少数民族史,或研究某一主题,局部性的研究越深入,综合性的通史也就越有完好的可能。以局部性的研究来帮助综合性的提高,以综合性的提高来促进局部性的再深入,如此反复多项,达到写出高质量的通史的目的。这无疑是对通史编纂理论的发展。 

  范文澜在理论上的坚定性和他捍卫历史学科学性的勇气,突出地表现在当教条化和“左”的倾向盛行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坚决予以抵制。1959年以后,他针对当时高校和学术界相当流行的“以论代史”、空洞地套用唯物史观的术语、不要史实,把历史进程的生动内容变成生硬公式的推演的错误倾向,一再在重要会议上发表讲话和撰写文章,提出严肃的批评。1961年4月,他发表《反对放空炮》一文,批评这种主观的、浮躁的有害学风,指出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的重大意义,要求让严肃的学风在学术界发扬起来。同年5月,他在一次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严肃地批评史学界当时流行的“打破王朝体系论”和“打倒帝王将相论”,指出“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下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并要求大家起来反对这种谬论,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当时,范文澜、翦伯赞、郭沫若都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态度、抵制错误思潮的典范。对于戊戌维新运动的评价,也是检验理论上是否成熟和坚定的试金石。在相当长时间内,思想界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式:要抬高革命,必须尽量贬低维新和改良,因此不敢对戊戌维新运动作出应有的积极评价,若讲到戊戌变法事件,总是要迫不及待地贬责一通。对维新派人物梁启超的历史贡献也不敢作恰当肯定,有的论者甚至认为梁启超于1915年策动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之举是“投机”。范文澜则一贯对戊戌维新运动的进步意义予以明确的肯定,尤其对其爱国性质和冲破封建专制、要求民权,冲破满清禁例、争取民营工商业获得法律上的承认等进步作用作了积极评价,直至1958年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戊戌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论断,表现出非凡的胆识!而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这篇纲要式文章中,又对梁启超的反袁行动评价说:“袁世凯宣布自己做皇帝。当时以梁启超为首的反帝制运动,立宪党人站在最前线,革命派反而落后了。”这在当时同样是勇于抵制流行的各种貌似革命的见解,而作出的清醒、公正的评价,是难能可贵的。在《中国近代史》书中,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主权利,批判闭关锁国、狭隘拒外,是全书主线之一。他称“林则徐是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20世纪80年代成为人所共知的警句。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四册终篇结束语中,他由唐文化的繁荣谈到各国文化系统的重要性:“各种文化必然要取长补短,相互交流。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所以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化为别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譬如人吃猪肉,消化后变成人的血肉,谁能怀疑吃猪肉的人,他的血肉是猪的血肉而不是人的呢!”这段话写于1965年,处在“文革”前夕,可是范文澜这样鲜明地提出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对外开放、互相交流的思想,令我们读起来觉得好像写在粉碎“四人帮”后改革、开放的年代一样,这正证明范文澜思想的深刻性和前瞻性。他是一个热诚的爱国者,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战士;同时,民主、科学、开放、进取又构成了他的基本精神。 

  (文章来源:《河北学刊》2001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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