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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在民族史理论上的贡献
作者:宋馥香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9-27  点击量: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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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春秋》开始就有了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传统,但并未形成系统的有关民族史的理论,梁启超是运用近代观念和方法较为系统地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第一人,范文澜继梁启超之后,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其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创造,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民族史理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其理论加以探讨,恳望方家指正。

一、历史上民族融合是自然趋势,但同时必然伴随着民族间残酷的斗争 

  民族关系是历史研究中普遍遇到的问题,范文澜从客观历史出发,明确地指出:“剥削阶级统治下的民族和国家,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完全依靠力量的对抗,大小强弱之间,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①这是范文澜以对通史的透彻研究为基础,通过总结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前提下得出的的精彩结论。这在极左思潮弥漫的六十年代,无疑是一声惊雷,引起了史学界的震憾。但由于他以充分的史实为依据,同时又有严密的论证对其理论作了详明而系统的阐释,因而为史学界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对后世史学工作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关于民族间斗争的原因,范文澜认为有二个方面:第一方面的原因他表述为:“由于汉族的文明比附近各少数民族都高,人口也多,尤其是汉族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强烈地吸引落后民族用各种形式迁移进来。有的用武力硬打,有的要求内附,不论用的是什么形式,与原来的汉族总有一番斗争,这种斗争可能是极残酷的,但结果总是融成一体。”②第二个方面的原因是汉族对内迁诸少数民族的压迫。关于这一点,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第四节中指出:汉族统治阶级对游牧族人的入境居住是宽容的,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则是极残酷的;入居诸族对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并吸收汉族文化是乐意的,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则是难以忍受的。入居诸族所受痛苦比汉族人民更为严重。到晋惠帝时,严重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八王之乱起,入境诸族以匈奴族刘姓贵族为首,发动了反晋战争。③在第一个原因中,范文澜提到了汉族的文明程度、人口及地理因素,这些均可归结为经济的原因,也就是说民族间经济的差异是民族对抗的直接动因。后一个原因中,从外在现象上看是民族压迫引起了民族间的对抗,但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民族表现形式,阶级矛盾实际上也是由社会各阶级间因经济利益问题而引发的,因此,民族压迫归根结底还是经济压迫。范文澜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论证民族斗争的原因时,才能从经济入手,并对与经济因素相关的文化、地理、阶级等因素游刃有余地加以贯穿,从多层面阐释了民族斗争的动因问题,从根本上否认了民族压迫是不同民族整体之间的矛盾,而是各族统治阶级间因经济利益冲突而引发的各民族统治阶级间的矛盾。由于民族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各族人民被利用来加强他们的争夺战。”④从而形成了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但无论这种民族间的矛盾多么激烈,斗争多么残酷,斗争的结果总是使他们融为一体。这其中融化各民族的碳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范文澜在民族斗争与融合这个链索效应中,由于抓住了经济这个关键因素,因而连贯系统地阐释清楚了各民族因斗争走向融合的必然趋势,并抓住了民族斗争的实质,为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扫除了障碍。 

  范文澜在总结的基础上,认为历史上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有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华族和非华族斗争非常激烈,到战国时期,非华族大体上都与华族融合了。其余各族多不见于记载,“这不是说他们消失了,而是他们融化成比原来更大的民族了”⑤。第二个时期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汉武帝时期,由于长期与匈奴作战,塞外的民族迁移到内地或边境上居住,使匈奴、鲜卑、氐、羌、乌桓等族和汉族接触,西晋后期,由于民族压迫,“居住在国境内的所谓五胡的落后民族相继起来建立政权,统治中原地区的汉族,民族间的斗争热闹得像开水沸腾。到南北朝末年隋统一黄河流域,这才完成了各民族的大融合。所有以前历史上出现过的民族,到隋朝时差不多都被融化了。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鲜卑族,也融化到汉族里面了。”⑥第三个时期是唐朝。历史上唐朝的疆域曾扩大到中亚西亚一带,并在那里设置了许多羁縻州,那里的人可以自由出入内地,都算是唐朝人。此外,隋朝末年,由于黄河流域人口大量减少,唐朝也招塞外各族人迁居内地,各少数民族在同汉族杂居的过程中,慢慢地同汉族融合。他们不仅成为唐王朝的一分子,而且也成为唐朝的保卫力量。唐藩镇的大部分守兵都是胡人,如大将李光弼就是契丹人。还有许多李姓的文武官员都不是汉人,唐朝赐他们李姓,变成了汉人,为朝廷出力反抗胡人叛乱。“从中唐到五代,许多来自突厥、回纥、西域的人,经过对抗或归附,终究与汉族融合成一体。”⑦此外,辽、金、元、清四朝融化的规模大小不等,多少都增加了汉族的数量。 

  可见,范文澜站在历史的新高度上,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从经济因素入手,分析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斗争与融合并进,斗争是民族融合的必经过程,民族融合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① 

二、汉民族是在我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很多民族的化合体 

  范文澜在探讨中国民族形成的理论问题时,既借鉴了斯大林有关民族形成理论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四个要素的理论,同时又能从我国历史的具体情况出发,摒弃那些仅具有特殊意义的论述。 

  他从我国秦汉时期的历史进行考察,首先,认为当时已经具备了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形成的四个要素:李斯所作的小篆为当时全国统一的表达语言文字的字体。长城以内的广大疆域成为汉民族共同的生活地域,祖宗崇拜和孝道等儒家伦理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道德,这就形成了基于儒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中国国内大小市场从战国时代开始逐步形成,这些因素是汉民族形成和国家统一的有利条件。 

  其次,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一套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等一套系统,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除了三国和五代两个时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外,秦汉以后的历史,统一是长期、稳定的;分裂只是暂时的,这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汉族已经形成为相当稳定的共同体。而且自北宋时期起,全国范围内经济联系性的日益加强,使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了,像“这样的国家,决不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因为它是一个持久的相当巩固的整体。也决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因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生,远远落在统一国家成立的后面。”⑧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由于“同买办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结合在一起的地主阶级依然占据着显著的优势,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某些发展,并在中国政治、文化生活中起了颇大的作用,但是,因为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下,它并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它的力量是很软弱的,它不曾也不可能起着‘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的作用。”⑨ 

  再次,结合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来看,范文澜认为“太平天国、义和团两次大规模的民族反抗运动,都是农民阶级发动的,根本没有资产阶级的领导,这个事实,说明了汉民族在资产阶级产生以前,就是坚强的民族了。 

  范文澜通过对各个时期历史的透彻分析,用正推和逆论两个层次论述了汉民族形成的特殊道路,它的这一理论在五六十年代曾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范文澜的结论不是经验性的,而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规律,以此为基础,他对汉民族的发展、乃至近代中国社会和革命的诸多问题也给予了具体而深刻的解答,因而在历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成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民族问题的一把钥匙。 

  与汉民族形成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汉民族形成的过程和发展的问题。范文澜从发掘新史料入手,分析出各个历史时期各少数民族及其与华夏族或汉族的关系,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和唐朝时期。在这些阶段当中,各民族间经过激烈的斗争乃至流血,大部分少数民族逐渐融合到汉族当中,使汉族越来越壮大。范文澜曾拿黄河来比喻汉族,他说:“黄河发源于星宿海,沿路吸收大小河流,终成巨大的黄河。同样,汉族发源于黄炎,五千年来,吸收数以百计的大小民族,终成巨大的汉族。”⑩因此,“汉族无疑是很多民族的化合体。”11“凡是现在兄弟民族的祖先或者已经融化似乎失踪的古代民族,都是汉族的伯叔祖先或者是祖先的一部分。”12 

三、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 

  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中国这个广阔的领域内生活着,各少数民族居住在中国的内部和四方,被称为蛮、夷、戎、狄,同居住在中国内部的华夏族共同开发和建设了祖国。范文澜经过对发掘出来的史料择幽阐微,认为中国的历史首先是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他说:“广大的中国疆域,不是哪一个民族所能独力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在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数千年的艰苦斗争,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依据历史记载,共同开发中国的各民族,一般说来,汉族最先开发了黄河流域的陕甘及中原地区,东夷族最先开发了沿海地区,苗族、瑶族最先开发了长江、珠江和闽江流域,藏族最先开发了青海西藏,彝族和西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南地区,东胡族最先开发了东北地区,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蒙古各族先后开发了蒙古地区,回族和西北各族最先开发了西北地区,黎族最先开发了海南岛,高山族最先开发了台湾。中国之所以成为疆域仅次于苏联,人口在全世界居第一位,历史悠久延续不断在全世界各国中也居第一位的伟大国家,首先必须承认,这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族男女劳动人民长期共同创造的成果。”13其次,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肯定了在人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中,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活动的推动作用,认为中国的文明成果中,也同样包含着各族优秀代表人物的贡献,因此,他又说:中国的历史“其次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对劳动人民的帮助。中华各族的劳动者既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中国当然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当然是中国历史真正的主人翁。”14在这里,范文澜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确地处理了领袖和民众的关系问题,将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代表也吸收到历史主人的行列之中。既不回避统治阶级奴役广大人民的历史事实,同时,又从客观事实出发,对其所做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称赞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动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是有贡献的。”15魏太武帝拓拔焘是继武帝之后的又一个杰出的皇帝,范文澜给他的评价是:他“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6认为周武帝宇文邕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显表现是在周国内解放奴隶和杂户……。周武帝毅然释放官私奴婢和杂户,确实是北朝唯一英明的皇帝。南北朝连年交战,南方也掳北方人作奴婢,南朝统治者同样表现了野蛮性,周武帝这一英明措施,比起南朝统治者也是文明得多。17对今天藏族先民的代表者松赞干布,范文澜从他对西部区域统一的角度予以了充分的肯定:“羌族从几百个聚散无常的原始部落,进而组成吐谷浑、苏毗、吐蕃等国,又从这些分立的国家进而组成统一的吐蕃国,都是划时代的大发展。尽管存在着严重的分立倾向,但经过吐蕃的强盛时期,羌族人产生了以吐蕃文化为中心的共同心理状态,此后,原来的羌族为具有初步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性质的蕃族所代替了,弃宗弄赞赞普是强盛吐蕃的创始者,因之,他的成就在吐蕃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大贡献。”18 

  范文澜对少数民族代表人物所做贡献的肯定,其中包含着历史上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基础,各少数民族的进步,也推进了中国整个社会进程的内涵。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中同样包含着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贡献,各少数民族的成就也同样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的骄傲。 

  此外,范文澜还以大量的事实论述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同汉族人民一道共同反抗民族压迫和外国侵略,共同捍卫祖国的光荣传统,将我国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推动力,融汇到推进整个社会前进的合力之中,进一步反映了他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祖国历史”的理论。尽管当时范文澜能够搜集到的这方面资料还极其有限,但从他的论述中,我们仍然能感到他力图通过下史料的工夫,尽可能地挖掘出各少数民族历史贡献的内容,使中国历史成为真正丰富、全面的各民族的历史。因此,他说:各民族之间“不论文化高低如何不同,人口多少如何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各有其光荣的历史,在中华民族的组成上,都有不可缺少的重要性,都是有机体中必需的部分。”19范文澜是对各少数民族历史给予最充分重视的历史学家,他彻底摆脱了以往史家只强调各民族间矛盾斗争,第一次以最广阔的视野透视中国历史,从中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科学理论。 

四、结语 

  范文澜以通史研究为基础,对历史上复杂的民族关系问题,大胆而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成了一系列能准确地揭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内容的理论,填补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缺少科学理论的空白。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的那样:“进步的思想可以站在社会的前面推动社会的进步。”20 

  范文澜的理论同样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对解除民族隔阂,推动各民族间的传统友谊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为后人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我国当前民族关系的来源和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民族史的研究工作。正是范文澜在民族史研究领域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其后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继续沿着他所开辟的道路,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民族史理论,使之成为被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 

  注释: 

  ①②⑥⑦1112范文澜:《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载《历史研究》,1980年1期。 

  ③④15161718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二编第303页、460页、537页、488页、三编第二册第449页。 

  ⑤⑩131419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载《学习》1950年10月第3卷第1期。 

  ⑧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7页、60页。 

  20白寿彝:《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及学习》,《白寿彝民族宗教论文集》,第33页。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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