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是首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述全部中国历史”的通史著作[1]。该书于1943年10月在延安初版印行。此后，范文澜于1965年完成了远古迄五代部分的修订工作。修订本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前提下，记载了各民族的状况和民族关系，充分肯定了各民族在历史上所作的贡献，从而开创了我国通史著作中民族史撰述的新局面。
一
在发掘史料的基础上，范文澜第一次把中国通史写成了真正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我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生息繁衍，相互交往，共同为建设祖国作出了贡献。但旧史家却把少数民族视为夷狄，否认他们在历史上所作出的贡献。近代，由于少数民族成为捍卫边疆的重要力量，其地位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改变他们被歧视的命运。如20世纪初章太炎曾在《訄书》中以民族主义相号召，但他主张保持汉种独贵，从而表现出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倾向。
范文澜自觉地将著史与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结合在一起，以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思想为指导，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俯瞰中国历史，他说：“广大的中国疆域，不是哪个民族所能独力开发出来的，她是许多已经消失了的和现时正在发展的各民族合力开发，经数千年的艰苦斗争，才逐步建立起这个伟大的中国来。”[2]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紧紧抓住各民族的历史活动和民族融合这两条主线，对祖国境内的各民族，从远古时代的创造开始写起，指出：“远古时代，在中国的领域内，居住着许多不同祖先的民族和部落，他们彼此间经长期的相互影响和斗争，有些发展起来。”[3]又以传说和神话为依据，叙述了代表羌族的炎帝同代表黎族的蚩尤间的斗争，黄帝助炎帝灭蚩尤，以及后来炎、黄两族经由斗争逐渐走向融合的历史，展示了一幅各民族斗争、融合、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画卷。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但有关民族史的资料比较零散、缺乏，范文澜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从《春秋》、《左传》、《诗经》、《国语》以及诸子著作中将有关史料爬梳整理出来，叙述了这一时期42个部落和小国的地理分布等概况，揭示出他们因文化不同而斗争，并经由斗争不断走向融合的历史规律。在继承先秦儒家区分民族的进步观点的基础上，范文澜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从文化来定义中国、夏、华三个名称，他说：“中国、夏、华三个名称，最基本的含义还是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对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称为蛮、夷、戎、狄。”[3]并以杞君朝鲁君，因用夷礼与周礼不同的例子，进一步说明区别华夷以文化，而不以血缘和地域的观点。这同以往的汉种独贵、汉文化独优的极端排斥各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观相比，是极大的进步。他从文化的可吸收、可创造的角度肯定了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进步作用，指出民族间的差异，从根本上说乃是文化上的差异，随着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文化上的差异便会逐渐消失。但这种消逝并不是真正地消亡了，而是其积极合理的文化因素融入了先进文化之中，并使之变得更加丰富和博大，为汉民族基于共同文化基础的共同心理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重组的又一个新时期，其特点是北方各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建立政权。范文澜一一述及各民族的状况，并从纷杂的历史现象中理清了各民族政权的发展过程，有的还详细地论及了其政权的经济、政治、文化措施。针对以江统《徙戎论》为代表的认为少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明确指出：“匈奴、羯、慕容鲜卑、氐、羌都是居住在当时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同是中国人。”[4]
范文澜在如实地记载民族间战争、承认存在民族压迫的同时，也敏锐地洞察到矛盾斗争的背后蕴藏着因经济文化交流而带来的民族融合的必然趋势：汉武帝同匈奴决战，此后许多塞外民族迁到内地或边境上居住，加强了匈奴、氐、羌、鲜卑、乌桓等族与汉族的接触。西晋灭亡后，居住在国境内的所谓五胡民族相继建立政权，统治中原汉族，民族斗争纷繁复杂。尽管民族矛盾导致战争的发生，但彼此间由于经济文化的联系，又使得战争过后民族间更趋于融为一体，汉民族也由此又一次发展壮大了。
范文澜从南北大分裂的历史中揭示出各民族因经济文化联系的加强而日益走向融合的规律，说明中华民族的血脉中也流淌着北方各民族的血液，他们也同样是祖国美丽画卷的描绘者，同样为创造祖国历史作出了贡献。
二
从有史以来的记载看，中国境内生活着许多不同的民族，华族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范文澜从发掘史料入手，抉精阐微，论述了春秋时期各民族逐渐融合统一，不断发展的历史趋势：南方蛮夷被楚统一，东方诸夷陆续被齐、鲁、楚吞并，北方和西方先后被晋、燕、秦征服，由此得出了结论：“春秋时期，华族与非华族斗争非常激烈，到战国时期，这些民族大体上都与华族融合了，形成为一个华夏族。其余各族，很多不见于记载，这不是说他们消失了，而是他们融化成比原来更大的民族了。”[5]这一论断，为秦的统一和汉民族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两汉时期，周边居住着众多的民族。范文澜记载了两汉与匈奴、南粤、西南夷、乌桓、鲜卑、羌、氐以及西域各国的关系，既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战争，也极重视各民族联系日益加强和民族进一步融合的事实。他强调文化因素在民族间友好往来中的作用，旨在说明我国历史上各民族虽然存在着矛盾斗争，但融合却是必然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呈日益发展的态势。
两汉通西域是促进西域社会发展和加强东西间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有意义的事件，范文澜认为它使西汉“进步的生产技术传到那里，对三十六国人民是有利的”[4]。他还指出：“汉通西域是完全必要的。匈奴奴役西域诸国，‘敛税重刻，诸国不堪命’，西域人民和大部分统治阶级都盼望得到汉的保护，从西域人民的要求看，汉通西域是完全合理的。由于通西域，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得以交流，从人类的利益来看，意义更是重大了。”[4]范文澜第一次将汉同西域的关系记载得如此详细、全面，论述得如此透彻、精当，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也融入了今天新疆境内各民族所作的贡献，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通过各民族的不懈努力、斗争获得的。正是两汉时期对西域的经营，中华民族才又一次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为十六国北朝时期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奠定了基础。
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的少数民族进入北部中国，“因为塞外游牧民族的文化远远落后于汉族，不论战败归附或武力侵入，经过若干年月，自然同化而并入汉族”[2]。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浓墨重彩地论述了黄河流域各民族经由斗争而走向融合的趋势，从零散的史料中，发掘出反映民族融合的内容，通过深入分析，得出了结论：“自十六国至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凡商周以来前后出现的各族，全部或大部分合并入汉族。融合各族的碳火，就是汉族的经济和文化。”[4]
在论述南北大分裂的历史时，范文澜还提出了“正统观”的问题。在历史上，天子的族类问题是“正统观”最主要的内容，范文澜超越旧史家的局限，给这一观念以新鲜而进步的内涵，强调民心是基于汉文化基础上的民族意识的具体体现，指出它也是各民族融合趋势不断加强的重要原因。因此，在“十六国大乱”一节中，他多次列举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认南方汉族政权为正统的例子，借以反映中华一统的历史观早已深入人心，分裂只是暂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是大势所趋，并对全体中国人形成共同民族意识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正是由于范文澜抓住了分裂历史中隐含着的民族意识发展的潜流，才使得这段历史同样放射出灿烂的光彩，反映出祖国境内历史上的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三
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充分肯定历史上的各少数民族及其代表人物所作的贡献。他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以全新的视角透视历史，他指出：各民族“在当时，作为敌对的民族或国家，经常进行残酷的斗争，今天看来，却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5]因此，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以无比广阔的胸襟和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记载各民族的历史，同时，也对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的历史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如范文澜着重叙述了魏道武帝拓跋发展生产、巩固统一的措施，并对他给予了高度而准确的评价：“魏道武帝是有力地推进鲜卑社会前进的积极人物。他灭后燕国，建立强大的魏国，为结束十六国长期混乱、统一中国北部作了准备，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中国历史也是有贡献的。”[4]而对处于衰弱期的魏孝文帝也同样用浓重的笔墨记述了他如何通过实行班俸禄、立三长、行均田三项改革措施来巩固统一政权，使“内迁的鲜卑贵族同汉士族融合在一起”[4]。此外，还对他迁都洛阳，进行汉化改革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范文澜对周武帝宇文邕也从多方面予以肯定，认为：“周武帝是解脱了鲜卑旧俗，真正接受汉文化优良部分的英明皇帝，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周国内解放奴隶和杂户……”[4]北朝的5个少数民族政权，历来被排斥于中原汉族政权之外，更不可能在通史中用如此大的篇幅记载他们的历史。范文澜摆脱了传统史学和近代旧史家的窠臼，如实地记载了他们的历史，对那些在中国历史上作出过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给予公正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这是此前绝没有的。这一方面反映了时代推动着民族观念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范文澜开阔的历史视野和卓越的历史见识。
唐代是我国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一时期，中国境内民族众多，绝大多数都与唐朝建立起友好关系，呈现出民族大融合的新气象。范文澜以丰富的史料记载了和唐政权发生联系的30多个民族的历史，并根据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新特点，结合时代的需要，以大量篇幅论述吐蕃、回纥和南诏、大理国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开发本地区作出的贡献，对其代表人物也给予了客观的评价。
范文澜描述了从商周时期羌族诸部到大吐蕃国的历史，把羌族对历史的贡献和自己对这个生命力极其顽强的民族的情感融于笔端，写道：“羌族在青海建立起吐谷浑国，是社会发展中一个光辉的标志。羌族一部分自青海进入西藏，一部分迁徙到蜀边境内外，也陆续进入到西藏，广阔遥远的中国西部，从此逐步得到开发，羌族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是巨大的。唐时吐蕃国的勃兴，分立的诸国合并成为统一的大国，尤其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光辉的标志。中国西部出现吐蕃国，无疑是历史上的大事件。”[6]它使“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6]。对这个民族的代表人物松赞干布在推进统一民族政权的建立和藏族形成中的历史功绩，范文澜也给予了热情的讴歌，明确地指出：“弃宗弄赞赞普松赞干布是强盛吐蕃的创始者，因之，他的成就在吐蕃历史上有重大贡献，在中国历史上也有重大贡献。”[6]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松赞干布一生的事迹，还多次提到吐蕃与唐和亲的问题，认为和亲不仅给双方人民带来“普皆安康”的生活环境，同时也对吐蕃吸收先进的汉文化，推动本民族的进步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范文澜把吐蕃的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来写，因此，他不仅把松赞干布当作藏族的杰出代表，也把他当作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来看待。这不仅反映出他不同于其他史家的高明的史识，也反映出藏族的先民及其代表人物对祖国历史的重大贡献。
唐时的回纥居住在西域，控制着天山南北两路，范文澜在论述该民族政权建立的意义时说：回纥“自迁入西域后，逐渐成为西域的主要居民，而原来居住地漠北，逐渐为蒙兀所占有。从此，大漠南北和天山南北都固定了居民，此后，改变了过去游牧族流动的常例，此后许多历史事件是在这个情况下表现出来的”[6]。他将回纥的历史放在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视野下评价其价值，肯定了其从游牧过渡到定居，并同西域旧居民融合成一个大回纥族，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他们为西北边疆的开发所作的贡献。
南诏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加上本身又较贫弱，先后在唐与吐蕃之间游移，对于这段历史，范文澜首先肯定了南诏对推动落后各族经济文化的进步所起到的作用。其次，从南诏社会进步和加强国内各民族联系的角度，分析当时吐蕃、南诏和唐政权的关系，得出了南诏“附唐利多害少，附吐蕃利少害多”的结论[6]。这里表达的不是南诏客观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独特经验，而是借南诏历史表达了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进一步表达了他对民族融合趋势的确定看法和对南诏在历史上所做贡献的肯定。
像这样以民族平等的心态和极其细腻的笔法，用独立4章、近10万字的篇幅对北方黄河流域和西部少数民族政权的历史活动加以记载，并对其代表人物的历史贡献给予正确评价的著述方法，在通史中是前所未有的，反映了范文澜的中华一体、汉民族多源化合的思想，反映出中国的历史是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这一主题。
范文澜在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中对长达几千年的民族史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史料的联系贯通，翔实地记载了自远古迄五代时期各民族的状况、民族关系，肯定了各民族对创造祖国历史的巨大贡献，提出了中华民族经由斗争走向融合并不断发展壮大的观点。这对我们了解祖国历史，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成就的取得，除了由于范文澜谙熟传统经史外，主要是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已达到了熟练的程度，得力于时代精神的鼓舞，使他非凡的创造力得以发挥释放，从而在民族史撰述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我们留下了符合时代要求、具有科学性内容、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不朽巨著，并成为20世纪史学的典范之作。
参考文献：
[1]戴逸.时代需要这样的历史学家——在纪念范文澜诞辰100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Ｊ].近代史研究，1994，1.
[2]范文澜.中华民族的发展[Ｊ].学习，1950，1.
[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0；180.
[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07；88；188；535；460；471；488.
[5]范文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Ｊ].历史研究，1980，1.
[6]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446 447；490；449；493；552.
（文章来源：《淮阴师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