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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毛泽东的学术交谊
作者:陈其泰 责编:

来源:  发布时间:2004-09-20  点击量: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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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故居的书房里,至今仍珍藏着一套《笔记小说大观》。这套书是范文澜在延安时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生前十分珍爱,始终带在身边。30年间,这两位在20世纪政治、学术界非凡的人物,围绕着著史、读书所结成的深厚友谊,堪称20世纪学术史上之佳话。

1撰写《中国通史简编》 

1940年春节前夕,范文澜由河南游击区历经艰险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延安。当时的情景如他在回忆文章中所说的:“快乐得把铺盖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 

早先,范文澜在天津、北京等多所大学任教,是一位有名的国学专家,后来到开封河南大学,积极从事抗战动员工作,并到达游击区参加了新四军。党中央对这样一位知名教授来到延安很重视,不久便任命他为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随后,毛泽东直接向范文澜“交待了一项任务,要求在短期内编出一本篇幅约有十来万字的中国通史”(叶蠖生:《我所了解的中国历史研究室》),为广大干部学习之用。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对范文澜来说,由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他的思想理论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从研究领域来说,在此之前,范文澜在大学任教期间,开设的仅是经学、《文心雕龙》、中国上古史、文学史等课程,尚未有研究中国通史的计划。到延安后,适逢时会地转向中国通史新领域。这一转折,毛泽东和党中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诚然,范文澜通向唯物史观,是有思想基础的。自他1925年在南开大学与师生一起参加反帝大游行以来,在十几年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学术事业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在北平,他因接触革命者和进步学生,谈论共产主义而两次被抓进监狱。到开封后,他组织抗战训练班,编辑《游击战术》一书。该书在河南很快销售了5000册。范文澜由此被误认为“游击专家”。他在中原游击区时,对于当地所能找到的革命理论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日寇飞机在不远处扔炸弹都影响不了他,他已完全沉浸于书中。到了延安,他更是废寝忘食地阅读马列著作和党的文件,由于经常与毛泽东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交谈,获益很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范文澜到达延安之后顺利地、迅速地撰成《中国通史简编》的理论背景。马克思说得好:“人体的解剖对于猴子的解剖是一把钥匙”,真正掌握了当前革命理论的实质,使范文澜分析历史问题时做到左右逢源。对于当前革命理论,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多年以后,他曾明确地说过,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读《人民日报》,这是当前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他没有长期的、独到的体会,他是不会做出这样的总结的。在河南大学期间,他曾主编抗战进步刊物《经世》和《风雨》杂志,并写出许多揭露日寇侵略、怒斥投降派,动员人民抗战的文章。 

当时,范文澜在延安窑洞里油灯下著书,物质条件极为艰苦,图书资料也奇缺。范文澜说:“那时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到。” 

然而,《中国通史简编》至1941年5月即撰成,总共不到10个月时间,这株20世纪中国史学的奇葩就绽开了。这除了由于范文澜娴熟于传统经史以外,主要还得力于他运用崭新的科学历史观分析问题,以及他来到延安后,根据地干部群众蓬勃向上、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的热情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极大地教育、感染了他,延安精神滋养、造就了他,使他的史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时代精神体现。 

2著史和读书 

《中国通史简编》的撰写始于1940年8月,在撰写过程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予以很大的关注。关于如何写的问题,范文澜曾专门请教过毛泽东。毛主席不止一次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后来他就是依照毛主席的意见做的。 

党中央原来的意图将这部书写成十几万字,但在撰写过程中,研究室的学者们发现对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这样的字数无法容纳通史的内容,于是要求增至25万字,后来仍觉得不行,要求增至45万字。中央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你们写吧,能写多少算多少。” 

《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出版时,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佟冬《我的历史》,《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第4辑) 

据荣孟源回忆,《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出版时,毛泽东非常高兴,特意请范文澜吃了一顿饭。(荣孟源《范文澜同志在延安》、《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 

1941年底,范文澜担任延安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任历史研究室主任,继续全力以赴撰写宋元时期以后篇章,同时又完成自北宋至清代鸦片战争部分,中国古代史部分至此告竣。 

由于范文澜对传统经学有着精深的研究,被邀请在延安新哲学会年会上讲演中国经学简史,讲演的提纲后来经过整理,发表在延安《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二、三期上(1941年),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毛泽东亲临听讲,并写信给予热情的肯定:“提纲看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 

当时,范文澜还主持编选了作为根据地干部学习文化之用的课本《中国国文选》,这也是毛泽东指定由范文澜负责编选的。据叶蠖生回忆说:“毛泽东同志还指定了一些需要节选的文章,如《聊斋志异》和《西游记》中的一些篇章。这些文字要使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读懂,需要加很多注释。于是研究室决定用全力突击完成这一任务,指定由范老、齐燕铭、刘亚生、佟冬、金灿然和我负责。大家突击赶任务,每天都在油灯下工作到深夜。没有夜餐,就在炭火盆上煮几粒枣子吃,觉得味道异常甘美。”这部《中国国文选》在1942年完成付印,毛泽东专门写了序言,强调干部学习文化的重要,称赞文化课本的编成是一大胜利,表扬了范文澜、徐特立等同志。 

在延安学术研究气氛很浓厚,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学者之间经常互相借书。毛泽东曾介绍谢觉哉(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向范文澜借书,写信说:“《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我处均无,范文澜同志处或可找得,你可去问讯看。”(《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致谢觉哉信,1944年7月28日) 

3开拓近代史领域 

《中国近代史》(上册)是范文澜的又一代表性著作。学术界评价这部名著造端宏大,材料新颖,前驱先路。并称它的产生,标志着近代史研究达到新阶段,它所奠定的基本框架和提出的一系列深刻论断,影响了近代史研究长达几十年。 

范文澜创辟和拓展近代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样是直接受到毛泽东的影响。首先,毛泽东就范文澜作中国经学史的讲演写的信,对范文澜的触动很大。 

研究经学史要特别关注近、当代,研究历史当然也要重视近代史。以往范文澜长期究心经、史,研治范围在上古及中古阶段(《文心雕龙》产生于南朝),要将近代也列为研究重点,不仅是领域空前扩大,而且是艰巨的转移。他的学术渊源中有浙东学派注重当代史、经世致用的影响,他在抗战前夕撰成《大丈夫》以后,已经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到河南以后又满腔热情地投身于抗战动员和宣传工作,并针对抗战时局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这些又意味着此一空前扩大和艰巨转移存在着可能性。对范文澜进一步的推动,是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著名报告《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发出号召:“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去研究”,作为党在理论、文化工作的一项重大任务。恰好到1941年底,他已完成《中国通史简编》两宋至鸦片战争前部分。整风运动结束之后,他便全力投入《中国近代史》的写作。此后,近代史一直成为范文澜学术工作的一个重点。 

至1945年冬,范文澜离开延安去晋冀鲁豫边区之时,他已撰成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部分。此书于1946年在延安出版,初名为《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以后才改题为《中国近代史》(上册)。从解放战争至1953年,共出版9版,每一版都作了修改,其中在北方大学任校长时和进北京城后作大的修改就有4次。 

建国后,范文澜担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负责领导史学界的工作,他的一项重要业绩,便是组织各方面专家,落实毛泽东于1941年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的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消除无组织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研究。”这便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这套大型资料书的编纂。1951年中国史学会成立时,所确定的重点工作之一便是编辑、出版《丛刊》,确定了12个专题,成立了由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组成的总编辑委员会。范文澜是史学会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也是《丛刊》的总负责人。1951年以后10年中,史学会共先后编辑出版《丛刊》10种。1951年出版《义和团》(翦伯赞主编),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向达主编)和《回民起义》(白寿彝主编),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翦伯赞主编),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齐思和主编),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均为邵循正主编),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柴德赓主编)和《捻军》(范文澜主编),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聂崇岐主编)。这是一项大型的综合工程,共计60册,全册2000余万字。每一种的扉页上都特意印上毛泽东这段重要的论述。范文澜及中国史学会主持这项工作,连年出书,持续不断,无论是工作效率或编选质量,都是令人赞叹的!近代史资料,甚为分散,搜集不易,《丛刊》的出版,集中了大量有价值的、经过整理和考辨的史料,确实为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海外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范文澜精通我们民族的古代史,又精通我们民族的近代史,而他从整个人民事业的利益出发,更强调近现代史是研究工作的重点,强调研究工作应该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下面一件事例突出地说明他和毛泽东对此观点的一致:1958年4月28日,范文澜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举出孔子《春秋》、司马迁《史记》和司马光《资治通鉴》三部书,都有重视近现代史的特点,并得出结论说:史书自然有多种写法,“但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究竟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自《春秋》至《国粹报·史篇》都应是代表各个时期的历史著作。此外,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支流而存在。” 

毛泽东在报上读了范文澜这篇文章,很是赞赏,过了10天,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讲到范文澜这篇文章,心情仍然很兴奋,说:“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时站起来讲话了)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还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4身体力行百家争鸣 

范文澜受到毛泽东又一重要影响,是积极地提倡和实行百家争鸣的学风。 

“百家争鸣”正式作为指导全国文化、学术工作的方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6年提出来的,而学术研究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则在1953年“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和筹办《历史研究》杂志时就提出了。这与郭沫若和范文澜两位著名历史学家对古史分期观点不同、需要展开讨论、争鸣大有关系。在古史分期上,郭沫若主西周奴隶说,范文澜主西周封建说,形成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两大派,毛泽东当然熟知这种情况,实行“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最早向史学界提出,与这种背景大有关系。故1953年9月21日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开会时,陈伯达即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宜把方式弄得死板”,考虑由陈寅恪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并提出“聘请研究人员的范围不要太狭,要开一下门,像顾颉刚也可以找来。增加几个研究所可以把历史研究的阵营搞起来,学术问题在各所讨论。由郭沫若、范文澜同志来共同组织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讲历史研究要百家争鸣的问题,实际上是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参见《刘大年存当代学人手札》及《刘大年历史研究论文选集·<历史研究>的光荣== 

当时,范文澜即建议在这个会上考虑把他的《中国通史简编》作为讨论的底稿。195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发展文艺、繁荣学术的方针,范文澜在《学习》上发表《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结合史学界如何坚持实事求是、扎实钻研的学风和反对教条主义不良倾向的问题,作了深刻而精辟的阐发。他说,好比农夫,必须有足够的土地,然后工具和技术有所展布而大有收获。史学工作也一样,必须掌握大量史料,然后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予以全面的深入的钻研,才能得出切实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认识。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的人,鸣不出引人注意的声音,对于发展学术毫无裨益,更不用说教条主义者企图一鸣惊人,结果只能是让人生厌的一片鼓噪。范文澜坚信贯彻这一方针和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必定会为科学地揭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和特点,开辟无限广阔的前景。195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演讲中,他以鲜明的态度,针对由于搞“运动”,大学里有不少教师不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的看法的不正常情况,强调说:“比如说,我们教历史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放弃。”范文澜不愧是学术研究中奋发独立精神的有力提倡者,在他的许多论著中,坚持唯物史观、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百家争鸣、虚心接受批评以改正错误等,与百家争鸣学风完全是相统一的,其统一的基础就是追求真理,才能对中国历史获得科学的认识。 

范文澜在史学界提倡百家争鸣,本人更模范地执行。他很虚心地接受别人的批评建议,自己又勇于提出并坚持对古史分期的见解。他和郭沫若关于古史分期的主张不同,两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讨论,以后在著作中分别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谁也没有改变基本观点。但他们共同领导史学界的活动,彼此推重,并没有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存在丝毫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文澜本人在近代维新派大受贬低的情况下,勇于讲出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话,在“左”的思潮泛滥的形势下,他敢于挺身而出,“保”帝王将相,“保”王朝体系。他自己是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长期担任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对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以前的历史阶段如何划分,几次发表文章,主张分为四个时期。当刘大年等几位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学者准备写一部近代史,并提出按照三次革命高潮分期的时侯,他完全赞成照这些学者的看法,认为没有必要统一于一种说法。他的身体力行,对于史学界开展百家争鸣,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5学术知音 

毛泽东的藏书中有一套《中国通史简编》,书里留下了他多次读后所作的各种标记。毛泽东酷爱读史书,阅读范围广泛,他的历史知识丰富、精熟,简直罕有其比。毛泽东一生最爱读书,他生前讲过:“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在他的文章、讲话中,引用了许多历史人物、事件、典故,随手拈来,无不恰当、精辟。他有一部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从1952年购置以后,他经常阅读,他说:研究中国历史,必须扎扎实实把二十四史学好。这部卷帙浩巨的史书中,其中许多篇章,毛泽东都作了标点、断句,加上着重线和各种不同的读书标记,写了批语。不少册的封面上,有他用不同颜色笔迹划的多次阅读过的圈记,还有些册的封面上,为了查阅方便,写满他注意的历史人物传记的篇目。毛泽东常常讲到贾谊,称他为“英俊天才”,特别赞誉他所写两篇名文《过秦论》和《治安策》中对历史问题和西汉社会现实问题的卓越的见识。并说:“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读。”(张贻玖:《毛泽东读史》)贾谊敢于大胆直言,痛陈利害,说明当时朝廷上有一种鼓励直谏、广开言路的风气。这正是毛泽东所特别称道的当时“有一种颇好的气氛”,他在贾谊的政论中受到启发,作为最高领导人,他当时很向往形成一种开明的、民主的,让大家畅所欲言的气氛。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讲话,讲要树立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精神状态,说:“自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去就抓起新东西,同老古董战斗,博学家老古董总是压迫他们,而他们总是能战而胜之,难道不是吗?”然后举出古今中外的例子,有: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问、青年列宁的学问、青年黑格尔、青年达尔文、青年牛顿、青年孔夫子、颜渊、贾谊、诸葛亮、王弼、康有为、梁启超等。讲话时还对在座的范文澜说:“范老,你是历史学家,讲错了你可要纠正啊!”毛泽东不愧为评说历史的高明的行家。他的评说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祖国悠久的历史有深厚的感情,对于有卓越建树和非凡谋略的人物充分地肯定,他的论说寓含着深刻的哲理。二是着重阐发历史遗产中具有民主性、人民性和智慧过人、具有辩证法的东西,将之特别彰显出来,赋予古代的智慧以新的意义,为今人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借鉴。范文澜的史著在观点、认识上与毛泽东是息息相通的,他以历史主义的态度,站在人民的立场,指点江山、评论千古,有许多深刻的思想和精辟的见解,因而受到毛泽东的赞赏。 

1966年当“文革”发生时,陈伯达之流企图整垮范文澜,诬陷他是“保皇党”,要将他置之死地,范文澜也自感处境很危险。由于毛泽东的干预,陈伯达之流的毒辣阴谋才未能得逞。不久,举行庆祝1966年国庆游行,范文澜仍被安排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当时,他站在城楼东头,离毛泽东较远。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地说:“范文澜同志,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公开表示对范文澜的保护。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人到范文澜的住处传话,说:中国需要一部通史,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还是按照你那种方法写下去。通史不光是古代近代、还要包括现代。这对长时间陷于郁闷无奈、无所作为的范文澜,无疑具有巨大的鼓舞力量。他立即兴奋起来,找人组织修订和续写的班子,制订计划,包括将他的《中国近代史》整个拆散和大规模补充重写,以及续写1919至1949年现代史部分的计划。当时的情形是,他体弱患病也不愿住院治病,一心想抢时间完成毛泽东的嘱托。可惜终因衰弱病重,不能如愿,于1969年7月29日逝世。毛泽东具有如此渊博而娴熟的历史知识,又在党内处于这么高的地位,还赞许范文澜的著作资料多,内容丰富,让人愿意看下去,是极其难得的,他不愧是范文澜学术上的知音。 

毛泽东和范文澜各自在政治领域和学术领域,代表了20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又同样具有浓厚中国民族的特色,因此彼此在精神上保持着强烈的共鸣。毛泽东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范文澜的作品正是代表这种风格的上乘之作。他和毛泽东一样,精熟于古代的名家名作,对古典文学有高深的素养,且擅长于写古文,善于从当代汉语和人民大众活的语言中吸收丰富营养,因而他的著作既有鲜明的时代风貌,又有厚重、洗炼、生动的风格,气势磅礴,文采斐然。范文澜很敬佩毛泽东诗词恢弘的意境、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1946年秋,他在晋冀鲁豫解放区,读到毛泽东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为毛泽东抒发的雄伟的意境和词的高度艺术成就而欣喜激动,写了《沁园春译文》发表在《人民日报》,表达他对毛泽东的非凡胸襟和才华的景仰,这篇译文,也表现了范文澜的文学审美情趣和高超的文字功力。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2001年10月11日,中华文史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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