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7年，其间历经陕北公学、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几个主要历史阶段。1948年8月，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为华北大学，范文澜任副校长，并兼任研究部和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作为学者，他是我国第一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大师，其治学精神和治学方法，影响了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史学工作者，对当今的中青年学者，更有现实的教益。

　　范文澜（1893－1969），浙江绍兴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本科国学门。1940年，延安成立中央研究院，范文澜受中央委派担任研究院副院长，并兼任院下所属的中国历史研究室的主任，开始新历史学的研究。这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编一本供干部学习用的中国历史课本。开始时是组织人员分头编写，但初稿不甚合用，最后还是由范老一人独写。当时延安的窑洞里既无明亮的灯光，也无舒适的桌椅，范老就一直坐在一个冰冷的无靠背的木板凳上写作，写累了就靠在窑洞的墙上休息一下，喘口气，再继续写作。为了使他能更好地写作，其爱人戴冠芳女士后来做了一个棉垫子钉在墙壁上，使范老便于倚靠休息。范老依靠从河南带来的若干书籍（他曾于1936年在河南大学任教）。当时当地所能收集到的图书资料和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在1941年底完成了上、中两册，在延安以中国通史简编的书名正式出版，后来下册于1945年以《中国近代史》上册名义出版。这本书的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毛泽东说：“在延安出版一部有头有尾，有科学体系的著作，这是一件大好事。”1940年9月，范文澜应延安新哲学年会的邀请，给与会同志介绍中国经学的历史，这是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尝试。他认真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在书上圈圈点点摘警句，抄在纸片上分类排列，反复阅读，积累各种素材。他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研究总结了中国文化遗产，并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实事求是地总结学术研究工作的经验。他有的放矢的讲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兴趣，并力促写成具体文章，为实践工作提供指导。 

　　1945年至1948年，我就读于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1947年成为研究室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在此期间，细读过范老的文章，十分佩服书中写法：论从史出，寓论于史，全书没有空话"废话，都是立足事实，有理有据。从1948年开始，在范老的直接教诲下，我们对治学的态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当时为了积极筹备《中国近代史》下册的史料，并参加一些上册的修订工作，和范老的接触也日益增多。记得在一次修订读书会（讨论会）上，我曾建议采用一部学术著作中使用过的一条史料，范老告诫一定要把原始出处找来核实，弄清原意后再引用，以免有误。范老一直贯彻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并要求先求“实”，后求“是”。只有掌握大量的史料，弄清史实，然后才能寻求出规律和真理来。范老在修订《中国近代史》后，又接着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为了写好唐代的文学部分，特别是诗歌部分，他曾认真读全唐诗，包括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集子。李新先生见此情景，曾建议范老：是否请人代写，不然，太费时间了。结果为范老婉拒，并回答：“我不认真读他们的书，怎么能做出判断呢。”由于范老的研究工作是建立在可靠的资料基础上，因此他能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古代史，近代史分期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等等，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 

　　范老对青年人的治学，治史非常关心。他认为：搞文学，没有才华是不行的。特别是当诗人，没有灵感是不行的。而学历史，就不一样，只要肯下苦功，持之以恒，就必然会有成就。因此，他劝人坐冷板凳，而且一坐就需十年，要有持久的精神。许多人都听过他这样的叮嘱。他很幽默地说：既然搞学问，就别想当官。要想当官，就不要进研究所。近代史所一百多人，我这个所长才是一个“连长”（一百人相当于军队一个连），你到这里当官，能有什么前途呢。五十年代，范老到一所著名大学讲演，把他的治学经验公之于众。他说：做学问不是简单的事情，要下苦功，慢慢地来。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封建社会时某人道德高，死后可入孔庙，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样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有人来承认你，请你吃冷猪肉，何必汲汲于当前的名利呢！ 

　　范老一方面经常教导青年人要下苦功，坐得住“冷板凳”，同时又教导青年人写文章要言之有物，不要发空论。1961年，他针对当时一些文风不正的现象，发表了一篇《反对放空炮》的文章，对历史学界影响很大。范老引用丰富的材料，寓论于史，引人入胜。通过现身说法，循循善诱，不拿大帽子压人，不摆长老的架子训人，对青年人的教育深入人心，对当时社会上刚刚显现出来的浮躁学风、浮夸文风起到了及时的纠偏作用。他曾教导青年学生：真理在我们这边，依靠真理就是一切成功的保证，我们的任务在于诚恳地、耐心地、循循善诱地引导青年们看见真理之所在。青年一旦看到了真理，就如水归壑，沛然莫之能御也。坐春风而化雨时，人人乐于自我改造，这才是教育成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和李新、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等几位先生受教育部委托借住近代史所的八角亭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和范老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范老的学风，在史学界影响颇广，有口皆碑。毛泽东也经常派人来向他请教一些问题。有一天，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著名的元史专家韩儒林教授曾与范老就治学问题长谈。韩老回去以后，曾编成一副对联就范老的治学精神向南大师生宣讲。对联是：“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1969年7月29日，一代大师与世长辞，享年76岁。当时范文澜先生最关心的《中国通史》的修订、续编工作也无法预期完成。后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继续组织力量，经过蔡美彪等先生的多年努力，《中国通史》10卷终于在90年代初出齐，完成了范老的遗志。一代大师虽然已离我们远去，但那种持之以恒，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将会在我们心中永存，并作为座右铭，一如既往地指引我们的从学、育人和生活。 

　　（本刊记者吴绍芬根据对彭明先生访谈后整理） 

　　（文章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02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