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我国史学界兴起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因其主张“考史而不著史”，故有人称之为考据学派；又由于其考据方法不同于乾嘉，有人称之为新考据学派；由于其主张“史学本是史科学”，故有人称之为史料学派；又由于其提倡“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故有人称之为科学派；还因为他们主张历史学就是搜求史事，又有人称之为史事搜求派。这个学派的领袖是傅斯年，学派的中心是傅斯年领导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简便起见，本文称之为史料学派。

一、 傅斯年的学生时代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3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十三日）生。少年时代，在私塾攻读《四书》、《五经》。1905年春，入东昌府立小学堂。1909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夏毕业，升入中国文学系本科国文门。1918年1月，傅斯年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发表了《文学革新申议》一文，提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主张。他说：“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化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1918年秋，约集同学罗家伦等发起成立新潮社。在酝酿过程中，得到北大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等的支持。参加该社的还有杨振声、俞平伯、汪敬熙、冯友兰、段锡朋、孙伏园、何思源、高尚德、张嵩年、顾颉刚、朱自清、周作人等等。他们“抱着一股热情，要为文学革命而奋斗”，为此仿效《新青年》筹备发行一种杂志，蔡元培还从北大每月四万元的经费中拨出两千元支持他们。杂志定名为《新潮》，以The Renaissance（文艺复兴）作为它的英文译名。创刊号于1919年1月1日出版。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说：“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新潮》月刊是继《新青年》之后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又一刊物，在青年中很有影响，其发行量常在1万份以上，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著名刊物。《新潮》初创时，李大钊、鲁迅等都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五四运动前，反对纲常名教，提倡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五四运动后，开始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西方文化。1922年3月因经费困难停刊，共出版三卷。《新潮》社还出版过几种丛书，其中有《蔡孑民言行录》、郭沫若的《女神》、鲁迅的《呐喊》、冰心的《春水》、胡适的《尝试集》等等。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期间，傅斯年正在北京大学读书。他是此次运动的北大学生代表之一。五月四日那天，他曾带领一群同学冲进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在青年学生中很有影响。1919年夏，傅斯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同年秋，考取山东省官费留学。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旅欧留学生活。 

　　1920年夏，进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及生理学，兼治数学。1920年8月1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此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到也有趣。”①为什么一个北京大学国学门毕业、文史根底深厚的青年要跑到国外去改学实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呢？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说：“要明白他这个举动，就得要明白当新文化运动时代那般人的学术心理背景。那时候大家对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所谓可靠的知识而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认为这种训练在某种学科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而来治另外一套学问，也还可以应用。这是孟真要治实验心理学的原因。”② 

　　1923年从英国到德国，入柏林大学哲学院研究。1926年冬，结束在柏林大学的研究，由德归国。 

二、 治史主张 

　　1927年秋，傅斯年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同时办周刊，招研究生。他在周刊的发刊词里说：“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以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③这篇发刊词，据董作宾的推断，是傅斯年写的。这篇发刊词的主导思想，正是此后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所方针，也是史料学派的基本主张。 

　　傅斯年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在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册上用筹备处名义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长达七千余字。极力推崇顾炎武、阎若璩，说“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辩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他，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辩史料法。”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了三个标准：（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退步。傅斯年在史学理论方面有很多名言，但仍不外乎所谓“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的一贯主张。为了突出学派宗旨，有时故意把话说得惊人的激昂。例如：“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为了强调学派宗旨的坚定性，许多话说得十分武断。例如：“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只是”、“便是”、“本是”，这些武断的措辞，以及那些激昂的口号，是不能科学地、准确地说明自己的学派宗旨的。比较平实、准确、简洁地说明史料学派宗旨的，是《〈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的一段：“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④这样说也比较符合实际情况。当史语所成立之初，正在开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傅斯年没有参加论战，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没有人参加论战。他们正在洽购并整理原藏于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在河南安阳殷墟、山东城子崖进行考古发掘，到全国各地调查方言和民俗，搜集《明实录》的各种版本进行校勘。 

　　史料学派的一员主将劳干谈到《历史语言研究工作之旨趣》时说：孟真先生这篇论文之中，首先揭明了我们做历史的人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主观偏见存在。历史学换句话说就是史料处置学，他是经验科学的一支，和生物学、地质学属于经验科学完全一样。我们在中国做历史研究的人们有时是要整理国故的，但其中却并不是有好恶的偏见，而是为的材料的方便，和在中国做生物学研究或地质学研究的人们，要偏重在中国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学材料或地质学材料一样。对于傅斯年提出的历史学发展的三个标准，劳干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第一、必须能发现新问题。对于历史材料的处理，要能够直接对材料本身，重新批判去找新问题，不应以前人处理的旧公式为满足，然后历史的研究才能有新的发展。第二、必须扩大使用材料的范围。就性质来说，应当扩大到史籍材料以外的材料，例如地下材料的彝器、甲骨、简牍、明器、敦煌卷子、档案、以及从人类学调查得来的资料。就地域来说，应扩大到汉语文化以外的材料，即是在中国文献中比较忽略的，例如属于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蒙古、女真等族的文献和其他资料。第三、必须扩大研究手段。现代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各种科学的方法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是史学研究者的工具。因此，凡是研究历史的人，对于语言学、文字语言工具和一般自然科学知识都是必需的。 

　　傅斯年在留学德国时，深受德国语言考据学派的影响，非常崇拜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和莫母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在中国传统史学中，他最景仰的是司马光、欧阳修、顾炎武、阎若璩和钱大昕。在当代的学者中，胡适对他影响最大，其次是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对他也有影响。不少学者指出，傅斯年崇拜兰克，他创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名称都明显地标明了兰克的影响，但他并不懂得兰克，甚至误解或曲解了兰克⑤。 

三、 办所方针 

　　1928年1月，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筹备委员的傅斯年，向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等陈述语言学及历史学的重要，建议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 

　　为什么建议要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呢？傅斯年在1928年年度报告中说：“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语言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今者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怎样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呢？他说：“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⑥这是傅斯年的治学主张，也是他的办所方针。 

　　1928年9月，傅斯年以历史语言研究所秘书代行所长职务。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布了他的办所方针。其中许多说法引起史学界的争论，成为赞成者和反对者都经常引用的史坛名言。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就是傅斯年的办所方针。 

　　10月22日史语所迁入广州市恤孤院后街35号柏园，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成立⑦。 

　　初胡适誉为“天才纵横”的傅斯年，在新潮社时期就是一个敢闯敢冲的扛大旗的学生领袖。少年时代，由祖父课读十三经。进入大学以后，攻读中国文学。先后留学英国和德国，学哲学、学实验心理学、学生理学、学数学、学相对论、学比较语言学。他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学历，在那个对西方科学钦佩、仰慕、倾倒的时代背景下，当他大声疾呼要把历史变成科学的时候，自然是很容易获得响应的。他是一个不尚空谈的实干家，在他提出响亮的口号的同时，拿出了他的示范性作品—一《明成祖生母记疑》、《性命古训辩证》、《夷夏东西说》等等。此外，他还有几着定乾坤的好棋：一是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史学研究机构，并得到中央研究院院长、提倡“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形成一个实现他的主张的坚固堡垒；二是收购险些被外国人买走、险些化为纸浆的内阁大库档案，打响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第一炮；三是开展规模空前的殷墟考古发掘，为现代考古学、人类学特别是殷商史的研究创造了日后大发展的有利条件；四是聘请一批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学者，如李济、陈寅恪、董作宾、赵元任、李方桂、徐中舒等。并通过这些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训练、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人才，后来成为蜚声中外的大学问家。五是出版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专刊，向学术界展示自己学派的独特风格和丰硕成果。傅斯年这几着棋，当然这里说的是他的主要的几着棋，使他和以他为首的史料学派名声大振，奠定了这个学派在中国史坛上常盛不衰的基础。 

四、 殷墟发掘与档案整理 

　　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书、明清档案，被称之为本世纪史料的四大发现。史料学派在这四个方面，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实现了他们提出的“扩张到史籍材料以外”的奋斗目标。这四项中最突出的贡献，是殷墟发掘和明清档案的收购和整理，真正显示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精神。 

　　1928年8月，史语所筹建之际，经过非常审慎的考虑，傅斯年选定河南安阳为系统发掘的第一个遗址，派专任编辑员董作宾前往安阳调查。调查后报告说：“其地虽经三十年来之未加保护，损失不可胜计，然尚有工作之可能。”11月，傅斯年派董作宾赴安阳小屯作第一次试掘。1929年，又派李济和董作宾等赴安阳小屯，于3月7日重行开工，继续发掘。至10月21日，突然遭到河南省政府及地方士绅的阻挠，发掘工作被迫停止。傅斯年多方奔走，几次赴河南协商、调解，官司一直打到南京。由中央研究院院长呈请国民政府主席批准，并电河南省政府继续保护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险些使安阳殷墟发掘半途而废的风波，至此才告平息。殷墟发掘工作继续进行，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史语所共发掘15次，得古器物十万件以上，刻辞甲骨约二万五千片。科学的考古发掘，在中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10年的安阳殷墟发掘，轰动国际学术界。先后由董作宾、李济主持其事。由于小屯遗址遗物的出土，特别是甲骨文字的大量出现，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澄清了一些人所说的甲骨文是一群江湖骗子伪造的假古董的说法。同时也取得了辨别真假甲骨的标准，可以据此剔除传世的赝品。经过学者们的长期研究，使人们对三千年前的殷代文化，由隐晦而日趣显明，肯定了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真实性。这是中国考古学界对祖国文化的重大贡献⑧。 

　　八千麻袋的内阁大库档案，避免了化成纸浆的厄运之后，经傅斯年多方努力，筹集巨资，由历史语言研究所买了下来。史语所的办所方针，正是要“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于是立即开始组织人员进行整理。1929年5月，史语所由广州迁到北平，8月将这批档案运至午门西翼楼上。这批档案经多次转手搬迁，更加零乱不堪。此项档案，积尘甚厚，整理之先，必须去掉灰尘，然后每件逐一铺平。下一步是根据档案的外形，作一简单分类，如红本、揭帖、移会、誊黄、贺表、薄册、杂稿等等。分类之后，加以捆扎，分别收藏。还有三分之一的碎烂，另行保存。把重要而又破碎的档案，随时拼接装裱。同时选择重要的档案抄录副本，以便编纂付印。这样简单的分类，仍不便于编号上架，供学者参考利用。由于人力财力不足，整理工作很难大规模开展⑨。尽管如此，在整理档案的同时，将一些重要的、比较完整的，先行刊布，以供学者使用。至1937年为止，计出版《明清史料》甲编、乙编、丙编，每编十本，共30本。 

　　在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过程中，发展明内阁进呈熹宗实录稿散页千余张。于是，史语所开始从各大图书馆搜集《明实录》的各种钞本。1933年7月，开始校勘《明实录》。这是一项浩大工程，主持者数易其人，先后参加工作的数十人，历时39年才得以完成。校印本《明实录》，集各大图书馆所藏钞本之大成，是现存《明实录》中最完全的一个本子（10）。 

五、 谴责日本侵略，鼓吹抗日救亡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我国东北，傅斯年经常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略，鼓吹抗日救亡。1932年，他打破“考史而不著史”的戒律，写成《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自行出版。旨在根据历史资料，运用民族学、语言学理论，驳斥日本侵略者所说“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证明东北本来就是我国的郡县；我们的文化种族和这片土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在该书卷首的“引语”中，满怀激情地说：“今东寇更肆虐于上海，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御敌，世界观瞻为之一变。国人不尽无耻之人，中国即非必亡之国！”当日本侵略者策动冀察自治的时候，他在北平，不顾个人安危，极力反对华北特殊化，在北大师生中很有影响。1932年8月1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3号上，傅斯年发表题为《日寇与热河平津》的文章，以书生报国的激情写道：“今日北方大局，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他还指出：“对倭人不是抵抗一下就了事的。中国虽不能打胜日本，却可以长久支持，支持愈久对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中国的命运在死里求生，不在贪生而就死。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一个可以灭亡的民族。” 

六、 弹劾孔祥熙，抨击宋子文 

　　傅斯年的一生，是在非官非学、亦官亦学之间度过的。他和国民党高层有非常密切的联系，但从来没有在政府里担任过重要官职，甚至还写信劝胡适不要做官。他忠心拥护蒋介石，但对蒋介石的某些做法又有不满。他反对孔祥熙和宋子文，对这两个先后担任行政院长的权贵，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是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弹劾过孔祥熙，说他“自才能论之，孔院长未堪行政院长之大任也。就中国官场中应付技巧言，孔院长实为上选，敷衍群类，历练世故，固有超群之才，然而建设近代国家之良规，敷施大政之正义，非彼所具有也。”“自信望言之，孔院长实为国人所痛恶也。夫国民之指责孔院长，大体言之，不外纵容其夫人儿子如何如何领（？）钱耳。”并借国人之口指责说：“如孔氏者，非贪污腐败之结晶乎？”（11）胡适在美国打电报劝傅斯年停止抨击孔祥熙，傅斯年不听，解释说：“当时接先生劝阻之电，尊意全为介公着想，我亦有同感，深佩深佩。然而事不能已者如下：1、孔之为私损公，毫无忌惮，先生久在国外，未能深知。……3、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4、他一向主张投降，比汪在汉、渝时尤甚。5、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6、为爱惜介公，不容不反对他。……我一读书人，既不能上阵，则读圣贤书所学何事哉？”（12） 

　　孔祥熙下台之后，接任行政院长的是宋子文。傅期年对宋子文更不满意。他在1947年2月15日出版的《世纪评论》中，发表一篇题为《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的文章，各地报刊纷纷转载，举国注目。文中说：“说到政治，如果不承认失败，是谁也不相信的。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要做的事多极了，而第一件便是请走宋子文，并且彻底肃清孔宋二家侵蚀国家的势力。否则政府必然垮台。”文章不仅猛烈地抨击了孔祥熙、宋子文，而且还含蓄地批评了“用这样的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虽其真心是为了巩固蒋介石的统治，但这样敢批逆鳞的人还是不多见的。 

　　对国民党披肝沥胆的傅斯年，眼见国民党一天比一天腐败、惩治腐败又只是掩人耳目。他对国民党也逐渐丧失信心，对蒋介石也背后骂起来了。1947年3月28日傅斯年给胡适的一封信中说：“‘政府决心改革政治之诚意’我也疑之，盖不能不疑也。现在改革政治之起码诚意，是没收孔宋家产，然蒋公在全会骂人时仍言孔宋不贪污也。孔宋是不能办的，ＣＣ是不能不靠的，军人是不能上轨道的。……此公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今之表面，美国之压力也。我们若欲于政治有所贡献，必须也用压力，即把我们的意见CONSOLIDATED，ARTICULATED（加强并明确表达出来），而成一种压力。”（13） 

七、 反对共产党，不满国民党 

　　在傅斯年的一生中，和共产党人有过一些交往。在新文化运动中，很崇敬在北大任教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受李大钊的影响，曾撰文歌颂过俄国十月革命。1930年，被蒋介石严令通缉的共产党人郭沫若，在亡命日本时撰写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傅斯年看到书稿后十分赞赏，有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分期发表，然后再由中央研究院出版单行本。碍于郭沫若当时的身分，傅斯年提议发表时用化名而不用本名，被郭沫若谢绝了。1945年7月1日，傅斯年与褚辅成、冷遹、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延安，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国共团结，共建国内和平问题。由于毛泽东与傅斯年早年在北大相识，所以毛泽东特地安排一个晚上和傅斯年单独交谈。交谈结束时，傅斯年提出希望得到毛泽东的亲笔题字以作纪念，毛泽东书写了两句古诗在机场握别时面赠傅斯年。但是，作为在野的无党派人士，傅斯年的基本立场是反共的，对执政的国民党又有很多的不满。 

　　最能说明傅斯年的政治立场的是1947年2月4日他给胡适的一封信。其中说：“一、我们与中共必成势不两立之势，自玄学至人生观，自理想至现实，无一同者。他们得势，中国必亡于苏联。二、使中共不得势，只有今政府不倒而改进。三、但，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四、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五、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久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六、保持抵抗中共的力量，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最多只是办报，但办报亦须三思，有实力而后可。……”（14）胡适和他是完全一致的。差不多是在同时，胡适给傅斯年写了一封观点几乎相同的信：“我在野，—一我们在野，—一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一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15） 

　　傅斯年也曾说过这样的话：“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这种说法给人以鼓吹脱离政治的印象，但傅斯年并不是一个超脱现实政治的人，从他给胡适的那封信来看，扶持什么主义，推倒什么运动，他是毫不含糊的。 

　　傅斯年早就认识到国民党贪污腐败，不可救药。当蒋介石的亲信陈布雷因对国民党绝望而自杀时，傅斯年受到强烈的刺激。他曾对陶希圣说：“现在没有话说，准备一死。”（16）陈槃回忆说：“当首都仓皇之日，同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没，师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观至极，顿萌自杀之念。而师卒未于此时殉国者，赖傅夫人爱护防范之力也。”（17）他不仅想到过自杀，也想到过解散他苦心经营的史语所，但由于对共产党存有很强的敌意，最终还是决定迁往台湾。1950年12月20日，以脑溢血病逝于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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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04页。 

　　②罗家伦语，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页。 

　　③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 

　　④《傅孟真先生集》第四册，台湾大学1952年版第276页。 

　　⑤参看王尔敏：《史学方法》第218－222页。 

　　⑥转引自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载台湾《大陆杂志》第2卷第1期。⑦关于史语所正式成立日期，有各种不同说法。此处采纳王懋勤《历史言研究所正式成立的日期》一文中所作的考证，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1968年10月） 

　　⑧参看李济：《安阳的发现对谱写中国可考历史新的首章的重要性》，载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789－795页。 

　　⑨参看徐中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藏档案的分析》，载《明清档案论文选编》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 

　　（10）参看黄彰健：《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实录〉的工作》，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1）新发现的傅斯年致蒋介石的两封信稿，转引自岳玉玺：《国民参政会期间的两件事》，载《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9页。 

　　（13）《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0－191页。 

　　（14）《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0页。 

　　（15）1947年2月6日胡适致傅斯年信，《胡适来往书信选》下，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3页。 

　　（16）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17）陈槃：《师门识录》，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8页。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