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资治通鉴考异》提要云：“光编集《通鉴》时，有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者，因参考异同，别为此书，以正其谬误而归之于一。盖前代纪事之书，传闻异词，稗官固喜造虚言，本史亦不皆实录。光所采者，自正史外，相传凡二百二十二家……旁搜博引，抉摘幽隐，择可信者而从之。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著其文于《通鉴》本弃取之意，辩论而折衷之，使读者晓然于记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歧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无过于是者。”求真考实是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贯彻始终的严谨作风，而“参考群书，评其异同，俾归一途，为《考异》三十卷”[1]乃其这种严谨作风的表现。

一、《通鉴考异》的考订范围

 

（一）考订时间

《资治通鉴》的问世标志着编年体与纪传体两大体裁并驾齐驱、秋色平分的格局最终形成。由于编年体体裁性质所决定，时间坐标轴上的时间的勘定不能不成为首屈一指的要务，故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苦心孤诣所考订最多的便是时间问题。

《资治通鉴》卷19载，汉武帝元狩二年，“三月，戊寅，平津献侯公孙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安乐侯李蔡为丞相，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

《通鉴考异·汉纪上》曰：

《汉书·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杀。”《史记·将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汤”。按李蔡既迁，汤即应补其缺，岂可留之期年，复与李蔡为丞相月日正同乎！又按《长历》，三年三月无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今年明矣。今从《史记·表》。

此条言《汉书·百官公卿表》有误，以两条理由说明《汉书》之误和《史记》相关记载的正确。

（二）考订地理

何炳松先生曾云：“历史事实有一定之时也，时地失真，即属谬误，时地无考，即无史性，与自然科学之专究一般知识，不限古今中外者不同”。[2]《资治通鉴考异》除以极大精力考订时间外，其次是将历史事件的地理空间位置作为考辨的主要对象。

《通鉴》卷194载，唐太宗贞观九年（635年），“侯君集等进逾星宿川，至柏海，还与李靖军合”。

《通鉴考异》曰：

《吐谷浑传》，“柏海”，作“柏梁”。今从《实录》。《实录》及《吐谷浑》皆云：“君集与李靖会于大非川”。按《十道图》：大非川在青海南，乌海、星宿海、柏海关在其西；且末又在其西极远。据靖已至且末，又过乌海、星宿川至柏海，岂得复会于大非川，于事可疑，故不敢著其地。《吐谷浑传》又云：“两军会于大非川，至破逻真谷，大宁王顺乃降。”按《实录》历破逻真谷，又行月余日，乃至星宿川。然则破逻真谷在星宿川东甚远矣，岂得返至其处邪！今从《实录》。[3]

此条考异乃在辨正大非川、柏海、星宿海等地的地望，说明《资治通鉴》中关于这段历史表述在材料取舍上依从的考虑、斟酌。

（三）考订人物

《通鉴考异》对人物的考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对人物姓名字号的考订，因史书上人物姓名时有歧说，驳杂不一，加以考辨俾归于一；二是考订人物的身份及其与他人之关系；三是考订人物的相关事迹。

例1：

《通鉴》卷183载，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年），“夏，四月，癸未，方授甲，置酒饷士，（薛）举与其子仁果及同党十三人，于座劫（郝）瑗发兵。”

《通鉴考异》曰：

《唐高祖实录》先作“仁果”，后作“仁杲”。新、旧《高祖》、《太宗纪》、《薛举传》、柳芳《唐历》、《柳宗元集》皆作《仁杲》。《太宗实录》、吴兢《太宗勋史》、《革命纪》、焦璐《唐朝年代记》、陈嶽《唐统纪》皆作“仁果”。今醴泉昭陵前有石马六匹，其一铭曰：“白蹄乌，平薛仁果时所乘。”此最可据，今从之。[4]

此条考异以昭陵六骏的铭文为依据校正新、旧《唐书》等中人名的讹误，铁证如山，终成定谳，足见史料搜罗用力之勤。

例2：

《通鉴》卷192载，唐太宗贞观元年，“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穷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议大夫。”

《通鉴考异》曰：

韩琬《御史台记》：“伏伽，武德中自万年主簿上疏极谏，太宗怒，命引出斩之。伏伽曰：‘臣宁与关龙逢游于地下，不愿事陛下。’太宗曰：‘朕试卿耳。卿能若是，朕何忧社稷！’命授之三品。宰臣曰：‘伏伽匡陛下之过，自主簿授之三品，彰陛下之过深矣，请授之五品。’遂拜为谏议大夫。”按《高祖实录》，“武德元年，伏伽自万年县法曹上书，高祖诏授治书侍御史。”《御史台记》误也。今据《魏徵故事》。

由于唐太宗纳谏的故事甚多，韩琬《御史台记》所载孙伏伽以进谏而晋升谏议大夫之事颇有夸张、传奇之嫌，故司马光在此将诸种记载陈述备览，表明《资治通鉴》表述的来源依据和审择之慎重。

（四）考订历史事件

历史文献中对历史事件的记述或自相矛盾，或各有偏颇而不完整，或因为记述者有所忌讳而加以曲笔妄书，这些情形都需要著史者慎思明辩。司马光《通鉴考异》中有大量关于历史事件的考订，表现了著史者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治史态度。

《通鉴》卷217载，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忌陈希烈，希烈累表辞位；上欲以武部侍郎吉温代之，国忠以温附安禄山，奏言不可；以文部侍郎韦见素和雅易制，荐之。八月，丙戌，以希烈为太子太师，罢政事；以见素为武部尚书、同平章事。”

考异曰：

《旧·见素传》曰：“时杨国忠用事，左相陈希烈畏其权宠，凡事唯诺，无敢发明。玄宗知之，不悦。天宝十三年，秋，霖雨六十余日，天子以宰相或未称职，见此咎徵，命杨国忠精求端士。时兵部侍郎吉温方承宠遇，上意欲用之。国忠以温禄山宾佐，惧其威权，奏寝其事。国忠访于中书舍人宝华、宋昱等，华、音言见素方雅，柔而易制；上亦以经事相王府，有旧恩，可之。”《希烈傅》曰：“国忠用事，素忌疾之，乃引韦见素同列，罢希烈知政事。”按明皇若恶希烈阿徇国忠，当更自择刚直之士，岂得尚卜相于国忠！今从《希烈传》。

在这里，《通鉴考异》以常理来推断史料中的讹误成份，在异说并存的情况下衡诸情理择善而从。

 

二、《通鉴考异》采用的方法

 

对于如何进行考异，司马光在《答范梦得》信中表达得极为明确。司马光在信中说，做长编时，凡遇“其中事同文异者，则请择一明白详备者录之，彼此互有详略，则请左右采获，错综铨次，自用文辞修正之，一如《左传》叙事之体也。此并作大字写。若彼此年月者，修入正文，余者注于其下，仍为叙述，所以取此舍彼之意。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其《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在高鉴择之。”[5]

这段文字是司马光考异法的夫子自道，最具权威性。前半段讲事同文异可以不须考异入史的情形，后半段讲史事有异的史料需要考异及考异之法，即：“（A）先注所舍者云，某书云云，某书云云，今按某书证验云云。（B）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C）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之今两存之。”[6]这便是司马光为考异方法设定的规则，今人陈光崇《论司马光的历史编纂学》将之称为司马光考异的公式。[7]如果仅从字面予以诠释，司马光这段文字所谓的考异方法包括三种类型：

A型，书证法。即通过文献异说之间的比勘可以凿凿有据地考订史事、时间、人物等记载，属有案可稽者。

B型，理证法。用司马光的话说，“或无证验，则以事理推之云云，今从某书为定”。这是从人情常理予以推断的方法。

C型，两存法。此乃不能确定无疑，故两存其说，不遽加妄断正误。

不过，司马光的这段文字并不能将考异方法赅备无遗。关于司马光考异方法的归纳总结，最为权威的叙述应首推张煦侯先生《通鉴学》一书中的研究。尽管该书成书较早，然迄今仍岸然挺立于学术研究旅程中，为人们所景行仰止。该书将司马光的考异方法归纳为六类，兹不惮冗赘照账誉抄以备自行观览取鉴：

其一，参取众书而从长者：此类异说繁多，最费钩稽；且众书所记，皆有其可信与不可信之处。温公普加鉴别，又一一为之平章，置其不可信者而用其可信者，务使幽隐无所弃，而毫厘无所失。最著者，如王世充巩北之败，安禄山丧师之赦，颜杲卿之倡义，李仲言之见用，杨嗣复、李珏等之贬，《考异》文字皆千言或数千言。温公精力耗此最多。其抉摘标准，公虽未曾自言，然大要以年月情事二项为主：年月以《长历》为准，有不合者，则据《长历》以一之；朔闰与《长历》合，而按之事实，有太远太近之失者，或书月而不书日；两书月日迥异，则量从其是，时或兼存其异于《考异》之中。情事以此人此事，恰为其时其地所可有，不生牴牾，而又恰为其人所可有者为准；而去其暖昧者，浅妄者，近于游戏者，及诬善与虚美之较然者。又情事中间，有涉及数目字者，则以所书之数，能称其事之大小为准。凡此之类，例难备举。

其二，两存者：如《唐纪》贞观九年，文武官复请封禅，上不从；群臣固请，上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此事《实录》，《唐书》志，及《唐统纪》，皆谓太宗自不欲封禅；而《魏文贞公故事》，及王方庆《文贞公传录》，则以为太宗欲封太山，征谏而止。意颇不同，故温公两存之。

其三，两弃者：如武德四年，初行“开元通宝”钱，命给事中欧阳询撰其文并书，回环可读。此事《唐圣运图》，以为初进蜡样，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钱上有甲痕。《唐录政要》则以为窦皇后事。《考异》以为是时窦后已崩，文德皇后未立，则皆不取。

其四，两疑而节取其要者：如贞元二年，韩滉屡短元琇于上。庚申，崔造罢为右庶子，琇贬雷州司户。此事《实录》言琇判度支时，滉尝诬奏琇，上未从；及滉总度支，遂逞夙心，益加诬奏。《邺侯家传》则谓琇判度支，曾支米与淄青、河中，沁及韩滉在外，皆不敢奏；及滉入朝，乃奏闻焉，司户之贬以此。《考异》以为二说相违，恐各有所私，故不书其由，而但取其要。又如咸通元年，浙东贼裘甫出降一事，《平剡录》于此备言甫之诈降，及王式计诱之由；《玉泉子见闻录》则以式许奏甫为金吾将军，而又斩之，杀降不详，而以《平剡录》为曲笔。温公虽用《平剡录》，而不言诈降及计诱，又于《考异》中兼存《玉泉子》之论。

其五，存疑者：如武德五年，刘黑闼败，或说徐圆朗迎刘世彻而奉之。此事《革命纪》以为盛彦师之言，《考异》以《实录》彦师奔王簿后，黑闼乃败，其在圆朗所时，黑闼未败也，因于《通鉴》中但著或字以存疑。又如武德九年，齐王元吉代世民督诸军北征，率更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语齐王，今汝得秦王骁将精兵，拥数万之众，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使壮士拉杀之，奏云暴卒，主上宜无不信。”此事旧传，以为建成实有此言，而晊告之。《考异》则以建成前酖秦王，高祖已知之，今若明使壮士拉杀，而欺云暴卒，高祖岂有肯信之理？此事殆同儿戏。今但云晊告云云，则事之虚实，皆未可知，所谓疑以传疑也。

其六，兼存或说于《考异》中者：私史所云，其事已为温公所弃，而《考异》中仍详载其文。此缘其事流传众口，俨同实事，温公惧后来学者或为所蒙，故虽不取，而仍存之，以明驳弃之故。又有其事亦情理之所可有，而温公以其细而不书；虽曰不书，而亦不欲竟归泯灭，故节存之以备参览。前者如贞元八年三月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未言受谴之由。《考异》则载柳珵《上清传》全文，中谓陆贽陷参，参有青衣名上清者，没为宫婢，为上言之，乃得洗雪。温公以其事近儿戏，且按之事实，有不可通处，故卒不取其说；而仍录之者，则以其事传在人口，有待于驳之而后明也。后者如贞元元年夏四月丙寅，陈仙奇使医毒杀李希烈，因以兵悉诛其兄弟妻子，举众来降。《考异》则附载杜牧《窦烈女传》，以存桂娘设计灭贼之奇。又如大中十二年，上饵医官李玄伯等药，疽发背崩。懿宗即位，玄伯等皆伏诛。《考异》则附载《东观奏记》毕諴献美女于令狐绹，绹不纳，医官李玄伯以重赀致于家，献之宣宗，又进丹砂以市恩泽，宣宗因以致疾之事，以广异闻。此等事皆不必然，亦不必不然，温公不用而乃存之，区处之最当者也。

以下详述《通鉴考异》采用的方法。

（一）证实订伪

文献中的记载真伪并存，虚实混杂，司马光在《考异》中利用书证、物证、校勘等手段证实订伪，以还历史原本的真相。这类考异一般都以可靠的依据对史事等予以坐实订正。其特征为证据充分、结论明确，常以“今从之”、“今从某某”、“今不取”、“故去之”等作结。

例1：

《通鉴》卷62载，汉献帝建安三年（198年），“操掘堑围下邳，积久，士卒疲敝，欲还。荀攸、郭嘉曰：‘吕布勇而无谋，今屡战皆北，锐气衰矣。三军以将为主，主衰则军无奋意。陈宫有智而迟，今及布气之未复，宫谋之未定，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月余，布益困迫，临城谓操军士曰：‘卿曹无相困我，我当自首于明公。’”

考异曰：

《范书·布传》云“灌其城三月”，《魏志传》亦曰“围之三月”。按操以十月至下邳，及杀布，共在一季，不可言三月。今从《魏志武纪》。

此处取陈寿围城三月之说，而否定灌城三月之说。因为司马光有确凿的外证证明曹操的活动时间，故能证实陈说之可取。

例2：

《通鉴》卷54载，汉桓帝延熹三年（160年），“丙午，新丰侯单超卒，赐东园秘器，棺中玉具；及葬，发五营骑士、将作大匠起冢茔。其后四侯转横，天下为之语曰：‘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雨堕。’皆竞起第宅，以华侈相尚，其仆从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偏天下；民不堪命，故多为盗贼焉。”

考异曰：

太子贤注《范书》，“雨堕”作“两堕”，云“随意所为不定”也。诸本“两”或作“雨”。按雨堕者，谓其性急暴如雨之堕，无有常处也。

按《后汉书》李贤注：“两堕谓随意所为不定也。今人谓持两端而任意为两堕。诸本‘两’或作雨也”。（见《后汉书》卷108，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022页）《通鉴考异》对李说持异议，通过理校和对校法来订正李说之误。

（二）以常理进行推断

许多历史事实尽管并无确凿材料予以坐实，但揆诸常理可以推断其真伪虚实。

《通鉴》卷217载，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上命郭子仪罢围云中，还朔方，益发兵进取东京；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子仪荐李光弼，癸亥，以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兵万人与之。”

《通鉴考异》曰：

杜牧《张保皋传》曰：“安禄山乱，朔方节度使安思顺以禄山从弟赐死，诏郭汾阳代之。后旬日，复诏李临淮持节，分朔方半兵，东出赵、魏。当思顺时，汾阳、临淮俱为牙门都将，二人不相能，虽同盘饮食，常睇相视，不交一言。及汾阳代思顺，临淮欲亡去，计未决，诏至，分汾阳兵东讨。临淮入请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阳趋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国乱主迁，非公不能东伐，岂怀私忿时邪！’悉召军吏，出诏书读之，如诏约束。及别，执手泣涕，相勉以忠义。”按于时玄宗未幸蜀，唐之号令犹行于天下，若制书除光弼为节度使，子仪安敢擅杀之！杜或得于传闻之误也。今从《汾阳家传》及《旧传》。

因杜牧所记与当时政局不符，显然有误，故司马光对这一记载按常理推断其失实而弃之不取。

（三）两存其说

在历史上，古书阙疑之法，始于孔子；异文互存，滥觞于刘向父子。两存其说即司马光《答范梦得》书中所谓“若无以考其虚实是非者，则云今两存之”之意。

例1：

《通鉴》卷194载，“文武官复请封禅，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群臣犹请之不已，上亦欲从之，魏徵独以为不可。”

《通鉴考异》曰：

《实录》、《唐书·志》及《唐统纪》皆以为太宗自不欲封禅，而《魏文贞公故事》及王方庆《文贞公传录》以为太宗欲封太山，徵谏而止。意颇不同，今两存之。

例2：

《通鉴》卷233载，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泌自陈衰老，独任宰相，精力耗竭，既未听其去，乞更除一相；上曰：‘朕深知卿劳苦，但未得其人耳。’上从容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曰：‘卢杞忠清强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觉其然。’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独不觉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为奸邪也。’”

《通鉴考异》曰：

《旧·李勉传》，勉对德宗已有此语，与《邺侯家传》述泌语略同，未知孰是。今两存之。一本泌语之下有“与勉”二字。

（四）参取

诸说并存而各有其合理真实成份，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一弃一取、两存其说或两弃其说，只能参取其说去伪存真，裁择史实，唯真是取，并加以说明。

《通鉴》卷237载，唐宪宗元和二年（807年），“高崇文在蜀期年，一旦谓监军曰：‘崇文，河朔一卒，幸有功，致位至此。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叨居日久，岂敢自安！’屡上表称‘蜀中安逸，无所陈力，愿效死边陲。’”

《通鉴考异》曰：

《旧·崇文传》曰：“崇文不通文字，厌大府案牍咨禀之烦，且以优富之地，无所陈力，乞居塞上以捍边戍，恳疏累上。”《旧·武元衡传》曰：“崇文理军有法，而不知州县之政，上难其代者。”今从《补国史》，参以《旧传》。

《通鉴》中“屡上表称”以上取自《补国史》，以下则取《旧传》，乃综合二说择善而从。

（五）阙疑

司马光等在纂修《资治通鉴》过程中对史料的记载慎重去取，不强作解，往往疑以传疑，宁阙勿滥而不以讹传讹。

《通鉴》卷190载，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或说圆明朗曰：‘将军为人所惑，欲迎刘世彻而奉之，世彻若得志，将军岂有全地乎！仆不敢远引前古，将军独不见翟让之于李密乎？’。圆朗复以为然”。

《通鉴考异》曰：

《革命记》云：“盛彦师以世彻有虚名于徐、兖，恐二人相得，为患益深，因说圆朗使不纳。”按《实录》，彦师奔王薄，与薄共杀李义满。三月，戊戌，王薄死，丁未，黑闼乃败。彦师在圆朗所时，黑闼未败也。今称“或说”以阙疑。

（六）存佚

正如岑仲勉先生等人评论说，《资治通鉴》史料充实，考证详细，文字简洁。的确，司马光等修《资治通鉴》有一个指导思想，即：取材欲其博，裁断欲其精。欲其博，则可信可疑，均搜罗殆尽；欲其精，则多方考求以达其信。司马光屡屡删削文稿以求精简，义例綦严，但对于一些材料入于正文在两可之间或虽细而不书，但欲不使之归于泯灭，乃在《考异》中节存备览。

《通鉴》卷249载，大中十三年八月，“丙申，懿宗即位。癸卯，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以王宗实为骠骑上将军。李玄伯、虞紫芝、王乐皆伏诛”。

《通鉴考异》曰：

《东观奏记》：“毕諴在翰林，上恩顾特异，许用为相，深为丞相令狐綯缓其入相之谋。諴思有以结綯，在北门求得绝色，非人世所有，盛饰珠翠，专使献綯。綯一见之心动，谓其子曰：‘毕太原于吾无分，今以是饵吾，将倾吾家族也！’一见立返之。諴又沥血输启事于綯，綯终不纳，乃命邸货之。东头医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钱七十万致于家，乃舍正堂坐之，玄伯夫妻执贱役以事焉。逾月，尽得其欢心矣，乃进于上。上一见惑之，宠冠六宫。玄伯烧伏火丹砂连进，以市恩泽，致上疮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与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弃市。”今从《实录》。

 

三、在时间的长河之中：《通鉴考异》方法的定位

 

《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对《通鉴考异》的方法有这样一个历史定位：

……光既择可信者从之，复参考同异别为此书，辩证谬误，以祛将来之惑。昔陈寿作《三国志》，裴松之注之，详引诸书错互之文，折衷以归一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者。有之，实自光始。其后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沿其义，虽散附各条之下，为例小殊，而考订得失则一也。

一般学者对司马光《通鉴考异》渊源的论述大多不出《四库全书总目》这一简明扼要的论断藩篱。陈寅恪先生对司马光考异法的渊源在认识上较《四库全书总目》馆臣要深刻得多。他认为，司马光的“长编考异法”来源于魏晋时期的佛经“合本子注”。所谓“合本子注”，就是将同一经典的不同译文，以一种为主作为正文，以其他译本为子注，置于该句之下，以供人们参考。他说：“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在陈寅恪先生看来，宋代史家之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8]

不过，司马光等《通鉴考异》方法最为直接的借鉴渊源估计应为当时日益完备的“实录”纂修过程中的程序规则。在宋代，考据史学除修史过程中附录的考史著作（附考）外，还有专门考据史实的著作（专考）和杂考史实的著作（杂考），前者如吴缜的《新唐书纠缪》、《新五代史纂误》等，后者为主要集中于宋代的笔记考据，包括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等等。邹志峰在《宋代考据史学三题》中说：

宋代无论官修史书还是私家修史，都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史学传统，即在史著正文下以注文的形式附录签帖考异，以明示去取之意，这是宋代史学家治史严谨的最好例证。这种传统早在官修《宋太祖实录》开始以朱墨杂书时已见萌芽，修史时以不同的颜色“朱墨杂书”以区别新添入的资料与原来的史料，从而尽可能地保持旧史书的原貌，是朱墨史的最大特点。与此相联系的是签帖，宋人修史，尤其是在修国史时，如果对史料进行增删，往往要附上一段说明，以说明此处增删的理由。这样后来读史者就可以很容易地考察当时修史的具体情况，增加了修史的透明度。朱墨书与签帖运用得最为成功的是《宋神宗实录》的几次修纂，由于宋神宗推行变法后，宋代党争愈演愈烈，因此《神宗实录》重复修纂了五次之多，最后形成了墨本、朱本、新本三种不同的版本。这三种实录现在均已亡佚，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三种版本的《神宗实录》的一些片断得到大量保留，通过《长编》考察发现，在这三种版本中，均有大量的签帖考异。另外，新本的作者范冲绍兴五年二月上《论修神宗实录及别撰考异疏》中，也对自己作考异的目的进行了说明：“神宗皇帝实录，既经删改，议论不一，复虑他日无所质证，辄欲为《考异》一书，明示去取之意……臣记绍圣重修实录本，朱字系新修，黄字系删去，墨字系旧文，今所传本，其删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题字，盖当时签帖，今考异依重修本书写，每条即著臣所见于后，庶几可考。”将《长编》中保留的签帖考异与范冲所作的说明对照起来看，这些签帖考异的作用的确是非常明显的：朱本大量删削墨本，而新本又大量删改朱本，如果没有签帖考异，我们将无法明白当时他们进行这样大面积改动的原因，同时也增加了考察当时史实的难度，不管当时史臣出于何种目的修史，新修的史书，也出现新的不实，但他们作出签帖毕竟给后人留下足资考证的资料。

正如《四库全书总目》馆臣所言，司马光等《通鉴考异》对后代影响极大，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皆取法效仿，以之为楷模。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隆盛一时，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号称乾嘉三大考史名著。此外，洪颐煊（1765-1837）的《诸史考异》亦不容忽视。梁启超先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即将此四书加以比较研究。钱大昕十分推重司马光的史学成就，曾云：“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9]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可谓钱大昕等人“考异”的先驱和精神导师。

然而，钱大昕等人的“考异”与司马光的考异法有何相同与相异之处？

（一）从形式而言，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是为纂修《资治通鉴》而形成的副产品，而钱大昕等人的“考异”乃是长期读史而深思有得的考史札记。钱大昕等人的“考异”许多方法、方式都与司马光《通鉴考异》并无二致。钱大昕在编校《续通志列传》时即云：“搜采诸书，详加折衷，其可征信者，则增入正文；其当两存者，则附之分注；若史文舛伪，加以驳正，皆必依据古书，匪敢自逞臆见，仍注于逐条之下，以便省阅”。[10]此外，以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为例，钱氏通过正史纪、志、表、传间的互校，正史间的互校，不同版本之间的互校，正史与《资治通鉴》等文献互校，发现比较读书所见之“异”，这都是踵武司马光等《通鉴考异》的方法，而其所谓歧说择优、“三占从二”的原则和利用金石学考史做法等等，亦都是对司马光等《通鉴考异》的遗绪继承和发扬光大。但钱氏等人从形式上一望而知的最大区别在于为考史而考异，迥异于司马光等《通鉴考异》之为著史而考异。而目的决定手段，故司马光等《通鉴考异》方法的重心正如傅斯年所云：“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我们要回答说：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11]傅斯年的观点和司马光的观点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认为，“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因此“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去处理不同的记载。”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目的即在于“处理不同的记载”，基本上可以视为对其中不同记载史料取去信疑的说明，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现今学术规范中的注释，但又具有特定性（主要以史料之异为对象）和考据性的特质。章学诚对司马光《通鉴考异》的方式赞许不已。他认为，史学著作，不宜旁注，“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12]但一部良好的史学著作，史注是不可或缺的辅佐。因此他主张撰史者自己为自己的史著作注，云：“太史叙例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饸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13]

（二）从方法而言，钱大昕等人的“考异”远较司马光等《通鉴考异》先进。

考据学的方法尽管形式多样，但从逻辑上归根到底不超出“求同”与“析异”的两个范畴。“求同”是以逻辑的“归纳法”为基础，而“析异”是以逻辑中的“矛盾律”为基础。司马光等的《通鉴考异》基本上是“析异法”，而钱大昕等人的“考异”不局限于“析异法”，其精髓更在于“求同法”。其所谓“考异”很大程度上属于“考证”。

在学术史上，关于考据学的产生有一个著名的公案：梁启超认为，明末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来华，带来西学方法，使得当时中国学者的“学问研究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唯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14]而胡适则于1934年1月在辅仁大学专门作了一次《考证学的来历》以反驳梁启超的观点，认为“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证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教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地演变进步……”[15]梁启超和胡适所争论的考据学的这种新方法即是归纳法，迄今当代学者仍不乏人与梁启超持相同观点。笔者倾向于胡适先生的观点。在宋代，朱熹即将考据方法概括为“参伍错综”，指出：“错、综自是两事。错者，杂而互之也；综者，条而理之也。参伍、错综，又自是一事。参伍所以通之，其治之也简而疏；错综所以极之，其治者也繁而密。”[16]其实朱熹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归纳与演绎的相合考据方法，不过司马光当时的考异仍以处理史料间矛盾的“析异法”为主要考据方法。

对于清代考据学方法，梁启超和胡适都一致认为这是在本质上与西方“科学方法”近似的一种归纳法。梁启超云：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17]

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亦明确指出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先归纳后演绎。他并且述古而翻新，将清代学者所使用的本色的“先归纳后演绎”（亦称为“科学归纳法”）的考据方法“胡适化”，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一口号。胡适云：清代学者“所用的方法总结起来，只是两点：（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他说：“他们（指清代汉学家）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可以分开来说：（1）研究古书，并不是不许人有独立的见解，但是每一个新见解，必须有物观的证据。（2）汉学家的‘证据’完全是‘例证’。例证就是举例为证……（3）举例作证是归纳的方法。举的例不多，便是类推（Analogy）的证法。举的例多了，便是正当的归纳法（Induction）了。类推与归纳，不过是程度的区别，其实他们的性质是根本相同的。（4）汉学家的归纳手续不是完全被动的，是很能用‘假设’的。这是他们和朱子不大相同之处。他们所以能举例作证，正因为他们观察了一些个体的例来证个体的例，精神上实在是把这些个体的例所代表的通则，演绎出来。故他们的方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

清代考据学一个很突出的特征即是归纳法的运用得心应手。归纳法用当时乾嘉学术的术语来说即为“比物连类”、“推求义例”。这种考据方法包括三个步骤：第一步归纳，第二步演绎，第三步为给演绎的结果另外找出证据。这三个步骤俱全，构成完整严密的考据范式。以钱氏《廿二史考异》卷五“袁盎晁错列传”条为例，其文为：

袁盎骑并车击辔。上曰：将军怯邪。盎时为中郎将，文帝称为将军。后为吴相，归说丞相申屠嘉。嘉曰：鄙野人乃不知，将军幸教。灌夫尝为中郎将，史亦称灌将军。此中郎将称将军之证也。予又考汉时称人为将军，特尊重之称，不必实指其官。如灌夫称田蚡为将军，蚡乃丞相也；程不识李广以卫尉而称将军，卫尉本典兵之官。

[1] 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2] 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3-4页。 [3] 《资治通鉴》，第6112页。 [4] 《资治通鉴》卷183，第572页。 [5]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63，《答范梦得》，见《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 [6] 其中（A）、（B）、（C）是笔者为文本分析方便起见所加。 [7] 见《中国史学史论丛》，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陈述辽史补注序》，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34页。 [9] 其实，这种观点清末张之洞、皮锡瑞等人都曾申论过。皮锡瑞在《南学会讲义》第七讲中即云：“汉学出自汉儒，人皆知之；汉学出自宋儒，人多不知。国朝治汉学者，考据一家、校勘一家、目录一家、金石一家、辑录古书一家，皆由宋儒启之”。 [10]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18，《续通志列传总序》。 [1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 [12] 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 [13] 章学诚：《文史通义》史注。 [1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21页。 [15] 胡适：《考证学的来历》，《胡适演讲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1-84页。 [16] 历史学1994.6.3 [1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10月上海初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