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我作为晚生后辈，在向戴老的工作请示和捧袂闻教中，每每为他崇高淡泊的境界、博大深厚的学养和对后辈关心呵护的师恩所感佩感召，引为人生弥足珍贵之莫大荣幸。
初次见到戴老，是2015年12月，我到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的任职会上。已是90高龄的戴老精神矍铄地走进会场，他的银发和微笑使人感到亲切慈祥。我在会议发言中提到35年前老一辈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给我们南开学子授课，并在那年飘雪的冬季仙逝的哀荣。之后戴老的讲话便从郑先生谈起，深挚地回忆起郑先生和他的师生之谊及“救命之恩”。我会前作了点功课，戴老讲的往事我能听懂并记得很清晰。那是1947年前后的北大，风华正茂的戴逸是郑先生非常看重的历史系学生。起初是患腹痛未加重视，越拖越严重，直到有了生命危险。时任北大教务长的郑先生闻讯十分焦急，调用学校汽车把他送到医院，经急救脱离了危险。之后住院治疗康复，郑先生还设法破例由北大支付了全部的住院费用。第二次“救命”也很悬急，那是1948年，戴老因投入进步学生运动被国民党军警逮捕，送特种刑事法庭关押，而当时的北平，国民党特务拥有着对左派分子就地正法的权力。危机时刻郑天挺面陈校长胡适，由胡适亲写了一封保函。法庭最终以"保释在外，听候传信"为名，把他释放出来，后随即由中共地下党转移到了解放区。那天的干部任职会别开生面，戴老对“北大舵手”郑天挺先生的怀念，成了大家后来亲切难忘的记忆。而其中传达的老一辈史学家们的爱国传统和学人风范，对我则是一次镂骨铭心的教诲和启迪。
1948年，郑天挺（左一）和胡适（中）、丁岚生摄于北京大学孑民堂。
两年多来与戴老频密接触，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对清史纂修的全神贯注和全力以赴。这是老人家对民族大业的千秋担当，对党中央国务院厚望的特别珍重。他去年接受《文艺研究》杂志记者的访谈，说“清史是我生命之安宅”，既是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言，也是感召全体修史者砥砺奋进的大纛。我以为戴老此语对当下文化界知识界存在的种种心浮气躁，也是大仁希音、安神静气的金玉良言。
自2002年清史工程启动的16年来，戴老把全副精力都投入清史编纂中。作为编委会主任，面对100卷以上、3000余万字的巨量书稿，他几乎披阅亲改了全部的稿件。这是对这位高龄史学大师生命和精力的巅峰挑战，其间辛苦劳顿、心力交瘁自不待言，而老人家的铁肩道义、妙手文章，更让吾辈钦佩不已。每到他家，或老人家到编委会来，所谈全是修史。“唐才常自立军的内容补上了没有？”“这两天我在想，张荫棠这个人物不应该漏掉，他对西藏谈判功不可没”“全书总目录你们带来了没有？我还要再看一看。”“这次全体会议我想讲四个问题，征求你们的意见”……上述所记，往往是他落座之后的第一句话。司马光上宋神宗《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之精力，尽于此书”，戴老也是无愧此言的。史载《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而戴老之于新修清史书稿，堪与司马光比肩。
他对于新修清史书稿的总体设计很高，整体把关很严，要求务必坚持科学性、真实性、丰富性和创新性。尤其是创新性，要求“通纪”卷突破二十四的“本纪”体例，吸收现代史书的编写优点，采用通史写法，清晰地写出清朝近300年的兴盛衰亡和历史规律。根据清代特别是晚清中国的转型期复杂性，“典志”的卷数增加到40个，比二十四史“志”数最多的《宋史》多出22个。“传记”卷则分为“正传”和“类传”两种，人物扩大到士、农、工、商乃至“诸艺”的民间高才。“史表”卷增加了“事表”如“报刊表”等。设“图录卷”以图正史、以图明史、以图补史，则是利用时代科技进步，开辟了二十四史传统的新体裁。
戴老多次主持《<清史>编纂总则例》的讨论修订，细抠到每一条注释，乃至每一组数字和标点符号的写法。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各卷标题各设多少层级？由于文出众手，书稿历经一审、二审、三审和通稿的多次修改，如何防止“有目无文”或“有文无目”，达到标题与正文的契合？如何避免清代歧视少数民族的名称用字？如何处理基本的清代纪年标注和公元纪年的适当括注的关系？哪些地方用汉语数字，哪些地方用阿拉伯数字 ……这些问题林林总总，戴老都一一过问。而他对书稿内容的把关修改，更是不厌其烦，不厌其严与精。有的章节他亲自修改了多遍。一些重大的问题，比如晚清以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产生，他亲自补写了一万多字。戴老看过的稿子，总有他夹贴在页码里的许多彩色纸条，每当我们去他家，老人家总会郑重地打开书卷，按照纸条所标，逐一给大家讲错在哪里，为什么要这样改，同时还要强调与此内容相关的其他卷目，也要有相应的修改，以防整体书稿的相互矛盾。戴老的每一本修改稿，我们清史中心都珍藏起来，分类归档。有学者建议我们将来《清史》大功告成，把这十几年的编纂历程办一个展览，我想这一本本夹贴着纸条的书稿，应该成为难得的特藏展品。
跟随戴老做修史工作，也是我们难得的学习机会。有一次我从《新华文摘》上读了篇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文章，便在谈毕工作后请教戴老：中国的鸦片战争和美国的独立战争，均为英国的远程作战。两次战争相隔65年，中、美两国均为准备不足之战，在军力悬殊方面也相似，而中国毕竟有一个统一集权的政府，美国连一个像样的政府都没有，但为什么美国打胜了，清朝却打败了？老人家当即讲道：清朝失败，恰恰就败在这个统一集权的政府上了。为什么英国人打到南京，朝廷就急忙要签《江宁条约》？道光就是害怕断了他的漕粮。甲午战争也是这样，慈禧说你们主张打可以，但是不能让日本人打进北京，这就注定了战争失败的命运。随后戴老又讲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戴老的答复如此之清晰、快速、洞明、雄辩、丰富和系统化，使我切身感受到一位史学大师学养的魅力和征服力。去年一位著名清史专家在会上感叹：戴老师给我们的稿子改得好，他是整个清史都打通的，这方面的功力我还没有发现有人超过戴老师的。我这里要补充的是：戴老是一直打通到党史的。而听他对美国独立战争细节的分析，读他近年出版的《经史札记》，更加对这位学贯中西、思辨深刻、学识渊博至深不可测的大史学家油生真诚心折和崇高敬意。
最让我难忘的，是戴老对我工作和写作上的鼓励和提挈。2016年9月，我读了1965年中宣部任命的清史编委会主任郭影秋先生的史料，写了篇《郭影秋对清史研究的贡献》的稿子呈送戴老，第二天便接到老人家给我的信：“故文章写的厚重、清晰，充满对郭校长的做人做事和治学精神的敬佩精神，对清史研究的后起之秀具有启发诱导力量，我非常赞成在《清史参考》上发表以表彰先贤，鼓励后进”。去年6月，我读完“通纪”9卷后，边学边记，写了读书体会，也提了些不成熟的修改意见。戴老看后，给通纪组负责人写了批语：“崔建飞主任通读通纪9卷后提出意见127条，皆切中弊害，对提高通纪质量甚有益处。希组内读后，进行修正，用完后存档”。我并没有统计提了多少条建议，这“127”的数字是戴老给统计出来的，这如何不让我这个草芥后辈感动不已？我深知自己是一名新兵，一个从头学起的学生，而戴老如此呵护，如此支持我的工作和学习，真乃人生弥足珍贵之莫大荣幸哉！
《史记·孔子世家》有载：“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戴老的道德文章和人格魅力，给我就是这样一种“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的深切感受。晚生惭愧，年过五十尚不知天命，连颜子也是不可追的，惟愿一箪食，一瓢饮，追随戴老尽力做一点协助性工作，并终身不改其乐而已。
（本文转载自《传记文学》2018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