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规模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英、俄、日、法、美等帝国主义纷纷出兵来华进行残暴的镇压，屠杀和掠劫中国人民。德国是积极参与者之一，其陆军元帅瓦德西担任联军总司令，无数爱国同胞死于侵略军的屠刀之下。德国还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留下极不光彩的记录。德国人民反对德国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谱写了友好的篇章。本文试图对以上内容作简略的论述。
德国的侵略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德国较早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1861年9月，在法国支持下，它同清政府订立《中普天津条约》，加入侵略者的行列。正如德国历史学家施特克尔（H.Stoecker）教授所指出，这个条约是英法与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翻版[1]，凡是英法依仗武力从中国攫取到的各种特权，它也一律享受。当时德国还没有统一，工业生产也比较落后，缺乏实力立即对中国进行扩张，但是这个条约确实为它后来侵华开辟了道路。
19世纪70年代初，德国在普法战争中一举击溃法国，强迫法国割地赔款，一跃成为称雄欧陆的军事强国。中国封建统治者对它的 崛起刮目相看，德国则主要通过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中国进行渗透。1880年清政府向德国伏耳铿厂（Vulkan-Werft）订购“定远”、“镇远”号两艘铁甲巨舰和“济远”号巡洋舰，后来又续购巡洋舰“来远”和“经远”号以及大批鱼雷艇。这些舰艇构成北洋舰队的主力。“定远”、“镇远”排水量各为5430吨，远超出日本后来在90年代初新置的最大军舰“松岛”、“桥立”和“岩岛”，它们都只有4277吨。仅1885年5月李鸿章向埃森的克虏伯厂（Krupp）购买后膛大炮108门，后膛山炮64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Brandt）在1889年11月的报告里说:克虏伯厂代理人在过去两年里同中国缔结了总额达1200万马克的军火供应合同[2]，中国成了德国军火商的大买主。德国积极向中国输送军事人员，一批退役军官应聘到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德国军工技术人员为清政府修建炮台和军港，式百龄（Sebelin）一度担任训练北洋海军的主要职务，陆军军官汉纳根（Hanneken）被任为北洋舰队“总查”,参加中日黄海海战。德璀琳（Detring）长期是李鸿章的亲信，甲午战争后期被委以重任，到日本探听伊藤内阁迫降中国的条件。德国势力在中国的增长曾引起英国的严重不安，著名的英国军火工厂阿姆斯特朗（Armstrong）把克虏伯厂视为它在中国的劲敌是不奇怪的。
中国人民对德国军事、政治势力的渗透没有作出明显的反应，但是天主教圣言会（Society of Divine Word）在山东传教和德国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激起群众无比的愤慨，它们直接促成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山东原是受法国保护的天主教方济各会的教区。德国在荷兰史泰勒（Steyl）成立的圣言会1879年派安治泰（Anzer）和福若瑟（Freinademetz）两名教士来华传教，他们于第二年到达山东。安治泰怀有为德国扩张势力的极大野心，在分得山东省南部曹州、济宁直隶州、兖州和沂州及其所属各县为圣言会教区以后，力图摆脱法国的保护而归附德国，为此进行了多年持续的活动，直到1891年终于得到罗马教皇的批准。安治泰80年代获得圣言会主教教职后，一面招致大批德籍教士来山东，一面又不择手段地吸收地痞恶棍入教来扩大势力。他经常干涉词讼，包庇不法教徒为非作恶，使无理者变为有理，有罪者成为无罪，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圣言会归德国保护后，他通过德国使馆向清政府要求官阶，1893年得到三品顶戴，第二年又获得二品顶戴[3]，俨然与中国总督、巡抚平行。他依仗德国势力，气焰嚣张，作威作福，对总理衙门办事大臣视若书吏，对地方官颐使气指，任意出入他们的衙署，动辄将不顺从他的地方官上告到北京，要求撤换[4]，其中一次就控告济宁、兖州、郓城、寿张、曹县、阳谷等地的官员多人。群众受外国教士和本国教民欺压，忍无可忍，自发地起来反抗。山东秘密结社义和拳、大刀会在斗争中成为反教的先锋和主要力量，它们的影响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1896年11月，圣言会两名教士在巨野县被大刀会杀死，当时安治泰正在荷兰史泰勒,闻讯后立即赶到柏林,要求德国外交部乘机夺取胶州湾，说它对德国“各方面是最好的、最能发展的据点”。他还进见德皇威廉二世，强调胶州湾有比上海更大的发展前途。巨野事件是德意志帝国在东亚取得属地的机会。占领胶州湾“不会使东方任何人惊异，因为一切人早已料到这件事”[5]，极力煽动威廉二世动手。从1895年起德国就企图夺占中国沿海一个港口作为侵华基地，但没有选定合适地点。安治泰的怂恿对威廉起了很大作用，当他了解到胶州湾内有安全的停泊地，附近有煤田，气候良好宜于欧洲人居住等条件后,于11月底召开会议,作出用武力夺取胶州湾的决定。12月中，德军向胶州湾发起攻击，清朝当地驻军奉命不予抵抗，这个山东半岛上的重要港口就轻易地为德国所占领。1898年3月，清政府被迫订立《胶澳租界条约》，规定胶州湾租与德国，为期99年，后来又准潮平后附近100里内为中立区，德军得自由通行。条约还允许德国建造两条铁路连接省城济南，准许开采铁路两旁30里内矿产等等。在此以前，清政府已被迫同意将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由中国出资在曹州府城和巨野各修建教堂一所。安治泰利用赔款在兖州建造了一所大教堂，当地士绅抵制了多年的反对在兖州建堂的斗争因而失败。
德国强占胶州湾很快引起连锁反应，在很短时间内，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卫、北九龙半岛，法占广州湾，掀起列强妄图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大祸，眼看即将临头。德国占胶州湾无疑是反教斗争的动员令。安治泰承认，它是山东群众反教斗争显著增多的“第一个和主要原因”[6]。各阶层群众纷纷参加，各地教堂成了被攻击的主要对象。义和拳、大刀会等在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1899年直隶省许多地方特别是与山东毗连地区也出现反抗风暴,随即形成席卷北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圣言会在山东传教和德国强占胶州湾都同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有直接关系。已故的北京大学历史教授邵循正认为圣言会主教安治泰是“山东的太上皇、压迫人民的恶霸，造成胶澳事件的罪魁”[7]。这个评论看来是恰当的。
运动期间德国的残暴与勒索
山东反教斗争的蓬勃开展,使当地外国传教士惊恐异常。他们指责巡抚毓贤纵容群众反教，通过驻北京公使要挟清政府将其免职，并指名由袁世凯接替。袁世凯就任后，对群众反教斗争采取高压政策。清朝中央一部分掌权大臣和地方士绅对此表示不满，甚至有人要求将袁世凯撤职[8]。清政府为缓和内部不同两派的对立，防止事态扩大,1900年1月命令袁世凯办理案件,不得操切从事，只问是否有人为匪闹事,不问其“会不会”、“教不教”[9]。法德英美意等公使对这道谕旨大为恼火，他们多次集会，不断强迫清政府公开宣布义和拳、大刀会为非法组织，下令禁止。清政府没有迅速满足他们的要求，外交团经反复商议后，于5月中决定以保卫使馆名义，调一部分在大沽集中的各国海军陆战队往北京，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达。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Seymour)奉召又组织英德日美俄法意奥八国军队约2000名作为分遣队从天津出发前往北京，中途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抵抗，半个月后丧魂落魄地狼狈逃回天津租界，其中英、德军死伤最多，英国114人，德国74人。5月底的一次外交团会议上，德国公使克林德(Ketteler)曾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嚣,他说,只是海军登陆已经不够了，列强更积极地实行干涉的时机已经来到[10]。各国海军陆战队到北京后，到处寻衅闹事，任意杀人。德国海军陆战队在城墙上向外城集会人群开枪，一次打死群众20人。克林德亲自用手杖痛打一名经过使馆前的义和团员，将其逮捕，关在使馆里，连负责北京治安的步军统领要求释放也遭到拒绝。6月17日各国军队夺占大沽炮台。20日总理衙门通知各国使馆24小时内撤离北京，克林德怒气冲冲地前往总理衙门抗议，途中被清兵杀死。义和团和清军对使馆围攻从此开始。
克林德被杀消息于6月18日传到柏林(比实际被杀早两天)，德皇威廉暴跳如雷。他说，德国的荣誉受到侮辱，一定要为克林德报仇。他指示外交部召集各国使节开会，各国必须派出大量军队组成联军。他又说必须攻打北京，使之夷为平地，军队要配备速射炮和攻城炮，接受他的领导。威廉二世再一次搬出臭名远扬的“黄祸”论,说“这是一场亚洲(指中国)反对全欧洲的战争” [11]，当天下令尽快增派海军陆战队去中国。“俾士麦”号军舰应立即启程,还要动员一个师陆军整装待发。外交大臣布洛夫(Bulow)提醒威廉二世说:“陛下出头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不宜过早地暴露出德国的意图”，“在东亚走在各国的前头”会引起俄英法等国的妒忌和仇视，于德国不利[12]。他建议由一名德国将军统率德军赴华外，还要为他争取到联军统帅的职位。
英俄两国长期争夺远东霸权，这时出现英日和俄法两个互相对立的集团。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各国都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支国际部队迅速扑灭反抗斗争的烈火，需要推举出有资望的将领出任联合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协调作战。由于英俄两国都不会同意对方来调度自己的队伍，于是推选联军统帅成了难题而陷入僵局。威廉二世乘机施展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示意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名瓦德西为联军统帅。尼古拉知道不可能为俄国取得这个职位，于是顺水推舟，推荐瓦德西充当。英国对此不便公开反对。法国原先不同意，最后还是接受了。威廉二世想抓住克林德被杀事件,乘机为在远东建立霸权奠定基础，并抬高德国的国际地位。各国接受瓦德西为联军总司令，使威廉和瓦德西都兴高采烈。威廉二世过去曾作过杀气腾腾的讲话，扬言对中国要采取“铁拳”政策，从此又不时发出疯狂的叫嚣，宣称不把德国旗帜高高飘扬在北京城头上，他决不罢休。德国军队到北京后，可以任意处死落在他们手里的中国人，使得以后的中国人不敢再正眼瞧一瞧德国人等等。瓦德西也为自己庆幸能有以“征服者”的身份从中国凯旋归来的机会。
8月15日，英日俄美等侵略军攻占北京。西太后挟持光绪帝于当日凌晨仓猝出逃。当时瓦德西还未离开德国，调集来华的大批军队、舰船也还没有出发。北京提前被攻占(他们原先估计9月后才进攻北京)使威廉大为沮丧，因为北京既已被占，德国自然不需要再派大军来华，为进攻北京而设置的联军总司令更是多余的了。当他们接到攻占北京消息的同时，又得知清皇室已经出走，这件事使瓦德西极为高兴。他劝威廉扩充“远征军”的组织，以便在德军压境的条件下，既可与其他国家争高低，又能迫使清政府屈服，为德国取得更多的利益。
8月20日，瓦德西率领德军3万人和大批船舰来华。临行前威廉再三叮嘱他“要求中国赔款，务达最高限度”，并在山东扩大侵略，夺占另一要港烟台[13]，占领胶州湾到济南(威廉二世误以为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通过济南)的广大地段。为了不使瓦德西到达中国前各国与清政府订立和约，德国声明不承认李鸿章的全权代表资格，扬言准备拘捕他作为人质。
8月25日，即联军攻陷北京后10天，沙俄照会各国政府，宣布它决定从北京撤军并将使馆迁到天津，以便早日恢复秩序，使清政府回到北京，尽快议和。当时瓦德西正在来华途中，新任驻华公使穆默(Mumm)也没有赶到，德国对沙俄的声明十分不满，认为它故意与德国为难，同时又是讨好清政府以换取对其侵占东北承诺的策略。德国外交部复照说，可以考虑撤出驻北京的使馆，但绝对不同意撤走在那里的军队，并要求清政府返回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德国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清政府是决不会回来的。
9月25日，瓦德西到大沽，两天后到天津，10月17日耀武扬威地进入北京，占据中南海仪鸾殿作为自己的驻地。瓦德西在天津时，组织由德英法意等军队联合的“讨伐队”，从天津、北京分头出发，进攻直隶省会保定。李鸿章在俄国保护下，于10月10日到北京。他得知瓦德西将派军队进攻保定，通知代理过直隶总督的布政使廷雍，“务祈严谕将士，勿轻用武……可派弁目执白旗相迎。”从天津、北京出发的两支联军10月19日会合后，廷雍率文武官员出城迎接。联军随即占领保定，杀死廷雍等，纵兵大掠附近州县，杀害完县县令等多人，并装出即将向山西进攻的姿态，胁迫清政府从速惩办“祸首”。从10月中到第二年4月，瓦德西组织“讨伐队”46次(其中33次全为德军)四出侵扰，西到直隶与山西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等地，西北到张家口，东北到山海关，南到山东边境。至于规模较小的在直隶境内的穿梭“扫荡”，更是不计其数，给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
新任德国驻华公使穆默10月底到任，曾撤往天津的沙俄公使格尔思(Giers)先已奉命重返北京，德国也撤消不承认李鸿章代表资格的声明,各国公使聚会商讨与清政府议和的条件。法国公使毕盛(Pichon)综合各方意见,于10月中提出惩凶、赔款、天津北京间若干地点和使馆驻扎外国军队、拆毁大沽炮台等6项条件作为对华议和的基础，征求各国意见。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对此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12款，于12月底提交清政府。逃到西安的西太后，只要清朝统治能够继续保存，“惩凶”不落到自己的头上，抱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宗旨，巴不得立即签字投降。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几个主要帝国主义考虑如何为自己从中国取得更多的利益，矛盾重重，争吵不休，几度使谈判濒于破裂。
德国公使穆默借口其前任克林德被杀，要求清政府派一名亲王率代表团到德国谢罪，并在克林德被杀处建立牌坊一座，清政府立即同意。后来由光绪帝之弟、宣统帝生父载沣亲到柏林向威廉二世卑怯地赔罪。但赔款问题却迟迟不能确定下来。德皇企图尽可能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脂膏，用以建设一支海军，与横行海上的英国相抗衡，特别重视这项要求。穆默参加两个赔款委员会，一个确定赔款的标准，另一个调查中国支付赔款的能力。在柏林当局的指使下，穆默为完成威廉二世交付的任务竭尽心力，施展全副本领,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特别与英国公使萨道义(Satow)反复磋商，终于达成协议，确定赔款总数为4.5亿两白银，指定将关税切实做到值百抽五、盐税、常关税(内地关税)作为赔款来源，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沙俄得款最多，达1.3亿余万两白银，占赔款总数百分之二十九。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Lamsdorf)供认:1900年的对华作战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14]。德国仅次于沙俄居第二位，得到9000多万两，部分满足威廉二世的奢望。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无耻勒索，给中国人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背上沉重的负担。德国强索的9000多万两白银，需要多大的物资来偿付，下面举出的当时几个物价数字，就会得出比较清楚的概念。中国幅员辽阔，生产不发达，加以交通不便，各地物价悬殊极大。1901年白银一两,合德国货币为3.055马克;如换成制钱，假定为1000文，瓦德西在日记中记载，在联军占领下的北京，5马克能买到肥羊一头，鸭子一只，售价不到十分之三马克[15]。华学瀾1901年任贵州乡试副主考官，他在日记中记沿路所经河南裕州(今方城)、叶县一带物价，制钱16文能买到面粉一斤，一颗五六斤重白菜，售价仅三四文(即不到一文钱能买到一斤白菜)。湖南澧州优质肥大的淡水鱼鳜(桂鱼)、鳊(武昌鱼)，每斤为28文[16]。德国索取的巨额赔款，对中国人民是敲骨吸髓的压榨,人们称帝国主义是吸血鬼,一点也不过份。至于夺取烟台以及从胶州湾到济南的广阔地段，由于帝国主义的互相牵制，特别考虑到中国人民会拼死反抗，照瓦德西的话说，必将使德国财政破产，威廉二世最后不得不加以放弃。义和团运动期间，陆军元帅瓦德西和公使穆默，一武一文，出谋划策，互相配合侵略中国，忠实执行德皇威廉的意志，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对灾星，再加上那位披着宗教外衣，干尽坏事的圣言会主教安治泰，这伙人对中国人民所犯的罪行是洗刷不掉的。
德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援
德国人民一贯反对本国的军国主义，反对侵略中国的政策。1897年强占胶州湾和1900年镇压义和团运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挺身而出，和其他进步人士，都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1896年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威廉二世在基尔送别亨利亲王乘旗舰率军来华的会上，发表必须用铁拳对付中国的演说，曾引起德国人民的责难。1898年2月8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倍倍尔(Bebel)在帝国国会上对德国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提出抗议，指出“租借胶州湾是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号召德国人民必须对德国侵略政策进行坚决斗争。义和团运动爆发后，11月19日，倍倍尔又在帝国国会抨击德国帝国主义，严正谴责德国军国主义侵犯中国的野蛮行径，代表德国进步力量强烈反对威廉二世侵略中国的罪恶政策，指出中国人民反对外来统治者的斗争是正义的，“必须视中国为平等的国家”，同列宁在《火星报》上驳斥列强出兵中国是保护基督教的讕言一样，倍倍尔斩钉截铁地说:“不，这不是什么十字军东征，也不是什么神圣的战争。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掠夺战争和报复行为，是一次名副其实的暴力行动。”[17]倍倍尔的发言，洋溢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
德国军国主义利用克林德被杀事件，动员舆论工具，掀起歇斯底里的战争狂潮。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和部分进步报纸，对此表示反对，并对威廉二世进行辛辣的讽刺和嘲弄。1900年6月1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以“铁拳”为题的社论。它说:“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Zeit)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自然的结果，便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出自著名的基尔演说的‘铁拳’一语，很快地在东亚变成了流行话，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更利害些。”文章结尾说: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柏林一家报纸也发表“论拳时形势”的文章，大意说查闹事之由(按:指义和团反帝斗争)自德国占领胶州湾开始。德国首先吞并中国地方，俄英随之。……现在犹能回忆起德皇前在基尔地方，说同中国办事，须用铁甲拳头，其意须以兵力对待中国，当时大众不以为然。今请看以铁甲拳头办事究竟如何?德国甚愿侵占中国土地有伤中国体面，以至目前生出许多事来[18]。这家据说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同样对德国的侵略政策进行了指责。
德国舆论反对本国政府对中国战争政策的言论，深深刺痛了瓦德西之类的军国主义者，使他们恼怒异常。瓦德西在日记中说，所有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报纸“责备、侮蔑、嘲笑之词，其主要攻击目标，当然是在皇上。”[19]这倒是符合实际的。
德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中国人民对这两位伟大的革命导师和杰出的思想家、学者怀有无限的敬意，他们对德国人民有特别亲切的感情是很自然的。19世纪末，当中国人民奋起抗击侵略者，遭到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帝国主义围攻、屠杀和掠夺的时候，德国人民伸出同情之手，声援中国的正义斗争，严正谴责和反对德国军国主义。事实证明，德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真正朋友，他们的情谊中国人民铭记在心，是不会忘怀的。
附记：本文英译稿曾于1988年9月柏林举行的中德历史学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过。今年为义和团运动90周年，发表这篇旧作原文，意在不忘德帝国主义的侵略，缅怀德国人民的情谊。文中个别字句稍有改动。
1990年10月5日
[1] 施特克尔：《1861—1894年德国对中国的商业渗透》。
[2] 施特克尔：《十九世纪的德国与中国》中译本，第264页。
[3]《教务教案档》第5辑第575页。
[4] H,C,Thomson: Chinaand Powers，第251页，1902年版。
[5]《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卷第154页。
[6]J.Heeren:On The Shantang Front，第110页。
[7]邵循正:《19世纪帝国主义在华天主教保护权的争夺》,《光明日报》1951年7月10日。
[8]《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46、51、53页。
[9]同上，第44、56页。
[10]Djang Feng Dien(张风桢)。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Since 1898，第99页。
[11]《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2卷第12页。
[12]同上，第12-15页，第21～22页。
[13]《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7页。
[14]Romanov, Russia in Manchuria，中译本，第227页。
[15]《瓦德西拳乱笔记》，《义和团》第3册,第126页。
[16]华学澜:《辛丑日记》第80、217、224页。
[17]《帝国国会1900—1902年第十六次立法会议期间第二次速记报告》第1卷第35页。转引自巴尔特尔等著《倍倍尔传》中译本第167页。
[18]《义和团》第3册第239页。
[19]《义和团》第3册第8一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