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跃峰同志的文稿以《〈崇陵传信录〉记刚毅回京日期有误》，对拙作《景善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一文中提到的刚毅回京的日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作者认为刚毅奉慈禧之命于6月7 日(阴历五月十一日)出京，前往涿州等地“察看”义和团,目的在掌握第一手材料,作为清政府对外和战决策的依据。6月15日(五月十九日)，慈禧下令催刚毅、何乃莹迅速回京,刚毅等人接到谕旨后，理应连夜兼程赶回，决不可能拖延到6月20日(五月廿四日)。作者断言刚毅如果当天夜间没有赶回，慈禧不会在第二天召集群臣开会讨论和战问題。他断定刚毅回京日期是6月15日夜间，不是6月20日。拙文认为《崇陵传信录》中关于刚毅回京日期的记载是可信的,作者断言这个日期“恰恰是错误的”，并列举以下几个材料证明所作论断的正确。

1. 6月16日慈禧召见群臣的名单中有刚毅。当天颁发的谕旨还命刚毅、董福祥招集义和团成军。

2.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记述6月16日慈禧召见群臣时，载漪、刚毅合疏“拳民可恃”云云，足见刚毅当天在北京。作者还说李希圣这一天“同被召见”。

3. 《高楠日记》6月16日，有“刚相归”的记载(见《庚子记事》146页)。

4. 艾声《拳匪纪略》说6月15日“刚相夜半潜遁回京。”刚毅哪一天回到北京,16月15日夜间还是20日,完全不影响拙文关于景善日记是伪造的论点，因此不关紧要。但作者既然对刚毅回京日期提出异议，作些探讨看来也还是需要的。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发表于1914年天津《庸言》杂志上，此文相当生动、具体地叙述了6月间举行的几次“御前会议”的情景，当时他以内阁侍讲学士的身份参加了这些会议。《崇陵传信

录》中有两处记载与刚毅回京日期直接有关，-一处说:6月16日(五月廿日)“午刻，忽传旨召王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枢臣刚毅出京察看拳民未归。”另一处说:6月20日(五月廿四日)晨，群臣遵旨齐集瀛秀门外，慈禧“召二王(庆、端)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前者说6月16日刚毅仍在外地，没有参加那

天的会议，后者说6月20日刚毅恰好回到北京，参加了当天的召见。关于刚毅什么时候回京的问題，恽毓鼎提供的应该是第一手的材料。至于李希圣，他当时是刑部司员，官阶不高，按规定不

得参加“御前会议”。作者说李希圣“同被召见”，显然是错误的。李希圣《庚子国变记》叙述6月16日会上关于和战问题激烈争论时，说载漪、刚毅合疏“义民可恃”云云，仿佛刚毅也参加了当天会议。但现在公布的档案里，没有这份奏折。除了李希圣，只罗惇融《庚子国变记》相关部分完全照抄李文外，也没有第二个类似的记述。刚毅坚决主张招抚义和团对外作战，仅次于载漪和载勋。当时载漪不遗余力(也可以说不择手段)地攻击主和的反对派，刚毅如已回京，为什么在历次会上双方激烈辩论这个重大问題时，他一直沉默不言，不出一声，没有起来支持载漪等人，反击对立的那一派呢?这实际上也说明6月20日前，刚毅确实外出未归。在刚毅回京日期问题上，我们相信哪一个呢?是参加会议并作了明确记述的恽毓鼎，还是没有参加会议仅作了泛泛之谈的李希圣?我认为应该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作者认为慈禧必须等刚毅回京，听取他的汇报后，才会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題。这个说法也难以成立。清政府作出对外重大决策，原因是多方面的，义和团的态度是它必须考虑到的一个方面，因此接连派出两位军机大臣亲往涿州等地进行了解，也可以看出清政府对它是多么重视。但慈禧并不仅仅依靠刚毅获得有关义和团的第一手材料,她能够通过其他渠道了解情况,何况赵舒翘在窦店与刚毅会商后，于6月10日(五月十四日)回京亲自向慈禧已作了汇报，刚毅在涿州也有奏折递京，所以并不需要等待他回到北京后才召开会议，讨论和战问題。《清史稿》刚毅传有一段记载值得注意。它说:“(光绪)二十六年，拳乱作，命……刚毅驰往近畿查办解散，及返京复命,而宣战诏先已下矣。”清政府正式宣战是6月21日(五月二十五日)，这个记载说明两点：一、讨论和战问題不需要等刚毅回京，二、刚毅回京时间较晚，没有赶上和战问题的讨论(6月20日原定的“御前会议”没有举行，慈禧召见军机大臣后，即宣布取消该次会议)。由此可见,刚毅回京日期不是如作者所断言的6月15日夜间或6月16日。

关于刚毅回京日期，还有其他私人记载可资参考，不过较不重要。唐晏《庚子西行记事》说:慈禧派遣赵舒翘去涿州等地察看义和团“虚实”，“三日而返”;“又遣刚相毅往，半月不归”。唐晏关于刚毅回京日期，大体上同《崇陵传信录》和《清史稿》刚毅传的记载是一致的。

6月16日军机处“寄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上谕”，责成刚毅、董福祥招团成军。这个谕旨列举当天被召见的七十一名王大臣名单里，确实刚毅也在其中(第十五名)，刚毅如不在北京，怎能在被召见的名单中出现他的名字呢?我对之也感到费解，曾因此问过一些人，但得不到满意的解答。6月16日的会议，是仓猝通知召开的。我怀疑它可能是通知到会人的名单，或者出自经办人的偶然疏忽，把应该参加会议而实际上没有到会的刚毅也列上了。因为不清楚清朝“大叫起”的一些具体规定，例如出席“御前会议”的王、大臣是否要办签到或其他相仿佛的手续，曾请教熟谙掌故的专家，回答也不甚了了，看来这个问題只好存疑，留待以后去 解决。至于命令刚毅等招团成军，与刚毅本人当天是否在场是两回事，中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清政府所以在前一天催促刚毅

迅速回京，也许正因为需要他赶回来主持这件事，因此不能作为刚毅6月15日夜间或16日已回北京的确实证据。

《崇陵传信录》是作者追叙往事，属于回忆录一类的文章。这类文章中出现一些错差是常有的事。由于回忆录的撰写者一般说来年老记忆力衰退，把当年的日期和事件的具体情节搞错了，这属于无意中发生的失误;也有一些人因叙述的事与本人直接或间接有关，他们写回忆录时，夸大、渲染于己有利的部分，回避、掩饰不利的部分，这是对史实的故意歪曲或窜改。正因为回忆录存在这类问題，史学工作者必需对它们进行具体的细致的分析。《崇陵传信录》在刚毅回京日期的问题上,作者不需要矫饰。他撰写这篇文章时，手边还有一份当年的日记帮助他钩起往事，恢复记忆，这是有利的条件，同事隔多年单纯依靠回忆又有不同。可惜这份日记，陈陆1940年左右编撰《拳变系目要录》时曾作为重要资料加以利用，而现在已经佚失。《崇陵传信录》是当事人记当时事，由于作者的地位和经历，其中一些事且属亲见亲闻，即使某些地方有失实乃至于本人有溢美之处，仍不失其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我在拙文中仅说《崇陵传信录》提供的关于刚毅回京的日期是可信的，并没有对该文作全面的肯定，从而认为所记载的史实都是正确无误的。

本文只限于讨论作者提出的一个问題即刚毅回京的具体日期，其他方面的问題恕我不在这里絮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