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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南边疆发展史中的民族档案述论
作者:杨 毅 责编: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9-08-20  点击量: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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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是民族国家建设与多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在西南边疆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延伸记忆、延续历史、催生新的文明的重要作用。文章运用档案学、民族学原理,在梳理分析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做了较深入地研究,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在近代民族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了比较专门化的讨论。   


在我国今天的西南边疆地区,历史上留存下了大量反映本民族文化发展的有记忆价值的原始记录,可谓卷帙浩繁、内容丰富。对此,自上个世纪60年代,学界和档案管理部门视其为珍贵的民族档案,从收集、整理、利用方面做了较深入研究,为从事西南边疆历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反思学界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研究历程,也会发现档案学界往往把这些民族档案从民族文化中孤立出来做“标本化”介绍性研究,历史学界和民族学界也常常据其所需截取片段的民族历史档案内容作为论证的材料,较少关注在西南边疆发展史下的民族档案的演变脉络,以致在利用民族档案时难免不能准确把握隐含在多样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背后的普遍性要素及整体性的因果关联,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对西南边疆历史做更深入研究。

就以近代的西南边疆历史研究为例,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在沿袭了晚清以前历朝历代奠定的形成模式的同时,已较多地受到国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一系列国家整合措施的影响,在西南边疆发展进程中具有了新的内涵。如果继续采用以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视角来研究,已无助于人们通过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研究实现对中国历史文化局部整体性的把握。既然如此,不妨调整研究思路,尝试着从近代国家建设架构下的西南边疆区域的视角,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做一番新的探讨。为此,笔者依据现存的汉文档案文献和少数民族档案文献以及田野调查资料,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做一番探讨,以期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和更进一步的研究,进而为当下最有效地开发利用好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为深化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一、 起源与发展: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演变的历史基础

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档案起源于各民族先民的结绳记事、刻契记事和绘画记事等实物记事活动。这些实物记事档案较长时间被保存、使用于西南地区,在一定范围内已有约定俗成的作用。方国瑜先生在《滇缅南段未定界管见》及《班洪风土记》(上卷)中说:清初吴尚贤在云南佤族地区开银矿,吴尚贤与当地佤族之间订约就是采用将汉字书写与刻木记事相结合的方式,即在一块木板上刻契为凭,并书以汉文说明及日期。在上个世纪30年代,班洪的“锡龙散猛家中收藏吴尚贤与乃祖订约之木契,立于乾隆八年(公元一七四三年)六月十二日,虽以墨写,字迹间有磨灭,然其重要语句尚清楚可读。土人重视此物一如爱护银厂焉”。直到20世纪50年代,云南怒江州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仍以结绳、刻契、特殊实物作为记事备忘、信约凭证的重要工具之一,且有所使用,有所保存。

自秦汉时期一直到清朝前期,西南边疆的民族档案一直存在着官方与民间两条各具不同特征的形成路径。这两条路径虽各不相属,却同为产生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重要方面。如果我们以民族档案的形成为研究维度,则可以把这两个方面统一在对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基本成分的阐述中。

总体上讲,这一时期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主要有历代中央政府及派驻西南地区的各级管理机构产生的官府文书档案、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内部管理产生的文书档案、西南各民族在民间交往和文化传承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档案。这些民族档案的载体以纸质为主,兼有以骨质、叶质、牛羊皮、麻、棉、绸、草纸、土纸等材料作为书写材料。所涉及的内容有国家政务、法律法规、民族事务、民族科技、宗教习俗、文学艺术、财务账册、经文典籍、世系谱牒、民族交往、民族调查等方面。其中,官府文书档案作为历代王朝统治西南地区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记录,虽然在各个朝代呈现出的文档名称各有不同而繁多,且大多散见于皇帝诏令文档、臣工上奏文档、官府行移文档和专门文档四类汉文档案中,但论及数量及质量,在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中仍占有主体地位。

相较而言,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内部管理产生的文书档案由于较多地受到当地生态环境、地域文化的影响而颇具特色。就以元、明、清时期的云南傣族土司的文书档案为例,在改土归流以前,西双版纳和德宏地区的部分土司政权既有中央地方政权组织的特征又同时保留着本民族传统的政治生活形式,双重的政权格局使傣族土司政权管理中出现了三类不同的文书档案:土司政权上呈内地王朝及西南地区各级管理机构的文书档案、土司政权内部使用的文书档案、不相隶属的土司政权之间形成的文书档案。通常,这些文书制成后,土司首领除了盖上朝廷发给的铜方印,还需同时盖上代表自己身份的某一动物肖像形印章以示同意,文书方可生效。

表面上看,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主要分散在与西南边疆事务密切相关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管理机关、历史上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内部管理组织、各具民族文化特色的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群体,但如果结合西南边疆的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区域特征,再度审视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产生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内在的共同特征:一是西南边疆独特的生态文化决定了各民族自有一套与当地自然经济文化发展相适应、且具有各自原始族群古文化因子的完整自足的文化系统,由此滋养出的个体民族档案在形成方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二是历代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以及西南边疆各民族利用地缘政治文化的便利、对汉文化及东南亚文化的吸收与融合,由此熔铸出的群体民族档案在形成主体上呈现出了多元性。

这样富有个性的特征足可以让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更加厚重,让西南边疆民族档案集聚足够的气场和历史意义,成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发展的历史基础。

二、 沿袭与变革: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

进入近代,整个国家事务、社会生活、民族关系等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而剧烈的变化,西南边疆各民族文化也深受其影响,表现在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形成方面,就是民族档案成分除了部分保留有旧式民族档案的模式之外,在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新领域、国家对西南边疆管理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新形式、新内容的民族档案。这些民族档案在多个层面交叉影响,历经萌芽、变革、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档案。如果结合当时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变迁来分别探究,则可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主要形成部分做更进一步地探究。

其一,国家管理机构在对西南边疆的管理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以政府名义形成的文件,这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文书档案核心部分,大量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就散存在这些各级政府对西南边疆的管理的政策和方案中。

晚清沿袭了历朝历代的传统,中央和地方政府对西南边疆管理过程中形成的文书档案基本属于内政活动的记录,其文书档案的形式与内容都较为狭窄。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出现了不同性质的政治体制和新型国家行政管理,出现了与之相关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公文程式。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公文程式,明令规定了令、咨、呈、示、状等文件的名称和用法,开创了一种新的文书工作理念和方法。北洋政府在原南京临时政府所订条例的基础上修改颁布了《公文程式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先后四次公布公文程式。由此,公文程式条例规定下的文书档案成为了国家行政管理的定制产物并留存下来。在今天云南省档案馆所保存的民国文书档案有上行文(主要有呈、呈报、呈请、呈复、呈缴、电呈等)、平行文(主要有电、代电、致、咨、咨送、函、公函、函请、函复、函送、函聘、函邀等)、下行文(主要有令、密令、命令、指令、训令、令知、饬、批、批复、批转等),还有大量杂体文(常见的有手谕、告书、通告、布告、牌示、条示、揭示、给示、榜示、说帖、意见书、节略、签呈、笺函、宣言、提议案、证书等)。民国年间,包括西南边疆在内的整个西南地区,相较于别的区域,受到战争的损毁不大,故而幸存下来的民国文书档案较为齐全。

在这些较为齐全的西南地方政府的文书档案卷宗中,散布着大量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它们既是政务档案也是民族档案。如,清代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记载了1906—1911年清政府对川边藏区改土归流的历程。又,民国时期,面临着从传统王朝的天下体系向民族国家体系的转变,边疆危机严重,国民政府在西南地区除了施行省、县两级行政建制,还特殊施行了弹压委员会、行政委员、县佐、设治局等行政建制,并要求边疆省份要重视边疆问题。于是,西南边疆各级地方政府在管辖区域内不同程度地推行设置边政研究机构、改革社会风俗、发展边疆民族经济、兴办边疆民族教育、改土归流、民族调查等工作,在政府的文书档案管理中留存下大量的相关历史记录。如,当时云南的“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归属云南省民政厅,其工作职责之一就是征集边疆文物,所涉及的范围“有汉文的图书、刊物、报纸、画册、照片、地图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经典、报纸、字典、史籍、故事等印刷品”。还有各少数民族的衣饰、生活用具及工艺品、佛像及宗教绘画等宗教用品、物产标本和古物、金石拓片等。这个委员会相关的边地调查、开发边地的文件等大多就保存在今天云南省档案馆“民国云南省民政厅”的案卷中。此外,1935年,教育部拟具了《推行西南边疆教育方案》,次年议定了《有关边疆教育基本实施纲要》五条,随后又制定了《推进边疆教育方案》。对此,云南省政府于1935年拟具了《推广边疆教育计划及实施夷民教育计划》,逐步在边疆地区扩大教育机关,推广中小学教育,劝解边民学习文化技术。在今天云南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较为详尽的留存下了云南省政府当时在德钦、腾越等地设立简易师范学校、在福贡、兰坪等县设立小学的档案史料。

其二,在来自于近代社会变革的各方面文化因素的影响及各种新生事物的带动下,在西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各专业领域里形成了各具特点的专门的民族档案。

晚清以降,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推行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经略,西南边疆地区出现了邮政、交通、实业、贸易、学校等一些新的行业、新的机构、新的事物,形成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各具特点的专门文书档案。如,在川滇边务设置局时期,清政府在西南边疆地区设置邮政局,随之产生了电报档案;应用西方先进的材料及技术手段,分段勘修川藏大车路,架设钢丝吊桥,随之产生了近代技术档案;设置关外学务局,公家发放读书用品,推行内地化教育和职业培训,出现了近代学校管理档案;建立医药局,防治痘症,开设药铺,创办公共医疗制度,产生了医疗专业档案;由清政府主导,从国外引进技术和设备,兴办皮革业、造纸和印刷业、工矿实业,出现了近代企业档案。这些专门档案自晚清产生以来,伴随这些新行业在整个近代的发展而一直延续幸存了下来,成为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云南省档案馆还部分保存有这方面的民族档案。例如,云南邮政管理局从1897年建立至1950年间形成的邮政档案达8400卷,今存云南省档案馆。另,云南省档案馆还保存有1931—1949年云南省有关公路、桥梁、水路、铁路、航空建设的图纸档案589卷;1933—1949年的云南省统计档案278卷。又,云南干崖宣抚司第24任土司和第21任宣抚使刀安仁自1907年以后,在干崖聘请专家和技术人才,创办火柴制造、印刷、银器、丝绸和纺织等工厂,开设“新成银庄”,发行印有汉傣文字、傣族土司人像的银票。在当时,这些开办实业的活动及所产生的文字记录,当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新事物。

其三,民国时期出现的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大规模调查活动在西南边疆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期间产生了大量的多层次的原始调查记录和有关西南边疆研究的历史材料。这部分民族档案由四个来源主体构成:

一为民国政府多次发起组织或推动的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调查活动所形成的一系列文书档案。以云南省为例,幸存在今云南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包含有国民政府行政院、内政部、外交部、军事委员会及地方当局颁发的有关要求对西南边疆地区,尤其是云南少数民族的种类、分布、户籍、人口、语言、文化教育、边民历史、生活习尚( 包括衣、食、住、行、婚丧礼俗、宗教信仰)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的训令、指令、通令、咨文、公函等政务文书;云南省内昆阳、宁洱等125个县、设治局根据行政管理要求分别向讯督办上报的《西南边区民族调查表》、《西南苗夷民族调查表》等调查材料;民国政府拟定、颁布的有关宣抚治理边疆民族的政策、法报、调查材料汇编;当时的各大新闻媒介对民族调查、民族事务、民族研究等方面的各种报道剪辑。

二为一些学术机构和团体组织对西南边疆各民族的名称演变、分布区域、人口变化、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做的广泛调查所形成的珍贵的民族档案。据记载,较早到西南边疆收集民族文物和标本的机构当数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和华西大学“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从1914年至1931年间,已收集到了文物和标本六千余件,其中包含有一定的西南边民文物、民族生活用具、西藏特色标本等。较早关注西南边疆民族问题并着手组织学者到西南边疆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民族档案的学术机构还有中央研究院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和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等。此外,云南大学社会系等学术机构都组织实施了一些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调查或研究。这些学术机构和团体组织对西南边疆民族的调查研究涉及面广泛、持续跟踪研究长、收集资料全面,材料生成之时就已成为重要的档案。就以江应樑、任乃强两位先生实地考察滇西和川康地区为例,据记载,1937—1938年间,江应樑先生分别以“云南西部民族考察专员”、“中山大学研究院暨云南大学特派民族调查员”的身份,两次到滇西民族地区(主要是傣族地区)进行人类学考察,亲自记录下了当地的社会状况,拍摄了约五百余帧照片,手绘下一些民族用品图稿和《腾龙沿边摆夷区域图》等三帧地图,搜集了不少民族服饰民俗用品。任乃强先生自1928年开始,多次深入康藏地区考察地势、收集文献、询问耆老、采访民风;所留下的考察记录精详而全面,除历史考据和条目事项记述之外,还有实地考察日志、现场观察笔记、文献摘录,以及地图、照片、建筑剖面图、器物线图、多内容的图表,仅康藏地图一项,就在1928—1943年期间收集到380余种920余幅;其中大部分被收录在他后来撰著的《西康札记》、《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中。这些来自各地的学术研究团体因具有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和不同的学术背景,在调研中所获得的考察资料和学术研究成果呈现出丰富的视角、多元的学术特征,成为当时西南边疆研究的一大学术特色。

三为一些海内外知名学术大师和学术精英深入西南边疆开展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多方面的调查研究,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手写记录及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地质学家丁文江于1911 — 1914年间, 两次到云南和四川凉山地区进行调查, 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论文;华西大学理学院戴谦和教授从1914年开始就注意收集西南边疆有学术性的文物和标本,随后的葛维汉教授也深入到西南边疆诸民族聚居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对西南边疆的苗族和羌族等民族有较多研究;李拂一在云南车里(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聚居区生活期间,撰写出版了全面介绍当地情况的《车里》一书。“抗日战争爆发后, 全国许多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迁至西南, 随之大批学者聚集于此, 如凌纯声、陶云魁、吴文藻、杨成志、闻宥、吴定良、顾颉刚、李方桂、史图博等在云南……他们在自己实地调查的同时, 指导青年学者开展对西南民族的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 使得这一时期的西南民族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峰。”

四为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从本民族、本地区情况出发,撰写的有关边地建设发展的原始记录。民国年间,在今天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德宏的一部分地区仍保留有中央政府和土司管理的双重政治格局,期间所产生的档案文献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边地实情。民国初期,傣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干崖宣抚使刀安仁到南京晋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经呈文《拟整顿腾(越)、永(昌)、龙(陵)、顺(宁)各属土司行政》,孙中山对呈文作了批示。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派遣土地调查专员李容凡赴腾龙沿边土司地区调查土地,南甸宣抚使司龚绶等九土司联合拟具《九土司呈中央文》,正式用印,拟由李容凡带至南京转呈中央,请中央“切实整理西南边政,以谋充实而固国防事”。1948年,云南省腾龙边区芒市安抚使司代办方克胜制定《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从土司的角度,提出少数民族土司地区的建设意见,向有关当局呈报。这些材料正好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在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文化选择与国家认同历程的珍贵的历史记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此外,民国时期云南还有37个县或设治局约有土司或土弁100余人,难以骤然废除而有所保留。这些土司拥有土司衙署和较为完善的土司体系,产生并保留下大量的民族档案。在云南,“有的土司衙署中,还保存着各种印鉴、兵符、宗谱、碑刻、楹联、牌匾等遗存,有的还珍藏着朝廷赏赐的官服、旌帜、土司的金伞、兵器、历代土司的公文、祭神法器、经书等”。另,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德格土司家族,从公元617 年德格土司家族第一代呷当巴开始,到1950年德格解放止,共繁衍了五十四代,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土司档案。

三、 结语:民族国家构筑与多民族文化结合的产物

基于西南边疆民族档案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近代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发展演变的梳理,大致可以看到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发展演变的轨迹:从萌芽时期的部落管理备忘记录向王朝时代较为单一的民族文化活动记录方向演进,进而又朝着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背景下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发展记录的向度演进,形成了一个不断吸纳新的文化要素的开放性系统。自然,影响和推动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发展演进的因素主要还是与西南边疆社会的变迁、各民族传统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近代的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是在一个国家政权更替、时代变迁进程中延续与渐进发展的产物,较多地具有与国家、民族的发展紧密相联的时代痕迹。

事实上,近代在全国构筑一个统一稳固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大势下,西南地区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在地方社会中建立和完善的重要空间,西南边疆作为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管理之广度和深度得到不断加大;西南边疆的民族档案正是在这一历史变迁场景下不断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一方面,管理西南边疆的地方政府作为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对西南边疆管理的加强而逐步赋予了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更多的近代民族国家的色彩;另一方面,世居西南边疆的各民族的传统文化虽在逐步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始终对西南边疆产生着广泛影响,且具有多样性的民族文化属性。这两方面既有联系却互不相属,各有其互不可替代的价值,因缘于近代民族国家建设而共同成为西南边疆民族档案演进发展的重要方面。

与此同时,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在国家治理西南区域、建设边疆民族地区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这些民族档案成为了各级政府加强西南地区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更多地具有了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国民党在中央五届八次全会《边疆施政纲要》中提出:“设置边政研究机关,敦聘专家,搜集资料,研究计划边疆建设问题,以贡献政府参考。”就以云南省为例,云南省政府日常主要通过《云南省政治官报》,对外刊布包括有关民族政策在内的政府法令公文;遇有边疆管控特殊需要,又及时编撰《云南边民种属分布》等工作手册、工作方案、工作制度、工作研究报告,以备政务工作查阅利用。这些材料在今天云南省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都有相应保存。其次,部分民族档案得到收藏、陈列和展览。在当时,就整个西南地区,曾经有几次具有近代意义的档案展览和陈列。受其影响,热心民族问题调查的学术界人士也把自己调查收集到的部分民族档案用于展览。如江应樑先生在傣族地区的调查记录、搜集到的民族服饰和民俗、宗教用品等,除了赠送给昆明民众教育馆和中山大学研究院的收藏之外,还先后在昆明、广州和香港举办展览。再次,民族档案被广泛运用于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中。正如江应樑先生所说: “从边民底历史演进、民间传说、种种来源上可以给我们民族历史上极大之论证与直接之史料。从边民之骨骼构造、身体形态、毛发种类等可以给人类学研究上无上之资料。从边民之社会组织、家庭情形、社交往来上可以窥见初民及原始社会底遗型,而给我们以人类原始生存状态及古代社会研究上之事实的佐证。其他语言、文字、风俗、信仰、居住地域的分布、种种,每项都是一种专门学术之宝库。”当时《边政公论》、《西南边疆》等专门的边疆研究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研究成果。1935年,方国瑜先生对滇西进行实地考察,到云南大学任教后,根据调查写成了《滇西边区考察记》、《旅边杂著》、《界务交涉纪要》等著作。白寿彝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到昆明及外县遍访有关清代回民起义的官方馆藏和民间遗存,所收集的史料有官书(和半官书)、奏议、私人著述、方志、碑刻文字等各种形式的记录,在他后来编写出版的《咸同滇变见闻录》及《回民起义》中都有所录用。

综上所述,“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不是历史上一种“既有”的存在概念,它应该是更多的基于档案学的原理,以历史研究取向和区域民族文化研究取向相结合,对西南边疆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各民族档案史实进行的梳理与构建;“西南边疆民族档案”也不是某个单一民族的档案,它应该是一部基于西南边疆既有历史连贯性的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结合体。它在近代构筑统一、稳定的民族国家进程中,随着国家建设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而始终处于一个非静态的建构态势中,日益形成和凸显见证民族国家建设发展历程的功能,并始终惠及着民族国家建设。可以说,西南边疆民族档案在近代的沿袭与革新历史,为下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明确的民族国家视域下的民族档案工作提供了土壤,奠定了基础。

(该文发表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1期,文字有改动,注释从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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