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是20世纪驰名中外的大师，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次长，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毛主席曾称其为“国宝”，同时陈先生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等领域为中国史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昨日，北京师范大学、江门市人民政府、江门市蓬江区委联合在其故乡江门市蓬江区举办陈垣诞辰125周年纪念大会，部分与会嘉宾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陈垣大师的刻苦治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将影响着代代学人;其先进的教学方法至今能促进教学革新;其热情和爱追求进步的精神永远激励后人!  

励志耕耘是青年学子的最好榜样 

　　陈恒的长孙原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智超教授告诉记者，刻苦钻研、坚韧不拔、持之以恒是祖父的为学之道，也影响着自己一生。他经常告诫青年学子要注意读书治学的长期性和艰苦性，学术上没有捷径可走，不要企图“毕其功于一役”。他说，“读书并没有什么秘诀，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任何学问，都是靠长期的积累得来的。” 

　　陈智超教授认为，祖父教育子女首先强调的是要先立志，立志并不一定是要干惊天动地的事，而是努力做好每件事。陈垣年少读书时，也是靠刻苦自励来克服诸多困难的。那时家乡方圆数百里内，找不到一部《二十四史》，后来有个亲戚买了一部，他就常常在夜里打着灯笼，去借阅这部《二十四史》。他30多岁时开始研究《四库全书》。在前后近十年的时间里，他不辞奔波之苦，认真了解、研究了这部几万册的大丛书。50多岁时，他为了阅读《嘉兴藏》，深入到潮湿尘封、蚊虫肆虐的密室，为预防蚊虫叮咬染上疟疾，每次都要服用预防药物才去查阅。80多岁时，他应佛教协会之邀赶写《佛牙故事》，不顾三伏酷暑，亲自查阅内典、外典文献，实在太热时，便用两条湿毛巾轮番披在肩上以增凉意刘乃和:《励耘承学录》。他正是以这种刻苦顽强、持以之恒的精神，数十年如一日地撰写了20部专著和近200篇论文，留下了恢宏的史学成果。 

　　陈垣有诗曰:“寒宗也是农家子，书屋而今号励耘。”这正是他刻苦治学学风的真实写照。 

教学方法对今天仍有启迪 

　　陈垣从18岁开始执教，先后教过小学、中学、大学，从事过平民学校、工读学校、医学院、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等多种形式的教育，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曾任教育部次长，先后担任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长达46年之久，不仅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同时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革新作出杰出贡献，其教学中的创新至今对当代教学改革仍有启迪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苗中正先生接受采访表示，大师启功先生最为推崇的是陈垣先生的严谨教学精神。陈垣先生担任北师校长期间，每堂课都作严谨充分的准备，每个学生每次作业陈垣都做批改登记。据了解，陈垣为师时凡作业命题，必先同题自撰成篇，作为批改示范，师生互评，教学相长。这种以身作则的教学方法，即使在今天亦不多见。 

　　他曾说：“教师教育青年，同时青年也给教师以影响。青年人富于理想，活泼热情，朝气蓬勃，对新事物敏感，遇到问题总是要追根究底，我常常是从同学提出的问题里得到启发。” 

与时俱进追求进步励后人 

　　陈垣青年时期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他的思想也随着时代在急剧变化，不久他就投身于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的斗争行列。作为“革命报人”，陈垣先后参与《时事画报》和《震旦日报》的编辑出版。他不断撰文抨击清廷，宣传反清思想，参加了农工商会，与同志们上街演讲、宣传。 

　　八年抗战期间，陈垣是在辅仁大学校长任上度过的，研究者孙邦华将陈垣的这一时期称为“学术抗日”，并赞叹他是“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 

　　1959年1月28日，陈垣以79岁的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党使我获得新的生命》一文，回顾在过去的漫长岁月中，满怀救国之志、渴望有理想的政治、渴望祖国的光明和富强，然而却饱经忧患，不能实现。 

　　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看到了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因此精神振奋，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了信心。他感谢党给了他新的生命，愿在垂暮之年，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 

　　江门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照平介绍，立志学术，勤奋好学，刻苦钻研，献身教育，热爱国家，是陈垣历史文化资源的核心价值所在，江门将要大力擦亮陈垣这块品牌，目前陈垣故居已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陈垣先生的热情爱国，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言必有据学风为人景仰 

　　陈垣毕生治史，范围广博，是驰名中外的史学家。“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陈垣先生继承了这种史学传统，结合近代科学的实证精神，在他的史学研究中，自始至终贯彻着实事求是的学风。 

　　他提出:“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而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提倡著书立说，言必有据。在进行学术研究时，陈垣先生非常重视对资料的搜集，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他常用“竭泽而渔”来形容作专题研究时要力求全面地占有材料。他所发明的“史源学”，就是专门指导学生对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辨的一种学问。他所有的著作，也都是在广泛收集材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完成的。 

　　比如，他写《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收集材料极多，积累的稿本有三尺之厚，但经删繁去复，最后仅有194条，文章写成也只有2万多字;他写著名的《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稿本有三四大捆，经再锤炼，完成时也仅7万多字。他曾把学术创作分为三步:收集材料、考辨材料和论述成文。他指出前两步工作须占十分之八的时间，只有确实可据的材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资料来源：《广州日报》200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