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1880—1971），字援庵，广东新会人，20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载誉海内外，被学术界称为“民国以来史学开山大师”。他在宗教史、中国历史文献学、元史等方面的贡献于20世纪学术界独树一帜，形成一大流派，并开创了独具风格的史书著述体例——“援庵体”，开一代风气之先。他接过清代乾嘉考据学，又为传统史学劈造了一个新时代，可谓是20世纪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并被毛泽东誉为“我们国家的‘国宝’”。

　　援庵先生自幼读书，乡土文化，特别是流传于家乡的厓山忠烈故事和明代理学家陈献章的事迹，给他影响很深，铸就了他以后的学术与爱国的人生道路。青少年时期，他由科举、学医、办报到从政，三次出任北洋政府国会议员。1917年以后转向学术研究，由此踏上了他半个多世纪的治学道路。引导他步入学术殿堂的两本书是清代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和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的第一部史书是《左传》，认真研究的第一部书是清代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撰著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是《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是一篇空前绝后的杰作，将也里可温教问题彻底解决。在治学、教学的同时，他还先后任北洋教育部次长、京师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辅仁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士等。建国后，又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 

　　他一生的著述在340种以上，总字数400多万，仅就史学讲，著作18部，论文、杂文159篇。宗教史所涉及的内容有古代宗教及基督、佛、伊斯兰三大宗教流传中国的历史，还有土生土长的道教等。著有“古教四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基督教四人物传”（休宁金声、浙西李之藻、华亭许缵曾、泾阳王征）和“宗教三书”（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还有《释氏疑年录》、《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在这些宗教史著述中，《元也里可温教考》最为精湛，《明季滇黔佛教考》极具思想性。 

　　《二十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通鉴胡注表微》等是援庵先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的著作，这些富有智慧与总结性的成果奠立了近代意义的年历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史学辅助学科，对于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形成起了建基作用。《朔闰表》和《日历》使中西回三种历法换算简易通晓，成为史学工作者须臾不可离开的工具；《史讳》总结了古代的避讳，为学人提供了一把打开研究之门的钥匙；《释例》所归纳的古籍“校勘四法”（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成为学者整理古籍文献不可逾越的法则。自从这些著作问世，人们习史治学就变得比较便捷了，特别是中外历史年代，一查便得。 

　　《元西域人华化考》、《元典章校补》、《元秘史译音用字考》等是援庵先生元史研究的佳构。《华化考》论述了元时西方少数民族和外来侨民的“华化”；《校补》校出沈刻本《元典章》讹、脱、倒、妄等错误12000多条，并补缺文，改作表格，是整理元代历史文献的重要成果；《译音用字考》揭示了明初汉译蒙古文《元秘史》“音义兼备”的奥秘，为治元史者归纳出识别和记忆蒙古语言的方法与规律。 

　　援庵先生的学术研究前后出现过两个高峰。前期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代表，是为第一个高峰。这部书一问世，便赢得了中外学人的赞誉，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之作。1935年2月陈寅恪为此书作序，说:“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我国学者自钱晓征以来未之有也———先生是书之材料丰实，条理明辩，分析与综合二者极具功力———今日吾国治学之士，竟言古史，察其持论，间有类乎清季夸诞经学家之所为者，先生是书之所发明，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然则是书之重刊流布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者巨大，岂仅局于元代西域人华化一事而已哉。”后期的《通鉴胡注表微》，标志着援庵先生学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这是他晚年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力作。全书20篇，前10篇论史法，后10篇论史学思想，表明了他的通史以致用的治学方向已达到了最高境界。 

　　援庵先生治学沿循从考据学、爱国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先由宗教史入手，由宗教史而治中西交通史，又由中西交通史而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目录学、版本学、历史文献学等，其学术重点在元代，由元代文化而及于元代文献。1923年至1931年是其学术研究的第一个丰产期，基本上是继承和发展清代乾嘉学术，根据钱大昕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乾嘉史学作一总结，使乾嘉考据学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一个完善的归宿。1937至1945年，援庵先生的学术研究走出乾嘉学术的传统，步入爱国主义史学的轨道。他以史书撰著寄托思想，不求纯学术研究，不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以考据为手段，借史学研究的形式，发挥史学的作用，彰恶瘅善，褒贬劝戒，通史以经世致用，谈史论今，斥责降敌，阐述不附从日伪的道理与历史依据，使学术贴近时代，为现实服务。这一时期是其著述的第二个丰产期，此期学术研究最明显的倾向是追求史学的义例。新中国成立后，援庵先生得学毛泽东思想，史学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学术道路由爱国主义史学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其学术思想亦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在20世纪初，由科举致士而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第二次在抗战时期，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第三次在建国后，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三次变化以第二次最重要、最成熟。他晚年曾回忆自己的治学经历和思想变化，将之归纳为“钱、顾、全、毛”，即“由钱大昕的考据学，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白寿彝《要继承这份遗产》）。故他逝世后，邵循正曾作挽联，总结他的一生，曰: 

　　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 

　　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 

　　（资料来源：《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