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处境异常险恶。陈垣身在敌后，亲历强敌压顶，他的史学思想因时而变，产生了意义重大的飞跃。
卢沟桥事变之后，北平的知识分子原以为当局对北平不会轻易放弃，可是“白天大家还在谈论宋哲元打到哪里了，一到晚上，宋哲元一溜，日本鬼子就进了城。”（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陈垣当时身为辅仁大学校长，仍然在艰难中主持校务。眼见时局骤变，欲师生联袂南去，可是想到自己一介书生，离开自己熟悉的书库，做不成学问，碌碌无为，于心不甘；同时又相信中国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人民英勇，决不会久陷敌手；加之学校一时之间确无可以替代之人，为了辅仁师生的工作与学习，终于未能离开北平。
1950年初，他在总结自己的史学思想时说：“九一八以前，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九一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辑覆》《佛考》《道考》《诤记》《表微》等，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陈垣先生新的史学思想即发韧于抗战时期。其特点是把历史知识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起来，以古讽今，古为今用，用史学作为特殊的战斗武器，抨击、揭露汉奸的卖国行为，宣传、褒扬爱国之心，不屈之志，为国家、民族鼓与呼。这些思想特点在抗战时期的著述中可以一一得到印证。
《辑覆》即《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一书。《旧五代史》是薛居正所撰，成书后80年，欧阳修又写成《五代史记》，即后世所称《新五代史》。欧阳修是文章大家，文笔简要。所以《新五代史》面世后，读《旧五代史》的人日渐减少，以至于此书日渐散佚，自明中叶以后到清乾隆约200年间，很少有人提及见过此书。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旧五代史》材料得原书十之八九，又用《册府元龟》等书补阙，成为廿四史中今本《旧五代史》。严格意义来说，该本应名《旧五代史辑本》。清代的“文字狱”非常厉害，乾隆朝的四库馆臣在辑录该书时怕犯时忌，例将书中胡虏、夷狄、犬戎等易犯嫌忌的字句尽数删改，甚至不惜整段换易文字，以求平安。因此《辑本》既非全文，又经篡夺删改，自然与原本相差甚多。
为还《旧五代史》的本来面目，陈垣先生搜集《册府元龟》等书，与《辑本》对校，校出当时因犯忌而篡改者几百条之多，选出其中194条，写成《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全书共分为三卷，卷一包括：忌虏第一；卷二包括：忌戎第二、忌胡第三、忌夷狄第四、忌犬戎第五；卷三包括：忌蕃忌酋第六、忌伪忌贼第七、忌犯阙第八、忌汉第九、杂忌第十。陈垣用极大的功夫写这本书，的确与时局变化有关。北平沦陷后，7月30日就成立了傀儡组织“北平维持会”。敌伪分子一直动陈垣的心事，想拉他出去做事，装潢“中日亲善”的门面。一会儿要他参加“东洋史地学会”（名义上是学术团体，实际上是汉奸组织），遭陈垣拒绝；一会儿又要他担任敌伪最高文化团体——大东亚文化同盟会会长，也遭到陈垣坚拒。陈垣身为辅仁大学校长，却为自己立下“杜门谢客，不见生人”的规矩。但是日伪接管了一切行政机构，出版审查制度专横森严，实事求是地撰文写书，谈何容易!故《发覆》最后有《论》说“呜呼，四库馆之开，清之据中国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寻思哉!”这是说怀念故国之心历久不息，耐人思忖；同时也表达了“君子观人心之未亡，而知国事尚有可为”（注：陈垣：《励耘书屋丛刻》（中），第149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版。）的想法。日寇虽占领中国，但中国人心未亡，地火奔突，国事恢复是肯定的。抗战八年，陈垣抱定这个念头，坚持在敌后。这本书也是他抗战时期的第一部著作，“成于1937年，为表示此书是抗战前所写，因此倒填年月，作1937年7月成书，盖亦为避‘时忌’之策”（注：刘乃和：《陈垣先生在抗战时期》，《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3期。）。
二
《佛考》，即《明季滇黔佛教考》。在这本书中，“陈先生著作的文风开始有很大变化。”（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前此，陈垣写《汤若望与木陈忞》时，发现许多和尚的语录。这些和尚多为明末清初有爱国思想之人，大多到过西南，语录很多都是记录明末清初西南抗清斗争的事，或是记政治，或是记与政治有关的人。当时中国抗战的情形是蒋介石步步退让，从东南退到西南。陈垣觉得有必要，也有勇气来研究这个问题。《佛考》分为六卷，卷一：明以前滇黔佛教第一、明季滇南高僧辈出第二、明季黔南传灯鼎盛第三、滇黔僧多蜀籍第四；卷二：法门之纷争第五、静室之繁殖及僧徒生活第六、藏经之遍布及僧徒撰述第七；卷三：僧徒之外学第八、读书僧寺之风习第九、士大夫之惮悦及出家第十；卷四：僧徒拓殖本领第十一、僧徒开山神话第十二、深山之禅迹与僧栖第十三；卷五：遗民之逃禅第十四、遗民之禅侣第十五；卷六：释氏之有教无类第十六、乱世与宗教信仰第十七、永历时寺院之保护与修建之十八。内容主要叙述明末清初云贵两省佛教的发展，及明末知识分子怀念故国，抗敌不仕的精神，全书以第十、第十五两节份量最重。
陈垣在学术界朋友甚多，他的著作在日本的学术界也很有声望。日本研究元史的学者，对陈垣钦佩得很，他们承认《元西域人华化考》《元也里可温考》两本书日本人是搞不出来的。但是抗战一爆发，陈垣立即与他们断绝往来，态度坚决。日本的报纸曾提出这样的问题：“听说北京秩序已经恢复，我们在那里与支那人关系很密切，合作得很好，但是，为什么像陈垣这种人不和我们合作呢？”（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
陈垣一直认为宗教与政治不能无关。《佛考》“之着眼处不在佛教本身，而在佛教与士大夫遗民之关系，及佛教与地方开辟、文化发展之关系。若专就佛教言佛教，则不好佛者无读此书之必要。惟不专言佛教，故凡读史者皆不可不一读此文也。”（注：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第6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版。）作为一本史学名著，1957年重印时，陈垣先生为它写了《重印后记》，再次阐明此书“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及僧徒拓殖本领，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作为陈垣的知音，陈寅恪在该书初版序中就精辟地指出：“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
《诤记》即《清初僧诤记》。1941年1月发表于《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二期，这也是一部宗教史著作，实际上是写清初东南一带人民抗清斗争的历史。全书分为三卷，卷一“济洞之诤”包括：五灯严统诤、晦山天王碑诤、五灯全书诤；卷二“天童派之诤”包括：天童塔铭诤、密云弥布扁诤、灵岩树泉集诤、牧云五论诤；卷三“新旧势力之诤”包括：云门雪峤塔诤、平阳御书楼诤、善权常住诤。全书着力叙述东南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潮派之间的矛盾，虽为“门户之争”，实际上是民族斗争在宗教内部宗派斗争上的反映，是不同的政治趋向之争。书中借抨击明亡后变节仕敌之僧人，影射沦陷区媚事“新朝”的汉奸，和《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表彰明末遗民民族气节之意旨恰形成鲜明对照。
书中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对生活在日寇统治下的人民很有教育意义。一是弄清了黄宗羲为什么不愿意做和尚的原因。在清初，有很多人为了不愿做清朝的顺民，宁可为做和尚而剃头。但黄宗羲坚持不出家，不做和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当时庙中都保存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当今皇上万岁万万岁”。和尚每天都必须对此朝拜。而当今皇上就是清朝统治者，这岂不是天天要向清朝统治者叩头吗？这就是黄宗羲不愿做和尚的原因。过去一直不清楚，到抗战时候那就看得很清楚了。
二是解决了什么是“投降”的问题。清初，清廷统治者规定人人剃头，做它的顺民。这样剃了头是否就算是投降了敌人呢？不能算!因为这是被迫的，虽然也是耻辱，但还可以原谅。如果出去做官，那就是主动向清廷投降，是汉奸。这问题是为在抗战时期沦陷区要划清界限而提出来的。在沦陷区中受耻辱的事很多，如打手印、领良民证等，但这些都是被迫的，不能算是投降。凡是在敌伪大学教书、在敌伪机关工作的，那就是汉奸。《清初僧诤记》不仅解决了历史上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实中的问题（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
陈垣看到1941年6月以汉奸头子汪精卫为首，带领南北伪政权高级汉奸组成的朝拜团，“结队渡海”赴侵略国日本朝拜天皇，乞求日本订立了《共同声明》，乞求天皇“援助、贷款”的消息。敌伪的报纸对诸汉奸此行大肆鼓噪宣传、吹嘘“成功!”汪精卫等人自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外卖国，对沦陷区内的百姓更加巧取豪夺，有恃无恐。陈垣气愤已极，有感于古今汉奸的嘴脸何其相似乃尔!遂写成《诤记》一书，教育人民以史为鉴，爱国抗日。
《道考》即《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书，共四卷。卷一“全真篇上”包括：全真教之起源第一、教徒之制行第二、杀盗之消除第三、士流之结纳第四、藏经之刊行第五、教史之编纂第六；卷二“全真教篇下”包括：人民之信服第七、妇女之归依第八、官府之猜疑第九、焚经之厄运第十、末流之贵盛第十一、元遗山之批评第十二；卷三“大道篇”包括：大道教之起源及戒目第一、五祖郦希成八祖岳德文之道行第二、九祖张清志之高风第三、九祖十一祖迭出之稽疑第四、大道教宫观一斑第五；卷四“太一篇”包括：太一教之起源第一、二祖萧道熙三祖萧志冲之道行第二、四祖萧辅道之重望第三、五祖李居寿之宠遇第四、六七祖传授之推测第五、太一教人物一斑第六。1941年底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八种，首次出版。
陈垣早在30年前就开始积蓄道教方面的材料。他除了备有《道藏》外，还收集到道家碑拓千余通，写过《道家金石略》，此书自汉迄明，按朝代编纂，有百卷之多，是重要的道教史料。抗战开始，身处铁蹄之下的陈垣想到：我们生活在异族统治下，思想很苦闷，简直活不下去。那么宋亡于金后，淮水以北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这段历史过去少有人注意，及“河北各地相继沦陷，作者亦备受迫害。有感于宋金及宋元时事，觉此所谓道家者皆类抗节不仕之遗民，岂可以其为道教而忽之也。因发愤为著此书，阐明其隐。”（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根据收集的材料，陈垣发现南宋北方有四种道教：一是江西龙虎山的正一教，这是张天师传下来的老牌道教。另外在三个地区产生了三种新道教：全真教、大道教、太一教。这都是在北宋末、南宋初先后形成的。三教教主原来是北宋的一班读书人，为反抗金人统治，宁可自谋生活，也不愿做金人的官。他们以出外讲学的方式反抗金朝，流布学问思想之际，还医病济世，很受北方群众欢迎，亡国的时间一长，息息相通者“团结训练”，有了气象，便逐渐形成了三种新道教。
《道考》与《佛考》《诤记》是陈垣先生在国难期间撰写的“宗教三书”，历久弥新，誉满史坛。撰写《道考》时，陈垣已经61岁，三月份开题后随即生病，至六月底书稿过半，虽目力不济，感叹“不耐久视，最苦人也”。然而并不松懈，仍不避酷暑，计日程功。“盖作者目击事变之方殷，不觉有感于中，乃发愤而抒发前人幽隐之衷曲，表暴当时不白之心情”的缘故。陈垣深知“历史家之责任，贵在叙述正确之事实，而尤贵传达真切之心情；内在心理之真盖尤重于外表事实之真。真实为过去陈迹，心理则现前活在，永远流动于吾民族血脉之中，此历史之可贵也。”（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
陈垣先生是著名的宗教史专家，“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注：柴德赓：《陈垣先生的学识》，《励耘书屋问学记》，第40—43、48、49、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版。）《道考》书出，当时学人即有定评：认为“三道教有史，自先生始。”并称是书有不可及者三：“一曰真积力久，二曰心解神契，三曰诠叙有方。”真积力久是指长期积累，考订史料之功力；心解神契，指知人论世，善解古人之意；诠叙有方是说全书结构匀称，材料驾驭得当。又“尤服先生议论之正也。真积力久是学，心解神契是识，诠叙有方是才，议论正则德也。”（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陈垣先生的学、识、才、德在治宗教史时确实得到了充分地反映。
三
陈垣在抗战时期还写了《释氏疑年录》（释录）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概论）两部书。《释录》是过去所写，抗战期间，重新阅藏，对原稿有许多补充，全书最后定稿为十二卷：卷一康僧会等二百二十四人；卷二菩提达摩等一百三十四人；卷三国清智顗等二百四十一人；卷四慈恩玄奘等二百三十六人；卷五清凉澄观等二百六十一人；卷六法眼文益等一百八十五人；卷七明教契嵩等一百九十三人；卷八觉范德洪等二百三十五人；卷九万松行秀等二百四十五人；卷十楚石梵琦等二百三十八人；卷十一云棲祩宏等三百人；卷十二天然函罡等三百零八人。共记载了从晋代至清初有年可考的名僧二千八百人。卞孝萱撰文称该书是“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是自有《疑年录》以来学术价值最高者。本书有体例完整、选材审慎、考证细密、校勘谨严的四大特色，犹如信息库，为研究二千八百位僧人行止与佛教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对学者有莫大的帮助（注：卞孝萱：《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读陈垣先生<疑氏疑年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165、1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
《概论》是陈垣1943年为辅仁大学研究生新开的一门课程，本书即为此课写的讲稿。全书共分为六卷，把六朝以来研究历史常常参考的佛教史籍三十五种，略按成书年代分类介绍。不仅著录书名、作者、卷数、版本，而且揭示主旨、内容、特色、得失及在史学上的利用。对于《四库提要》著录之错误，其他典籍记载之疏漏，一一加以考辨补正，并对一些与历史有关的问题加以分析论述，史料丰富，叙述详尽，考证精辟，填补了我国佛典目录学的空白。陈垣自己说本书“稿成于抗日战争时期……故其中论断，多有为而发”。因此《释录》与《概论》也是陈垣抗战系列著作中的成果，所不同的是两书中较其他几部议论处较少。
《表微》即《通鉴胡注表微》。《资治通鉴》胡注是南宋遗民、爱国史学家胡三省所写。胡三省，字身之。生于1230年，卒于1302年。他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27岁时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考中进士。后来做过县尉、县令，当过幕府，主管过机宜文字。他亲眼所见宋朝在异族压迫下，政治依然那样腐败，50岁时，又亲历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使他的精神不断受到剧烈打击，悲痛之余，开始重注《通鉴》的工作。在《通鉴注》中，他要述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斥责宋朝的腐朽、卖国贼的无耻，元朝的暴虐，但是在异族统治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种种心情隐藏在字里行间。《通鉴注》几乎耗尽了他后半生的所有精力，直到他73岁逝世。
作为一位爱国史学家，胡三省长期未被人认识，他卓越的史识、史才、史德更是淹没无闻。《宋史》《元史》里没有他的传记，焦竑《国史经籍志》中也没有著录《通鉴注》。到清朝，有人认为他擅长地理，有人认为他擅长考据，才偶然提到他。至于他为什么注《通鉴》，《通鉴注》反映了什么思想，则从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研究过。
《表微》写于1942年，北京时正处于敌伪日益残酷的统治之下，陈垣先生日处危城，眼见人民毫无自由，汉奸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遭迫害，“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因此决心对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作了全面研究，用三年时间写成《通鉴胡注表微》二十篇”（注：刘乃和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第546、460、462、461、491页，辽海出版社2000版。）。本书二十篇的篇目为：本朝篇第一；书法篇第二；校勘篇第三；解释篇第四；避讳篇第五；考证篇第六；辨误篇第七；评论篇第八；感慨篇第九；戏戒篇第十；治术篇第十一；臣节篇第十二；伦纪篇第十三；出处篇第十四；边事篇第十五；夷夏篇第十六；民心篇第十七；释老篇第十八；生死篇第十九；货利篇第二十。其中前十篇发表于当年12月《辅仁学志》第13卷第1、2合期，目录后有识语说：“此论文本为纪念被捕及被俘诸友而作，岂意稿未刊成，诸公已出狱。”后十篇发表于1946年12月《辅仁学志》第14卷第1、2合期。
《表微》是陈垣的最后一部专著，也是他史学研究晚年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它全面反映了陈垣的史学思想、治史成就和学风特征，是陈垣史学研究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陈垣治史并不满足于具体研究的成果，而有着总结史学方法的自觉意识。他此前的著作如《史讳举例》《校勘学释例》已经显示出他治史的特点，也表现出他注重从民族史学遗产中总结史学方法的思维途径。“而《通鉴胡注表微》则全面反映出援庵先生治史的特征，表现出他审视民族史学遗产，总结史学方法的独特视角。”“来自中国民族史学的传统，又回到对民族史学遗产的研究，这是援庵先生史学方法论的重要特征。援庵先生没有讲史学方法的书籍，但《通鉴胡注表微》可以说是援庵先生具有民族特点的史学方法的著作。”（注：卞孝萱：《工具书之典范，做学问的指南——读陈垣先生〈疑氏疑年录〉》，《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第165、184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版。）
读《表微》书中大量的按语，足可体味陈垣的思想流溢着强烈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治史不能再受到旧时代的思想限制，也不需要因袭古人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治史者当以天下为己任，寄希望于人民觉悟，民族崛起，历史进步。陈垣在这部书中以自己的一腔热血与一片赤诚之心来感悟胡三省的良苦用心，对胡注隐含的民族节操、爱国热情阐幽发微、淋漓畅达，字里行间倾注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对抗战将士的敬慕和对汉奸卖国贼的切齿。在阐扬胡三省生平抱负与学术精神的同时，也表现了陈垣自己的政治观、民族观、宗教观、生死观、货利观，为后来学者树立了史学研究的崇高风范。因此白寿彝先生说：“我愿意特别推荐《通鉴胡注表微》这部书，这是援庵先生所有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值得我们好好挖掘的东西，这是更可珍贵的遗产。”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