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永君：陈先生，感谢您能接受采访。今天的话题是否就从您的斋名“三乐居”谈起？

　　陈连开：好。孟子有云：“人生有三乐：无愧于天，无怵于人，一乐也；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此古圣贤之境界，我虽一介凡夫，却心向往之，因此引为斋号。另外，我认为现代人亦有三乐，即“自得起乐”、“各乐所乐”、“助人为乐”，斋号亦寓此意。总而言之，我是乐观主义者。

　　邸：在当代学者中，您素以学养深厚、眼界开阔、思维敏捷、性格豁达而著称。您认为是哪些因素成就了您的这些优点？

　　陈：过奖。我无论从上述哪个方面而论，皆难领受如此评价，自我审视，“中人” 而已。谈到学养，似却有些家学渊源。我于1933年出生于湖南省东部攸县龙和乡龙家台村的一个耕读之家，年幼时家境小康。族人中世代皆有以开馆（教授私塾）为生者。我曾祖翘轩公终生授徒，成就者多，享寿九十有四，颇有名望于乡里；祖辈、父辈中有些人亦有才学，家中藏书也小有规模，形成了“崇儒重文”之家风。这对我后来走上学者之路具有一定影响。其实，一个人之成长环境不只是家庭环境，周围的社会环境亦十分重要。我的故乡攸县西汉时就已置县，但历史上在文化领域有建树者却鲜有其人。而攸县临近醴陵，就我家而言，距攸县县城120里，距醴陵县城却只有90里，反而更近。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属于湘江支流渌水流域，紧邻长沙、湘潭。株洲原是属醴陵一个乡镇，因京广、泸广两条铁路在此交汇，遂成为南北、东西铁路交通枢纽，因此其地位日隆，现已是地级市，醴陵、攸县、茶陵等县皆属株州市管辖，真乃后来居上者也。

　　自我稍知世事，第一个向往之地就是醴陵，后终于得以前往，先就读于醴陵湘东中学，后转学于开明中学。是何原因使我离开故乡攸县而去醴陵求学？我家离醴陵较近固然是原因之一，而醴陵经济、文化远比攸县发达，则是吸引我去醴陵求学的主要原因。醴陵设县在东汉，晚于攸县，但与长沙、湘潭接壤，又地处交通干线，历史上就文风颇盛，人才辈出，留下了不少人文名胜；经济也较发达，长于制瓷，与景德镇同获“瓷都”美誉；又盛产烟花鞭炮，其种类、质量足可与浏阳花炮篦美，因而与之同列为驰名中外的“花炮之乡”。自晚清以来，湘军、湘学颇令国人瞩目，而醴陵在这两大突兴湘流中，贡献多多；并涌现出一大批声名显赫的杰出人物。尤其于军政界更加突出，从国民党时期的程潜、陈明仁等到中共杰出领导人李立三、抗日名将左权及耿飚等一大批叱咤风云的将领和仁人志士皆出于此，使醴陵成为先进人物之摇篮。这就是其对少年之我产生的巨大吸引力之所在。

　　至于我的家族，在太平天国兴起前，大概是当地巨族。太平天国来到我的家乡，不仅焚毁宅院并将我尚在青年时的曾祖父当人质押至天京（今南京），并索要巨额赎金。后虽因有李姓千夫长解救，并亲自护送回湘，但从此家道中落。为谋生计，我曾祖父开始以开馆授徒为业。至我祖父时，虽一度中兴，而较之鼎盛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矣。

　　邸：就我观察，是否重视对子弟之培养及能否成功，当地向学风气与家学传统所起作用似乎比家境之贫富更大，所谓“孟母三迁”之典即可说明此理。

　　陈：言之有理。至我出生时，家境每况愈下，然受民风家风影响，我仍得以五岁入私塾，故而发蒙较早。塾师陈经策乃我堂伯，此人思想保守，性情孤僻，但国学功底深厚，小有名气于乡里。这样，我在家塾中读书计四年余，学习内容多为《四书》、《五经》及《左传》等古籍，因而为日后走上学术之路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后来，我赴醴陵读初中，假期回乡后，仍从经策师读古文，因而少有闲暇。经策师对学生之书法亦十分重视，认为“字如其人”，“不能书，则难成大事也”。但我本人却不愿练字，每每偷闲搪塞，终致满纸“涂鸦”，想来追悔莫及也。

　　邸：先生不必过谦，我见过您的墨迹，虽不能称为上乘之作，但笔力遒劲，字有法度，胜眼下不少偏好题字之“名流”、“雅士”者多矣。此辈以“墨猪”、“涂鸦”之丑书陋字，却敢高悬于堂皇之处，令见者不忍足睹，已成污染之公害，诚可谓少廉寡耻之世风使其然也。

　　陈：文天祥有诗云：“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我的少年时代正值多事之秋，山河破碎。但当时学界风气却胜当今者多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刻苦自励，情绪激昂。1944年，日寇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之役，三湘大地战火纷飞，狼烟四起。我正读高小，师生颠沛流离，一日数惊。但即使如此，仍努力学习，不使学业荒废。当时我们的教师不少是失学的大学生，其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者乃国文教员贺铁成。他经常在课堂上慷慨陈辞，历数日寇暴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从那时起，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情感便深深地扎根于我的心灵之中，并在我日后研究的“中华民族形成史”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到湘东中学就读后，我积极参与学生政治运动，但该校管理极严，我深感压抑，便转学至开明中学。该校气氛活跃，我如鱼得水，与诸同学成立社团，名“雁群社”，并有进步教师欧阳文道、文家驹等担任指导。后来才知道，这些教师均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们经常对我们进行思想诱导，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赞不绝口，我们被其描述所吸引，幻想有朝一日祖国亦能象苏联一样强大，人民能向俄人一样幸福。此时已进入解放战争中后期，国内形势变化万端，但“求变迎新”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我们真心期待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1949年5-6月间，我与另外一名同学（亦是族兄弟）一行二人曾经密谋策划离家出走，去寻找苏联——我们心目中的天堂。但我们竟不知其在何处，只知道在遥远的北方。结果我因故未成行，而他却义无返顾，独自向北“挺进”。从此杳如黄鹤，音信皆无。但前两年他突然由台湾回乡探亲，才知道他当年只北行百余里，便被国民党军队抓去当挑夫，并一直挑到了台湾！此事一方面说明当时青少年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迫切；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其幼稚与天真。不久，陈明仁发动起义，湖南即告解放，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邸：算来当时您是16岁的少年，想必您亦与同时代所有青少年一样，曾心潮澎湃，彻夜难眠？

　　陈：的确如此。沐浴着新中国的曙光，真是思绪万千，摩拳擦掌。我当时只差一个学期便初中毕业，但已无心再学，便毅然决定辍学回乡参与迎接解放、建立政权和社会改革等一系列活动。我上小学时的老师贺铁成此时担任了区长，但我并未去找他，而是在本村帮助工作组工作。与当时周围同志相比，我已是文化程度相当高的“知识分子”。加之“初生牛犊不畏虎”，我的积极极最初得到工作组的欢迎和重视，连本村由龙家台改为“大和乡”，乡名也是我所起。但好景不长，土改摸底，我家被划成地主，我在本乡参加工作已不可能。工作组领导的肯定我的积极性，开介绍信要我报考四十六军军政干部学校，政审和文化考试都通过，而体检不合格未被录取。这样我不得不回家务农。

　　值此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另谋出路的关键时刻，醴陵开明中学更名为醴陵二中，由文家驹老师出任校长。他想起了解放前夕有我这样一个个头很小，但非常活跃的学生，便捎信邀我回校复学，给予甲等助学金，并免交食宿费。于是我又回到学校，得以完成初中学业。师恩难忘，可惜文家驹老师今已作古，而我复学时的班主任文家彦老师虽已离休，至今仍保持联系。其实，这也是共产党对我最实际的关怀，令我终身难忘。

　　邸：是何原因使您走上学术之路，并从事历史研究？

　　陈：我的学术之路十分曲折。初中毕业时，学校欲保送我入湘潭卫生学校，但自忖不适合亦不爱好从医，便婉言谢绝。到1952年初，我在长沙先后投考湖南银行学校、湖南工业学校、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有幸被三所学校同时录取。就当时而言，我最喜化学，应选工业学校。但当时该校须交纳学费，我虽拥有“地主”成分，但“土改”后已变得一贫如洗。而第一师范可免交学费，又是毛主席母校，于是便选择了湖南一师。当时我已19岁矣。

　　一师学制为三年。其间我曾对文学产生过兴趣，并在文学刊物《处女地》上发表过小说《死在黎明之前》，叙述了一位学生地下党员，在解放前积极组织学运，不幸英勇牺牲的故事。人物情节虽是虚构，但也有一定依据。1955年，我在一师如期毕业，恰逢刚刚成立于湖北武汉的中南民族学院到我校招收教师，因我因成绩优异而小有名气于全校，有幸被选中去大学当教员（当时一师毕业生多为中小学教员）。到任后，我却发现，学生尤其是调干生文化素质参差不齐，大多数学员需补习中学课程，名曰“预科班”。我被分配到“预科班”讲授文学。通过接触，时任副院长的岑家梧教授对我赏识有加，并选调我做其助手。岑先生当时在武汉大学讲授《原始社会史》，我边听课边做助教，渐渐激发了我对史学的强烈兴趣。1956年，学校要开设民族学课程，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大前身）历史系正举办“民族学研究班”，岑先生便推荐我到北京来进修学习，准备学成后回武汉讲授民族学。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晋京，并且是以中南民院带职研究生的身份晋京，内心的幸运感和兴奋劲，真是难以形容。

　　来到历史系以后，我首先便认真全面地了解了民族学研究班和本科的课程及任课老师的情况。民族学研究班，只有苏联通讯院士切博萨罗夫教授主讲民族学课程，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名教授都不参与授课，林耀华教授虽是历史系副主任，当时也不担任民族学研究班的课程。而民族史专业则是另一番光景。当时的历史系主任、著名元史蒙古史翁独键作出规定：没有副教授职称不能上基础课，甚至不让登讲台。著名辽金史专家傅乐焕时任系副主任，清史专家王钟翰担任中国史教研室主任，明史也有胡德煌、孙钺教授主讲。可以说辽金元明清史都有名家担纲，是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史专业的突出特点。此外，张锡彤教授主持世界史教研室，徐宗元教授的先秦史研究也很深入。他们不仅学问扎实，而且极负责任。本系教员已名家云集，还特别聘请夏鼐、苏秉琦领衔主讲考古系课程，贾兰坡、吴汝康领衔主讲古人类学课程。这样的课程设置和名师讲授，所具之吸引力实无法抗拒也。

　　我当时已23岁，而且在中南民院已挂名当岑家梧教授“助教”一年，比一般十七八岁考入大学的同学更重视课程之设置与老师之选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终于做出重大决定：降到本科求学，并选择历史专业。这将给我带来许多变化。第一，中南民族学院将不再承认我“带职派往中央民族学院进修教师”之身份，要与中南民族学院脱离关系，另谋衣食之源；第二，中央民族学院虽同意我放宽条件，允许我参加入学考试，但必须符合录取标准，这就意味着万一考不中，则丧失了求学机会；第三，即使考取，读5年毕业也只是大学本科毕业，而研究班虽然学制3年，但毕业则享受研究生待遇。我当时已23岁，在研究班里年龄适中，而降到本科，就比一般由中学考入的同学要大四五岁，毕业时将达28岁，真乃“老童生”是也。就待遇而言，研究生毕业月薪62元，本科毕业46元，也不能不考虑。这些问题让我考虑再三，但还是决定去中南民院要求辞职，投考中央民族学院本科！当时不少人以为我既疯且傻，但我却义无返顾矣。

　　自大学三年级起，我便参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主要是在青海藏族牧区，到毕业时，前后达三年之久。此间可分为两个阶段：1958年秋至1959年国庆十周年以前，下部落作实地考察；1960—1961年8月回校以前，除了整理调查报告，还花了很大精力参加青海省去创始阶段工作。

　　下部落调查收获很大。我先后到过海南、玉树、果洛三个州，下至部落考察青海湖南岸地区、黄河源地区（果洛州）、长江源地区（玉树）藏族游牧封建社会及其历史。在1961年回京之前，又到海西州至海西牧区对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做了补充调查。这些调查的收获，可以说使我受益终生。第一，当时我已初步认识到，中国农牧区划分乃天然形成，非人力所能改变。中国农牧两类，民族的矛盾和相互依存，实际上是中国民族关系运动发展的基本形式。这些认识对我后来的研究工作，始终产生着影响。第二，我在当时已深切体会到，部落牧场虽表面上“公有”，实际上千百年都是部落的封建领主之领地，，牧民是其属民，是依附牧民，相当于农区的农奴。牧区的牧工有雇佣的外表，实际上是一种封建工役。因此，牧区的民主改革，主要应是打倒封建的奴隶制度，废除领主封建特权，实现牧民人身解放和对牧场的民主管理。1959年，我曾以调查组名义撰写文章一篇，名《论青海藏族牧区游牧封建制度的基础与特点》，发表在《民族研究》（手头无存底，已忘记具体在第几期）。第三，我当时已深感到牧区开荒，是对天然形成农牧区的自然环境的人为破坏，认为牧区必须以牧为主，以发展畜牧业为中心；牧区可以逐渐发展饲料基地，变游牧为定居牧养，但决不能以发展农业为目标；牧区不能成为粮食基地，但可以建设成肉食与毛皮原料基地。青海牧区调查组的同事，多数都与我持相同看法。但这些看法与当时实施政策相左。青海省有些领导也支持我们的看法，鼓励我们书写内部讨论稿报送当时的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所以，我除了上述用青海调查组名义发表在《民族研究》的论文，还写了“内参”稿，调查组组长陈永龄先生支持我以及其他几位大胆的调查组成员提出自己的看法。

　　1961年，我毕业留校工作。大概是1962年秋，在民族文化宫召开民族历史指导委员会汇报与讨论会，关于游牧区封建制度和牧区经营方针是中心课题之一。我被指定为汇报人之一。领导同志和著名学者李维汉、刘春、范文澜、吕振羽、翁独健等参加会议。会开了三天，会后约我写了一组文章，在《民族团结·学术》栏发表（当时《民族研究》因故暂停刊）。叮嘱我必须肯定“三面红旗”，但对讨论的问题可大胆发表学术见解。结果我在1963-1964年发表了《青海藏族牧区游牧封建制度的基础与特点》、《论青海牧区的工役制度》和《牧区必须以发展畜牧业为中心》等3篇论文。这是我以个人名义发表的第一批学术论文，署名“之明”。这个笔名最初是我在1948-1949用的一个化名，意思是“走向光明”；在此时，也寓有“自知之明”之意。

　　在青海调查组的第二阶段，除整理调查报告之外，更主要的精力多放在青海省委托的省志之编写。1959年国庆之后，青海省委书记处派员来我调查组，云青海计划编写省志，要调查组派人向省委书记处汇报：拟定议题为：何谓省志？解放后哪些省已新编省志？传统省志与新编省志体例有何不同？各有何特点？青海过去编撰过哪些地方志？青海如果新编省志应当采用何种体例？据说，在此以前，省委书记处已向某高校某教授咨询询过上述问题，但老先生是一位社会学家，于历史学和地方志学不甚了解，故而不肯随便回答。陈永龄教授找到我，要我准备向省委书记处报告。因为青海省当时称调查组为“中央调查组”，认为应该可以回答上述问题。我经过一番准备，向书记处汇报了传统的省志体例、解放后湖南、山东新编省志、总体例及已出版一卷的情况，较详细介绍了《西宁府志》及《甘肃通志》涉及青海的内容，并提出了新编青海省志应建立编委会，以及有关大致内容和体例之设想。省委书记处参加的成员有：省长、省委书记张国声，副省长朱侠夫、高克亭，省委常委公安厅长薛克明、常委宣传部长薛宏福、常委统战部长冀春光等列席还有省档案局局长等。调查组长陈永龄教授参加。

　　出乎我意料之外，听汇报的各位省领导纷纷表示嘉许，决定委托调查组起草关于编撰青海省志的初步设想，供省委作决定时参考。所以陈永龄教授与我又第二次出席省委书记处办公会，汇报起草的设想初稿。出席会的除上次的各位领导以外，还增加了一些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不久，我们整个调查组搬进了刚刚竣工尚未分配的厅局长宿舍，做青海省志初始阶段的工作。我在历史组，负责编写《青海历史纪要》，于是撰就初稿，回京前移交给青海师范学院历史系讲师白砥民先生和省文史馆蔡端先生。蔡先生为名将蔡锷之子。

　　在上述两次向省领导报告关于省志问题的会上还有一段趣事。这两次我都在张国声和朱侠夫两位领导下席，朱副省长介绍说他在延安时在民族研究所工作过，贾拓夫是所长、乌兰夫在延安民族学院当领导，还认识我院宗群等。会后，张国声省长问我在中央民院教什么，我说是快毕业的学生。他十分惊讶，说“我们问过教授，没有回答出我们的问题，对你的回答我们很满意！”并要我毕业后留青海工作，到省委做秘书。我回答说，我不是党员，且家庭出身不好，不合适。他很客气地说了一下，“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我们青海是曾重知识分子的！”这时我已27岁，相当清楚我只能搞学术，不宜搞行政，不仅出身是障碍，而且我的秉性也不宜。现在看来这里我又一次作了明智的选择。

　　邸：学者之路的确是人间正道，而有所得必有所失。您选择历史专业的代价似乎大了些，当今之人断不会做此“傻事”。我在北大读研时，历史系被謔称为“屎坑”，将考入历史系描述为“跌入屎坑”，实令我等坑中之人哭笑不得。而您却付出如此代价，真“此一时，彼一时”也。

　　陈：屈原有云：“虽九死犹未悔”。做事不能患得患失，不然将一事无成。我现在回忆起当时的选择，仍有庆幸之感。历史学是深深根植于中华文化土壤之中的本土学问，具有悠久的渊源、浩瀚的史籍、丰富的内涵和优良的传统。徜徉其间，始终伴随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精神享受。这可能与我年幼时所受教育背景有关。

　　邸：闻此言，我深受鼓舞。历史学属“国学”，神游其中，其意境诚不屑与外人道也。众所周知，您与费孝通先生共同创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理论，我对此理论深表膺服，并用之于指导自己之研究工作，解释历史现象，有茅塞顿开、屡试不爽之感。您能否您构思此理论框价之缘起及经过？

　　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是费孝通教授提出来的。他对中华民族的结构已思考多年。

　　我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思考研究，则是从1969年受到周恩来总理一个批示的启发开始的。在此以前，我虽对中国历史上农牧民族关系有所思考，也可以说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没有去深入思考关于中国民族及民族关系总体结构的问题。

　　1969年6月13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政府声明》，为予以回击，外交部来我院组织中苏边界问题资料组。大家都知道，在“文革”以前，我院一些老专家曾参加关于中缅、中印等边界问题的研究，这些老先生们皆背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包袱，于是我被指定为中苏边界资料组负责人。外交部联系人王荩卿同志（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组副组长，后曾出任中国驻苏大使，苏联解体后又出任驻俄大使）第一次与我见面时，传达了总理的批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俄国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这两个多民族国家是怎样形成的？怎样发生了边界问题？给现在中苏边界遗留了哪些问题？请组织一些专家研究一下。”（口头传达，未经与文件核对。）

　　在中苏边界资料研究开始之后不久，又传达中央指示，恢复改编“杨图”的工作。这是毛主席在1950年代提议要和的一项重大的历史地理工程。

　　毛主席好读史，涉及历代地理时，多用清末学者杨守敬主编的《历代地图》作工具书。此图集为线装，共34册，用中国古代传统的地图学方法编绘，用起来很不方便。于是毛主席提议，聘请专家用现代地图学方法改编杨氏所编地图，所以此项工程最初称之为“杨图改编”。从50年代提出开始，至60年代分别由几所高校分工按地区编绘，然后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教授主持总绘成册，过程漫长，全过程组织工作由中国科学院科研局负责，此处不多叙。

　　在分工过程中，中央民族历史系由傅乐焕教授领衔组成编绘组，研究和编绘东北地区各图幅。此项工作在“文革”开始时已有了较好的基础，至1970年春恢复工作时，傅先生已不幸去世，军宣队成员黄寿年来组宣布由我担任中苏边界资料组和地图组组长，开展两项研究工作。在进行过程中，各校地图组负责人集中到复旦大学，先后开协作会议数次。大家都认为，此项工作已经不是“杨图改编”，而是重新研究和编绘以历代政区为主体内容的历史地图，遂定名为《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幸毛主席逝世以前，已出版内刊本。颇以为憾者，乃毛主席本人对此图集作何评论，至今未传出可靠信息。

　　在中苏边界资料的整理和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中，我进一步思考周总理提出的问题，希望能回答“中国自古以来，如此之多的民族如何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问题。历史上中国的农牧民族中，农业民族有华夏汉民族，还有南方众多的水田农耕民族和山耕民族，这些农牧民族及南北农耕民族关系的发展，对统一多民族中国之形成和发展有何种影响？如何看待历史上各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政权对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起过何种作用？这些问题及其它相关问题从1969年起，一直在我脑海中索绕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集》中之《清图》草图完成以后，周总理批示请“中央文革”和郭沫若先生审阅。主持其事者委托中央民院和中科院（当时尚未成立社科院）民研所的相关同志去请郭老审阅，于是林家有和我们几位到郭府请教郭老。在谈完地图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与田继周等便抓住机会就“如何从总体上评述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问题”向郭老请教。非常感激郭老在当时万马齐喑、一般人不敢随你向他人发表意见的情况下，略加思考，脱口讲出“北方防御，南方浸润”。他担心我们没有明白，还特别解释了一下“浸润”二字的写法，并提出主要是文化浸润。郭老的这个概括，对我启发很大，但至今未作文发表，倒是有位先生拿我的一位朋友的信推荐他来“拜师”，我觉得自己不足为其师，便介绍了郭老的这一概括。并加了我的一点评述，指出中国南北民族关系有所不同。岂料他不久即发表文章《论中国南北民族关系之不同》。我在这里应说明一下，从总体上概括中国南北民族关系不同，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最早的是接受郭老的这一指教。虽然我自己一直认为郭老的这一概括没有十分准确涵盖中国南北民族关系的不同特点，但郭老在当时环境下的能坦然给予我们指教，令我非常感激，且一直作为一个重要启发来研究中国南北农牧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

　　直接运用我对中国民族关系的理解和知识，公开发表论著，则是从1980年代初中叶开始。第一件事是北京历史学会、北京图书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于1983年上半年联合举办“伟大祖国”历史讲座，参与主持其事的史树青教授我我讲《我国少数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并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谈讲座的丛书，我所讲的一讲，是其中的一本。

　　我在这本书中谈到：

　　“总起来说，少数民族对祖国的历史贡献，大体可以分为四大方面：

　　（一）中华各民族的祖先共同开发和巩固了祖国广大的疆城。

　　（二）在一百余年的反帝斗争中，中华各民族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与领土基本完整，并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同缔造了统一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在经济领域中，自古以来无论农林牧渔生产，还是经济交流，中西交通，以及日常生活，包括社会经济各方面，少数民族都做了很大的贡献。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少数民族地区更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四）在文学艺术科学等文化领域中，少数民族也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不少宝贵财富”。

　　按照上述概括，我对1969年以来一直思考的问题，作了初步的概述和分析。其中自己至今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以下两点：

　　第一点，是我自己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中国的地理环境自然形成了中国的民族、经济、文化区域是由东西两大版块和南北三带所构成，即湿润的东部（或曰东南部）和干旱的西部（或曰西北部）；长城以北草原游牧带，长城至淮河以北旱地农耕带，淮河以南水田农耕带。（现在所说东中西三部，是在传统的东部，又分出工商业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东部，而长江、黄河中游传统的经济文化发达区域，对东部而言相形见绌）。这些生息繁衍于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广大区域内的民族相互依赖和矛盾统一，构成中国农牧民族关系的基本内容，是中国众多民族形成统一国家的根源所在。

　　第二点，在我自己的论著中，也是第一次较系统而概括地论述了如下观点：中国各民族共同开发了中国的疆域，并且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在近现代，共同保卫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基本完整。中国各民族交替作用，共同缔造了统一中国，并保卫了祖国的统一，争取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是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和总的趋势。当然，我们不应忽视汉族作为主体民族的巨大贡献，它起了主导文化的作用。强调各兄弟民族的作用和共同缔造共同保卫，是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传统的观念忽视了少数民族的贡献，甚至认为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只起消极作用，只把他们当“夷狄”看。这些观点，在我以后的论著中不断充实和明确，大概是我得到师友关注和鼓励的原因之一。

　　在上述小册子出版之后不久，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和北京语言学院（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前身）合作，主持编撰了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史》，由阴法鲁、许树安两位先生主编，作者除来自上述两校之外，还邀请了一些其他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共计30余人，其中大多数在当时还是中青年。我被邀请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在这一章当中，我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关于“中国”、“番汉”、“华夷”、“中华”、“中华民族”等名称的由来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含义，也较为系统地综述了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域的概念，并结合古史，考察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起源。这样的研究，在当时大体属于前沿性研究。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以前，我在1987、1988两年发表了《中华民族含义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两篇论文。这是我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初步尝试。论文公开发表之后，自己觉得有所收获之处在于：第一是明确阐述了“‘中华民族’一词，最初是指中国的主体民族，即汉族；随着中华民族在文帝斗争中日益自觉地结合成整体，它的全部含义才得到了充分的阐明：中华民族是中国古今各民族的总称，是由许多民族结合形成统一国家的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民族集合体”；“目前，我们在讨论中华民族的含义时，仍集中在如何涵盖中国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这种‘多’与‘一’的关系方面”。第二是运用中国古人类学和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古史研究相结合，得出自己的结论：（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整个中华民族与大多数中国的兄弟民族，从总体上看皆是由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创造历史的人们形成的。（二）中华民族及其中的主体民族和一些分布较广的少数民族，其起源是多元的。特点是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而又反复汇聚与辐射。往往在同一民族中，也是既存在广泛的认同，同时又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特点。

　　上述这些论著发表与出版，都受到了费教通教授的关注。在我读民院时，他任副院长，从那时起，对我们的成长就一直给予扶持和指导。

　　1988年春某日，费老召我去，说他要到香港中文大学去作一次学术讲座，主题是关于中华民族的“一”与“多”之关系。他看到我发表在《民族论坛》和《北方民族》研究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国新石器文化区系的两篇文章，已放在案头。但在最近开人大会时，被一位认识的同志要走。费老一是要我上述刊物的文章，同时也指出我把中华民族概括为“多元集合体”的提法很不好理解，不如概括为“多元一体”。他说提这个理论构架，会引起学术界不同意见的争论。但不要紧，可先提出初步的理论框架，再在讨论中不断完善，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使整个理论成为一个完善的科学体系。

　　费老的高瞻远瞩，使我顿开茅塞。我立即把手头存有的上述已提到的几种论著全部送给他作撰稿参考之用。费老以其高度的概括力，将中华民族结构作了高层次阐发，完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篇著名的大作。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演之后，反响极大，国家民委领导司马义艾买提、赵炎年等支持，由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主办了1990年民族学术讨论会。会议邀请了中国海峡两岸三地及日本知名专家共计40多位。其中包括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教授，当时任教于中文大学的乔建教授，日本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中根千技教授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苏秉琦、佟柱臣教授以及我校的费孝通、林耀华、王钟翰教授等在国内外均享盛誉的专家。顺便提一下，佟柱臣教授出身满族世家，一直与我过从甚密。其所著《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具有至今仍难以超越的学术水平。在此次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高见。这些成果后由费老主编出版了《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从此，在近十余年中出版了专著5种，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我个人的论文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以及由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纲要》。在费老和王钟翰先生支持下，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史博士点由我任导师，以中华民族形成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已有一批青年学者获得博士学位，初步形成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学术梯队。

　　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术体系的基本内容及其来源和形成的历史背景，我本想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的体会，但限于时间，容当后续。

　　邸：近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其前身为城南书院）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并将为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100名著名校友立传，您亦榜上有名,这是对您学术成就之肯定。对此，您有何感受？

　　陈：湖南第一师范有可能升格为师范学院或与现湖南师大合并，但目前仍是中等师范学校。明年是湖南第一师范百周校庆。数月之前,一师曾特遣两位先生来我家造访，要我写个材料，供校庆宣传参考，并以此为基础为一百名曾在一师任教或毕业的校友立传，其中包括王先谦、杨昌济、徐特立（老师）和毛泽东、任弼时，李维汉、郭亮等著名学者和革命家。我闻之大为惭愧：我怎敢与上述诸位伟大的学者和革命家比肩？两位先生说，都是校友，无高低贵贱之分，且术业各有专攻。值此校庆之际，把一些知名的校友放在一起来予以宣传，以激励来者，启迪世人。后来我想，一师毕业的同学，绝大多数都去教中小学，像我这样有幸上大学并在大学任教，渐至最高职称与教学岗位者寥寥，也就显得较为突出。所以一师校庆才会把我也作为知名校友来表彰。倘若真能成为百名校友中的一位，也是有幸沾光于培养过诸多伟人的母校，其余则不足道也。

　　邸：作为中国民族史学界之翘楚，您对新世纪中国民族史研究之前景与方向有何看法？对后学晚辈如我等者有何期望？

　　陈：中国民族史领域非常广阔，我身在其中。教学、研究几近终身，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学生，所以此问题，我可能回答得很肤浅。自20世纪初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国民族的概念以来，历经一个世纪，中国民族史已成为中国史学中成绩显著的专门史，以我学力所及，似难以三言两语作出概评，并引出21世纪发展的前景展望，只能略抒管见。

　　总体说来，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汉族以及汉族同化少数民族而不断壮大、发展的历史；1949年建立新中国以后到“文革”以前，几乎是把中国民族史与中国少数民族史等同起来。我们给全国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都作了实地的调查研究，并形成了各民族的简史，有些民族还形成了有相当规模的专史，乃至民族通史。这些研究使各民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影响得到了广泛重视、认可和肯定。这不仅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大事，也是体现和促进民族平等团结的重大收获。

　　“文革”以后，由于翁独键、白寿彝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倡导和支持，民族关系史曾得到较为认真的研究，汉族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史的研究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我作为一个“文革”结束时尚处中年的民族史工作者，一直是在自觉、积极鼓吹，促进并身体力行，满腔热情地进行民族关系史、华夏—汉民族史和中华民族形成史研究。这大概是我得师友关怀和支持，鼓励和肯定的主要原因。

　　21世纪中国民族史学如何发展，实难一言以蔽之。一般而言，史学有其独特的基本功，苦练基本功是成为史学家的先决条件之一。谈到此，我深切怀念和感激徐宗元教授，他是翁老的研究生，在我毕业后还面对面给我讲授了两年古文献，也教我初涉甲骨文研究。徐先生的恩师翁独健教授，在我读大学时是系主任，但即使毕业以后，也每隔一段时间便召我去聊天，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等方面，经常为我指点迷津，纠正缺失。其他诸多先生老师的关怀和指导于此恕不一一赘述。总之，得名师之真传，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当然，自已不努力，即使有名师的指导，一切还是会落空。

　　至于中国民族史，我感到最需要改进者，是要与整个中国史学界更紧密地协同合作，必须把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去研究，使整个中国史学界都把中国民族史当作中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着意地重视起来。目前，这种协同合作仍显得很不够。

　　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国民族史学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把历史文献和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结合起来。近年来，由于中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成果引人注目，于是在中国民族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非常注意吸收考古学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从而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和研究成果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新的喜人收获。运用多学科优势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民族史进行综合性研究，似乎是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我鼓励自己的研究生在这方面多下功夫。

　　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而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历史及其多层次、多角度内在联系的研究和认识，不同时代不同立场的史学家，得出的结论则各异。学者皆指望能作出引人注目的多角度与有深度的叙述和评解。历史本身有无法改变的客观过程和客观发展规律。对历史的挖掘、理解和阐释则因时代不同、史观不同而具有不同特征。历史研究之视野无限广阔，内涵与外延极其丰富而深刻。长江后浪推前浪，21世纪中国民族史必然会超越20世纪而达到新的高度。21世纪的史学家任重而道远，切望你们刻苦自励，无愧于这一新的伟大时代，也无愧于历史本身！

　　邸：我等定不负先生厚望，勉力为之。今日聆听教诲，有“胜读十年书”之感。最后，再次对您接受采访表示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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