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根据国家清史编委会领导的指示，我们传记组连续多日在中国一史馆查阅清国史馆所遗人物传记稿本，李治亭又一人继续查阅。我们的目的，一是摸清传记稿本的底数，掌握其数量及传记类别；二是通过比较，为新修《清史》列传提供借鉴和参考。现将具体情况汇报如下。
现存清代人物稿本，为清历朝主要是康乾以后各朝常设的国史馆所纂辑的传记未定稿。因为传记稿本数量甚钜，为存贮方便，将若干册传记原稿包成一包，用硬纸包裹。还有国史馆为纂修人物传记搜集的各种传记资料，分别用硬纸包成大小相近的包裹，统称为“传记”。
清国史馆所遗“传包”，现分贮北京中国一史馆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据台湾方面提供的信息：现存的清国史馆人物列传，分为两大类，一是乾隆至光绪末年各朝进呈的朱丝栏写本的列传，有原纂本、续纂本、改定本及定本等4种，从親王列传，宗室列传，直至贰臣传，逆臣传等，约30余个类别，约1600余册，列传人物约为6000余人。一是传包内各类列传原稿，也有初辑本、重缮本、校订本、增辑本及定稿等的区别。传包内的列传，以忠义传人数为最多，又以清末的人物较多，而清初较少。传包内，除人物传稿，还存有当时为纂修列传而搜集的各种传记资料，如人物的事实清册，包括该人物的一生行状、履历、出身、业绩等；还有州县推荐其人入国史馆列传的请示报告、皇帝的批复等文件，这些资料系反映传主一生的第一手史料，无疑具有较高的价值。（以上，详见庄吉发：《故宫档案述要》419—430页）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还存有一种史料，这就是清代长编档册，即国史馆的撰写列传而汇钞的档册。此类档，是在搜集史料的基础上，按年月次序，将人物的一生做成资料长编，为正式撰写传稿奠定基础。在长编档册里，还编有内阁、军机处文件、上谕、次及朝廷内外、上下文移的档案汇集，皆关系有关传主的内容，故移送国史馆，应入传者，即照原文恭祿。此部档案同样重要，应是撰写新清史列传不可缺少的史料。长编档册始编于乾隆朝，至光绪朝告终，可知“数量甚多”，但具体数目没有说明（同上）。
北京一史馆所藏国史馆列传，一类是列传的稿本，或一人为一册，或两人、三人以上为一册，又合若干册为一包。究竞有多少册？目前缺乏统计。至于入传的人数，从一史馆整理后登录的传主各单统计，总共约近6000人。内中有重复者，即一人有多种传稿，实际是初稿、改动稿等。扣去重复数，再加上附传，总数估计没什么大变化。尽管传主人数不少，但国史馆纂辑的列传稿并不全在一史馆保存。如，吴三桂、孔有德、耿仲明、耿精忠，尚可喜、尚之信等，都是清代极有影响的人物，在一史馆整理的名册中并没有他们的各字，自然也没有他们的传稿。一史馆所缺的不只是上述几个人物的传稿，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人物传稿，也不在该馆保存。无疑，一史馆缺少的部份，都在台北保存。
一史馆所藏国史馆“传包”的另一类内容，就是当时为纂辑列传所搜集的各传主相关的资料，如台北故宫博物院所介绍：所说传记资料，包括事迹册、事实清册、讣闻、哀啟、行政、行述、咨文、履历片、出身清单、奏摺、片文、祭文、年谱、文集、政绩或功绩摺等（同上）。这些资料，对于撰写列传皆属原始的第一手资料，极为珍贵。可惜，这类传包在一史馆所藏无多，比起列传稿本，数量很少，仅举一例，在卷名《儒林汪士铎事迹包》中，有地方官“奏为已故耆儒（汪士铎）、清德朴行、博学通经，吁恳天恩宣付史馆立传事”奏折、《江宁已故举人汪士铎事实清册》、陈景鎏、刘坤一等地方大吏为汪士铎“恳恩”宣付史馆的奏报等，将汪氏的出身、家庭及履历、德行等奏报等做了真实的介绍，其平生著述，皆据实照録。这些资料，是反映汪氏一生的最好的证明，舍此，就无法写清汪氏个人的历史。传包内的这类资料，至关重要，其价值无与伦比！
比较一史馆与台北宫所藏清国史馆列传档案，首先从数量上看，差别并不明显，台北方面不显优势。仅以其所藏“朱丝栏写本”所载列传人物达6000余人，如加上传包内列传稿本人数，可达万人左右。一史馆恰好缺少“朱丝栏写本”列传。这一类列传，是乾隆以后，直至光绪年间，陆续进呈的列传，有原纂本、续纂本、改订本及定本等几种。其中，还有冠以“钦定”字样的列传，称“黄绫定本”。在这方面，台北优势明显。其次，一史馆所藏“传包”，主要是指为纂辑列传所搜集的各种传记资料，亦远远不如台北收藏丰富。如前已指出，一些重要人物的传稿也被台北取走，造成一史馆藏国史馆列传稿本诸多空缺。一言以蔽之，当国民党从大陆撤台湾时，已将北京故宫所藏的重要档案或称为“精华”部份统统带到台湾，故形成同一档案两处分藏的局面。
清代国史馆列传稿本及其相关的传记资料，是清代的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清亡后，民国政府曾利用这部份传稿编纂《清史稿》列传。自《清史稿》成书迄今，直到此次修清史前，80年余间，国史馆所修清代人物传稿，长期尘封，淹没于如山积的“一史馆”档案中，无人问津，甚至很少有人了解这类档案的存在。因此，它的价值几乎等于零！“一史馆”也是至迟于1989年12月才整理“传包”，投姓氏笔划，编制成《国史馆清代人物名册》上下两册。人们似乎尚未认识到“传包”的学术价值，利用其价值者，为数寥寥，对于学术界来说，它还是默默无闻。
可以说，这次修清史才使清代国史馆所遗“传包”，真正重见天日。当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传包”，解读它的内容，并与《清史稿》相比照，才感觉到它的价值之大，以至在今天再也找不到可以替代它们资料！我们纂修《清史》列传，不能忽视更不能舍弃“传包”所提供的独一无二的史料！
《清史稿》自问世以来，迄至现在，近80年间一直受到强烈批评，主要问题是，粗制滥造，错误太多，且观念陈旧，不合时宜，不能反映史学的进步。实际上，人们的批评远未深入，缺乏更真实而更多的证据。如前已指出，清国史馆的“传包”长期尘封，无法与《清史稿》比对，难见事实真相。如今，我们终于可以做到，将两者互为校勘，看出它们的高下之分；同时，也认识到清国史馆列传稿本及传包内的传记资料多么重要！
仅就《清史稿》的列传而言，可以认为，基本上抄袭了清国史馆传稿。《清史稿》列传，其约4700人，其中大多数或绝大多数皆取自国史馆的传稿，只有少量的传记人物为其自选。其方法是，将国史馆的传稿删减，文字压缩，如，国史馆本奕山传，全篇文字为6200字；《清史稿》本仅为2200余字，只及前者的三分之一。国史馆本勒保传，文字达12716字，《清史稿》本第三四四卷：本传尚不及一半文字。国史馆本传，最短文也有近千字；《清史稿》仅有三、五百字。两者比较，各传文字量相差悬殊，《清史稿》列传叙事远不如国史馆本更详。前者失之于简，已见弊端。
《清史稿》要压缩文字，必须将国史馆传记重新改写，删减去大量内容，甚至连某些关键词也删改，使事实变得模糊不清。请看国史馆邹汉勋传稿：
“邹汉勋，字叔绩，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举人。父文苏，字望之，岁贡生，以古学教授乡里，辟学舍曰古经堂，制度悉依周礼，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皆尊汉字，而谈心性则宗朱子。道光十一年卒，年六十三，子六人，皆以才称，汉勋为最，年十五通左氏义……（一史馆“传包”）”
《清史稿》本称：
邹汉勋，字叔绩，新化人，父文苏，岁贡生，以古学教授乡里，闢学舍曰古经堂。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力尊汉学，否谈心性则宗朱子。汉勋通左氏义……
两相对照，一目了然：《清史稿》显系照抄国史馆传稿，删减多处关键词句。如，前者写明汉勋为“湖南新化人”，而后者只写“新化”，不知为何省！前者写其父颇详，后者则多略。前者写汉勋年15岁就通晓左氏义，显示其才华横溢。而后者不著年龄。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前者所写，读起来颇顺，却有感人处；后者是平淡无味，毫无动人处。
再举宗室奕山例。国史馆本叙事至为详备，其时间，地点，职务及事迹皆准确无误。因该传文甚长，不便多引，只引与《清史稿》相比较的文字。国史馆本说：奕山“由四品宗室于道光元年充三等侍卫；四年，升二等侍卫，在乾清门行走。”《清史馆》将此段文字概括成一句话：“授乾清门侍卫”，不著年月，不交代原身份。接着，又写：“道光七年……擢头等侍卫、御前行走。”国史馆本与此不同，先说道光七年奕山“以头等侍卫升用”，至九年，测试其技艺，以中五箭的成绩受赏，“充御前侍卫”。此与“御前行走”不同，不知《清史馆》有何根据。国史馆本几乎逐年至月写明奕山的经历和实践活动，而《清史稿》只注明道光七年云云，一直到十八年前，才写“授伊犂将军”；二十年，在新疆“闢田十六万四千余亩”，国史馆本在此句前，还有一句：“共开正渠二万五千七百四十四丈，计一百四十三里有奇。”开渠才得以垦地，故紧接此句后，便写“得地十六万四千余亩”。《清史馆》本删开渠事，亦使奕山垦地事不显。又如，咸丰五年十二月，“授黑龙江将军，在任授御前大臣。”《清史稿》只写一句：“调黑龙江将军”。其“调”与“授”含义不同，显见其“书法”不规范。还有，《清史馆》随意简化文字，把应当明确的事都给变成无法明白。如国史馆本记述：“兼命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以副之……”，《清史稿》只写“尚书隆文、提督杨芳”，岂不湖涂！还有时间差误：国史馆本记奕山于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抵广州，《清史稿》书为“三月”。后奕山因黑龙江交涉犯有过失，被革职，国史馆本载：“仍留正红旗汉军都统，改为兼职留任。”《清史稿》又简写成“仍留汉军都统任”，不著何旗。经议罪，前书明确记载：“命革职斩监候”，后者则书为“论大辟”，亦失具体罪刑名。又如，传稿写大理寺卿殷兆镛揭发：“奕山以黑龙江地五千余里，籍称闻旷，不候谕旨，拱手授人……”而《清史稿》将传稿中的“黑龙江地”，改写为“边地”，把本来很明确的“黑龙江”变成一个泛泛不确指的“边地”。两种稿本比较，可知《清史稿》问题之多，不胜枚举！
国史馆本：奕山传，共有两种，实则是二次稿本，皆附其子载鷟传，而《清史稿》删其子传，换上与奕山同赴广州办理事务之苏文为其“附”传。
受文字所限，其他各传不能一一比勘。仅以上述邹汉勋特别是奕山传，便发现《清史稿》列传所存问题之严重。现在，我们判断：《清史稿》的编纂人员将清国史馆的列传稿本及定稿本取来，按他们编选的标准，从中选取他们所需要的人物入传，并依据已有的传稿重新进行加工、改写，严重处，竟是改头换面，改得面目皆非，错误多多。《清史稿》之列传，志典等，实为清国史馆稿本的翻版。台湾方面的学者为《清史稿》改错辨误，大抵是以国史馆的稿本为底本的。可惜，大陆学者多不知一史馆藏国史馆修史所遗各类志传，未及想到为《清史稿》纠错补遗，让台湾方面抢先一步做了这项工作。但是，台湾学者未必做得尽善尽美，因为还有很多传稿及其它类档案还在一史馆存留，至于碑刻，谱乘类方志性实物与资料，在大陆随处可见。此部份史料足补“正史”之用，台湾方面获得也难。所以，他们为《清史稿》挑错多少万条，必有不少遗漏，甚至失误处也无法避免。
我们认可并强调清国史馆修史之可信，价值无可替代，首先是取材真实、可靠。如国史馆臣奏：“纂辑臣工列传，其事迹均恭查实录、上谕档，丝纶档、红本及军机处、廷寄、议覆各册档卷。”（一史馆传包，下同）毫无疑问，这些官书、官方文件都是撰写列传不可少的资料，且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其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再如，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馆臣奏：修志传，应“分门别类，皆当以寔实为据，而参钦定《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各省通志并内阁存贮红本及一切记载，足资采择者……”（同上）。可见，国史馆修志传，其史料来源，“皆信而有征”，这与传闻、轶闻，以及个人道听途说之类的“史实”，绝不可同日而语！
国史馆列传稿本之可信，有一部份史实来源于实际调查，层层上报，审核其事之真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层层把关”，不得有半点掺假。如前面提到的江宁已故举人汪士铎入国史列传事。这类人物，不具官职，更不在中央机构，很难入传，须由地方代为申请，提供其事迹，特作一“事实请册”逐级上报，直至报到皇帝面前，最后由皇帝批准，称“诏许之”，将汪士铎“宣付史馆”。应当承认，由地方提供传主的行状及德行表现，同样具有可信性。
国史馆纂修列传，均属事隔未远，所遗文物皆在。当顺康时，特别是康熙时，追赠太祖、太宗开国勋臣，表彰他们的业绩，入贤良祠，年代稍远，其事难免有遗漏，但自乾隆时，国史馆已成完善之机构，其选入国史馆的人物更是近在眼前，人们不仅能记忆其音容笑貌，对其一生行事也道之能详，这又保证了其列传的真实可靠性。如，左宗棠于光绪十一年（1885）谢世，十六年国史馆即为他写传，当朝的人，只须核对日期，查查细节等，不必费过多的功夫，就可动手写传了。
国史馆列传稿本的价值，还在于它所用的方法正确，防止出现偏差。如国史馆臣称：纂辑臣工列传，须查各类档案，但“各册档，卷帙繁多，检查非易。”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就决定：“仿宋司马光、李焘修史之例，先办长编。后纂列传。历次办理，俱以十年编辑一次。”诸馆臣以为10年一次，时间太久，不利编辑。因此，他们提出，“长编一书，每届五年，即为排纂。”此事即以嘉庆十九年为始。获嘉庆帝同意。所谓“长编”，即按时间次序，逐年逐月地将传主一生的事迹排列出来，为其写传提供方便。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重要史实不会遗漏，也不易出现错误；二是亦便于行文，详略取舍得当；三是，由人物长编而入传，更容易地握全局，操作不难。这里，编好长编则显得重要，列传成败，关键在此。
最后，国史馆对修本朝史志传要求极严，处理问题或称治史治学极为严谨，操作报其规范。这也是国史馆纂辑列传的一个重大价值，对于我们治史者尤具“垂范”之义。
国史馆之严，首先，严在人物入选标准。如高宗所言，即乾隆三十年九月十五日发出谕旨：“列传体例，以人不以官，使仅以爵秩宗卑为断，则京堂科道之中或有封章建白，寔裨国计民生者，转置而弗禄，岂非缺典！”以下，大意说，如儒林也是史传不可缺，果真是学问卓著，即使“布衣”也不能缺漏，又怎么可以“拘于品位”呢？其余如“列女”中确属“节烈卓然可称者”，亦应“ 核寔兼收”，另为“列传”。（一史馆“传包”；参见《国史大臣列传》读编，卷一，同治九年四月初九日，据倭仁等奏，转引自庄著，页420）一句话，选传不以官阶，爵位高下为准，惟重人的言行即实践表现。据此决定：凡居官事迹无多者，仅列入国史大臣年表，不立专传。反之，其人业绩突出，实可表彰，可以立传不入年表。又，“自藩臬以下，守令以上，不在大臣传之列者，择其政绩卓著，蒐辑成编，此列传之所宜增纂者也。”此系嘉庆十二年（1807年）七月十三日国史馆上奏，新增一例。（一史馆“传包”）
从以上所引，已见国史馆选人之严，另有其他相似规定，兹不一一列举。还严在筛选资料，如上已指出，凡实録等官方所存档案必读必用，基层上报选人的《事实清册》，必严加考实。再严在“书法”，一字之褒贬，必求其至当。如人臣身后，有“故”与“卒”之别，义例甚严，不得误用。如高宗所定：“除行予谥，及入祀贤良祠者，自当书‘卒’外”其他大臣虽无“饰终大典”，但其品行能始终如一，其善终者，“仍一例书‘卒’”；如果该人不能始终如一，“营私获罪”，在传记末应当书“故”字，不得书“卒”字（见《清高宗实录》卷1416）。今天，我们修清史，没有必要仿效“故”与“卒”之别用，但其严格书法，整齐划一，做到规范化，仍有重大借鉴意义。
在阅读 “传包”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一个深刻印象，这就是国史馆分工明确，职责严明，各尽职守，一丝不苟，只字不放过，必求无错无误。国史馆设总裁，董率纂修诸官，分别但任纂修、复辑、校对、誊写诸官，各司其职，各署其名，稿成，凡阅稿者皆署名，以便责有所归。阅审稿时，发现失误处，包括史实不清，用词不当、错漏字、抬格当否，等等，一经发现问题，即书写一黄纸条上，粘贴在当页，署阅者名，称“粘黄签”（据悉，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传包中，有的粘贴红签，在一史馆尚未见到）。如，有一传稿，在一页上粘一黄签，上写：“削籍，重罪也。此系何人，当书其名。”在此黄签的左下角粘贴一小方块黄签，是纂修者的答复，在右上方写“遵改”，左下方写“仅覆”，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可见其工作程序严明，其态度严肃认真至此。故其传稿，多属成功之作。
我们肯定国史馆传稿，是肯定它严格按规则修史，标准高，要求严，取材广泛，史事翔实而丰富，且方法得当，书法严谨。当然，它的价值还在于，清朝自修志传，为后世架构了一座极其丰富的“清史资料库”，是它留给我们的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象清朝如此重视修史，设修史的常设机构，配置专职人员，一代接一代，200余年不间断，大规模自修当朝史，比之历代，实属开创！
在没有真正了解和认识清国史馆传稿之前，尽管《清史稿》存有种种不足，我们仍把它看成是正史，是接续25史之后的第26史。而今把它拿来同国史馆传稿进行比较，其价值不能不大打折扣，其可信度亦大为降低。台湾清史学者庄吉发称：“读《清史稿》列传，必须查阅国史馆传稿。”他还引述傅振伦先生撰《清史稿评论》中的一段话：“满清所谓之国史馆，列传记事，其道甚详，对于其人升迁降贬之年月，大都详载不遗，稽考颇便，及民初修清史，大半删除，读者惑焉，试以清国史馆所刊之满汉名臣传及中华书局印行之清史列传，与此比较，其详略疏密可知矣。”（见庄著《故宫档案述要》之446页；傅氏之文，见《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三期）对国史馆传稿与《清史稿》之认识，两岸学者所见佥同。如果人们——清史学界的学者早有此认识，应将国史馆传稿分期分批点校出版，公之于世，使我们“对清代列传人物的生平事功，可以增进更多的认识，并给予新的评价，对清代历史的研究，尤有裨益。”（庄著，第446页）当此重修清史之际，发现并将启用国史馆传稿，对清史研究是一次真正地推动，也开辟了广阔的、深入研究的前景！同时，我们更加意识到；新修一部《清史》，用以取代《清史稿》，是多么必要！
我们未来的新《清史》，要超过甚至取代《清史稿》，就必须突破它的框架和固有模式，取其优点，弃其弊端，发扬我们的优势。以列传而言，我们突破《清史稿》的“人物圈”以新思维、新方法和新手段，提出新的入传标准，创造出新的纂辑模式，完整而准确地反映有清一代各类型、不同层次的人物实践活动，成功地揭示清朝的历史进程。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不妨提出如下设想。
第一，要面向清朝历史全程，从更广阔的范围内筛选人物入传。须知清朝历史漫长，经历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变迁，经济长期保持繁荣，人口增长迅速。安定的社会环境及时代的变革，不断涌现出大批人才，各类代表人物各领时代风骚。以清历朝所撰本朝列传人物之多、几近万人！其中，以中央与地方封疆大吏居多，是属于中上层的大人物。还有，在社会中下层，各行各业皆有优秀人物，人数不少，但被选入列传的受到很大的限制，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到底从哪里选人呢？欲突破或超过《清史稿》列传的水平，首先，在选人上要超越它。如前说明，《清史稿》列传大多抄自清国史馆传稿，少量地取自私家著述，间有来自民间呈请入传的人物。事实上，这部分征集上来的人物，绝大多数没有采用。据说，南京二史馆尚保存当年清史馆征集的人选的传记资料，可惜，一个也没选用！如果，我们只限于从《清史稿》中选人，就难以超越它，后人就会说我们抄自《清史稿》。应当指出，诸如清朝12帝，开国勋臣，入关后历朝中最著名人物，或至今家喻户晓的人物，如多尔衮、和珅、林则徐、慈禧太后，还有文化界的名人，等等，都是必选必上的物，无论那个时期，或哪些人编清史，以上人等都不可或缺！难以选择的是分布在社会中下层的小人物，这要从其它史书如数十种清代传记及地方志书中去寻找，当然，清国史馆传稿仍是我们首选的目标。被《清史稿》遗漏、舍弃的人物还有很多，我们应将《清史稿》列传与国史馆纂辑的传稿名单进行对照，在被舍弃的人中，是否可以挑选出部份人物进入我们新修清史列传？这是从史料来源去寻找应入选的人物。人物选对象，也应注意广泛性，方方面面、各行业、各层次都应兼顾。历代修史，举凡入传的人物，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小人物几乎没有，也只有在孝女等传中才可以看到小人物的踪影。还有，顾上不顾下，只注重上层人物，忽略下层人物；注重内地中原人物，忽视边疆地区人物；突出和以汉人为中心，忽略少数民族人物等等。这都是历史传统形成的“偏差”，我们新修清史列传，理应破除传统的观念，树立新的史学观念，体现出史学的新发展和时代的进步。
第二，要重视并有效地使用分藏在北京一史馆与台北两地的清国史馆的“传包”。有关“传包”的价值，已如上文，不复赘述。这里再次强调，此“包”不可轻视，内有传记稿本，足资参考、采用。其叙事之详、披露史实之透明、年月首尾之街接，为其它清代传记所无法比拟！它所提供的史实，即有补充、又有纠正《清实录》阙失或错讹之功效。前已指出，《清史稿》列传叙事简单，草率，记事多半有年无月，有时连年月皆省去而不书，传主的官职，旗属也常简略而不明。所以，只读《清史稿》而不读国史馆传稿，肯定会误入岐途！尤其是传包中的传记资料，更为珍贵，必读不可！一句话，应视国史馆“传包”为新修清史列传的一大史料来源。
第三，沿用清国史馆修史的方法，先做人物传记长编，即按时间为序，逐年地编制人物一生的经历，不一定逐月，但属重大事件，必写到月，有必要，也可写到日。皇帝与主要大臣的长编相对好做，因为有历朝实录，宫中档、起居注等，以此为据，做长编不算难。难的是那些“小人物”，基层人物，不任官职的文化人等，在官方史书中很少出现，记载不多，做长编不易。变通的办法，将各种相关的记述改做成“资料汇编”的性质，亦大有益处。总之，做长编，为写传记打下坚实基础，同时，也起到了备忘录的作用。
第四，坚持调查研究，实地考察。这也是国史馆纂辑臣工列传给我们的启示。国史馆主要是靠国家保存的档案为史料来源，但它也重视从基层征集来的“事实”与实物，进行印证。《清史稿》的史料来源于文献或既成的稿本，全无实地调查。我们与此不同的是除了文献，还要到其人生活、战斗及曾活动过的地方，调查事实、实物与遗迹，遍视其地理与人文环境，感受当年其人物的处境与心态，为列传注入活力。如努力哈赤、皇太极及同时代的开国勋臣，都在今辽宁新宾永陵乡生活过，还有辽阳、沈阳、锦洲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身影；今海城是平南王尚可喜出生、长大成人的故乡，他死后即埋葬在海城，有康熙为其赐建的陵园；今辽宁绥中县是吴三桂的家乡，云南昆明又是他晚年生活、举兵叛乱之地：洪承畴故居在福建省南安县，建有庞大而高规格的家庙，世系源流翔实；施限的故乡在福建普江，其生前所建家庙存留至今；廉吏清官于成龙，其故居在山西……清代距当代不远，那些有影响的人物的后裔繁衍至今，皆知其祖先的行迹，且有遗迹可考。这些人物的家庭中，多有家谱，为其历史提供了根据。如尚可喜生前主修的《尚氏宗谱》，保留到现在，已经七次续修，史料尤其珍贵！通过实地调查，不仅获得了大量而丰富的史料，也获得了多方面感性认识。这对于出色完成撰稿任务，必将是一个巨大推动，足以收到锦上添花之效！果真如此，新修《清史》必超过《清史稿》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