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捷先，江苏江都人，1932年生。1956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1959年获台大历史研究所硕士。后应邀赴美加入哈佛大学访问学人计划研究，返台后曾任台大历史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台湾《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国学文献馆馆长等职。

　　1980年应聘为美国麻州大学客座教授，1990年荣获韩国圆光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一九九五年退休，移居加拿大，现任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专攻清代史、满族研究、方志学、族谱学，着有《满洲丛考》、《清史杂笔》（一至八辑）、《清代台湾方志研究》、《东亚古方志探论》、《雍正写真》、《康熙写真》、《乾隆写真》、《不剃头与两国论》、Manchu Archival Materials、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s及中英论文百余篇。 

　　陈捷先于1960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满洲丛考》，是由李宗侗、广禄两位教授指导的。《满洲丛考》列入台湾大学文史丛刊，于1963年6月出版。台大文史丛刊是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及历史学两研究所应届毕业生的学位论文中“足供学人参考之作”，经过校方“慎选”后分册印行的。《满洲丛考》一书包括10篇长短不一的考证文章。陈捷先发挥自己所学满文的优势，利用满文老档（当时还没有找到原档），对清初一些重要问题作了考证。其中许多文章所考证的问题是国内外清史学界感兴趣并且是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说“满洲”》、《清国姓爱新觉罗考》、《清太祖推刃胞弟考》、《清初继嗣探微》、《清初婚姻问题研究》等等。 

　　《幼狮学志》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了陈捷先的《说“满洲”》一文。该文认为，“满洲”一词是清太祖统辖部族的称号，满文老档提供了可信的证据。至于西方佛号、族内尊称以及酋长意义等等，似乎都不是理想的解释。 

　　《清初婚姻问题研究》一文经修改后发表在《幼狮学志》第一卷第四期上，改题为《明末女真之婚姻问题研究》。关于明末女真的婚姻形式，陈捷先认为，是以“购买”的形式来成就婚姻的，“购买”的代价以金银及一些日用品为主。从程序上看，明末女真的婚姻，主持人常由族中首长担任。“媒妁”其人虽然存在，但不是绝对的必要。关于婚姻的仪注，陈捷先用“质朴而亲敬”加以概括，主要是指纳征、迎亲和大宴。他根据有关史料，认为当时女真所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首领以下的臣属乃至一般人民，也是一夫多妻的制度。陈捷先还指出：“明末女真的婚姻因为是出诸‘购买’的形式，所以在组织上是很受财富影响的。” 

　　因为婚嫁常取决于财富，女子嫁夫，也是没有次数上的限制的。因为在购买形式的婚姻当中，女子不啻是件物品，固然可以由家长任意处分，也可以被关系人任意买卖。”关于明末女真婚姻的制限，他说，在地位、身份方面的制限是非常注意而严格的，至于普通的制限，如在汉族中实行的近亲不婚等等，则是不重视的。在清太宗以前，女真部族里是不禁止近亲嫁娶的。    《清国姓爱新觉罗考》一文后来在《大陆杂志》第二十卷第十期上发表。陈捷先在文章中认为，清室原有的姓氏实在就是“觉罗”，而“觉罗”这个姓氏的由来，是因居地而得。他们的祖先曾经姓过佟姓或童姓，那是因为他们假借了汉人的姓氏，一方面自高门第，一方面便利上达于朝廷。到了清太祖创建龙兴大业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势力强大了。同时又为了激起女真民族的同情，所以舍弃了汉人的姓氏，在自己旧有的姓氏“觉罗”上，加添一个“金”字，这就变成“爱新觉罗”了。 

　　“为了介绍满洲人的语文，为了了解满洲人的历史文化”，陈捷先于1978年由台北大化书局出版了他的《满文清实录研究》，作为《满文档案丛考》的第一集。第二集也于1981年由台北明文书局出版，书名《满文清本纪研究》。陈捷先在写《满文清实录研究》的时候，已经开始整理旧满洲档了，所以他能利用这批珍贵的原始档案与满文清实录进行比较研究。陈捷先指出：“就满文清实录的数量言，应该远比汉文的为多。”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满文清实录，在版本与收藏数量方面都是独特的、唯一的、无可匹比的。陈捷先对满文清实录的史料价值作了如下的评述；“满文清实录记载了有清一代的中外大事，内容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尤其是清初帝王的实录部分，若干记事是汉文本中漏译或语焉不详的，满文记载很有参考价值。太祖等朝的满文实录，若以定本与初修本相较，则讳饰窜改之迹立现，对追考嬗变之由是最好的依据。至于满洲人的风俗习惯等等，在满文实录中也记载得亲切而清楚；对研究满洲文化传统而言，满文清实录是绝对有帮助的。”“由于满文清实录成书于不同的朝代，有古老的太祖武皇帝实录，也有清末受汉化很深的新满文作品，在文字与文法上颇有先后的不同，对满文的汉化及演变情形提供不少珍贵的资料，可以说是满洲语言学者的不可或缺的瑰宝。”[①]

　　陈捷先在《满文清本纪研究》一书中，比较了世界各地图书馆和收藏中心所藏满文书档之后说：象台北故宫博物院现藏的满文本纪，这种朱丝栏本写制的钞本，这样有系统的并且有着几百卷册数量的史书，可以说是没有的。关于清朝皇帝满文本纪的史料价值，陈捷先认为：从时间上说，它记载了清代由兴起而强盛乃至于衰亡的完整过程。从内涵上说，它反映了清朝皇家的活动、帝王的生平、政府对内措施以及对外的交涉等等。满文本纪是清代各朝大事的记略，对于研究清史，是很重要的史料。同时又由于本纪修于不同的时代，从中可以了解满洲文字在入关以后的演变情形以及汉化不断加深的程度。 

　　除教学与著述外，陈捷先教授还参与整理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档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69年8月出版的《旧满洲档》。陈捷先把他在参与整理这批档案的心得，写成《〈旧满洲档〉述略》，作为该书前言。所谓旧满洲档，是指清太祖太宗朝的原始档案。广禄、李学智认为，这是与乾隆重钞本很不相同的满文原档，所以命名为《老满文原档》。陈捷先则认为，《满文老档》已作为乾隆重钞本的专用名称，长期为中外学者所沿用；而广禄、李学智命名为《老满文原档》，也不十分准确。因为这批档案虽然大部分是用老满文写成，但也有一部分用新满文写成，所以经过反复研究之后，决定命名为《旧满洲档》。他说：“用《旧满洲档》来命名这批旧档，实际上是从清高宗上谕里得来的灵感，主要的相信这个名称既可以分别旧档与乾隆重钞本在时间上的有先有后，同时也可以包含早期满洲人在关外用老满文和新满文两种文体所记的档案。”[②]

　　关于《旧满洲档》的史料价值，陈捷先教授从六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旧满洲档》可以钩考满文由旧变新的原始与过程；第二、《旧满洲档》可以发明和补足清初的史事；第三、《旧满洲档》可以解释若干满洲专门名词；第四、《旧满洲档》可以给重钞的《满文老档》证误；第五、《旧满洲档》可以帮助看出重钞本《满文老档》残缺的真相；第六、《旧满洲档》可以反映部分明末辽东地方的实况。 

　　他在《从清初中央建置看满洲汉化》一文中认为，清初中央衙门的设置，并不象一般人所说的那样全部仿行了明朝的制度。其实，满洲人在借取明朝典章制度的时候，常常是有条件的、有限度的。他们常是经过理性的思考，不是一味盲目的模仿，而且是择善而从，首重本身利益的。满洲人在了解到汉化不能避免时，在接受明朝典章制度的时候，他们仍注意保持住自己的民族文化。满洲人利用西藏的喇嘛教控制了蒙藏地区的黄教世界，汉化只是为了掌握全国统治权的一种手段，正如兴黄教以曳蒙古，信喇嘛而不佞佛一样，满洲人的汉化并不愿被汉人完全同化。 

　　陈捷先教授的治学领域是非常广泛的，除了研究上述有关满族先世、满族语言文字、满族婚姻习俗以及满族汉化等方面的问题以外，他多年来致力于清代政治史、文化史、清代档案与文献的研究，钩考綦详，多有创获。他用中英文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清史的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一部分辑为《清史杂笔》，自1977年起由台北学海出版社陆续出版，先后八辑。前些年，对蒋氏《东华录》产生了研究兴趣，先后发表了《蒋良骐〈东华录〉》所记南明与台湾史事研究》、《蒋良骐〈东华录〉校释》（台北《汉学研究》杂志上连载）《蒋良骐〈东华录〉版本及其研究略考》、《论蒋良骐编纂〈东华录〉的动机等等。最近几年，有鉴于“戏说”历史成风，而且戏说的多为清史，小说或影视剧影响又十分广泛，为了恢复历史真相，他致力书写一系列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目前已完成《康熙写真》、《雍正写真》和《乾隆写真》3部作品，希望这些书能成为“人人可读，人人能读，人人爱读”的历史读物，为广大读者奉献“真实的历史”。 

　　陈捷先教授在国际学术界非常活跃，与各国清史学界的朋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为了促进清史研究的广泛开展，为了筹集出版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档案的资金，利用经常出席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向各国学界朋友呼吁，到美、英、日等国学者的支持，终于在1973年春获得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ＡＣＬＳ）捐赠的一笔可观的出版基金。台北故宫博物院利用这笔经费，出版了《宫中档光绪朝奏折》，按年月编排，每月出书一册。全书共26辑，嘉惠学人，有口皆碑。 

　　陈捷先还多次组织国际学术会议，经由他创设或主导的国际学会有：“亚洲族谱学术研讨会”、“中韩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中国域外汉籍国际学术会议”及“中琉历史关系国际学术会议”等，这些会议与学科都因他的指导策划而蓬勃发展，培养的中外年轻学者更不计其数。对促进国际学术界的联系、文化思想的交流、研究项目的合作，均有贡献.。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后，陈先生又热心和大陆同行们为促进海峡两岸清史学界的学术交流共同努力。他亲自出面，向台湾各学术机构筹措资金，先后举行多次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