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1982年春末，我21岁，考上北大国际政治系的硕士生。管教务的老师通知我：派给你的导师是本系外聘的教授陈翰笙。
“谁是陈翰笙？是写戏的阳翰笙吧？”那老师说肯定不是，可也说不清陈翰笙是干什么的。只告我，听说陈翰笙曾与李大钊和蔡元培共过事，85岁了，脾气倔，要学生去他家面试，面试后才决定收不收。天哪，85岁的人当老师，还是李大钊和蔡元培的同事？
我第一次见到陈翰笙是在他东华门附近的家。他问我为什么要跟他念书？我说那是系里分配的，不过我很乐意来，因为他是蔡元培和李大钊的同事。我们北大77级和78级学生已经捐了款，给这两位在校园立铜像。他问我为什么要念国际政治的研究生？我说，我忒想上研究生，本科学的就是这个，所以只能考这个。随即我就狡猾地转守为攻，“面试”他，“审查”这个无锡老头的“个人历史”。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为面试的“成功”纳闷。他喜我“勤学好问”？换了我，大概会立即撵走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娃娃。后来经历丰富了，我才知道，那是“缘分”，缘起不灭。
开学了，正式去陈翰笙家上课，他已迁居复兴门外24号楼——那时俗称“部长楼”，今天称为“高层板楼”。那“部长楼”并排有两栋，像堵大灰墙立在长安街边，却是80年代起始时京城著名的所在，今天称为“高尚社区”的那种。他要我每次来之前打电话预约，电话号码是“邀尔乐临”（1260）。我记数字的本领在那时就臭名昭著，今天更成为学生们的笑话。亏翰老想出这种怪词，这号码我至今还牢牢记得。从此，陈翰笙成为我的启蒙恩师。两年里，我每周去他“106室”的家中上一次课。每次两小时，单兵教练。
自1984年夏毕业，至恩师过世，时间飞过了20年。不过20年，却天翻地覆，世事全非。当年追随恩师习学国际政治，中国的死敌是苏联。苏联诞生前，恩师就去美国留学。苏联没了，恩师还活着。他的生命跨越了三个世纪！
“106室”的主人于2004年3月13日仙逝，享高寿107岁有余。去他家吊唁，我所熟悉的“106室”全然与20年前一模一样，从未“装修”过，一件新家具没有，均为旧物，连书桌摆放的位置都没变。当年，他坐桌这边，我坐桌那边，学英文，谈历史，一杯清茶，漫议国事，打赌开心。正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106室低声迴荡着先师喜欢的丝竹曲。先师去也，师情犹浓，遗像如生，教诲不敢忘。睹旧物，思故人，满心的惆怅，更有满怀的感动。
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不懂，只好研究菲律宾了
每周去“部长楼”上课，常有意外的惊喜，能见到原只在电影里见过的“高干”名人。因为是固定时间，便能在地铁站见到文革时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他那时好像固定每周半天，乘地铁去四季青公社上班，而且还戴着那顶标志性的草帽，不过不再有政治含义，只为避免让公众认出来。还能见到的其他名人也不少，比如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先师无子女，夫人在“文革”时去世，起居由其九妹照看。先师父母生9子，仅存首末2子，长子先师，另一即九妹。先生的小妹慈眉善目，迄今健在，高寿91岁了。每次去上课，到家落座，她便端来一杯清茶。谈历史时，她有时取椅坐于先生身旁，偶尔取笑先生眼疾，拍着他的手，说他瞎眼不辨人。她给师生关系带来一份轻松，带来了家一般的气氛和爱意。到了80年代中，她年事已高，自己都需人照顾了，返沪养老。她女儿童大夫一家照看先生，直至为先生送终。
与现时不同，陈翰笙对指导研究生是非常认真的。师生就是师生，每周必定要上课的，但“课堂气氛”轻松愉快。而今许多文科研究生隔周上课，还忙着为导师写书，学生写书给学生念。陈翰笙上课按部就班，1小时教授英文（中译英），1小时谈历史、社会、时政、和硕士论文。先生有高朋来访，亦不得逃课，命我移座去听他们的高论。
先生指导论文非常有办法，是紧逼盯人式。
第二次去他家，就把我的论文方向定下来了。他问，你研究外国政治研究哪里？我说研究第三世界。他说，研究拉美你不懂西班牙文。研究非洲你不懂祖鲁语或者斯瓦西里语，也不懂法文。研究中东你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只能研究亚洲。研究亚洲的南亚，取得资料太难，研究的人也不少了。研究东北亚你不懂朝鲜文，不懂蒙古文，所以只剩下东南亚了。新加坡最反共，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没有资料。其他国家的语言你也不懂，只好研究当时与中国关系不错的菲律宾了，菲律宾的官话是英文。我只好说，菲律宾就菲律宾吧。他说，下个礼拜，你把北大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所有关于菲律宾的资料拉个清单，拿来给我看。原来，研究方向是这样定的！后来我把此法略加改进，用于自己带的研究生，屡试不爽。
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疯狂地往返于北大和北海（当时国家图书馆还在北海旁边）之间。翰老极为重视“资料”，重视到近乎痴迷的地步。他80多岁了还在主编《华工史料》，以及《外国历史小丛书》。他还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图书馆的创始人，那是世界上几个顶尖的专业图书馆之一，至今使用陈翰笙独创的编目法。好在当时国内有关菲律宾的资料稀少，自麦哲伦登陆后的数百年也没多少中文著述，进口外文书就更少，抄录图书馆卡片就够了。到第三次见面，我拿着手抄的清单去见老师。翰老很满意，很高兴。后来开始教书，就懂得他为什么满意我了：我并不因他近乎失明而偷懒，比今天的多数研究生勤奋、听话。他问，资料大多是关于什么的？我说是关于历史的。他说那就对了，要我认真读菲律宾的历史，找个细点的研究领域，下周来告诉他。
我又废寝忘食地读了一个星期，摸清了菲律宾历史的大线索。菲律宾史大体是民族主义发展史，是民族形成史。到第四次见面，论文题目就定下来了，研究菲律宾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这篇论文说明，帝国主义导致殖民地，殖民地导致民族形成，民族形成导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导致独立，宗主国让殖民地独立时留下民主制，民主制在新帝国主义的面前的脆弱导致民族主义的专制，专制的堕落导致民族主义的民主化浪潮。我完成这篇幼稚的论文只用了两年，是当时北大文科惟一提前一年毕业的研究生，还是经“校务委员会”讨论同意的。当时的理工科有否此例，我不知道。为了追求做硕士论文的效率，我“逃”了不少北大的课。回想起来，逃课很“值”。后来在北大执教，我从不点名，学生爱来不来，可迟到，亦可早退。翰老曾告诉我，上课“自由来去”，是老北大的自由传统之重。
翰老居然为研究生写论文收集资料。从第三次见面起，翰老就开始剪报，让家人和秘书给他读报后把有关菲律宾的报道全剪下来，每周都会给我一些豆腐块剪报，两年下来，竟是一大堆。如此，我有了认真读报的习惯，读每条消息，就会想想这条消息说明了什么，能支持什么样的论点。对照今天，老师让研究生为自己写书，方知翰老为学生收集资料之不同。老师的心血，当时看似平常。自己做了老师后，方知那是极为不易的。自己做了父母，才知父母对子女的一片心。
比起本科时代，硕士论文让我的学术本领“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我学术生涯的起点。我把那篇论文译成英文，寄给加州伯克利大学政治系，改变了他们因没有GRE成绩而不录取我的决定，挣来了当那个系博士生的资格。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拉美国家”，与拉美情况非常相似。这项研究使我后来很容易理解拉美学者发明的“依附论”，决定了我以“比较政治学”为生，也奠定了我在右派时代对左派的同情。有时我甚至自嘲：如果那时知道科学在于精致地证明出色的因果关系，“依附论”的发明权可能就归我们爷儿俩了。
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
翰老还教我写文章。要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条是一辈子不会忘的，就是通俗易懂，写短句，不用生涩的词。他告诉我：没学问的人，才用怪词。凡使用老百姓不懂的词，要么是想吓唬读者，要么就是没读懂外文原文。因为他当时没讲出什么道理来，我一直不服气。有一次，我提到“社会结构”，他马上严厉地质问，什么叫“社会结构”？我当时并不知“系统论”的道理，只是人云亦云而已，一下子把我问倒了。就说，结构就是structure。他更恶狠狠地问，什么是structure，我不懂英文！我解释不出来，憋了半天，才脸红脖子粗地争辩说，我指的是“阶级力量对比”。他嘲笑我，那你就直说“阶级力量对比”就好了，干吗要用什么“社会结构”啊？还structure呢！我还是不服气，认为他强词夺理，但这件“强词夺理”的事给我印象太深了。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写博士论文，导师认为我的英文句子太长，让我去读韩丁写的《翻身》，说那是最好的英文。老师解释说，社会科学作品与自然科学不同，是要给大众读的。大众读得懂的文章，才是好文章。大众读着明白顺畅的文章，是最好的文章。老师告诉我：博士论文，应当让你没念过政治学的老妈也能流利地阅读。我这才恍然大悟，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没有一个长句，没用一个“大词”，所以是文笔最好的书。该书的中文版是学生翻译的，学生没能领会其语言的通俗，自以为是地翻译成很“学术”很“洋气”的味道。社科论文的“学术气”，其实就是“学生气”。 翰老早就对我讲了这话，是学生愚钝，迟迟未能领会。
踢着顾维钧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
看上去，先师是无所不通的杂家，却是学历史出身。他要我认真读历史，什么历史都读，古今中外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非常幸运，老师的传奇经历本身就是部丰富的历史书。他的历史感如此之强，经历如此有趣，那时的我虽无法理解，却留下深刻印象。
翰老讲他当年在美国做学生，当过激进学生的代表。顾维钧去美国谈判，陈翰笙代表学生闯入会议室闹事，踢着顾维钧坐的椅子，警告他不许卖国。先师告我，顾虽西学出身，老婆却一大堆。我那时在读《顾维钧回忆录》，津津有味，正在做外交家的梦。翰老三言两语，把我对顾的向往和对外交的神秘感一扫而空。
先师写过关于巴黎和会的博士论文，我与他谈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政治经济史，他不讲，却讲了去德国的缘由。从芝加哥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师去哈佛读博士，一年多以后就没钱继续了，于是带着仅余的一点钱同夫人顾淑行去了德国。战后的德国经济已经彻底崩溃，那点美国钱值了许多，够坐火车的豪华包厢，还够雇个德国佣人。我在美国也学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史，学到什么，全然忘记了。若干年后，苏联垮台，中国人那点可怜的工资却能在俄国过上神仙日子。这就让我想起了翰老去德国的故事，对什么是“经济崩溃”理解得非常鲜活。当国内的“民主派”们说，不管怎么样，俄国到底是民主了。每到此，我就会想起翰老讲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是怎么垮台的，蒋介石的统治是怎么垮台的。经济崩溃，不是民主的福音，是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温床。
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
当时北大有一美国来的华裔访问学生，请我帮忙查她爷爷的历史。说她父母从不谈论其在法国得到博士学位的爷爷。可她爷爷好像很出色，做过中国的大官。我查不到，就去问陈翰笙。翰老不仅知道，还与那人有过交往。那人做过司法部长，不过是汪伪政权的司法部长，病死于监狱，先是国民党的监狱，后是共产党的监狱。我当时在学日文，翰老提示我去查日本出的中国名人录。我果然在那里查到了该汉奸的生平。华裔女孩得知我的“研究结果”后，一脸的落寞，让我很不忍心。
查那本名人录时，我顺便也查了“陈翰笙”，记载居然更详细。让我震惊的是，书里写到：根据日本的情报，1944年蒋介石命令在昆明抓捕陈翰笙，昆明突然飞来一架英国军用飞机，把陈翰笙接到印度去了。我就这件事问过翰老，他只告诉我，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些事是要带到棺材里去的。把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与学术生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陈翰笙是中国第一人。在日本被处死的世纪著名间谍左尔格，获得了“苏联英雄”称号，却是翰老介绍去日本的。翰老在印度的研究工作卓有成效。他那时写的英文书，今天还在美国不少大学南亚课程的必读书单上。不仅如此，陈翰笙还是我们国家追随共产党闹革命的第一个洋博士。
提出推翻“三座大山”，成了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讲中国经济史，特别是农村经济史。他讲的英美烟草公司（BAT）历史特别有趣。公司被中国本地官僚介绍给农民，先给中国农民发放优惠的小额贷款，让他们从粮食作物改种烟草。而收获的时候却以垄断性的低价收购烟叶。种过烟草的地不适合种庄稼了，农民命运只能由外国资本家左右。当烟草市场崩盘，农民还得向地主照交地租。由此，他在三十年代初就得出结论：中国农民不仅受地主的盘剥，还受外国资本的压榨，也受本地官僚买办的压榨。除了造反，没有出路。这个项目是为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做的情报研究。依赖贫苦农民闹革命，推翻“三座大山”，是这样被翰老提出，在学界传播开来，而且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
翰老是现代中国农村调查的创始人，在农村研究上的成绩闻名海内外。提到陈翰笙的中国农村研究，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也钦羡不已。这位今天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当初也热情支持我继承陈翰笙的衣钵，继续研究中国农村问题。这便是我那本《农民与市场》的来源。陈翰笙研究20世纪中国农村的上半期，说明资本主义让中国小农破产和造反；我做20世纪的下半期，说明因为有25年的社会主义集体传统，所以市场经济没能让中国的小农破产和造反。在做陈翰笙的学生时，我就有个心愿，要做一点农村研究，要“青出于蓝”。“青出于蓝”的后半句，当然是由不得自己说的。
毕业数年后，我要去美国读博士，翰老为我写推荐信。到了那里才知道，他在美国的名气比在中国大，他的推荐信是关键性的。又过了好多年，我才懂得，有这样一位出色的学者领着入学术之门，是多么幸运。可惜当时年幼无知，修课时偶得的先生遗墨，均已荡然无存。
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不当北大副校长
如所有其他人，我称老师为“翰老”。今人可能会觉得学生这样称呼老师有点怪，却颇有道理。1996年，翰老99岁，政府在人民大会堂为他庆百岁华诞，国内社科界左中右派的名人几乎到齐了。其间，季羡林先生自述成为“翰老学生”的经历，让我暗中吃惊。在北大教书，对季先生高山仰止，既为翰老门徒，岂非季先生“师弟”？解放后，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有一声名显赫的“无锡帮”，均是得翰老师惠的弟子。各代弟子都尊称“翰老”，就不会有辈份上的尴尬。先师“文革”中赋闲在家，义务教授英文，业余弟子在美国能编一个营。
“翰老”是我们大家的，因为他学问好，正直率真。
先师是学问家，也是政治和社会活动家。他一辈子讲原则，对自己心中的原则不妥协。因为他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不愿与苏联人共事。归国后他拒绝做外交部副部长，也拒绝当北大副校长，号称“不会用刀叉，只会使筷子”。他疾恶如仇、直言直语，建国后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自然也是仕途从不长进。我去读书时，常为他对时政的严厉评论所震惊。我曾说，你这么讲话，不怕进监狱？他说，为什么怕进监狱？我说，那你若准备进共产党的监狱，当初还入共产党干什么？他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为了打倒军阀啊，打倒旧军阀、新军阀。”
先师是大学问家，却一点架子都没有，我在他家读书，丝毫不感到压力。惟一有压力的是，课业结束离去时，他必定起身送至电梯口，作揖而别，让我觉得不敢消受。后来方知道，他是无论老幼亲疏、地位高低，尽皆如此。
老师平易，学生也就张狂。今日想来，依然趣味昂然。有一天，谈到苏联发动世界战争的危险——那个时候的大课题，他预测5年里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理由是，苏美两国疯狂地生产和储存了那么多武器，不打仗，两国的军工联合体有什么道理生存？我和他起劲儿地争论，也说不服他。心生一计，就要求打赌，他居然同意了，问我赌什么？我说，5年后的这一天，如果世界大战没打起来，他那个月的工资归我，打起来了，我那个月的工资归他。他想了想，说他太亏了，不平等。那时候他的工资将近400元，我是40元，工作5年大概也就70－80元。他自己提了个赌注：输了就把手边那件大衣给我。不到半分钟，他又变了，声称那大衣是与斯诺穿错了的，不能给我。历史博物馆要，他不给，怕给弄丢了。我对此解释一声不吭，最后他自己不好意思了，改了说法：若5年后的这一天，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他要拿根杆子把这件旧衣服杵出窗外，就当作挂了投降旗。他不提我输了怎么办，就是认输，承认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转自国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