廓尔喀^a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与中国西藏和英属印度相邻。第二次廓藏战争后，廓尔喀王拉纳巴都尔萨野（Ran₄a Bahādur Sāha）开始向清廷俯首称臣，并承诺“五年遣使入贡一次”，从此，每值例贡之年，廓尔喀都会派遣使团来华表贡。^b关于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过去由于相关汉文资料的缺乏，国内鲜有学者关注。就笔者所见，目前仅有房建昌《廓尔喀（尼泊尔）朝贡清廷考》、冯树清《晚清尼泊尔五年进贡使团研究（1852—1906）》，两文主要利用英、汉资料简要探讨了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但对道光二十二年（1842）的廓尔喀表贡使团涉及较少，且没有利用廓尔喀语档案。^c近期，笔者整理翻译了一批廓尔喀文原始档案，这批档案来自尼泊尔国家档案馆、尼泊尔外交部等机构。其中部分档案内容涉及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的情况，为我们了解这段史实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可以补正以往史籍记载的不足与偏误。本文利用这些廓尔喀语原始档案，辅以其他语种史料，对道光二十二年的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进行了详细考察，全文分为使团出发前的准备，使团的委派与构成，使团在拉萨的活动，使团在北京

a      廓尔喀原是今尼泊尔境内众多部落之一，乾隆三十四年（1769），其首领用武力灭亡其他部落，统一了今尼泊尔，建立了廓尔喀王国。清代官方档案最早涉及尼泊尔时，称谓并非廓尔喀，即使到了第一次廓藏战争爆发时，也多用“巴勒布” 称呼。直到乾隆五十六年第二次廓藏战争爆发后，清廷才了解到巴勒布其他部落早已被廓尔喀吞并，遂统一称谓“廓尔喀”。

b     清会典馆编，赵云田点校：《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375 页。

c      房建昌：《廓尔喀（尼泊尔）朝贡清廷考》，《西藏研究》2013年第1期；冯树清：《晚清尼泊尔五年进贡使团研究（1852—1906）》，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年。

的朝觐活动、使团回国与意外事件、使团的经济开支等几部分，最后简要探讨使团的性质与作用。^a

一、廓尔喀使团来华的历史背景

据《清史稿》记载：“廓尔喀，在卫藏西南，与巴勒布各部相邻，巴勒布三汗：曰阳布，曰叶楞，曰廓库木；后皆为廓尔喀酋博纳喇赤并吞，及小部落二十三。”^b乾隆末年，廓尔喀连续发动两次侵藏战争，但最终结果是廓尔喀战败，其王拉纳巴都尔萨野开始向清廷俯首称臣，并承诺五年一贡，清廷也册封拉纳巴都尔萨野为额尔德尼王，中廓双方正式建立宗藩关系。此外，清廷还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凡有廓尔喀遣使来藏拜会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其回文须照驻藏大臣旨意缮写。凡涉及边界事务等要事，亦须照驻藏大臣旨意办理”，“外番致书驻藏大臣，应由驻藏大臣给谕 ; 致达赖喇嘛等文书，须译呈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阅后，酌拟回文交来使带回”。^c显然，清廷有意提高驻藏大臣对外事务的权力，从而加强了清廷与喜马拉雅地区诸藩属国的直接联系。与此同时，在两次廓藏战争期间，英属印度虽然保持了表面上的中立，但它对喜马拉雅山地区的殖民扩张并未停止。到了 19 世纪初期，廓尔喀国内爆发政治动乱，老王拉纳巴都尔萨野被杀，王子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野（Girbān₄ajuddha Bīkram Sāha）年幼继位，由毕木兴塔巴（Bimasen Thāpā）担任摄政。从此，在对外方面，廓尔喀开始奉行军事扩张政策，积极蚕食周边的邦国和部落，这就与同样在这一地区奉行殖民扩张政策的英属印度产生抵牾，双方不断在边界地区爆发矛盾与冲突，最终于嘉庆十九年（1814），英属印度以廓尔喀屡次侵扰为由，大举进攻廓尔喀。几次较量之后，英属印度一度占领阳布（加德满都），迫使廓尔喀签下屈辱的《萨高利条约》。^d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廓尔喀王吉尔巴纳足塔毕噶尔玛萨野“因染痘症身故”，其子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Rājendra Bīkram Sāha）继任王位。然而，廓尔喀与英属印度的敌对状态并没有得到缓解，到了道光朝，双方之间关系仍十分紧张，甚至不时爆发冲突。为此，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于道光十七年借例贡之机向清廷呈进求援表文，“求赏银两以备防堵”披楞，却遭到了清廷的拒绝；^e 道光二十年，中英在广东不断产生冲突。消息传到廓尔喀宫廷，立即产生了影响。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再次致信清廷，内称：“披楞之人与京属汉人打仗，京属那边督率大兵与披楞打仗六次，又将披楞商船烧毁、围住。我们闻得此信，甚是欢喜。如奉大皇帝旨意，叫我们去打披楞，我们就去，小的现已预备妥办。”^f面对廓尔喀的请求，清廷答道：“即系披楞有犯京属地方之事，自有天兵前往，不日克平，自无庸再劳尔王兵旅也。尔王系累受大皇帝重恩之人，为当各自小

a      廓尔喀语是一种古老的尼泊尔语，为 16—20 世纪初廓尔喀使用的语言，廓尔喀文为清朝与廓尔喀往来公文中的官方语言。本文廓尔喀文的转写，依照的是尼泊尔国家档案馆的转写方式，即梵文转写方式。本文所用廓尔喀文档案，均由笔者汉译。文中所涉及的廓尔喀人名，均来自廓尔喀文原始档案，译名遵从清朝档案文献中的译法。

b     赵尔巽等：《清史稿》卷 529《属国·廓尔喀》，中华书局，1977 年，第 14705 页。

c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 3 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第 830^-831 页。

d     D₄ ha. Peśal Dāhāl, Nepālako Itihās, Esa. Ke. Pabliśars end₄₄₄a d₄is₄tibyu₄tas，2057，pp. 313^-315.

e      《檄谕廓尔喀王饬驳请求助银事》，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六日，《清代藏事奏牍》，第 186 页。按，披楞主要是对印度或南亚的英国人的称呼。据学者考证，披楞来源于波斯文“Feringī”，藏文音译为“Pherang”。从廓尔喀文档案亦可知披楞的廓尔喀文为“Phira”，其中的“Ph”，发音更倾向于“F”，由此可见，廓尔喀文“Phira”亦为波斯文“Feringī” 的音译。

f      《廓尔喀国王呈递奏禀情形折》，道光二十年十月初三日，吴丰培编辑，赵慎应校对：《清代藏事奏牍》上册，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年，第 156 页。

心把守边界，照常和睦邻封，永享升平之福，是为至要。”^a清廷再次婉拒了与廓尔喀联手对付英人的请求。然而，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并没有放弃，中英爆发的鸦片战争让他看到了“联清抗英”的希望。此时，又面临下一次“五年例贡”，他已经准备向中国派出使团了。

二、廓尔喀使团的表贡程序（一）使团出发前的准备

廓尔喀来华表贡，一般需要清廷驻藏大臣提前檄谕通知。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驻藏大臣孟保、海朴檄谕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知悉：

照得尔国贡期，向系五年一次，原以表尔王恭顺诚悃，感戴大皇帝天恩之意。尔王自道光十七年遣使呈进表贡以后，扣至道光二十二年，又届五年例应进贡之期，本大臣现拟具奏，合亟檄谕尔王遵照。尔王接奉檄谕，即将例贡方物，查照向例，备办齐全，不准额外增添贡物。并将明年何时差人自阳布敬谨恭赍起程之处，一并迅速先为禀复，以凭查核具奏，毋稍迟误可也。特此谕知，并问尔王好。^b 看来，清廷在廓尔喀快到贡期时，会让驻藏大臣提醒廓尔喀王例行表贡，并提前备办贡物，禀复朝贡的具体时间、人员等信息。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接到驻藏大臣的檄谕后，立即着手备办表贡事宜，并于同年四月二十日自阳布回复道：

小的接奉之下，实在感激。所有小的部落中出产之物，现在觅办；所有小的部落中不出物件，业经差人赴甲噶尔（印度——引者注）采办齐全，于来年例贡届期，拣派噶箕头目人等小心护送，赴藏之时，还求二位大人施恩代为转奏，临时再为另禀，恳求指示。^c 显然，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对备办贡物一事十分积极，除了在本国采办贡物之外，还要从甲噶尔采办贡物。据尼泊尔外交部保存的廓尔喀文原件显示，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派人“前往甲噶尔马叠思（Madhes）地方采办贡物”。^d

关于廓尔喀从甲噶尔马叠思地方采办贡物一事，还曾被道光帝降旨训斥：

松廷等奏，接据廓尔喀禀称，来年例贡，届期所有该部落出产之物，就近觅办，其部落中不能出产物件，业经差人前赴甲噶尔地方采办等语。廓尔喀国王例进方物，自当皆系该部落所产，方符任土作贡之义，何以称赴甲噶尔地方采办。现查历届例贡之时，该大臣具奏折内并未如此声叙，松廷等何得据以入奏。来年既届例贡之期，着传例该国王，准其照例专遣贡使赴京。该大臣等计算日期，令该贡使到藏，派员护送起程，于明年封印前后到京，随班瞻觐。至其例进贡物，止谕令该国王遵照向定章程备办，不得藉词增减。其所禀赴他处采办一节，竟可置之不问也。将此谕令知之，钦此。^e 这表明，清廷对属国廓尔喀的贡物还是有一定要求的，一般采取“任土作贡”的土产原则，即廓尔喀呈进的贡物，必须是廓尔喀本土的物产。然而，廓尔喀为内陆山国，经济多赖贸易，因此，向清廷呈进的贡物主要从邻国印度采购。道光帝的这道上谕显然是不了解廓尔喀的实际情况。

关于廓尔喀向清廷呈进的贡物，据廓尔喀文档案为：

a      《檄谕廓尔喀国王稿底》，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初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156 页。

b     《檄谕廓尔喀王将例贡办齐》，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一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170 页。

c      《廓尔喀王来禀》，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171 页。

d     “Documents dealing with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 to China”, Poka No. 6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thmandu. 原件为廓尔喀语，下同。

e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道光朝上谕档》，第 1245 页，转引自何新华：《清代朝贡制度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20 年，第 73 页。

珊瑚珠（Mugā mālā）1 串，金丝缎（Rupaulā tās thān）2 匹，卡契缎（Kikhāp thān）20 匹，片子（Sulatāni banat tākha）13 匹，食果（Galeta thān）4 盒，肉桂（Dālacini sadusa）5 盒，豆蔻

（Jāyaphala goda）1000 颗，丁香（Labaga Dhārni）6 盒，圆槟榔（Dksiri supāri dhārni）6 盒，扁槟榔（Supāri dhārni）10 盒，象牙（Hātī dāt）4 根，犀牛角（Khāga gotā）2 根，宝剑（Tarobār）4 把，腰刀（Khudā）2 把，库库利弯刀（Khukuri）4 把，鸟枪（Todebāl banduk）2 杆，双眼枪（Saduki banduk）1 杆。^a

可以看出，这些贡物颇具南亚特色，其中既有廓尔喀名土产腰刀、库库利弯刀等，又有来自英国的精利火器。此外，使团还携带了送给清廷官员和西藏地方官员的礼物（参见表 1）。

表 1 廓尔喀使团给清廷官员和西藏地方官员的礼物清单

资料来源：“Documents relating to presents sent to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Nepalese mission”，Vijay

Kumar Manandho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s to China 1792-1906，PP.89-92。

由表 1 可以看出，廓尔喀送礼的对象为表贡途中必须要拜见的高级官员。其中送给两位驻藏大臣的礼物数量最多，这可能是因为廓尔喀想要获取驻藏大臣的好感，以此来提高向清廷求援的成功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鉴于达赖喇嘛的特殊身份，先前历届廓尔喀使团都会将达赖喇嘛作为主要的送礼对象，且礼物的种类与数量均与班禅喇嘛相同。而此次使团起初并没有给达赖喇嘛备礼，究其缘由，或许是因廓尔喀尚不知十一世达赖喇嘛已经坐床所致。十世达赖喇嘛于道光十七年九月（1837 年 10 月）圆寂，十一世达赖喇嘛直到道光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1842 年 5 月 25 日）才被迎至布达拉宫举行坐床典礼。^b因此，在廓尔喀的原定礼物清单中并没有备办十一世达赖的那份。直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1842 年 6 月 16 日），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才接到西藏地方“赏来信字”，得知十一世达赖喇嘛坐床的消息。为了补办十一世达赖喇嘛的礼物，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还推迟了使团出发日期，最终补办的礼物为： “金丝缎一匹，片子一匹，细白布二匹，象牙碗一个，食果四盒。呈送坐床礼物，金丝缎二匹，花布一匹，大白布二匹，象牙一对，象牙碗二个，槟榔二盒，豆蔻二十五个，丁香一斤，肉桂一斤。”^c由此可见，除了通常的见面礼之外，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还特意呈送了坐床礼物。因此，达赖喇嘛的礼物在数量和品种上较班禅喇嘛为多。

a      “Documents relating to presents sent to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Nepalese mission”，Vijay KumarManandh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s to China 1792-1906，Adroit Publishers, 2001, pp. 89-90. 原件为廓尔喀语，汉译参考了清代汉文文献译法，下同。

b     罗荣：《十一世达赖喇嘛年谱》，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303 页。

c      《廓尔喀王与达赖喇嘛信字及赠品》，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八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23 页。

驻藏大臣孟保、海朴收到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备好贡物的复文后，便于道光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将廓尔喀进贡讯息转呈理藩院，奏闻道光帝，得到后者朱批允准后，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再次檄谕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

经本大臣据情奏闻大皇帝。现奉朱批：知道了，钦此。钦遵。合亟填用预印空白檄谕尔王遵照：务将应进贡物早为备办齐全，来年照依上届起程日期，专差妥实噶箕等恭赍到藏，憩息数日，再行前往。仍将于何日自阳布起程，由何路行走之处，先为具禀，以便委员前赴边界接护照料可也。特此谕知，并问尔王好。^a 由此可见，每届贡期，廓尔喀派遣使团前往中国，都需要遵循一系列程序：首先，由驻藏大臣檄谕廓尔喀王“又届五年例应进贡之期”，要提前“备办贡物”；然后，廓尔喀王要把表贡事宜先行咨报驻藏大臣，由驻藏大臣转呈理藩院奏闻皇帝；最后，在皇帝允准下，再由驻藏大臣檄谕廓尔喀王，批准此次进贡请求。

（二）使团的委派与构成

从上文檄谕可知，驻藏大臣在批准廓尔喀使团进贡的同时，又嘱咐廓尔喀王将使团出发日期及行程具禀汇报，以便他们提前委派官员赴边界迎护使团入境。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向驻藏大臣发出禀文。尼泊尔外交部档案收藏了这件禀文的廓尔喀语原文，其中提到：

小的接奉之下，实甚感激，所有小的五年应进贡物，遵照向例业已备办齐全，今拣派得噶箕达莫达热邦哲（Kājī Dāmādar Pād₄e）之孙，系正使噶箕名杂噶达拔蒙帮哲（Kājī Jagatabama Pāde），副使萨尔达尔名毕热拔达热噶热格（Sardār Bir Ba Dra Kārki），及大小头目，遵照前例4拣派四十五名，于四月二十五日自阳布起程，由库提（Kūti，即聂拉木）行走，赶于六月内抵藏。一俟噶箕行抵拉萨（Lhāsā）之时，再为面禀一切，恳祈二位驻藏大人（Lhāsākā 2 Abālāī）对入觐仪制一一指示教导。^b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这届廓尔喀使团由正使噶箕^c杂噶达拔蒙帮哲、副使萨尔达尔^d毕热拔达热噶热格及大小头目等四十五名成员组成。关于使团成员的具体构成情况，可参见尼泊尔皇家陆军总部（Royal Nepal Army Head-quarters）保存的廓尔喀语贡使清单，兹译录如下：

正使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副使萨尔达尔名毕热拔达热噶热格；大头人八名（A₄tha pagari kā janā 8 ke），苏必达热 ^e 毕纳满热敦巴扎里（Subedār Bīramardana Bhad₄āri）、苏必

达热苏热敦帮哲（Subedār Surdana Pād₄e）、喀尔达尔 ^f 喜底拉兴（Khardār Siddhinara Si）、汉话翻译哈日格四朗（Ci.Dobāsyā hri Karśn₄a）、苏必达热阿吉达拉哈拉哈兴卡底（Subedār

Ajitana Kanaka Si Khatrī）、苏必达热莺六达兴（Subedār Indrasi）、苏必达热薄处八卡底（Subedār Bhotu Baketi）; 杂玛达热 ^g 拉纳兴卡日（Jmādār Nainasi Adhikāri）；小头人六名

a      《檄谕廓尔喀王办理例贡》，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194 页。

b      “Documents dealing with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 to China”, Poka No. 6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thmandu.

c      噶箕，廓尔喀语为“Kājī”。廓尔喀二品官，辖文武官。《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为“中世纪尼泊尔的主要行政长官，相当于部长”。见 Nepāl Rājakoya Prajñā-Pratis₄tān, Nepālī Bar₄hat Śabdakosa, Kathmandu, 1983, p. 222。

d      萨尔达尔，廓尔喀语为“Sardār”。廓尔喀三品武官，管兵大头人。《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为“政府高级行政长官”。历届廓尔喀使团副使皆为“萨尔达尔”。见 Nepāl Rājakoya Prajñā-Pratistān, Nepālī Barhat Śabdakosa, p. 1314。

e      苏毕达热，廓尔喀语为“Subedār”。廓尔喀四品武官，管兵大头人。《尼泊尔语大辞典》解释为“统领 100 名士兵的军官”。见 Nepāl Rājakoya Prajñā-Pratis₄tān, Nepālī Bar₄hat Śabdakosa, p. 1360。

f       喀尔达尔，廓尔喀语为“Khardār”，即书识，为廓尔喀高级文职。见 Nepāl Rājakoya Prajñā-Pratis₄tān, Nepālī Bar₄hatŚabdakosa, p. 288。

g      杂玛达热，廓尔喀语为“Jmādār”。廓尔喀五品武官，管兵小头人，相当于班长职衔，管 20^-25 名士兵。见 Nepāl

Rājakoya Prajñā-Pratis₄tān, Nepālī Bar₄hat Śabdakosa, p. 415。

（Pagari janā 6 ke），杂玛达热巴里亚纳艾卡把达玛（Jmādār Bhariyā Nāeka Padama）、杂玛达热莺达兴卡底（Jmādār Indravira Khatri）、杂玛达热麻鲁（Jmādār Māru）、杂玛达热咱哈毕卡底（Jmādār Bīra Khatri）、杂玛达热纪底玛（Jmādār Trimā）、杂玛达热的比巴萨尔达帮哲（Jmādār Debi Prasāda Pād₄ e）。^a

显然，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萨尔达尔毕热拔达热噶热格为使团中品级最高的官员，因此，担任使团的正副使职位。除此之外，使团的主要成员还有苏必达热、喀尔达尔等高级官员以及杂玛达热等低级官员，总共 14 名。剩余的 29 名成员为兵丁及跟役。总体来看，廓尔喀使团主要成员的官衔普遍较高，可见廓尔喀对来华表贡的重视。此外，清廷对廓尔喀使团的人员规模有所限定，历届使团都保持在 45 人左右。这种限定，既是为了节约路途接待费用，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

（三）使团在拉萨的活动

关于廓尔喀使团从阳布出发的时间，廓尔喀语档案记为“四月二十五日”，但实际出发时间是五月二十八日，似乎使团因补办达赖礼物等事耽搁了一月。^b

廓尔喀使团自阳布出发，须先“恭赍到藏，憩息数日，再行前往”北京。所谓到藏，也就是抵达拉萨。从廓尔喀王的禀文可知，使团“自阳布启程，由聂拉木行走”。据清代汉文文献记载：“西藏之济咙、聂拉木、绒辖……等地与廓尔喀相邻，为出入要道。”^c其中的济咙和聂拉木更是西藏与廓尔喀的重要边境口岸。关于从阳布到聂拉木的路线，根据松筠《西藏图说》的记载可知为“阳布→锡巴寺→阴拉古扎→达拉巴泥→曲桑→木萨硚→札木→噶宜卡”。^d

当廓尔喀使团抵达聂拉木后，驻藏大臣孟保、海朴“预行传知经过地方汉番官员妥为照料，迎护入境”。然后经门帕哈、定日、拉孜、日喀则、大竹卡、羊八井，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行抵拉萨。在拉萨，使团一般会在廓尔喀驻藏代表纳亚克（Nāyāk）^e的安排下入住宾馆。之后，贡使便会依次拜谒两位驻藏大臣、达赖喇嘛、西藏摄政和拉萨四噶伦，并呈献礼品。同时，驻藏大臣也会提前验收使团呈进的表贡，主要是为了确保贡物与表文符合“向例”。驻藏大臣孟保、海朴“将贡物逐一查点，均与向例相符”，便饬令将其“装贮妥固”。待驻藏大臣验收贡品无误后，又将入觐仪制一一向廓尔喀贡使指示，并“随赏给皮衣绸缎等物”，“酌给盘费银一百两”，“照例筵宴”，以示奖励。^f与此同时，驻藏大臣孟保、海朴还得向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檄谕通知贡使抵达拉萨及其情况：

兹该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沿途甚为清吉，已于七月十六日行抵前藏。本大臣察看该噶箕等恭敬恳诚，明白晓事，足见尔王用人得当。随令该噶箕等休息数日，将天朝仪制明白告知，照例筵宴，赏给盘费食物。^g 可见，孟保、海朴对廓尔喀贡使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称其“恭敬恳诚，明白晓事”，还夸赞廓尔喀王“用人得当”。然而，就在孟保、海朴接到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呈上廓尔喀王的表文，

a      “Documents relating to presents sent to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Nepalese mission”，Vijay Kumar Manandh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s to China 1792^-1906，Adroit Publishers, 2001, pp. 91^-92.

b     孟保、海朴：《廓尔喀王赍进例贡到藏起程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16 页。

c      《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 3 册，第831 页。

d     松筠：《西藏图说》图一，清道光三年刊本。

e      纳亚克为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中叶廓尔喀派往西藏管束贸易巴勒布人等之头人，即廓尔喀驻藏代表。19 世纪中叶以后，廓尔喀驻藏代表开始由“噶巴丹（Kaptān）”充任。

f      《廓尔喀王赍进例贡到藏起程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16 页。

g     《檄谕廓尔喀王派员妥护贡使》，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17 页。

并命廓尔喀语通事译阅后，这种看法发生了转变。因为该表文“内有添叙该国屡被披楞欺凌过甚，仰求赏赐银两，发兵堵御，并请易换藏属地方等情”。他们认为“外藩呈进表章，理宜庄重，今该国王将私事叙入，冒昧乞恩，实与体制未协”，从而欲将廓尔喀王表文“驳回更换”。^a 尼泊尔国家档案馆收藏了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呈给道光帝的这件表文，由于表文过长，笔者在阅览后，将驻藏大臣认为是将“私事叙入，冒昧乞恩”的要点翻译、总结如下：第一，所谓“私事叙入”，是指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陈述了廓尔喀与中国的传统亲密关系，诸如“我廓尔喀人等无不遵仰天朝，永远恭顺”，“我廓尔喀只投诚中国大皇帝，不投诚其他人”，“小王自祖上以来，即系投诚天朝之人，一心一意诚心恭顺”等语。另外，他还将国内发生的毕木兴塔巴（Bimasen thāpā）事件向清廷解释，说毕木兴塔巴私通披楞，人品不好，因此将他囚禁并处死。此外，他还提到了披楞入侵中国广东（kkātā）之事，披楞来信说“中国军队不堪一击，他们已经侵占了广东的大部分岛屿”，因此，让廓尔喀投诚披楞。

第二，所谓的“冒昧乞恩”，指的是廓尔喀在披楞的侵略下苦不堪言，因此廓尔喀王向清廷说明了他“借例贡之期”，特拣派亲信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人出使的另一目的，即“屡被披楞欺凌，叩求大皇帝赏兵，抑或赏给银两资助，以便将披楞人驱逐”。另外，他还借口西藏（Bo₄t）与森巴（Sikha）打仗之事，希望用“廓尔喀所管莫斯党（Mostā）地方给与西藏，调换西藏所管打噶纳卡热（Tākalākhār）地方，将来遇有森巴带兵前来，有廓尔喀承认阻止”。甚至还进一步恳请“将布鲁克巴（Dharma Mulukasamma）附近地方，赏给十里之地安兵驻守”。^b

当时，鸦片战争爆发并且西藏地方随时面临森巴再次入侵的威胁。在此形势下，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借口打仗之事，请求清廷赏兵赏银及易换西藏地方属地，确实有点趁火打劫的味道。为此，他将“私事叙入”，陈述了廓尔喀与清廷的传统亲密关系，向清廷表达了溢美之词。这或许是出自廓尔喀王的肺腑之言，或许是为了粉饰其请求赏兵赏银及易换属地的真实目的。此外，廓尔喀王还提及毕木兴塔巴私通披楞及披楞入侵中国广东之事，其政治目的很明显，就是想激起清廷对披楞的怒火，以便联合抗英。但是，鉴于乾隆末年廓尔喀两次侵藏的教训，清朝驻藏大臣对廓尔喀自始至终都保持防范的姿态。从驻藏大臣孟保、海朴前后奏折表述可知，他们应该已经看破廓尔喀的真实意图。据载，孟保、海朴将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召来，“明白开导，谕以表文内不应如此书写，令其循照旧章另行更换”。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面称：“小的国王呈进表文，系国王自行书写，小的等不敢擅改，若发回本国另缮，往返需时，恐致迟误，若无表章，又不足以昭诚，敬仰求二位大人俯念道远难换，姑准呈进，并祈怜悯边外小藩不晓天朝规矩，格外原宥”。因“事关廓尔喀外藩于例贡表文内添叙乞请各事”，孟保、海朴“未敢擅发檄谕”，于是令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稍息数日”，相应据实奏闻道光帝办理。^c此外，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还遵照廓尔喀王的命令，向驻藏大臣孟保、海朴寻求“赏兵赏银及易换属地”的可能性。但是，当孟保、海朴听说廓尔喀希望寻求三四千万卢比的资金援助时，他们劝告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最好写信给廓尔喀王以确保真实性”；至于“易换属地”之事，“断不可行”。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写信给廓尔喀王，说“他在拉萨已经竭尽所能，然而无济于事，使团不久将会前往北京，在那里他会尝试和实现一切可能的事情”。^d可见，驻藏大臣当面拒绝了廓尔喀“赏兵赏银及易换属地”的请求，甚至一开始是拒绝将表文呈进给道光帝的，

a    《译廓尔喀王表文求为援救予以驳斥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18 页。

b   《尼泊尔政府致中国政府的表贡文书》（Nepāl Sarkārle Cina Sarkārlāī Saugāt pathaudā ko patra），1899 年 3 月 6 日（尼历），尼泊尔国家档案馆藏，信件号：44。原件为廓尔喀文。

c    《译廓尔喀王表文求为援救予以驳斥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18 页。

d   “Mission to China”, Vijay Kumar Manandh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s to China 1792-1906，Adroit Publishers, 2001, pp. 103^-104.

其后在廓尔喀贡使的苦苦乞求下才将此事奏闻办理。从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的信中也可略微体会到他在拉萨没能达成目的时的失望心情。就实际而言，廓尔喀一次就向清廷索要三四千万卢比的援助资金，未免狮子大开口。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清廷尚且自顾不暇，怎会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援助他们认为的“蛮夷之国”。

其后，清廷“因恐耽延时日，有误贡期”，谕令表文“姑准呈进”。廓尔喀使团在拉萨停留了十日左右，于七月二十七日离开拉萨，前往北京。驻藏大臣孟保、海朴添派通晓廓尔喀国语言文字之守备李国安，督同把总崔绍南由前藏护送廓尔喀贡使起程，“径送至京，以期照料”，并派“沿途将备逐段护送至打箭炉，交四川总督派出之文武官员接替前进，一面咨明经过省份照例妥为应付”。^a

需要补充的是，在廓尔喀使团离开拉萨后，驻藏大臣孟保、海朴还特意檄谕驳斥了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告之“外藩呈进表章词句，必须庄重，今尔王将私事叙入，实与体制未协，本应驳回另缮，因恐耽延时日，有误贡期，且据尔王差来噶箕等再四恳求，是以姑准呈进，以后不得再行错误”；至于求赏银两一事，孟保、海朴“谕以天朝向无赏赐外夷银两之例”，并嘱咐其“毋再假托浮词妄行渎恳”；至于求请发兵堵御之事，孟保、海朴宣称“天朝统驭万方，一视同仁，从无拨兵与外夷代守地方之例，尔王惟有爱惜百姓，好为把守各处边界，不可轻举妄动，自无他虞”。^b显然，在道光帝的授意下，驻藏大臣完全拒绝了廓尔喀王“赏兵赏银及易换属地的请求”。

（四）使团在北京的朝觐活动

廓尔喀使团在北京的朝觐活动是整个表贡程序中的最终环节。贡使在清廷官员的护送下，最终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达北京。^c其后，应是在理藩院的安排下前往馆舍就住并为其提供起居饮食等方面的各种供应。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在馆舍休息了六日。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廓尔喀贡使“觐见中国大皇帝，并呈上表贡”。^d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廓尔喀使臣杂噶达拔蒙邦哲等二人……于午门外瞻觐”。^e廓尔喀贡使到京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瞻觐清朝皇帝的仪式。清朝有规定，贡使到京后，如“恭遇皇帝出入，带使臣瞻仰天颜，并迎送圣驾”。^f看来，廓尔喀贡使可能是在午门外瞻觐时呈上表贡的。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初四日，“上御紫光阁，赐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外藩使臣、呼图克图等宴，并赏赉有差”。^g紫光阁是明清皇帝校阅骑射、殿试武举进士之地。乾隆朝两次改建后，紫光阁除了保持殿试武举的传统功用外，还成为筵宴功臣和赐宴外藩的新场所。在筵宴过程中，清廷按例会安排摔跤表演等节目。^h因此，廓尔喀贡使可能是在紫光阁赐宴时观看的摔跤表演。由日记可知，廓尔喀使也在宫中观看了摔跤表演。正月十五日，正值上元节，“中国大皇帝（Cina

a      《檄谕廓尔喀王请援不符体制又请将拉达克及布鲁克巴归其管理更不可行》，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20 页；《廓尔喀王赍进例贡到藏起程折》，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16 页。

b     《檄谕廓尔喀王请援不符体制又请将拉达克及布鲁克巴归其管理更不可行》，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20 页。

c      “Documents dealing with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 to China”, Poka No. 6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thmandu. 原件为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用廓尔喀语书写的在京活动日记。日记日期皆由尼历换算成中历，换算依据《中西回史日历》下，《陈垣全集》第 5 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922 页。

d     “Documents dealing with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 to China”, Poka No. 6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thmandu. 原文为“(1899) Māgh 18 dina jādā Śrī 5 Cina Bādasāhako darsan garyā ra saugāt bujhāyā jhan”.

e      《清宣宗实录》卷 387，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壬寅。

f      何新华：《清代朝贡制度研究》，第 110 页。

g     《清宣宗实录》卷 388，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丁未。

h     姚文君：《清代紫光阁功用管窥》，《民族史研究》2019 年第 1 期。

Bādasāha）赐宴，并与之游湖观光”，晚上燃放并观赏烟火。^a据《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上御山高水长，赐王公大臣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及外藩使臣等食。^b山高水长景区位于圆明园万方安和之西南，其正宇为山高水长楼，楼下设御座，楼上为内廷王公大臣及朝正外藩的座次。楼前为数顷的宽阔广场，平时是皇家禁军进行操练和宴请外藩的地方。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前后，在筵宴外藩之际，还在山高水长观马戏、设烟火、陈百戏，举行一年一度的鱼龙角觗之戏和燃放烟火爆竹等盛大活动。烟火表演，是清宫庆祝正月十五上元节的重要节目，地点一般在圆明园、南苑或西苑，各国来华的贡使都要被清廷赏赐观看烟火表演。这类烟火表演一般都规模盛大，璀璨绚丽。由噶箕日记可知，廓尔喀贡使也于正月十五日晚上燃放并观赏烟火。

正当廓尔喀贡使在京欢度上元佳节，完全沐浴在帝国创造的万丈光辉之中时，清廷于正月十七日发给廓尔喀王一道上谕。在谕旨中，道光帝嘉奖了廓尔喀王派遣使者“恭请朕安，纳表进贡”的忠诚，表达了自己的欣悦之情；重申了“天朝统驭万方，一视同仁”，“从无借兵借饷赏地易地之事”；告诫廓尔喀王要“爱惜百姓，把守边界，不可轻举妄动”。^c道光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强调清廷不会答应廓尔喀王的“冒昧乞恩”，劝其“杜绝妄念”。虽然道光帝婉拒了廓尔喀王的请求，但仍按旧例回赐了赏物，“随敕赉赏：各色大缎二十四匹，妆缎四匹，闪缎四匹，金丝缎四匹，漳绒四匹，锦缎四匹，漳绒坐褥面八个，三十两重银背壶二把，二十两重银盖碗二个，珐琅器二件，玻璃器二件，把几碗二对，磁器二件，奶茶碗二对，加赏玉如意一柄，朝珠一盘，玉器二件，雕漆器二件，玛瑙器二件，水晶器二件，竹器二件，大荷包二对，小荷包二对，茶叶八瓶”，均交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赍往。^d

（五）使团回国与意外事件

廓尔喀使团在京停留四十余日，之后便在理藩院的批准下，“朝觐事毕，恭赍御赐转回”，于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自京起程回国。六月二十八日，驻藏大臣孟保、钟方^e得知廓尔喀使团“不日即将抵藏”的讯息后，立即檄谕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知悉：

照得尔王上年专差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赴京朝觐事毕，恭赍御赐转回，计期七月中旬内抵藏，令其歇宿数日，本大臣照例赏给后，即派委汉番官员由藏护送起程回国。除传饬沿途照例将该噶箕等需用马牛人夫及食物帐房等项安为预备，一俟该噶箕等到彼，即为应付前进外，合先檄谕尔王知道。尔王接奉此谕，即便拣派头目，照例前赴边界地方恭迎御赐，以昭敬慎。尔王仍将所差头目于何处迎接之处，迅即禀复，以凭饬知汉番官员并噶箕等遵照由何路行走可也。特此谕知，并问尔王好。^f 由此可见，在廓尔喀使团即将返藏之际，驻藏大臣会提前通知廓尔喀王，让其做好派员迎接贡使和御赐的准备，并将迎接之处先为禀复，以便驻藏官员护送使团出境。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接奉檄谕后，便立即着手委派迎接头目，并回禀道：

小的接奉之下，欣知该进京噶箕等不日转回，深蒙二位大人恩典，预饬沿途一带催备马牛食物，又令汉番官员护送等语。小的奉此谕后，实在感激，随即拣派干练萨尔达尔一名补热纳尊达热萨哈，并派明白晓事小头目等，均照向例择日令赴济咙地方恭迎敕书、御赐，并同进京

a      “Documents dealing with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 to China”, Poka No. 6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Kathmandu. 原文为 “Phālgun sudī 13 roja 1 mā Śrī 5 Cina Bādasāhako darsan garyākā rahayā jhan talāumā khelyākā tamāsā ra thāmī kayākā ātās bājīko tamāsā dekhyā”.

b     《清宣宗实录》卷 388，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壬戌。

c      《谕廓尔喀王文》，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33 页。 d 《谕廓尔喀王文》，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33 页。

e      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二日钟方接替海朴任驻藏大臣。见《到藏领赏谢恩折》，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47 页。

f      《檄谕廓尔喀王赴京朝觐事毕请派员迎接御赐》，道光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47 页。

噶箕等小心随迎护送回国，跪领后，小的亦好备具谢恩表文，由塘递出。^a 根据禀文所言，廓尔喀王向驻藏大臣表达了感激之情，并回复说将委派萨尔达尔补热纳尊达热萨哈及明白晓事小头目等前往济咙迎接贡使和御赐。

道光二十二年闰七月二十一日，廓尔喀使团行抵前藏（拉萨），之后，再次前往驻藏大臣署内谒见。据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禀称：“此次赴京朝觐天颜，仰蒙大皇帝恩施稠叠，赏赐小的国王锦绣绸缎，各样珍宝，并蒙恩赏小的等顶翎、绸缎、银物。高厚深恩，实为优渥。至小的等往来经过口内口外，需用夫马食物，均属妥便，沿途护送官兵接替照料，俱为周洽，行走爽利，此皆仰赖大皇帝重恩所致。小的等得受这样恩典，实在感激不尽。”驻藏大臣孟保、钟方 “察其欢感情形出于至诚，随照例筵宴，给与绸缎、布匹、茶叶、银牌、羊只、米面，并寄给该国王及办事噶箕等绸缎、玉烟壶、搬指、荷包等物，以示体恤”。并令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等 “歇息数日，谨将御赐等件妥为包裹”。^b八月初六日，孟保、钟方一方面“照例委派前藏游击应国锐会同原派通晓该国字话之都司李国安，带领兵丁十二名”，自藏护送使团起程，“径送至边界”；另一方面檄谕廓尔喀王，告知已派汉番官员自前藏护送廓尔喀贡使起程，饬其迅速派遣萨尔达尔补热纳尊达热萨哈等头目前往济咙迎接。^c

八月二十五日，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接奉檄谕后，“当即拣派萨尔达尔，名补尔拉曾达尔萨哈（即前引补热纳尊达热萨哈），照例带领明白懂事兵丁人役，前赴济咙边界地方恭迎敕书、御赐一同回国”，并回信表示对大皇帝“天高恩典、重赏各物”感激不尽。^d然而，当中、廓双方均为使团回国具备妥当之时，却发生了廓尔喀贡使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萨尔达尔毕热拔达热噶热格二人从边界出逃的事件。当时护送廓尔喀贡使回国的游击应国锐、都司李国安于九月二十五日禀称：

该噶箕人等沿途行走俱属安静，已于九月初三日行抵定日汛地方，该正副噶箕于初四日接得伊叔及伊兄弟全行被害之信，哭泣不已。据称，此时若由济咙回巢，恐难再见家属，不如由绒辖尔捷径行走，先到家中看视，若国王调动，再行赴国谒见等语。经游击、都司再三劝阻开导，该噶箕执意不从，便欲提刀自刎；游击、都司恐酿他故，关系匪轻，故未敢再行阻拦，是以拣派甲琫施达尔等于九月初六日自定日起程，将正副噶箕等护送至绒辖尔隘口回巢讫。^e 从上可知，廓尔喀正副使噶箕、萨尔达尔二人是因为接到家人被害之信，考虑到若由济咙回国，恐难再见家属，因而选择由绒辖尔捷径行走。

驻藏大臣孟保、钟方接到回禀后，认为游击应国锐、都司李国安作为护送委员，自应“将御赐及噶箕人等全行送至济咙边界交替明白方属为是”，然而，该游击、都司“竟听噶箕二人由绒辖尔一路回巢”，所办“大属非是，错谬已极”，于是在九月二十六日，他们飞札饬令应国锐、李国安“即将噶箕二人及随役等一并速行追回，仍令该噶箕等随同该游击、都司恭赏御赐由济咙前进，不准任听噶箕二人由绒辖尔行走，以符旧制”。但是，过了三日，应国锐、都司李国安为了快速销差，不但未将噶箕二人追回，而且也未等待廓尔喀迎接头目萨尔达尔补热纳尊达热萨哈的到来，而是直接行抵济咙，将“御赐敕书等件交差旋之小头目赍回”。这让孟保、钟方大为恼火，认为这“不但与例不符，且非该国王诚敬之道，实属碍难具奏”。于是责令该游击都司 “即行转回济咙”，等候廓尔喀国王派出迎接之头目萨尔达尔补尔拉曾达尔萨哈。等其将御赐敕

a      《廓尔喀王来禀》，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48 页。

b     《廓尔喀贡使回国并交还该王子另进表文折》，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十一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53 页。

c      《檄谕廓尔喀王护送贡使回国》，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49 页。

d     《廓尔喀王来禀》，道光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53^-254 页。

e      孟保、钟方：《廓尔喀贡使由捷径回家请将护送之游击都司交议折》，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67-268 页。

书一并点收清楚、取据收清夷结后，再行“转回销差”。^a

反观廓尔喀方面，萨尔达尔补尔拉曾达尔萨哈等“至抵济咙，只见该苏毕达热，恭执呈交敕书、御赐，并未得见进京正副噶箕之面”，因而据实回信。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接得此信，于十月二十日自阳布向驻藏大臣提出疑问：“想该正副噶箕不知因何事件未随敕书御赐同来？兹小的回思该正副噶箕等隐藏不见，谅他们并无别情远遁。”^b

从上可知，萨尔达尔补尔拉曾达尔萨哈等到达济咙后，接收了敕书、御赐，只见到了使团的苏必达热，并未见到噶箕二人，于是写信向廓尔喀王说明了情况。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接到来信后，也向驻藏大臣表达自己的疑问。然而，作为廓尔喀的最高统治者，他岂能不知廓尔喀正副使家人在国内被害之事。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孟保、钟方檄谕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所有正副噶箕均已全行出口”，并“照向例呈进谢恩表文”。至此，廓尔喀使团表贡清廷的程序全部完成。其后，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孟保、钟方收到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禀文，其中提到“该噶箕萨尔达尔自定日逃赴马叠思披楞去了”。^c可以说，廓尔喀正副贡使的下落也算明晰。

三、廓尔喀使团的经济开支

如果想要对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有更全面的了解，就不能不涉及使团的经济开支情况。尼泊尔皇家陆军总部保存有该使团的费用清单，兹将其翻译整理为贡物、礼品的

费用和使团成员的旅费、其他费用三部分逐一

表 2 献给道光帝的贡物费用清单分析。

（一）贡物、礼品的费用

关于献给道光帝的贡物品种、数量及相应的费用，如表 2 所示。由此可知，廓尔喀献给道光帝的贡物总费用为 6613 卢比。相对来说，贡物的花费还是较多，这可能与廓尔喀王向清廷求赏事有关。

除了贡物的费用，使团送给清廷官员和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礼物的费用，见表 3。从表 3 可知，送给清廷官员和西藏地方官员的礼物一共花费了 1333 卢比，其中送给两位驻藏大臣的礼物就将近占了总费用的一半，由此可见，廓尔喀对驻藏大臣的重视，希望能借此讨好驻藏大臣，以便更好地向清廷求援、求赏。另外，由于十一世达赖喇嘛的礼物是临时补办的，这份原始的礼物清单并没有将其计算在内，而是包含在其他费用中。

资料来源：同表 1。

a      孟保、钟方：《札游击都司等务候廓尔喀王派员迎接敕书交清后才准转回》，道光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55^-256 页。

b     《廓尔喀王来禀已接敕书未见贡使回来》，道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58 页。

c      《廓尔喀王来禀噶箕萨尔达尔逃赴披楞马叠思地方》，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清代藏事奏牍》上册，第 272^-273 页。

表 3 送给清朝官员和西藏地方僧俗官员的礼物费用清单

资料来源：同表 1。按，破折号后的数字为礼品对应的费用。

（二）使团成员的旅费

在前往中国表贡的十几个月中，使团的每位成员都会产生一定的旅费。关于使团成员的具体旅费，如表 4 所示。由此可见，廓尔喀使团成员的旅费一共是 16 362 卢比。其中，噶箕杂噶达拔蒙帮哲一人就独占了很大一部分，这或许由于噶箕是使团的正使，对旅费有绝对的使用权。相对来说，处于使团底层的下级军官杂玛达热、兵丁和跟役就没那么幸运：有 5 名杂玛达热的

人均旅费竟然不足100卢比；兵丁和跟役一共29名，享用3 600卢比的旅费，平均每人124卢比。

表 4 使团成员的旅费

资料来源：同表 1。

（三）其他费用

使团的其他费用包括为廓尔喀王购买中国商品的费用、使团雇用苦力的费用以及补办达赖喇嘛礼物等特殊情况的费用，总共花费 4704 卢比。^a

综上，1842 年廓尔喀使团的费用，包括贡物费用 6 613 卢比，送礼费用 1 333 卢比，使团成员旅费 16 362 卢比，其他费用 4 704 卢比，总计 29 012 卢比。

四、结语

自乾隆五十七年廓尔喀向清廷承诺“五年遣使入贡一次”，到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使团来华表贡，历届使团的性质都可以从政治层面加以诠释。对于廓尔喀来说，它向中国投诚，并按期派出使团来华表贡，即是承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那么，当廓尔喀内部发生动乱或遭受外来势力的入侵时，它就迫切希望中国能履行宗主国义务，帮助自己“靖乱御侮”。嘉庆、道光年间，由于英属印度在南亚的扩张政策，首当其冲的廓尔喀不堪其扰，每当遭受英属印度的入侵时，廓尔喀就会借例贡之机，向清廷派出使团求援、求赏，并进而夸大中国与廓尔喀的传统关系，以此抵制英属印度的侵略。然而，廓尔喀的每次求援活动均遭到清廷的婉拒。清廷的婉拒一定程度上源自其对廓尔喀昔日向周边国家、部落肆意侵略行为的厌恶，尤其是乾隆末年廓尔喀两次侵藏的前车之鉴。因此，清廷对廓尔喀自始至终都保持防范的姿态。廓尔喀想让中国卷入抗英斗争的每次企图，都会立刻遭到这种防范带来的抵触。另一方面，清廷对属国廓尔喀的政策很简单，只是要求后者投诚，并按期派出使团表贡，从不干涉其内政，即只寻求象征性的“统”而不期望实际的“治”，主要以礼仪的“教化之道”为表征。当廓尔喀国内爆发政治动乱或受到英属印度入侵时，清廷秉承儒家的传统对外观念，认为“天朝抚驭万邦，遇有外夷争斗等事，一视同仁，从无因外藩被兵赏助金银之事”，并且施以“爱惜百姓，和睦邻封，自无他虞”之类的教化之语，而总体上仍执“蛮触相争，置之不问”的传统政策。

到了道光二十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廓尔喀王再次看到了“联清抗英”的希望，于是借五年例贡之机，于道光二十二年派出使团，使团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打着“表贡”的幌子，派人赴京“仰求赏兵赏银”及“易换属地”。为了达成这些目的，使团不仅加重了献给道光帝的贡物分量（6613 卢比），而且送给驻藏大臣的礼物分量（603 卢比）也居所有送礼对象之首，不能不说使团事先做了精心的准备。结果，清廷不但没有答应其求援、求赏的请求，还以“将私事叙入，冒昧乞恩”的名义驳回其表文。最终，廓尔喀使团来华的真实计划落空了，而身为使团正副使的噶箕和萨尔达尔也没能完成廓尔喀王交给的任务，其失落与忧虑可想而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促使二人因害怕责罚而从边界出逃。

总的来说，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使团来华表贡的既定程序得以实现，使团在北京受到清廷隆重的接待，并获得道光帝丰厚的赏赐。然而，使团来华的真实目的并没有达成，清廷并没有答应廓尔喀“赏兵赏银及易换属地”的请求；对廓尔喀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来说，这次表贡是不成功的。这一时期廓尔喀在南亚的处境危险，面对英属印度的不断侵略，廓尔喀企图引起清廷对英国可能进行的跨喜马拉雅山脉扩张的忧虑的努力，没有获得什么回应。廓尔喀逐渐认识到，其在印度的所有潜在盟友都处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而清廷既不能也不愿提供那种反对英国扩张和保护廓尔喀所需要的援助。^b在这种环境下，显然需要一种新的外交政策。道光二十六年，廓尔喀宫廷发生大屠杀，藏格巴都尔（Ja Bahādur）乘机上台执政，废除了廓尔喀

a      见“Documents relating to presents sent to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Authorities through the Nepalese mission”，Vijay Kumar Manandha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Nepalese Quinquennial Missions to China 1792-1906，Adroit Publishers, 2001, pp. 92-93.

b     Leo E. Rose, Nepal: Strategy For Survial, Ui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p. 102.

王热尊达尔毕噶尔玛萨野。^a此后，廓尔喀的外交政策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强烈“反英”到日益“亲英”。道光二十二年廓尔喀来华表贡使团的求援失败为这一外交观念的转变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