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１６４４年清入关定都北京后，清廷扫除地方割据势力，收复台湾，到康熙后期，全国统治秩序稳定下来，基本呈现出了大一统局面。随着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清廷的集权统治不允许有“化外”地区的存在。雍正帝继承和发展了历代“大一统”理念，摒弃“华夷之辨”旧的民族观，他在《大义觉迷录》中质问曾静：“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分之一，其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①他还多次下发谕旨强调“以天下一家、万物一体为心”②，“今天下一家，海内之民皆吾赤子”③，“边地穷民皆吾赤子”④，确立了符合时代特征的“天下一家”和“中外一家”新型民族理念，并使之付诸治国实践当中，将“大一统”应用于边疆民族地区，对各民族实行一体化管理。

“无君长，不相统属之谓苗。”⑤从地理范围来看，所谓“苗”统指不受清政府统辖的西南广大苗疆地区。贵州清水江和都柳江两江之间聚居着众多的苗民，成为苗疆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地区声教未通，互相仇杀，阻滞行旅，俨然一个独立王国，与中央集权制度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雍正三年（１７２５）十月鄂尔泰调任云南巡抚，后迁云贵总督。雍正四年他连续三次上奏，请求在云贵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将打击西南地区不法土司和开辟苗疆统一起来，改变了康熙时期对“化外苗民”不予用兵的宽松政策。从雍正六年武力征讨八寨至雍正十一年平定九股苗，共用时五年，先后设置八寨厅、丹江厅、都江厅、古州厅、清江厅和台拱厅。但雍正十三年又爆发了大规模的苗民叛乱。乾隆帝派遣张广泗平定苗乱，贵州苗疆地区开始纳入到国家大一统之中。在苗疆“归化”和平定“苗叛”的过程中，清廷充分考虑贵州苗疆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推出一系列贵州苗疆地区的施治方略。

一恩威兼施

雍乾时期，清政府根据不同的事件或不同的客观环境，在治理贵州苗疆过程中采取了恩威兼施的政策。方显在《平苗纪略》中对平定清江、古州、丹江等处苗民叛乱所采取的经略措施作了精辟分析：“清江北岸专用抚，南岸则剿抚并施，九股则先抚后剿，拓地千有余里，新辟古州、丹江等处，以里计者亦如之。”⑥查阅奏折、上谕等档案史料，雍正、乾隆两朝在慑服苗疆过程中推行剿抚并用、恩威兼施的政策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①（清）胤祯编纂，张万钧编译：《大义觉迷录》，中国城市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２页。

②《清世宗实录》卷４０，雍正四年正月戊戌。

③赵之恒标点：《清世宗圣训》卷１５《爱民一》，第９２７页。

④赵之恒标点：《清世宗圣训》卷６《圣治二》，第８２８页。

⑤（清）魏源：《圣武记》卷７《土司苗瑶回民·雍正西南夷改流记上》，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８３页。

⑥（清）方显：《平苗纪略》（点校本），《续黔南丛书》第七辑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９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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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雍正六年武力征剿八寨开始，至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底定苗疆，武力征服始终是清廷治苗的重要手段。雍正六年十一月，总督鄂尔泰奏报克取丹江情形，奉朱批：“其善后事宜，当详慎料理，惟以重兵弹压为要，不可惜费省事，待数年安帖时，量减不迟也。”①雍正七年提督杨天纵奏报苗寨滋事缘由，奉朱批：“顽蠢生苗，亦必经此一番惩创，方可图维久安之道。”②雍正八年鄂尔泰奏报剿抚苗寨开通河道事，奉朱批：“倘仍觉兵力少单，不可将就从事。新辟如许生苗地界，理应增添兵弁者，万不可惜小费而致后悔。”③雍正九年九月，鄂尔泰奏报古州大局全定，雍正帝朱批：“新疆添兵设营，总不可惜目前之小费，而贻将来之大患。”④雍正十年高其倬奏报台拱、赖桃等苗寨聚众攻营，奉朱批：“各处苗人有闻风煽动情状，愈当速振兵威，破其奸谋。况从来兵贵神速，迟则变生，又添枝蔓。”⑤雍正十三年苗民起事，清廷令张广泗前往料理，张广泗奏报赴黔接办苗疆事务，奉朱批：“苗疆用兵，乃目前第一要务。”⑥总之，开辟苗疆是一个镇压苗民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不断给苗民施加压力，并遣发邻省官兵会剿，慑以兵威。

“治边夷，宜先威而继之以恩。”⑦是故，“镇静抚驭”也常常作为兵威政策的补充措施运用于苗疆治理之中。雍正六年上谕中指出苗民“逞凶嗜杀”，应当“剿抚兼行，切加训诲，务以化导招徕为本，不可胁以兵威”⑧。乾隆三年诏谕：“疮痍初起，元气未复，必得循良之员，恩信兼著、调剂咸宜者，令其心志贴服，然后可以久安于无事。”⑨乾隆十年，贵州提督丁士杰在抵任两年，体访苗疆情形后，也认为对苗疆地区“宜加意绥戢，力为拊循”O10。乾隆十八年，乾隆帝提出抚驭苗民之道：“务于怀德之中使知畏法，方为抚御得宜。若因一二细事辄事深求，绳之过急，未免转滋事端，非辑绥之道。”O11乾隆五十一年，乾隆帝饬令富纲：“惟当督率文武，实心查察，先事预防，仍须不动声色，抚绥镇静，毋得稍涉张皇，转致苗民惊惧，则获戾滋重也。”O12

在苗疆“归化”和平定“苗变”的过程中，清廷采取了军事镇压与镇静抚绥相结合的两手策略，“剿”与“抚”交错进行，有时候还会夹杂在一起，并无绝对的界限。用兵征剿是对苗民公开镇压，而抚绥则是比较隐蔽地捣毁，其目的都是将苗民纳入版图，使之倾心输诚。

二事权归一

事权归一是清廷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为解决遇事相互推诿，以及将帅各持己见之弊病而采取的经略措施。其具体措施有二：一是勘明界址，调整行政区划，理顺事权；二是增加将帅的综掌职权，保证其权利的集中行使，以济军务。

（一）调整苗地行政区划。雍正二年十一月，因“黎平一府与楚省五开卫同在一城，民苗杂处，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９页。

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３３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５３页。

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７９页。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８０页。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１１０页。

⑦《清世宗实录》卷４３，雍正四年四月戊子。

⑧《清世宗实录》卷７５，雍正六年十一月戊申。

⑨《清高宗实录》卷８３，乾隆三年十二月戊午。

O10《清高宗实录》卷２４９，乾隆十年九月乙丑。

O11《清高宗实录》卷４４９，乾隆十八年八月辛未。

O12《清高宗实录》卷１２７０，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丙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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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隶两省，事权不一”①；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请“将五开卫改为一县，归黎平管理，铜鼓卫亦归并五开，则中间古州、八万等苗区皆属于黔省”，以便“一切措办呼应得灵”。②雍正帝遂谕令贵州划清省界，遂将五开、铜鼓二卫划归黔省管辖。③雍正四年，鄂尔泰奏报“苗疆多与邻省犬牙错，又必归并事权，始可一劳永逸”④，将“归并事权”作为解决苗疆犬牙交错问题的有效方法。雍正十年又因“广西庆远府属之荔波县离府治五百余里，山路险远”，将其“改隶贵州都匀府管辖”⑤。

（二）调整苗地官员职掌。雍正四年广西八达寨苗不法，雍正帝遂以“广西离广东驻扎之处较远，而与滇、黔二省相近”⑥为由，令鄂尔泰总督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事务。⑦并在之后解释道：“从前降旨将广西一省隶云贵总督管辖者，因广西与贵州接壤，俱有苗疆事务，若非该总督节制，恐文武官弁呼应不灵。”⑧明确了将广西暂隶云贵总督管辖的原因是办理苗疆事务，解决文武官弁呼应不灵问题。

雍正十三年十月，清廷调整张广泗职权，以增强综掌权限，令事权归一。“今思用兵关系紧要，事权若不归一，难以早奏肤功。张广泗着授为经略，自扬威将军哈元生、副将军董芳以下俱听张广泗节制调遣，所有经略印信，着该部速行铸就，遣官赍送军营。”⑨乾隆元年，清军镇压九股苗叛，乾隆帝在谈及善后事宜时指出：“善后事宜，正须料理，必事权归一，始可专其责成。张广泗着授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务，尹继善着为云南总督，专办云南事务。俱另行铸给关防。”O10遂分设云南总督、贵州总督。

乾隆十二年，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以二省脉络相联，封疆营制相互补充为由，复废云南总督、贵州总督而置云贵总督。贵州总督废置后，由于苗疆军务綦重，遂增加巡抚孙绍武节制军务大权，以绥靖苗疆。“朕今降旨，令孙绍武节制通省军务，可传谕孙绍武等，令其协同提镇，绥靖苗疆，一秉公忠，每事商酌办理，毋致彼此掣肘。”O11

三因俗而治

因俗而治政策的施行是建立在清朝强大的武力基础之上的，也含有对苗民的拉拢意味。雍正七年，雍正帝就提出“从俗从宜，各安其习”O12。乾隆十四年六月，乾隆帝也提出“各省苗民番蛮均属化外，当因其俗，以不治治之”O13。可以看出清廷因俗而治政策在苗疆治理当中的应用。

（一）择其头人管理苗疆。雍正二年，黔省发生了苗民蚁聚抢夺集市事件。清廷在整顿兵弁的同时，提出：“择其头目中淳良可用者，令该管官宣播恩德，加以优赍，俾各爱养所属，以备驱

①《清世宗实录》卷３１，雍正三年四月庚辰。

②任可澄：（民国）《贵州通志》（二），《前事志十九》，民国３７年贵阳书局铅印本，第１８５页。

③《清世宗实录》卷３１，雍正三年四月乙巳。

④（清）魏源：《西南夷改流记（节选）》，《续黔南丛书》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５２页。

⑤《清世宗实录》卷１１７，雍正十年四月辛卯。

⑥（清）蒋良骥著，鲍思陶点校：《东华录》卷２９，雍正六年十月条，齐鲁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４５２页。

⑦（清）蒋良骥著，鲍思陶点校：《东华录》卷２９，雍正六年十月条，第４５２页。

⑧《清世宗实录》卷１４８，雍正十二年十月甲寅。

⑨赵之恒标点：《清高宗圣训》卷４１《武功一》，第１６５３页。

O10《清高宗实录》卷２０，乾隆元年六月癸酉。

O11赵之恒标点：《清高宗圣训》卷２７８《饬边疆二》，第４６２０页。

O12《清世宗实录》卷８０，雍正七年四月辛巳。

O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档案史料丛编》１４，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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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①其间透露出清廷利用苗族头人管理苗疆的治理思路。雍正十二年三月，云贵总督尹继善疏奏黔省九股新辟苗疆善后事宜，“请将苗寨界址清查，于旧有头目内，择其良善老诚者，按寨大小，酌定乡约，保长、甲长令其管约稽查”②。清廷批准尹继善奏疏，实行苗族头目管理苗疆政策。

乾隆元年正月十二日，时任贵州按察使方显上奏清廷于苗地编立保甲，而张广泗则认为苗疆地区不适宜保甲制度，而应择其本寨头人进行管理，“应请就各本寨择其良善守法者，仍其苗俗，听于本寨内将姓名公举报官。酌量寨分大小，或每寨一二人，或二三人，签为寨头，注册立案，各本寨散，听其约束，毋使为非作歹，毋许劫掠仇杀，毋许私造军器，毋许招纳匪人”。③乾隆帝部分接纳了张广泗的建议，未在新辟苗疆大规模实施保甲制度，仍然延续了苗寨头人治理模式。

（二）“苗例”仲裁纠纷。“苗例”是苗族处理内部诉讼纷争的习惯法，是苗人根据自身地域和民族特色，针对苗人之间命盗案件而采取的仲裁纠纷方式。运用“苗例”仲裁苗民纠纷是清廷因俗而治的重要表现。

乾隆元年，清廷平定“苗变”，苗民“归化”后，苗民报官处理命盗案件，苗民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为了尽快恢复战后苗疆统治秩序，减轻苗民负担，乾隆帝以“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迥别”④为由，于乾隆元年七月谕总理事务大臣：“嗣后苗众一切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完结，不必绳以官法。”⑤苗人争讼照“苗例”完结，从此苗民争讼事务简化，为抚绥苗民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张广泗奏请所言：“苗人争讼之事，悉准照苗例完结，既无征输之忧，又无讼狱之烦，实为千古治苗之要法。”⑥

乾隆五年，清廷更是将部分苗例纳入国家法律，“其一切苗人与苗人自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滋扰累”⑦。“苗例”处理苗民纠纷得到了清廷的认可，也表明了苗疆习惯法对苗疆治理的适用。

（三）尊重苗俗。清廷在数次镇压苗民的过程中不断进行反思，对贵州苗民采取灵活的施治政策，尊重苗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及生活方式，以免激发与苗民之间的矛盾。

乾隆元年，时任贵州布政使条奏苗疆事宜，提出“从容化导以变苗习”⑧，招汉民以变苗习，遭到乾隆帝的反对，“若法待人行，则不若仍其苗习而顺导之，使彼知有恩而不忍背，有威而不敢犯，如是而已矣”⑨。平定“苗变”后，贵州总督张广泗奏称，内地反叛之苗绝产，请酌量安插汉民领种。而乾隆帝则有不同的看法，并于乾隆二年闰九月谕总理事务王大臣：“料此时张广泗正在办理屯军之事，可速将朕旨驰寄，令其即行停止，查办之官应彻出者，即行彻出。其绝产实有几何，如何布置之处，必熟筹万妥，请旨施行，不可固执前见。”O10及时停止张广泗办理屯军事宜。

乾隆三十一年，贵州按察使高积奏请禁止苗人佩刀跳月：“应责地方官严禁，定以年限处分，明示惩劝。”O11乾隆帝则认为，佩刀是苗人夙好，跳月亦是其土风，原无碍于政教。生熟各苗既皆隶之土司，自可随其旧俗。因此，乾隆帝诏谕：“欲使苗民习俗一时尽遵礼教，并责成该管官，定以

①赵之恒标点：《清世宗圣训》卷６《圣治二》，第８１９页。

②《清世宗实录》卷１４１，雍正十二年三月辛巳。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２４１页。

④《清高宗实录》卷２２，乾隆元年七月辛丑。

⑤《清高宗实录》卷２２，乾隆元年七月辛丑。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２５３页。

⑦（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６５５《刑部·刑律断狱·断罪不当》。

⑧《清高宗实录》卷２９，乾隆元年十月己丑。

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２１３页。

O10赵之恒标点：《清高宗圣训》卷１６《圣治二》，第１３５９页。

O11《清高宗实录》卷７７２，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戊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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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限考核，无论势所难行，徒滋扰累。且地方官畏顾考成，转自讳饰。所奏应毋庸议。”①

四分而治之

雍乾时期，清廷在“开辟”苗疆的过程中，还推行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其主要目的是以不同的政治待遇瓦解苗民，对其内部进行分化，阻止“生苗”和“熟苗”联合反抗，为归化苗疆服务。

（一）分治“生苗”“熟苗”

有关“生苗”和“熟苗”之异，不少史料均有记载。有据苗民居住的地理位置而划分者，如

《边省苗蛮事宜论》载：“其深藏山谷，不籍有司者为生苗；附近郡邑、输纳丁粮者为熟苗。”②有根据与汉民居住地之远近而划分者，如《峒溪纤志》载：“近为熟苗，远为生苗。”③有按风俗之异同而划分者，如《苗民考》载：“其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峒，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④“生苗”“熟苗”尽管有异，但都属于苗族，清廷对其加以区分，是为推行分而治之提供理论依据。

雍正八年十一月，清廷首先在文教政策上给予“熟苗”以优待政策。“黔省内地熟苗仰荷圣恩，特设苗籍取进之例，现在每届岁科于各府州县有苗童者取进生员一二名不等，以示奖拔。”⑤让“熟苗”参加应试，设置特有名额。而“生苗”则不能应试，与“熟苗”加以区别。雍正十三年，苗疆事变，张广泗被授以经略，他严厉批评了张照在镇压苗民时所提出的“分战兵守兵为二，而合生苗、熟苗为一”⑥的错误做法。同时提出暂抚“熟苗”，以分“生苗”之策：“惟有暂抚熟苗，责令缴凶献械，以分生苗之势；而大兵三路，同捣生苗逆巢，使彼此不能相救，则我力专而彼力分，以整击散，一举可灭。而后再惩从逆各熟苗，以期一劳永逸。”⑦在分而治之政策的指导下，张广泗调集黔兵，以精兵４０００余人围攻上九股苗，所向告捷。

（二）分治“怙恶者”“胁从者”

在平定“苗疆”进程中，清廷还将“怙恶者”与“胁从者”加以区别对待。清廷认为“怙恶者”肆逆抗拒，凶恶顽梗，且不畏威；而“胁从者”悔罪归诚，为肆逆苗众驱使挟制，不得不从。于是，对“怙恶者”应痛加剿除，从重治罪，毋得姑息；而对“胁从者”则应加意抚恤，俾得生养安全。其目的是极力笼络胁从者，争取胁从附和者的支持，为清廷平定苗疆服务。

官兵在平定“苗变”时，所过地方悉将空寨焚毁，甚至将已抚之苗，辄行诛戮。乾隆帝分析了当时形势后提出应察其诚伪，将肆逆之苗与胁从苗民分别料理：“朕思实被威胁不得已附从之苗，原与实系肆逆之苗不同。从前王大臣等所议，原令哈元生等分别料理，若将胁从之苗寨概行焚毁，并诛其老弱子女，则益坚其抗拒之心，于剿抚机宜殊为未协。”⑧九月二十四日又谕：“其地大苗众，凶顽之寨及首恶之人，定应剿洗擒获，务尽根株。其余附和迫胁之苗，分别料理，必令尽剿器械，

①《清高宗实录》卷７７３，乾隆三十一年十一月乙酉。

②（清）蓝鼎元：《边省苗蛮事宜论》，《续黔南丛书》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６５页。

③（清）陆次云：《峒溪纤志》，《续黔南丛书》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６３页。

④（清）龚柴：《苗民考》，《续黔南丛书》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８９页。

⑤任可澄：（民国）《贵州通志》（二），《前事志十九》，民国３７年贵阳书局铅印本，第２０４页。

⑥（清）魏源：《西南夷改流记（节选）》，《续黔南丛书》第五辑，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０６１页。

⑦（清）魏源：《西南夷改流记（节选）》，《续黔南丛书》第五辑，第１０６１页。

⑧赵之恒标点：《清高宗圣训》卷４１《武功一》，第１６５３—１６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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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许投诚。”①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清廷又命令赦免投诚众苗，并在分析了苗民畏罪、窜伏巢穴之原因后指出：“除怙恶不悛者定行剿除，以彰国法，其余若能闻诏投戈，输诚悔过，当悉贳其罪，予以自新。”②乾隆三十五年，乾隆帝在查办党堆苗香要时也指出：“其随声附和者，自当用胁从罔治之例；其倡恶首犯，断不可听其漏网，必须上紧擒捕，速完此案。切不可徒以焚烧苗寨，收获器械，遂为了事也。”③

五结语

在大一统的推进过程中，如何将处于“化外”状态的贵州苗疆地区纳入直接统治范畴，成为清朝前中期治理苗疆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清廷继承了历代王朝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经验，推出了系列贵州苗疆治理政策。恩威兼施是雍正乾隆时期治理贵州苗疆的基本政治手段，体现了在强大军威的基础上，清朝统治者对边疆少数民族所持的谨慎态度；而事权归一体现了统治者对苗疆地区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意识与对策；因俗而治体现了实事求是、具体而为的施政策略，从侧面反映出清廷对苗疆政局复杂性的深刻认识，对苗疆的政策不能与内地雷同成了封疆大吏和最高统治者的共识；分而治之是针对不同人群和地区进行分类治理的措施策略，表明清王朝开始注重苗疆地区治理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对苗疆地区施以相对灵活的治理措施。

总之，雍乾时期，清廷在贵州苗疆施治的过程中，推行恩威兼施、事权归一、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等经略措施，建立了对苗民的直接统治，将大片“化外苗疆”纳入王朝管理体系中，有利于统一多民族格局的形成；但雍乾时期所推出的苗疆治理方略始终属于传统治边政策范畴，在苗疆地区强制性推行的各项治理措施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给苗民带来了一定灾难，同时也加深了苗人对汉人的仇恨。苗民提出了“逐客民，复故地”口号，最终酿成了乾嘉之际苗民大起义。

①《清高宗实录》卷３，雍正十三年九月乙卯。

②《清高宗实录》卷７，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乙卯。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六），第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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