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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孙宏年 责编:

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9-09-10  点击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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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南边疆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内容,新世纪以来相关领域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现状研究,都取得一系列新成果。鉴于“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域范围在历史时期的盈缩、变迁,[1]《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组织“新世纪中国边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专栏时又有地域的分工,本文所涉及“中国西南边疆”的地理范围以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为主体,兼及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部分地区和中南半岛部分地区。本文回顾、梳理1998—2018年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进展、新成果,就今后深化相关研究有所思考,以求引玉之效,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新世纪以来,我国学术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中国西南边疆研究各领域的研究都有一定进展,一些领域实现重大突破,主要反映在以下五方面:

(一)档案文献整理取得重大突破,为今后一定时期深化西南边疆研究夯实了基础。档案、文献是深化西南边疆研究的基础,学术界一直重视汉文和少数民族文字档案、文献的整理工作,比如20世纪50年代起学者们就开始整理、翻译彝文《西南彝志》和傣文《泐史》、《景谷土司世系》等历史文献,[2]但受到种种因素影响,一些档案馆所藏的档案未能系统地整理、利用,一些重要的民族文字文献仍未刊布、翻译。进入21世纪以后,西南边疆的档案、文献整理工作成果丰富、进展良好,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民国时期西南边疆的大量珍贵档案得到系统地整理,首次公开出版。在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的推动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从珍藏的档案中精选、整理,于2013年后陆续出版200多册(卷)的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包括《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广西云南综合卷》98卷、《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云南卷》80卷、《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广西卷》30卷,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云南卷目录总集·图文精粹》、《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档案资料汇编·广西卷目录总集·图文精粹》、《民国时期西南边将档案资料汇编·云南广西综合卷目录总集·图文精粹》各1册。[3]作为“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文献系列”的成果,这些档案涉及民国时期广西、云南两省政治、经济、海关、民政、文化教育、社会变迁、涉外关系等众多领域,均为第一手的重要文献,绝大部分又是首次公布,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

二是国内外西南边疆文献的整理、编选进入“收获期”,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献整理、编译、研究又有新成果。如张纯德、朱琚元、白兴发著《彝文古籍与西南边疆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以秦汉时期滇东北、川南、黔西北地区所用的彝文原著译本为主要研究对象,首次对西南少数民族古籍中的彝文史料做了开创性研究;《西南彝志》被誉为“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是彝族重要的经典古籍,贵州民族出版社2018年新版本在原版基础上重新整理翻译,按照彝文原文、国际音标、直译、意译对照的形式整理翻译。

另一方面,国内外涉及西南边疆的多种汉文文献、口述史料陆续出版。云南地方文献成果众多,邹建达、唐丽娟主编《清前期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汇编(全6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收录顺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间云南督抚边疆事务奏疏奏折3000余件,220余万字;林文勋主编《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开发方案汇编》(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收录《经营滇省西南边地议》、《建设腾龙边区各土司地意见书》等民国年间云南边疆开发、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献资料;吴喜《民国时期云南彝族上层家族口述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通过采访民国时期西南边疆地区彝族上层人士子女及近亲家族成员,为研究近代以来西南彝族社会和西南边疆史提供了宝贵的口述史料。当代云南专题文献整理受到关注,主要有秦和平编《云南民族地区民主改革资料集》(巴蜀书社2010年版)和肖祖厚、李丹慧主编《云南与援越抗美(档案文献)》(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四川西部康藏地区在1949年前是西南边疆的重要组织部分,近年来学术界整理相关文献,不仅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题文献选编,而且出版了赵心愚等编《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巴蜀书社2006年版)、中国民族图书馆编《民国时期西康史料汇编(全5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版)等综合性的文献。此外,《大南实录》是越南阮朝(1802—1945)的官修史书,全部用汉文撰写,是重要的域外汉文史料,王柏中等学者从中整理涉及中越关系、中国西南边疆重大事件、边疆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容的重要史料,辑录、出版了《〈大南实录〉中国西南边疆相关史料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三是西南边疆综合性文献及相关工具书的编纂、出版,相关成果主要为《中国西南文献丛书》(正编201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二编50册,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和朱端强、许新民主编《历代文集西南边疆篇目分类索引(初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西南文献丛书》是我国西南地区文献资料的总集,由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在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指导下编纂,以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等五省(市)区为“西南地区”的空间范围,该丛书已出版正编、二编,共250多册,收录20世纪中期以前历代稀有文献千余种,既选录了大量汉文文献以外,又精选了彝族、藏族、白族、壮族、瑶族、回族、傣族和纳西族东巴文献等八个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并对部分文献做了汉译工作。《历代文集西南边疆篇目分类索引(初编)》以《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未收书辑刊》和《续修四库全书》为依据,对两汉至晚清涉及云南、广西、西藏、西南、邻国五大部类,对云南、广西、西藏等地史事的篇目分类编制索引,是一部编制有法的史学工具书。

(二)西南边疆疆域史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逐步深化,“西南边疆通史”研究和以特定区域为空间范围的“地方性通史”都取得新成果。一方面,中国疆域史、边疆史研究推出多部有理论深度的著作,如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张植荣著《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专著,这些著作对于中国疆域的演变、边疆的变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所涉及的西南边疆辖境盈缩、历史变迁又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国学术界重视西南边疆整个区域“总体性通史”和特定的“区域性通史”研究,出版了近10种著作,不仅方铁主编《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覃延欢、廖国一主编《广西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钟文典主编《广西通史》(全3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何耀华总主编《云南通史(全6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论述西南边疆及部分区域的历史变迁,而贾大全、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全7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也涉及先秦时期西南边疆的巴蜀地区和清末民国时期西康地区的历史。这些著作由我国数十位专家合作完成,吸收了近代百余年来西南边疆研究的成果,集中反映21世纪之初我国学术界在西南边疆整个区域“总体性”研究和以省级政区为单元的特定“区域性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西南通史》把西南边疆的历史演变置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系统地论述了远古至1840年西南边疆历史变迁和历代王朝(含地方民族政权)的治理政策、经济状况、民族交往、涉外关系,分析西南边疆地区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中的区域性特点。

(三)学术界长期关注历代西南边疆治理研究,新世纪以来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成果更为丰硕,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一是历代治理西南边疆的思想、政策、制度的理论研究得到深化,既关注秦汉以后王朝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西南边疆重大理论问题研究,又深入探讨哀牢、南诏、大理、南天国等地方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关系及其地方治理的思想、政策。除了上述马大正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方铁主编《西南通史》等“中国边疆通史”著作中对于先秦至清代西南边疆治理思想、政策、制度等有较为系统地论述外,又出版了20多部专著,包括“通论性”专著,如方铁《方略与施治:历朝对西南边疆的经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孙宏年《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近代中国西南边疆治理专著,如段金生著《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和《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潘先林《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西南边疆地方民族政权与治理专著,如耿德铭《哀牢国与哀牢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段玉明《大理国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白耀天《南天国与宋朝关系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研究专著,如徐毅:《绥服远人——清帝国治理广西的教化策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郑维宽《历代王朝治理广西边疆的策略研究——基于地缘政治的考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和《从制度化到内地化:历代王朝治理广西的时空过程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中国西南边疆的治理》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先秦至当代中国西南边疆治理的历程和各个时期西南边疆治理的重要政策、措施;《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治理西南边疆的政治实践、实业发展、交通规划、文化教育等政策;《民国云南彝族统治集团研究》阐述了民国时期云南彝族集团的崛起,分析了该集团对于稳定大西南、建设“新云南”、开发边疆等方面的贡献。

二是西南边疆地区治理机构、行政建置、政区变迁取得新进展。作为边疆历史研究的“传统领域”,学术界在新世纪之初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不仅翟国强、孙宏年、段金生、董继梅、黄忠鑫、徐静琼等学者发表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学术论文,[4]而且出版了近10部著作,如赵云田著《中国治边机构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陆韧、凌永忠《元明清西南边疆特殊政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陈庆江《明代云南政区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张轲风《民国时期西南大区区划演进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范晓春《中国大行政区:1949—1954年》(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等。此外,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共13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2016年第1版,2017年修订版),对于西南边疆地方政区变迁有所论述。

三是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及相关措施与西南边疆治理研究紧密相关,21世纪初成为“热点”。据统计,仅2000至2012年的13年间,土司研究的论文721篇,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年版)等著作121部。[5]2013至2018年,学术界开展土司研究的“热度”持续升温,何先龙、党会先、陈旭方铁、成溱铭、陈季君、李良品、廖钰、武沐、彭福荣、张锋峰、罗群、罗水良、徐林平、郭秀、王永健、马国君、李红香、黄禾雨、李楠、黄梅、林友宏、潘先林、白义俊、吴喜、龚梦川、龚荫、王希辉、贾益、马强、尤佳等学者发表至少60篇(部)论文、著作。[6]其中,不少成果论及元、明、清和民国时期西南边疆治理的政策、措施。[7]段红云在《明清时期云南边疆土司的区域政治与国家认同》[8]中指出,明清王朝在云南推行土司制度的过程,是不断推进边疆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一体化,加强边疆民族地区国家认同的过程;在中央王朝与边疆土司的互动和博弈过程中,中央王朝在边疆土司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特征,并对明清时期西南边疆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

四是西南边疆开发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是边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1998年后成果丰硕,在发表一批高质量论文的同时,出版10多部学术专著。一方面,学术界在研究清代以来边疆开发时对西南边疆开发进行了论证,如马汝珩、成崇德主编《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成崇德主编《清代西部开发》(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戴逸、张世明主编《中国西部开发与近代化》(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马大正、李大龙主编《20世纪中国西部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对清代、民国时期和当代中国西南边疆的开发做了研究。另一方面,学者们对广西、云南及西南边疆某些特定区域的开发和特定产业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相关著作如覃丽丹、覃彩銮著《广西边疆开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陈征平《云南工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罗群、黄韩鑫《王炽与晚清云南商业社会》(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寿川《云南矿业开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周智生《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其中,《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的治理开发》分析了晚清民国时期“滇藏川毗连地区”的区域性特点,论述了历届中央政府治理、开发这一地区的进程、政策;《王炽与晚清云南商业社会》对云南历史上著名的“红顶商人”王炽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同时论述近代云南商业、社会的相关问题。

(四)西南边疆民族宗教及相关政策研究是与边疆治理密切相关的 “传统领域”,21世初期我国学术界在西南边疆民族发展史与民族关系、历史民族地理、跨境民族、民族宗教政策等领域都推出了新成果。

在西南边疆民族发展史与民族关系方面,学术界不仅发表大量的学术论文,而且出版了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如《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9]王文光、朱映占、赵永忠等著《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王文光、龙晓燕、陈斌《中国西南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赵永忠《当代中国西南民族发展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黄成授等《广西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张刚、伍雄武《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等。其中,《中国历代民族史》共8卷,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先秦至明清时期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历程,相关内容涉及各个时期西南边疆民族发展史与民族关系;《中国西南民族通史》以180余万字的篇幅,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从远古时代到2010年我国西南地区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对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历史源流、民族关系及历代政府的西南民族治理做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历史民族地理、跨境民族研究有一批新成果,如安介生《历史民族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郑维宽《广西历史民族地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探讨了历史时期中国和广西等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空间分布及其特点,又涉及各时期西南边疆政策、民族治理问题;范宏贵、刘志强等著《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何平《傣泰民族的起源与演变新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吕俊彪《京族人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李雪岩、龙四古《西南边疆民族地区青年归侨侨眷发展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郑一省、王国平《西南地区海外移民史研究——以广西、云南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对中国与东南亚邻国越跨境民族相关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在边疆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学者们既在历史时期民族宗教政策发表了新成果,专著如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龚荫《中国历代民族政策概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张广保、宋学立《宗教教化与西南边疆经略----以元明时期云南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又关注当代中国边疆民族宗教政策研究,其中民族识别是当代中国边疆民族治理的重要政策,2000年以后学者们不断推出高质量的成果,既有黄光学、施联朱主编《中国的民族识别——56个民族的来历》(民族出版2005 年修订版),施联朱《民族识别与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尤伟琼《云南民族识别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等学术专著,又有一些相关著作,如黄光学《民族工作文集》(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和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中都有相关内容。

(五)西南边疆环境史、社会史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成为西南边疆研究的新“增长点”。学者们围绕着西南边疆的环境保护、文化生态格局、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社会变迁等主题,开展了“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等多项课题研究;[10]发表不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11]出版了近10部学术著作,如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区的毒品危害及其对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王川《西康地区近代社会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周智生《商人与近代中国西南边疆社会:以滇西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郑维宽《清代广西生态变迁研究——基于人地关系演进的视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周琼、高建国主编《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杨煜达《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李志农、邓云裴认为,明清以来汉族移民大量进入云南藏区,汉族、藏族广泛交流、交融,逐步形成基于共同体特征而超越民族认同的地域认同;这一时期云南藏区的文化生态格局已产生改变,基于地域认同的内生性动力使和谐的民族文化生态得以形成和维系。[12]

(六)西南边疆涉外关系研究进一步深化,我国学术界推出一系列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既包括30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3]又包含20多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而研究领域涉及我国西南边疆与越南、老挝、缅甸等邻国关系,与中国西南沿边开放,主要反映在以下四个领域:

一是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研究以及东南亚国别史研究中论及西南边疆与邻国的关系,相关专著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等10多部。[14]

二是中国西南边疆与邻国的国际河流研究取得新突破,主要有莫小莎《广西国际河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论著。

三是中国西南边疆与邻国边界研究,主要有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昭华《中缅边界问题研究——以近代中英边界谈判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专著。其中,《中国近代边界史》系统地阐述了1840年至1949年一百多年间中国边界变迁的历史进程,详细地考证了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越南、老挝、缅甸等邻国的边界变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是西南丝绸之路、西南沿边开放与涉外经贸往来研究成为“热点”,特别是2013年以后,学者们深入挖掘史料,结合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推进,以史为鉴,发表大量论著,相关专著就有近10部。[15]其中,我国学术界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问题,就西南边疆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基础、现实条件、定位与路径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论文,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21世纪初期,中国西南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取得新进展,成绩和成效令人欣喜。众所周知,我国的西南边疆研究起于先秦秦汉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是西南边疆的早期文献之一。此后,历代典籍对于西南边疆均有记述,近代以来西南边疆学科研究随着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三次高潮”而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对西南边疆历史和现状研究的不断推进,西南边疆研究学科的建设步伐加快:

(一)西南边疆研究学术史的总结、分析不断深化,为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逐步打牢基础。近年来,我国学术界重视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建设,呼声构建“中国边疆学”,为此加强包括西南边疆研究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学术史研究,总结各领域的研究历程、成绩、经验和教训,为建设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体系做好基础工作。2000年以来,学者们不仅发表了多篇论文,[16]对一定时期的西南边疆研究或某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而且出版了多部学术史著作,如厉声、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综述(1989—1998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马大正著《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李国强主编《中国边疆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中国边疆学年鉴201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还专门组织专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来中国边疆研究进行总结、展望。这些专著、年鉴、学术专栏中都有西南边疆研究的专题回顾,有助于深化西南边疆研究,为构建“中国边疆学”做了基础性工作。

(二)学术机构不断增多,研究团队不断壮大,人才培养持续推进。新世纪之初,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大学、云南省社科院、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民族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或者成立专门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或者依据已有研究所、学院(系),推进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成为西南边疆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院所均设立了以西南地区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硕士学位点。西南边疆研究团队在2010年以后继续壮大,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边疆历史系成立于2003年, 2010年正式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至2018年已经培养数十名博士、硕士研究生;广西民族大学在2016年成立广西边疆研究所,2017年更名为广西边疆研究中心,形成了广西边疆研究的跨学科科研平台,为广西边疆社会稳定与发展提供学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三)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成果发表阵地不断扩大。新世纪以来,我国各高校、科研院所对于西南边疆学术交流日益重视,特别是2010年以后学术研讨会逐步密集、频繁,据不完全统计,2010至2018年召开了60多场(届、次)有学术影响的学术研讨会,一些研讨会定期召开,成为西南边疆研究的“机制化”交流平台。比如2010年云南大学与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等院校合作,举办首届“西南论坛”,此后每年一届,该论坛至2018年已经召开九届,成为汇聚国内外学者、研讨西南历史与现状相关问题的重要学术平台。与此同时,西南边疆研究的成果发表阵地不断扩大,不仅《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等杂志刊发了大量西南边疆研究的论文,而且《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中国边疆学》、《华西边疆评论》、《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等学术集刊成为相关成果发表、交流的“新平台”。

(四)西南边疆研究科研项目不断增加,不仅一些省份、部门、高校、科研院所设立各级各类的西南边疆研究课题,而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持续地资助学者们从事包括西南边疆研究在内的中国边疆研究课题。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南边疆历史现状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西南项目”)就为西南边疆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提供“强力支撑”。

2008 年,全国社科规划办批准 “西南项目”,重点研究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中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内容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部分,共立项101项,到2016年底均已结项,成果分研究类、档案文献类、译著类、研究报告类四大系列。[17]“西南项目”在部分课题结项后就推动优秀成果的出版,据有关方面统计,2013年至2018年已出版成果48种,包括学术专著36种,档案12种、130多卷。[18]总体上看,“西南项目”为加强顶层设计,有效地整合国内研究力量,为培育青年骨干人才提供了良好平台,使西南边疆学科建设得到迅猛发展。[19]

中国边疆研究经历了千年的积累、百年的探索,19世纪中叶以来出现过三次边疆研究的高潮。在新世纪之初,西南边疆研究在已有成果、积累的基础上取得新进展、新成果,在一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当前,学术界对于构筑“中国边疆学”充满期待,西南边疆研究是推动“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区域性的基础之一,今后仍需要总结经验,立足已有成果,进一步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西南边疆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研究有待深化,以进一步增强我国学术界的“学术话语权”。西南边疆辖境演变及其历史地位就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之一。中国历史上的西南边疆不断发展、变化,如果从历史上中国疆域形成的角度来看,再以历代王朝和地方民族政权设官置守、经营边疆为标准,西南边疆具有基本稳定、动态演变的特点。“基本稳定”是指秦、汉王朝以来中国的西南边疆基本上稳定在今天我国西藏自治区、四川省、重庆市、云南省、贵州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等省区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并包括今天属于东南亚邻国的中南半岛北部的一部分地区。“动态演变”是指西南边疆的区域经过个一个变迁的过程。[20]今天,国外学术界对于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在历史上是否属于中国疆土有种种观点,境外某些“学者”以其“历史研究”成果支持“藏独”、“疆独”、“台独”的合法性,这就提醒我国学术界:我们必须关注中国疆域的历史与法律地位,这既要从全局视角进行研究,又要对中国边疆各个区域的形成、演变进行个案的、局部的研讨。那么西南边疆的形成、发展史在中国疆域形成史具有怎样的地位和影响?从先秦、秦汉至南朝,中原王朝设置郡县、经营西南达800多年,为何出现从南诏到大理600年雄踞西南的地方民族政权,为何大理政权被元朝统一后西南地区总体上稳固地在中国版图之内?为什么今天越南北部、中部,经历从秦汉至隋唐、五代1000多年的“郡县时代”、“北属时期”,反而在宋代独立建国?为什么在中国与今天的邻国缅甸、越南、尼泊尔、印度等国边界的划分中出现边境地区某些地方、部族的历史归属问题,确定归属的历史标准与法理依据是什么,能否通过研究形成一个适用于全部争议问题的“统一标准”?

(二)西南边疆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构建有待加强。今天,“中国边疆学”仍处于构建的“进行时”,西南边疆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正处在逐步建立的过程中,这需要继续积累文献资料、壮大研究机构、培养青年人才、扩大成果发表阵地、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国内院校、科研机构都有一定的学术积累,加强学术合作,优化组合学术资源,整合研究力量,成为当务之急。比如,国内一些院校、科研院所不同程度地积累了档案、文献,又不可能同时建立几个数据库,如果通过某种机制,共建、共享数据库,就可以避免低水平重复,使学术资源的使用实现“最优设计”。又如,西南边疆研究已有一些学术平台,如果做好顶层设计,建立互惠、合作的“西南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合作的程序会更为流畅。

(三)西南边疆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运用亟待拓展。西南边疆研究既包括基础研究,也包含应用研究,要涉及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各个领域。这就需要运用历史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就西南边疆历史、现状的某一领域、特定问题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比如历代西南边疆治理往往涉及到政区设置、人员流动、民族关系、边疆开发,这些又受到特定时期的地理环境、涉外关系等的影响,而且某些条件下国内因素与国外因素、自然因素与人文要素形成互动。如何系统、全面地反映历史的“真实”,揭示一定历史时期西南边疆治理的规律,为今天的边疆治理提供参考?这既需要广泛搜集档案资料、进行文献分析,又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地理信息系统(GIS),综合利用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开展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并以文字“静态阐述”、历史地图“动态展示”相结合,形成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成果。


[1]“中国西南边疆”一般指从古到今的中国的西南边疆地区,学术界对其概念、地域范围有不同的表述、认识。笔者认为,一方面因为先秦以来“中国西南边疆”的地域的确有过盈缩、变迁,今天的“西南边疆”主要是指地处中国西南的广西、云南、西藏三个边疆省区,有时特指这三个省区靠近边境线的一定地带,而先秦以来中国西南边疆不仅包括今天广西、云南、西藏三个边疆省区的全部,又曾经包含今天重庆、四川、贵州的部分地区,还包括历史上是我国国土、今天则属于东南亚、南亚邻国的部分地区。

[2]史金波:《当代少数民族文字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刍议》,《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3]“西南边疆历史与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档案文献系列"成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4]翟国强:《略论近代云南的边防建设及政区设置》,邢广程主编《中国边疆学》(第二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孙宏年:《西南边疆的政区变动与中央治边方略的演变(1900—1965)》,《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段金生、董继梅:《边疆、王朝与制度变迁:清代云南地方省级行政体制的演化》,《思想战线》2016年第6期,黄忠鑫、徐静琼:《中越边界变动背景下的钦州佐杂设置(1368—1888)》,《云南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等。

[5]参见成臻铭:《清代土司研究——一种政治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观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6]著作如何先龙:《土司制度论稿—中国边政之土官制度管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陈季君、党会先、陈旭:《播州土司史》,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论文如李楠、林友宏:《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经济研究》2016年第 7 期;方铁:《土司制度研究方法述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2期;李良品、谈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时期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政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9期;罗群:《“慕利”与“慕义”——论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制度建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龚梦川、龚荫:《中国土司制度的发展历程、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云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等。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

[7]论文如潘先林、白义俊:《民国时期的土司政策 ——以云南为中心的讨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成臻铭、罗水良:《蒙元时期何以运用土官进行边疆治理——以云南边地实践为视点》,《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等。

[8]《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9]《中国历代民族史》丛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包括田继周:《中国历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中国历代民族史·秦汉民族史》,白翠琴:《中国历代民族史·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卢勋、萧之兴、祝启源:《中国历代民族史·隋唐民族史》,陈佳华、蔡家艺、莫俊卿、杨保隆著:《中国历代民族史·宋辽金时期民族史》,罗贤佑:《中国历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杨绍猷、莫俊卿:《中国历代民族史·明代民族史》,杨学琛:《中国历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

[10]科研项目如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清前期(1644—1795)重大自然灾害与救灾机制研究”(编号:09XZS010),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历史现状综合研究项目”特别项目“清代云南生态变迁与环境灾害研究”(编号:B09003),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灾害文化数据库建设”(项目批准号:17ZDA158),等。

[11]论文如马强《唐宋西南、岭南瘴病地理与知识阶层的认识应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3期;李良品、彭福荣、吴冬梅《论古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念与生态环境》,《黑龙江民族丛刊》2008年第3期;周琼《乾隆朝“以工代赈”制度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李荣华《秦汉时期南土卑湿环境恶劣观念考述》,《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等。此外,周琼、高建国主编《中国西南地区灾荒与社会变迁:第七届中国灾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也收录了相关论文。

[12]李志农、邓云裴:《明清时期的汉族移民与云南藏区文化生态分析》,《思想战线》2015年第6期。

[13]论文如戴可来:《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陈双燕:《中越宗藩关系的历史发展述论》,《南洋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张植荣:《中越北部湾划界谈判及其对解决海疆争端的启示》,《国际论坛》2005年第2期;周郢:《明万历壬辰之役“借兵暹罗”发覆》,《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等。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列出。

[14]相关专著,如余定邦、喻常森等:《近代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王志强:《李鸿章与越南问题(1881-1886)》,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孙宏年:《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清代中越关系研究(1644—1885)》,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014年版;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朱晓凯:《〈申报〉与中法战争研究》,黄山书社2017年版;戴可来、于向东主编:《越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郭振铎、张笑梅主编:《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新时期》,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杨煜达:《乾隆朝中缅冲突与西南边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贺圣达:《缅甸史》,云南人民出版社、云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申旭:《老挝史》,云南大学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学术界对于“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它们都是相对于从历史上中原地区出发到中亚、西亚、欧洲的“北方丝绸之路”而言的,二者的区别仅仅在方位认识的细微差异,若就今天的广西、云南及历史上的西南边疆而言,“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都可以,故本文同时认可这两个概念,同时使用“西南丝绸之路”这一用语。1998年以来,相关成果很多,论文有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王清华:《西南丝绸之路与中印文化交流》,《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霍巍:《“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中华文化论坛》2008年S2期;等。专著如段渝著:《南方丝绸之路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08年版;陈铁军:《云南30年的沿边开放历程、成就和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李旭:《茶马古道各民族商号及其互动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张永帅:《空间视角下的近代云南口岸贸易研究(1889—1937)》,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16]论文如王明珂:《台湾地区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西南民族史研究》,徐正光、黄应贵主编《人类学在台湾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版;方铁:《西南疆域史研究综述(1989—1998)》,《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方铁:《西南边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李绍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王振刚:《学界对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著述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林文勋、罗群、潘先林:《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基于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杨永福:《近20年清代西南边疆民族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等。

[17]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2—554页;马大正、刘晖春:《加强项目顶层设计 深化中国边疆研究——以“西南边疆项目”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18]“西南边疆历史现状综合研究项目”成果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起陆续出版,至2018年12月底已出版专著类成果36种,档案类成果12种。在此感谢宋月华、周志静等朋友提供的数据!

[19]马大正、刘晖春:《加强项目顶层设计深化中国边疆研究——以“西南边疆项目”为例》,《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0]有关中国西南边疆的演变,可参见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铁主编:《西南通史》;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林荣贵主编:《中国古代疆域史》版;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等。

(该文原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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