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疆、西藏和川边地区
清朝末年，担任新疆巡抚的联魁、伊犁将军的长庚，是满族官员中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对推行新政态度比较积极。联魁认为“遵筹西北全局，大旨不外置省、改官、开垦、兴学、练兵数端，应酌量缓急，择要施行”；长庚主张“一练兵，二畜牧，三商务，四工艺，五兴学”（《清德宗实录》卷591、卷563）。其中成效比较显著的是编练新军、兴办实业、开设学校和建咨议局。为推动实业兴办，在各地设立工艺局，创办工艺厂、劝工所、织造局、农林试验场等。长庚在伊犁创办了制革有限公司，原为官商合办，后来改为商办。经营者是维吾尔族商人玉山巴依，机器从德国购进，技师从德国和俄国招聘，有工人100余名，年产约1万张大皮。
1904年，英国再次侵略西藏，一度占据拉萨。清廷大为震惊，在英军退兵后，即颁谕称西藏“地大物博，久为外人垂涎。近日英兵入藏，迫胁番众立约，情形叵测，亟应思患预防。补救筹维，端在开垦实边，练兵讲武。期挽利权而资抵御，方足以自固藩篱。前有旨令凤全移驻察木多，西宁办事大臣昨已简放延祉。所有西藏各边，东南至四川、云南界一带，著凤全认真经理；北至青海界一带，著延祉认真经理。各将所属蒙番，设法安抚，并将有利可兴之地，切实查勘，举办屯垦畜牧，寓兵于农，勤加训练。酌量招工开矿，以裕饷源”（《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页）。并先后任命张荫棠、联豫、赵尔丰等人主持实施清末西藏及川边新政。
1906年出任查办藏事大臣的张萌棠，举人出身，早年赴美曾任清政府驻美参赞和总领事职。继任的联豫，早年曾跟随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等国，对时局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1907年2月10日《详陈藏中情形及拟办各事折》中指出：“窃维西藏近日危险情形，早在圣明洞鉴之中。俄人觊觎于北，暗中诱之以利，英人窥伺于西，近且胁之以兵……奴才心实忧之，后患何堪设想。且西藏之地，南通云南，北连甘肃，东接四川，万一西藏不守，则甘肃、云南、四川俱属可危，而内外蒙古、长江一带亦俱可虑”（《联豫驻藏奏稿》，西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页）。
张荫棠等人建议，西藏新政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练兵、屯垦、通商、建学校，得到清廷的允准，认为“举凡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利便交通以及添置官吏、整饬庶政诸大端，均应及时规划，期于治理日益修明”（《清德宗实录》卷562、卷549、卷587）。西藏适宜畜牧业，张荫棠提出要鼓励畜养牛羊，发展畜牧业，并重视开发利用畜产品资源，在江孜设立了工艺局，招聘技师入藏传授技术。联豫上任后，开办了商品陈列所，陈列四川制造的各种产品，旨在“藉资观感，而工业或可渐臻发达”（《联豫驻藏奏稿》，第17~18页）。同时，他还选派藏民子弟到四川劝工局学习工艺。
1910年初，达赖出逃印度后，清廷立即宣布革除其名号，继而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责成驻藏大臣联豫“悉心经营”。联豫奉命基本上按照行省建制的架构原则，对西藏地方官制进行改革，在西藏各地设置委员，并仿照内地各省督抚衙门章程，设立幕职分科办事，以专责成。这些举措使西藏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有了明显的内地化趋向，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驻藏大臣的主事权力。与此同时，清朝政府在川边藏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打通川藏之交通，并为川边藏区与四川省的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在川边藏族地区，清廷强调“四川、云南两省毗连西藏，边务至为紧要。若于该两省边疆开办屯垦，广兴地利，选练新兵，足以固川滇之门户，即足以保西藏之藩篱，实为今日必不可缓之举”（《清史编年》第12卷，第421页）。1906年，赵尔丰出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力行新政，实施改土归流，奏请屯垦、练兵、设官、兴学、通商、开矿、强调“振兴地方，首在提倡实业”，并重视改善交通，认为“商贾之流通恃乎此，垦务之发达恃乎此，地方之富庶更靡不恃乎此”（《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衙门档案》，《历史档案》1992年第４期）。
1908年，赵尔丰奏准兴建中渡雅砻江钢丝吊桥，指出“中渡地方为打箭炉通边藏要道，其地即所谓雅砻江也。江面宽至数十丈，水极漂急，每当盛涨，舟船不能迳渡，行旅转输饷械，尤为困难。臣前在关外督师，目击情形，以为非建桥不足以资利便，而非仿西法修筑钢桥，亦不能以期坚固。臣于护督任内，曾派员前往切实勘测，绘具详图，筹有端绪。臣到任后，即饬驻沪转运之员，向洋行商议，定造吊式钢桥一座，各洋行均以地处边远，不愿承办。且亦索价过昂，迭经磋商，乃与比商华法公司订立合同，现全桥钢料及工程师均已上路”。
继而，赵尔丰又奏请兴建泸定钢丝吊桥，指出“中渡桥工已将完竣，查泸定桥尤关重要，因地通边藏之冲衢，而居内地行旅，往返转输饷械，繁盛于中渡。臣到任后，派员勘测绘图，此桥系据金川江，原以铁链造成，因桥身过长，行之簸动，而不能通过重大物件，往往被风吹断，修理困难。在当时拟修铁丝桥，较铁链桥灵便。至与比商定购吊式钢桥，较以前铁链桥坚固百倍。遂于月前与中渡建桥工程师盖利余爱尔订购一座，按照中渡桥样建筑”，待建成后，“由成都至康定一段通道无阻” （《赵尔丰川边奏牍》，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11~112页）。
上述举措加强了内地与川边及西藏人员和物资的往来，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也为以后民国年间的西康建省打下了基础。
2 在内蒙古的举措
清末新政期间，内蒙古进行了大规模放垦，其范围集中于内札萨克蒙古的6盟49旗，包括东部的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以及西部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锡林郭勒盟，地跨今内蒙古、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
清末内蒙古草原的放垦，是这一地区土地所有权制度私有化的开始。在此之前，内蒙古的土地占有和使用，可依据土地所有权获得的途径，分为私有地、公共土地和直属皇家的土地。所谓私有地，包括蒙古贵族、士兵、平民、差役按照爵位、等级领受的不同面积的土地，人死后要上交盟旗重新分配，不能继承，土地仍属于公有范围。公共土地，指的是公共牧场，札萨克对于公有土地有管理权，公共土地一般没有明确的四至，各旗之间只依照山、河或者敖包等，划分一个大概的界限。此外，还有清廷划定的皇家园林或是专门服务于皇族的土地。放垦及土地私有化的同时，清朝政府也加快了在内蒙古地区设立县治的速度，清末放垦期间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的府州县有30个，是整个内蒙古地区至清末为止设立的所有府州县的60%。
放垦和土地私有及农业开发，给内蒙古草原带来新的生产关系。耪青作为一种载体，在汉族的精耕细作技术传入内蒙古地区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它起源于华北，也称帮租，是一种分益雇佣制。由地主提供劳动力之外的一切生产费用，由佃农提供劳动力，在收获时，以一定比例分成，在华北地区佃农最多得三成。这种生产关系由汉族移民传入内蒙古地区后称作耪青，佃农与地主一般五五分成，副产物如秸秆等物归地主。这种耪青制度在新放垦的地区较为流行，因为土地资源相对丰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等到土地垦熟，人口增长，社会模式渐渐接近内地的汉族社会时，耪青关系就开始减少。这种生产关系，促进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和农业开发。
蒙汉交流也引起了蒙古族饮食结构、习惯和服饰的变化。放垦前，蒙古族人通常以食用畜产品为主，农产品为辅。放垦后，随着农业的发展，农产品在饮食结构中的比重逐渐上升。由于农业及商业的发展，茶和纸烟等一些原来只有贵族享用的商品，逐渐成为蒙古族大众的日常生活消费品，而烧锅一类的小作坊的出现，也为牧民饮用粮食酿酒提供了方便。棉布逐渐代替了原来的毡和皮，成为蒙古族的服饰原材料，原来的皮袄、皮靴渐渐被棉袄、棉袍、棉靴所替代。
放垦既是内蒙古地区新政的一部分，也有助于当地新政的推进。至清末止，绥远地区设立了大约48所中小学，它们的开办和运营费用，除了部分由王公捐助外，大部分是由学堂地的租银提供。筹备新军、警察及武备学堂的饷银、号衣、马匹、枪械等需要的巨额资金，多来自土地的放垦所得（耿晓明：《清末内蒙古垦荒论略》，《经济—社会史评论》第5辑，三联书店2010年版）。从长远观察，草原的大量放垦，对植被和生态环境不无破坏性，但就当时而言，放垦的实施，推进了内蒙古地区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
3 资金和人才匮乏
清末新政期间，边远省区的近代化逐渐起步，但原先存在的那些不利因素依然存在，并依旧制约着改革的推行和成效。其中，资金和人才严重匮乏仍是难题之一。1907年8月9日，芬兰人马达汉在乌鲁木齐参观一家官办军工厂，看到工厂处于停工状态，“机器上的标志是KNAPE，MAGDEBURG（马德堡）。听说机器开足马力时，每天的最高产量是500发子弹”。此时正打算重新开工，为此“在几个月前，工厂里已经从中国东部招募了一批新的工人”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1906—1908）》，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266页）。1928年去新疆考察的馀炳昶在乌鲁木齐曾见到当地“有一造火柴机器”，自清末购来后一直“废置未用”（徐炳昶：《西游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1908年1月27日，联豫奏称：“藏中用款，既不能取之于番民，也不能不仰给于内省。现在举行新政，各省拮据皆同。即以近拨之二十万两，在部臣已属极力腾挪，在此间仍无异于车薪杯水，且不知何时始能汇藏”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页）。同年8月16日，《重庆商会公报》曾载：“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近与政府诸公讨论西藏要政。张大臣以西藏边界，土番披猖，又有外人蹑足其后，大局不可不虑，亟宜速练精兵，添设藏营，以资防卫。余如兴办学堂，改良风俗，开采矿产，垦辟荒地，建筑铁路，安设电线各事，亦应次第举行。惟因中英藏约中，有窒碍之处，故须妥筹善法，变通办理。至于推广商埠，划建行省各事，亦应预为筹划，免致临时棘手等语。所论皆中窍要，各王大臣均极赞成，即按所陈各节，电致赵季帅酌核办理。”同年10月24日，《广益丛报》则称：“成都府来函云，赵季帅不日起程前赴西藏，心殊郁郁不乐，盖欲实施改革，既乏经费又乏人马，安克臻此”（《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有学者指出，西藏新政，百举待兴，练兵兴学，务农开矿，讲求实业，便利交通，添设官吏，整饬庶政等等，均需资金作后盾。尽管清廷一再强调西藏地方关系紧要，“著度支部妥速筹划议奏”、“速议筹拨”，但终因国库空虚，虽经设法周转，但于西藏仍属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联豫深感“无米之炊，实难措手”。1910年起，西藏常年经费共50万两，由俄法款内截10万，英德款内截15万，其余25万则由四川省另筹接济，并谕藏事如有不敷，则由川督遵旨随时接济。但事实上，川督赵尔巽一再上奏，禀川省财政困难，库储奇绌，应付俱穷，度支部仍不予置理。川款无着落，原先的设想如修筑道路、讲求实业、开矿务农等事多只能停留在纸面上（黄维忠：《清季筹藏新政评述》，《中国藏学》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