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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蒙古准噶尔部第一次进藏熬茶考
作者:吕文利 张蕊 责编:

来源:《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4-12-01  点击量: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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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清乾隆六年,蒙古准噶尔部禀报清廷拟派使团进藏熬茶(藏区外喇嘛教信徒表达虔诚的方式),乾隆帝虽应承,但鉴于准部尚与清廷分庭抗礼,藏区藏王与宗教势力正盛,而途中又要经过青海蒙古诸部,故对此进行了顾及多方的周详准备与应对。结果,准部使臣恰入藏而折返,虽出人意料,结果却耐人寻味。本文根据入手档案等,希冀对此事予以深究。

引言

 

  藏区社会很早就有饮茶的习俗,这是因为青藏高原地处高寒地区,以乳、肉为主食的藏族群众需要用茶来帮助消化,并提神健脑,因此,茶叶在藏区有很大的需求。其中,寺院的僧侣由于终日坐禅和诵经,喝茶的次数很多,且养成了喝茶的习惯,故需求的量最大。到后来,甚至形成了收茶节日,藏语叫“滚芒嘉”,在节日期间,信徒们纷纷拿着砖茶到寺院为喇嘛熬茶,发放布施。[1]

 

  “熬茶”,又称“熬广茶”,是藏、蒙古、土、纳西等信仰喇嘛教的各民族的一项宗教活动,是到寺院礼佛布施的俗称。主要流行于西藏、青海、新疆和内蒙古地区。西藏喇嘛教素有饭前熬一锅酥油茶,于开饭时饮用之习俗。故凡到寺院礼佛者,都须先熬茶、并于僧众喝茶时布施。前往布施者有各级封建主,也有劳动人民和各级僧侣。布施礼品,视各人的经济状况而定。可用金银,也可用实物。主要是通过布施祈求人畜平安、五谷丰登。也有要求为亲人超度亡灵或还愿的。[2]

 

  所谓“进藏熬茶”,是西藏境外信奉喇嘛教各民族进藏布施的一种宗教活动。滥觞于16世纪末,随格鲁派在蒙古地区传播而渐盛,早期常与西藏教派斗争、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和硕特部首领顾始汗袭据西藏后,情况始有转变。以蒙古族布施活动为最频繁,规模最大。卫拉特蒙古尤为活跃,常至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布施物品最丰富,自牲畜、金银、绸缎、布疋、茶叶、至各种手工艺品等,应有尽有。17世纪中前期,有为数颇多的大封建主甚至亲自率众入藏,以示虔诚。清政府统一西北地区后,蒙古各部均被编入盟旗或驻防旗,封建主势力有所削弱,加之规定进藏熬茶学经,10人以上须请票,由驻藏大臣给予执照,规模逐渐缩小。喀尔喀、漠南蒙古封建主则多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世俗封建主的活动虽被削弱,而上层僧侣的布施却呈现上升趋势。土、藏、羌、纳西等族封建主派人进藏,一般都只有数人、十数人,超过百人的极少。满族统治阶级为笼络西藏寺院集团,从乾隆时起,凡皇太后逝世,也遣人携金银、茶叶等前往布施。它是西藏寺院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乾隆初的准噶尔部入藏熬茶还有其特殊性,由于准噶尔部还未归附清廷,很多物资需要通过贸易来取得,因此入藏熬茶是准噶尔与清廷很重要的贸易途径。

 

  关于乾隆初年蒙古准噶尔入藏熬茶事,马林先生进行了较为全面地研究,对乾隆六年准噶尔入藏熬茶始末进行了梳理,并对准噶尔使者中途而返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乾隆六年时清政府在科布多同准噶尔部的摩擦,是首要的原因。即乾隆帝所说的准噶尔官兵没有向清廷照会便巡视科布多,并直入布延图卡伦,直至喀勒占和硕卡伦后,清廷官兵才“禁止之”。准噶尔为示抗议,便撤回了入藏熬茶之人;二是清廷对这批准噶尔使者防范甚严,噶尔丹策零未能如意,遂生不满;三是此次商民对准噶尔的货物给价太低,贸易不顺。[4]但马先生所用资料为《清实录》、《皇朝藩部要略》、《西藏图考》等文献,没有利用清代遗留下来的奏折等档案,故对很多历史细节没有很好地把握,很多问题需要修正。

 

  其他相关的文章还有叶志如的《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5],蔡家艺的《清代中晚期进藏熬茶概述》[6]等。叶文考察的侧重点是乾隆初对准部贸易等活动所实行的理藩政策,蔡文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汉文档案,对清代中晚期蒙、土、藏(西藏以外的藏族)、纳西等民族进藏熬茶情况进行了研究,但并未涉及到乾隆初年准噶尔部进藏熬茶的情况。另外蔡家艺先生的《清代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关系》[7]、《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两份准噶尔的购货单试析》[8]等文章,对准噶尔和清廷的贸易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上文章构成了笔者研究的起点,很多论断对笔者深有启发。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9]和《夷使档》[10]译文,详细考证乾隆六年准噶尔进藏熬茶的来龙去脉和乾隆君臣的应对策略。

 

  一、准噶尔部进藏熬茶的背景

 

  15世纪初叶,宗喀巴在西藏创立了一个新的喇嘛教派——格鲁派,因其显、密渐修递进、严格寺僧戒律,很快吸引了很多信众。由于这个教派的僧人都戴黄色僧帽,故俗称黄教。当时的西藏教派林立,也有很多地方势力,各教派为了生存和发展,需要与地方势力联合,在斗争中,格鲁派及其所依靠的势力渐处于下风。16世纪下半叶,三世达赖索朗嘉措(bsod nams rgya mtsho)为了得到蒙古势力的支持,到青海蒙古地区传教,与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互赠名号,结成联盟。尔后四世达赖云丹嘉措(yon tan rgya mtsho)又从俺答汗家族诞生,从此,格鲁派在蒙古地区得到迅速传播和发展。

 

  16世纪末17世纪初,活跃在漠西的卫拉特蒙古部包括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部。各部互不统属,仅以“楚勒干”[11]来协调各部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重大问题。17世纪初,卫拉特楚勒干之主由和硕特贵族拜巴噶斯担任。1616年,以拜巴噶斯为首的卫拉特楚勒干决定接受藏传佛教的格鲁派教义(黄教)。此后,藏传佛教格鲁派对卫拉特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640年制定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就具有深深的格鲁派烙印,法典的开头即表明要向格鲁派领袖宗喀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叩拜。[12]法典中还有保护宗教和僧侣的若干规定,由此可见,藏传佛教格鲁派已经深入到了卫拉特人的生活,卫拉特与西藏之间由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封建主纷纷派子侄去西藏学经,后来成为准噶尔领袖的噶尔丹就在西藏整整学习了十年。

 

  1642年,卫拉特和硕特部首领顾始汗率兵打败藏巴汗,在西藏建立了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此后,对于顾始汗及其子孙,清廷一直承认并加封其为西藏的世俗统治者,直到1717年蒙古准噶尔部进藏,拉藏汗被杀。此事成为清廷调整治藏政策的契机,此后清廷依靠西藏的上层贵族,建立了众噶伦负责制,但这又容易结党营私,形成派系。1727年,终于酿成了阿尔布巴之乱,这又成为清廷调整西藏政策的转折点,阿尔布巴之乱平定后,清廷以西藏地方贵族颇罗鼐统领西藏事务。1740年(乾隆四年),晋封颇罗鼐为郡王。

 

  而此时统治准噶尔的首领是策旺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噶尔丹策零于雍正五年(1727)继任准噶尔首领,翌年,雍正帝命他送还因叛乱而逃到准噶尔的青海蒙古首领罗卜藏丹津,但遭到噶尔丹策零的拒绝,这引起了雍正帝的不满。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与诸王、内阁、九卿、八旗大臣等商议,认为噶尔丹策零将来“断非安分守法之人,必至生事妄为”,“若留此余孽,则喀尔喀、青海、西藏等处,必被其扰乱。”[13]于是,是年三月,清廷命领侍卫内大臣三等公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北路出师;川陕总督三等公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西路出师,征讨准噶尔噶尔丹策零。[14]由此拉开了清准五年战争的序幕。雍正十一年(1733),两军劳师糜饷,开始谋求议和,议和的中心议题是划定准噶尔与喀尔喀的辖区。经过几年的谈判,乾隆四年(1739)终于商定,准噶尔部与喀尔喀部仍以阿尔泰山为界,“厄鲁特游牧毋得越过阿勒泰南北山梁,山阳喀尔喀则仍居扎布堪等处”,清廷仍保留托尔和、布延图两个卡伦原位不动。[15]

 

  随着议和的顺利进行,噶尔丹策零也在积极寻找与中原贸易的途径,因为连年的战乱使得以畜牧业为主体经济的准噶尔社会民不聊生,严重阻碍了经济发展,必然促使噶尔丹策零寻找发展的机遇。在其即位不久,就曾遣使要求“在西域煎茶设供,广行释教以安众生”[16],但遭到了雍正帝的拒绝。到了乾隆初期,准噶尔与清廷的关系渐趋缓和,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噶尔丹策零找到了贸易的理由,就是乾隆二年(1737),第五世班禅洛桑益西(blo bzang ye shes)圆寂,三年(1738),噶尔丹策零遣哈柳作为使节进京,以班禅额尔德尼圆寂为由,请求赴藏熬茶布施。[17]对于以赴藏布施为名,行贸易之实,清廷亦心知肚明,早在乾隆元年噶尔丹策零遣使入觐求和时,乾隆帝就说“噶尔丹策凌本无求和之意,特借此牵率奏请,希图通市之利耳,所见如此,能不为朕所耻笑?若能遵皇考谕旨定界,朕必格外施恩,所得不更多乎?”[18]乾隆三年清廷派侍郎阿克敦作为使臣前往准噶尔时,曾根据噶尔丹策零可能提出的九个问题设置了使臣回答的答案,其中有两条:

 

  “噶尔丹策零倘若提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则告之曰,达赖喇嘛身体甚好,班禅额尔德尼去岁圆寂……彼若提及遣人赴藏熬茶,则称,俟定边界和好之后,台吉尔奏请圣上,料必遣大臣官员等伴送尔之所派之人前往;

 

  噶尔丹策零若议遣使贸易之事,则告之曰,台吉尔若议定边界,促成修好之事,为遣使贸易之事奏请圣恩,必定获准。”[19]

 

  由此可见,清廷以议定边界为准许准噶尔赴藏熬茶贸易的前提条件,而乾隆四年时准噶尔和喀尔喀的边界大体遵循的正是雍正时期所定的边界,故乾隆帝没有食言,允准准噶尔派一百人赴藏,并派遣官兵护送。后经噶尔丹策零遣使争取,准用三百人赴藏布施。[20]

 

  二、乾隆君臣应对准噶尔入藏熬茶事

 

  自乾隆帝允准准噶尔进藏熬茶后,乾隆君臣即考虑如何妥善应对准噶尔入藏熬茶事,先是“密寄驻劄西宁、西藏大臣等,严饬守卡人员,不时小心侦探,倘有贼人消息,迅速禀报,即调兵防范堵截,不可稍有疏懈”,尔后又行文藏王颇罗鼐,让他小心防范。[21]并命大臣与准噶尔使臣哈柳商定贸易事宜,商定的结果是允准准噶尔如俄罗斯例,四年贸易一次,人数不得过二百,限八十日还准噶尔游牧所在地。来京的路途从肃州、西安行走。到肃州贸易的人也以四年为限,人数不得过百人,不许买卖违禁物品。并考虑到与俄罗斯同在一年贸易有冲突之处,特准许准噶尔人于寅、午、戌年来京贸易,子、辰、申年至肃州贸易。[22]

 

  针对准噶尔进藏熬茶事,军机大臣奏,待准噶尔商队来的时候,令理藩院派章京二员前赴哈密军营,令提督李绳武拨兵五百名,与章京等协同办理。令准噶尔人由扁都口(今甘肃省民乐县南,距民乐县城30公里)边界前至东科尔(今青海省湟源县境内,距西宁40公里)贸易,事毕后,即由此处护送至藏。沿途有司亦令照管。“至入藏之人,非奏事使臣可比,无庸换给马匹。其经过青海等处,一应蒙古游牧及各台站,豫令移置妥协,俟使臣还,安设如故。其应拨满洲兵护送,请就近于庄浪、凉州酌拨五百名,与李绳武处所拨官兵,以大臣一员总领。至藏时,有应办一切,令驻藏副都统与郡王颇罗鼐公同核议,妥协办理。”[23]

 

  藏王颇罗鼐接到驻藏大臣纪山转来的防范准噶尔进藏熬茶的御批后,亦表态已于“土伯特人众内挑选精壮男丁操练,现有马步兵共五万余名”,兵强马壮,且已做好准噶尔使臣进藏熬茶的准备,“凡为此事加以防范、办理事项等处,颇罗鼐将悉遵大臣吩咐”[24],表明了听从驻藏大臣号令的态度。

 

  驻藏大臣纪山的奏报对准噶尔入藏熬茶事宜安排的更为详细,他在去年八月就接到了军机大臣等议准准噶尔使臣等赴藏熬茶之事的文书,随后纪山当即密奏“在藏防守、各要隘设卡,及准噶尔来犯道途、卫藏、喀木、阿里克地方所备厄鲁特、唐古忒马步兵共有五万名” 等事。[25]此后,随着准噶尔使臣的临近,纪山等商议了应对的方案:

 

  1、令颇罗鼐的两个儿子珠尔默特纳木扎勒与珠尔默特车布登分别驻守,并互相支援。纪山认为,虽然近年来阿里克地方驻兵五千名,喀喇乌苏、腾格里淖尔、达木、羊八井地方驻兵三千名,但还需增派兵丁防守。“防备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路,派往喀喇乌苏、达木、羊八井、纳克桑等处兵丁六千名,仍令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纳木扎勒(即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笔者注)率带驻守;防备如托克努热路,公珠尔默特车布登率兵五千名驻守阿里克地方”。如此安排后,若阿里克地方发现准噶尔兵来,即可抽调喀喇乌苏等处六千名兵丁往西增援,亦可将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调往喀喇乌苏接应。若准噶尔兵沿阿哈雅克等路来扰喀喇乌苏等地,则由阿里克五千名兵丁内抽调二千名兵丁往东增援,并调藏、工布、达克布所备四千名兵丁应援,使之彼此接应。另外,纪山等人又备有随时可供调遣的马兵一万五千名。其余的马步兵,于各自游牧地随时听候调遣。[26]

 

  2、于各相关卡伦增设兵丁防备。纪山认为,各处卡伦要较往年多派兵丁,在准噶尔行经之阿哈雅克、腾格里淖尔、纳克桑、如托克努热路瞭望准噶尔使臣的踪迹,并及时报告。于阿哈雅克路所属哈济尔得卜特尔、仲干里麻尔、诺木浑地方设卡三处;腾格里淖尔路所属穆斯加根、兴济勒沃岳地方设卡二处;纳克桑路所属工斯塘、特巴克托罗盖、沃莫库鲁木地方设卡三处;如托克路所属塞塘理塘地方设卡一处;努热路所属努如地方设卡一处。这些卡伦,每卡派驻兵丁一百名,派干练可靠的头目一名。纪山等“严饬选派之卡伦头目和硕特台吉察哈尔、锡达里台吉胡里木图等,尔等将此等卡伦夏季拓展三次,冬季拓展二次,不分昼夜力探贼踪,倘有消息,一面从速禀报驻守阿里克之公珠尔默特车布登、驻守喀喇乌苏之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密纳木扎勒,一面禀报我等,不得稍有懈怠。”[27]

 

  3、为避免“肆意造谣送信”,派官兵瞭望“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的动向。纪山认为暂由西藏“兼管之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原系逆贼罗布藏丹津所属,均在木鲁乌苏、喀喇乌苏之间游牧。此等人众极不开化,不知法度,闻知准噶尔熬茶使臣进藏,肆意造谣送信,亦未可料,理宜遣派干练官兵收束防范”,所以纪山派由绿旗官兵内拣选的川北左营千总石广途带领四名兵丁,并派遣藏王颇罗鼐的亲信第巴果比巴克汝,率“唐古忒精兵”二十名,前往“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游牧地边缘,佯装巡边,一边瞭望准噶尔人的踪迹,一边收束其游牧之所有人众。”[28]

 

  4、迁移准噶尔使臣所经过的沿途蒙古人众。军机大臣等经商议后认为,准噶尔使臣入藏之时,途经青海西边一带地方,这些地方的游牧蒙古人众应该迁移。纪山认为,西宁、青海至西藏,须经喀喇乌苏地方,此地现有重兵驻守,并又往外拓展设卡于阿哈雅克地方。此处又有颇罗鼐所属厄鲁特蒙古驻牧,这些驻卡兵丁和游牧蒙古,不能让准噶尔使臣等看见,所以纪山等计算准噶尔使臣快到这个地方时,将卡伦兵丁、游牧人等往里迁移至水草丰美之处,交付给扎萨克头等台吉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另外,使臣等行近西藏边界后,需派遣官兵护送至西藏,拟将这个任务交给珠尔默特那木扎勒,让他抽选贤能斋桑、第巴二人,率领三百名兵丁前往迎接。“护送至藏时,途经唐古忒人村落,其牲畜杂物,收管妥当,毋令睹见,好生护送至藏。”[29]

 

  5、使臣进藏后,勤加防范,不使其探听藏地情形及消息。纪山等于藏地附近选择坚固之处,令护送官兵以及内地随送官兵扎营驻守。西藏绿旗官兵仅为五百名,纪山等“尽力巧为备办妥帖,断不令使臣等窥视,不致显露兵少”。在使臣等进见达赖喇嘛以及赴西藏之大小昭、哲蚌、色拉、甘丹等寺拜佛的时候,纪山等派遣干练官兵,“会同原护送官弁、随送官兵收束,前往各寺庙瞻拜,毋令妄行”。使臣等倘若前往后藏班禅额尔德尼处熬茶,纪山等则选派干练可靠斋桑、第巴二人,率兵三百名,“好生收束护送”。[30]由此看来,使臣的整个进藏过程都在纪山的监控之下。

 

  6、收购使臣货物。纪山认为,使臣等携来的货物,纪山等会同护送官兵折算其价银后,由颇罗鼐倾囊购买,“倘若一人之力所不能,再动国帑收购”。但这只是一个想法,等准噶尔使臣到达时,纪山再视情况而另行奏闻。另外,使臣等返回之前,如若进献达赖喇嘛、纪山等以伯勒克,纪山将“酌情回赏缎匹等物,并加筵宴。”[31]

 

  7、护送使臣出藏。纪山奏云,等准噶尔熬茶使者事毕确定返回日期,派遣官兵护送至西藏边界。除此之外,又怕准噶尔这批熬茶使臣“或潜行派兵纷扰各地,肇启战事,亦难逆料”,故纪山待使臣等出界后,令所设卡伦兵丁更加勤勉防守,若全然无事后,等到冬季降雪,路不可行之时,留下足敷防守之兵外,将其余官兵撤回。万一还有准噶尔来攻的消息,即调所备喀喇乌苏等地一万五千名兵丁截击。倘若准噶尔兵来势凶猛,则由游牧地所备三万五千名兵丁内,抽调二万名,由纪山、颇罗鼐亲自率领增援围剿。并为照料达赖喇嘛及城中所存钱粮计,以副将宋宗章、赏扎萨克头等台吉衔噶伦色玉特塞卜腾、原公嘎布西布那木扎勒、色布腾之弟台吉班第达为首,率领预先抽调的五千名兵丁及五百名绿旗兵,坚守达赖喇嘛所住的布达拉山、城池及藏地。[32]

 

  纪山如此防备,不可谓不周密,他自己也认为如此安排“已属牢固,毫无不虞之处”,很显然,乾隆帝也很满意,在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朱批写道:“此议甚属详密,著即如此办理。再,虽经如此备办,然毋令属下人等知觉,恐妄自泄露,致使人心恐慌。”[33]

 

  纪山随后又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所需米石一折,经过商议,纪山认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至藏居留约计二个月,返回时拨给四个月口米,“此次护送使臣等需用口米之官兵、跟役约近千人,以每日每口拨给口米八撮三抄计,六个月共需口米一千四百九十四石。” [34]此项口粮以及官兵所用的草料、柴薪从何而来,纪山同军机大臣亦一一奏报。

 

  由此可见,对于准噶尔入藏熬茶一事,乾隆君臣处处防范,把准噶尔入藏熬茶一行人的每个细节几乎都想到了,并一一作了安排。

 

  三、准噶尔入藏熬茶的过程

 

  1、赴藏路线和日期的调整

 

  乾隆君臣在乾隆四年的时候设想准噶尔入藏熬茶贸易人等的赴藏路线是由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进入,出扁都口,前往东科尔地方贸易,而后由东科尔赴藏。[35]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乾隆五年六月十七日,据东岭驻卡守备张琪报称,准噶尔派往奏事莽鼐等七人抵达卡伦,告之准噶尔入藏熬茶一行人等因“时令转暖,路途蚊蝇孳生,不便行走”,“我等之进藏人等行经口内,难免患病出痘”,“拟俟秋凉再去……恳恩准由口外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地行至东科尔。我来时,我等前往熬茶之齐默特斋桑等,正在乌鲁木齐地方等候,等我返回,即奔此而来,可于八月二十日之后抵达哈密。” 清廷无奈,只好允准,但新的行走路线,还涉及到迁移沿途青海扎萨克游牧的问题,故先期勘查可可沙西、希喇哈尔占等行走路线、以及迁移沿途蒙古游牧等事宜,交由副都统巴灵阿、驻西宁办事副都统莽鹄赉等办理,办完之后,他们可前往乔湾、布隆吉里等处等候准噶尔赴藏使臣,之后伴送至东科尔。[36]

 

  2、调整应对方案。进藏路线和日期修改后,应对方案也要作相应调整。驻藏大臣纪山推算准噶尔人入藏大概在冬季寒冷季节,恐怕护送准噶尔的官兵所骑驮马畜掉膘疲惫,“倘若行至东科尔、藏地之间,设或遇有此等情形,无所后援,不仅有碍准噶尔人等观瞻,于大国军容,亦大有关碍。”故纪山密饬遣往那克树地方驻守之千总石广途、第巴果毕帕克汝,“向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自百户、百长直至黎民,开示圣上豢养彼等之隆恩,嘱令备办马牛羊”,“那克树等三十九族番众”共有四千九百八十六户,表态每五户备马一匹、牛二头、每户备羊三只,供清军随时调用。[37]而这些牲畜之市值价银需要给这些原主,则从预备沿途购买马畜的二万两白银内调拨。[38]

 

  另外,军机大臣鄂尔泰等还商议了准噶尔使臣去西藏后可能提的要求及应对方案,一是准噶尔赴藏熬茶使臣等抵藏之后,若向颇罗鼐提请延请喇嘛,或带往额木齐、画匠,或请取物件等事,颇罗鼐要托词“我等土伯特人等生长于藏,不服尔等地方水土,彼等均不愿前往”,而加以拒绝;二是准噶尔使臣要求给付“硝硫磺、铅等违禁物品,兵械铜锣等用于战争物件”,颇罗鼐可告知,“此等物件均在禁例,例定不准外藩人等携往,不便给付”,倘若请求佛教、药帛等用物,颇罗鼐可酌情给付,市场上交易的物品,则准许采买;三是将军乌赫图、副都统巴灵阿护送准噶尔使臣等至藏之后,凡事都由郡王颇罗鼐、副都统纪山办理,若准噶尔使臣等有事情告知乌赫图等,“乌赫图可告知使臣等,郡王颇罗鼐系总理藏务之人,尔等倘若有事相告,尔等可告知颇罗鼐,彼将问询达赖喇嘛办理。我等乃专特护送尔等之人,不可干涉此等事宜。”由此看来,为防范准噶尔熬茶使臣,清廷可谓处心积虑,人员、违禁物品一概不给,且怕引起颇罗鼐的猜忌,故准噶尔使臣进藏之后的一切事情,拟由藏王颇罗鼐办理。[39]

 

  但是无论清廷怎么应对,乾隆五年还是没有等来准噶尔入藏熬茶的一行人,“今观毫无消息,或系噶尔丹策零将送往西藏布彦之物件,尚未向众鄂托克搜集齐全,或系其邻邦启有战事[40],故而耽搁,亦未可料。”[41]直至乾隆六年四月,准噶尔入藏熬茶人等才到达东科尔。

 

  3、准噶尔使臣到达东科尔

 

  乾隆六年二月十六日,哈密提督李绳武派副将钱子发带兵三百名,在“乔湾之布鲁顿地方接管准噶尔人等,于是年四月初一日抵达东科尔”。准噶尔一行人计有:“为首喇嘛二人、随行喇嘛十八人,斋桑二人,噶尔丹策零之亲信二人,蒙古二百二十四人,回子五十二人,番子三人,共三百零三人,鸟枪一百五十支,撒袋七十二副,腰刀五把。”[42]驱赶骆驼2080峰,马1716匹,牛495头,羊7393只,驮载大量毛皮、葡萄等物。[43]

 

  准噶尔人等自四月初一日始,至初四日止,陆续抵达东科尔,护送准噶尔赴藏熬茶使臣的将军乌赫图将准噶尔人等安置于东科尔城东南,一个叫“破场子”的旧院内居住,“遣派官兵于南北二门院周围堆守,准噶尔人等出行之时,命兵丁随后看守”,准噶尔人等骑至马驼,派绿旗官兵于伯罗冲口、奎托恩库屯等处寻觅水草之地牧放。又按原议赏给准噶尔每五人牛一头,每人羊二只,“米面等项,则计其足敷赏赐”。[44]

 

  4、准噶尔人等去塔尔寺熬茶

 

  乾隆六年四月十一日,准噶尔喇嘛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派噶尔丹策零之亲信多尔济、济尔噶朗告知乌赫图等,称要去西宁塔尔寺和黄河以南的扎西车里寺二寺熬茶。

 

  西宁塔尔寺位于今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是喇嘛教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的诞生之地,明朝洪武十二年(1379),宗喀巴的母亲为纪念宗喀巴的诞生,在今塔尔寺所在地建立了莲聚塔,塔尔寺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因先建塔,后建寺,故称塔尔寺。在清代乾隆年间,塔尔寺已是甘、青一带最著名的喇嘛教寺院,蒙古王公成为其重要的施主之一。如康熙五十年(1711),青海蒙古郡王额尔德尼吉昂资助黄金1300两、白银12000余两,用于建设塔尔寺。其法台也与蒙古王公来往密切。雍正元年(1723),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起兵叛乱,塔尔寺的第二十任法台嘉堪布·阿齐图诺们汗便积极响应,与罗卜藏丹津联合起来,后清廷派年羹尧等率军队镇压。是年十二月,清军攻占塔尔寺,“杀塔尔寺老僧三百人”,法台嘉堪布·阿齐图诺们汗胆小逃遁,结果丧命,死于战乱之中。[45]

 

  扎西车里寺即“扎西旗寺”,亦即黄河以南的拉卜楞寺,位于今甘肃省夏河县,建寺人为嘉木样一世。建寺时,嘉木样一世以夏河县大夏河旁的扎西旗为寺址,后拉章(佛宫)建成后,出于对大师的尊崇,信众们在寺名前冠以“拉章”之名,称“拉章扎西旗”,久之“拉章”转音为“拉卜楞”,于是拉卜楞便成为寺名和地名,而“扎西旗寺”一名则弃之不用。拉卜楞寺是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察罕丹津的资助下,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开始兴建的,至乾隆六年(1741)时,该寺才发展了30多年,主持者为嘉木样二世(1728-1791)。这一时期拉卜楞寺的主要施主是蒙古和硕特部王公。

 

  正是因为这两个寺庙和蒙古各部的特殊关系,所以清廷思虑再三,认为准噶尔无论去哪个寺庙熬茶,都不放心。但是多约特禅机是此行为首之大喇嘛,他认为去寺庙熬茶之事非常重要,“陈请不已”,清廷官员感到“势难中止”,[46]“倘若不能前往(塔尔寺和扎西车里寺熬茶),我等难以返回。我等前来时,噶尔丹策零均皆献布彦,嘱令我等前往熬茶。”[47]经过综合考虑,乌赫图等人认为,塔尔寺位于西宁以南五十里处,距东科尔一日路程,并无蒙古游牧,往返需时二三日,可以允其前往塔尔寺熬茶;但是拉卜楞寺位于黄河以南,路途遥远,且沿途皆系蒙古游牧地方,故不准其请。[48]

 

  五月初三日,准噶尔人等由两名喇嘛率带五六十人前往塔尔寺,清廷派巴灵阿率满洲官兵一百名,带准噶尔人等前往。巴灵阿等已预先晓谕塔尔寺喇嘛,“令该寺蒙古喇嘛暂行回避,仅留番僧”。初五日,准噶尔等入寺熬茶,献了很多布施:佛伞一把、圆幡四个、长幡二个;令寺中喇嘛等念经一日,为燃灯添油,献布彦银一百两;给四名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布彦银十二两,及物品一包;给念经喇嘛等,每人各布彦银一两,共给银八百一十四两;献给念经噶布楚兰占巴等哈达四百方;给侍奉赞珠克堪布等之喇嘛、办理寺务之尼尔巴等,每人各布彦银一两,共给银九十二两;熬茶所用酥油,炒面、青稞、柴薪等物,给布彦银三十两。这次布施仅银两就达1048两。念经完毕后,住持喇嘛赞珠克堪布等将准噶尔人等所给一包物品送交副都统巴灵阿查验,里面有西洋缎一匹、西洋缣绸一匹、西洋布一匹,蒙古文字书信一封,巴灵阿把缎匹等物品仍交还给喇嘛赞珠克堪布,单把书信留下了,其内容无非是弘扬佛法,祈祷准噶尔灾异消退,延年益寿之类。初五日当天熬茶事毕,巴灵阿即带领准噶尔人等返抵东科尔。[49]

 

  5、准噶尔人在东科尔贸易事

 

  五月十四日,准噶尔喇嘛多约特禅机、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派人告知乌赫图等,准噶尔人拟于五月二十日起程赴藏。但是贸易之事尚未办妥,主要原因是嫌商民出价太低,他们认为准噶尔已与清廷往来贸易四五次,物价均已熟悉,此次的物价比原来的物价低很多,若“低价出售,返回之后必将获咎。照先前所来人等定价出售,则双方收益……如今出价如此之低,我等之货物亦不便出售。”倘若商民加价,则准噶尔人再等候几天出售货物,若不加价,则无需等候。[50]确实,准噶尔在乾隆三、四年贸易的时候,清廷因怀柔政策的考虑,所给价值较高,如“绿葡萄一项,并非民间需用之物,乃三年定价每斤一两五钱,陕、甘两省官员均分赔垫。四年带来葡萄一万七千斤之多,价虽较前稍减,尚系一两一斤。收贮日久,无人承买,只得减至四钱一斤,商民尚多苦累。统计各项减价现亏本银一万余两,欲向办员追赔,而办员实在无力。”[51]故清廷吸取教训,在价钱上不肯轻易让步。

 

  乌赫图等根据准噶尔人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种货物,商民按值给价,极为公允,认为准噶尔人等生性狡诈,执意抬高价钱,“兹因不加价,即告称进藏者,显系以其货物为重,借此佯装,不宜即遂其愿,相应俟将军等处一旦挑定马驼,确定日期赴藏,彼等便计穷无望,不再萌发贪得无厌之心。”如此等待几天后,准噶尔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以贸易事小,赴藏熬茶事大为由催促尽早定下赴藏日期,乌赫图等认为“彼等虽称贸易事小,熬茶事大,然其内心仍以贸易之事为至要”。并商定于七月赴藏。[52]

 

  乾隆帝和军机处大臣商量后,认为准噶尔人等乘熬茶之便携货至东科尔贸易,应该遵从时价,私下与民人自行论价交易,清廷仅派官员照看便可。“倘若拘泥于要高价,或执意携货物至藏,亦不便勉强。将军乌赫图等即照其请,确定日期带领起程。”经乌赫图把乾隆帝的意图告给准噶尔人后,“准噶尔人等随后出售狼皮三千六百余张、羊皮三万零五百余张,其余物件并不出售。”但此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本来商定七月底起程赴藏,但到七月二十日,准噶尔使臣派人前来告诉乌赫图说:“先前我等曾来与大臣等商定于七月底起程赴藏,故此我等派人前去探察我等之在牧驼马,马尚可骑用,驼则全然不可,问询我等曾在藏地游历之人,据称藏路地势险峻,且极为寒冷,并无适宜骆驼之水草。我等蒙古往来行走,但靠驼马,而今我等之骆驼已不堪用,且马亦水土不服,倘若行至中途驼马不支,不仅于我等极为无益,且难返回我等地方。我等谨此告知大臣等,俟至办妥我等之贸易之事,请准返回。”由此看出准噶尔人的态度有截然相反的变化,原来还说贸易事小,熬茶事大,但此时却说此去西藏困难重重,决定放弃入藏熬茶而返回准噶尔。对此,乌赫图等人也很诧异,便向齐默特等人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你们都已由哈密到达了东科尔,而藏路距哈密并不遥远,且你们既经请旨前来,理应即行赴藏。二是你们的驼马中亦有膘壮堪用者,“如若不敷,仰赖大皇帝之恩,补给尔等马驼,尔等即可前往。将尔等之赢瘦驼马留于此地,仍听凭尔等牧放,俟由藏返回,牧放之马驼业已上膘,尔等极易返回。尔等如今不去熬茶者,必有缘故,有缘故则告知我等。”齐默特等人回答颇为坚决,主要的理由一是时值寒冷,草亦枯萎,“我等之马驼均已不支,即便仰赖大皇帝之恩,补给我等数百匹马驼,亦不能去”;二是而今清廷与准噶尔和好,熬茶之事每年都可前往;三是“我等至此,亦有数日,地方情形亦略知一二,返回之后,拟将何时前来为宜,何时入藏为宜之处,加以斟酌,整治行装,再行前来。”乌赫图等人分析认为:“观其前后之言,相悖无定,其意仍为其贸易,并欲多得马驼。”[53]

 

  对于准噶尔使臣前后态度的转变,乾隆君臣非常意外,不但之前的准备都枉费了工夫,而且不知道准噶尔的策略到底是什么。乾隆帝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谕旨:“噶尔丹策零尊崇黄教,虔心奏请为其父赴藏送布彦熬茶,故而朕专特施恩,照准其请,施恩赏补牲畜口粮,遣派大臣、官兵照看。兹其所派之人因未议定价钱,又告请停止进藏,拟回返。贸易之事,乃听商贾自愿贸易,不可官为勉强。兹彼等因未获利,即欲返回,此或系噶尔丹策零于彼等前来之时即如此交待,或系彼等自作主张乎?倘有噶尔丹策零嘱咐之言,噶尔丹策零即为一无定之人,朕将蔑视之。彼等返回后,复请入藏,亦不再照准矣。倘若噶尔丹策零并未如此嘱咐彼等,而彼等如此肆意妄为,则嗣后断不再准令彼等之人赴藏之处,彼等倘能承受,即听其自便准令返回。朕身为大皇帝,已降之旨,断无反悔之例。”[54]军机大臣鄂尔泰对准噶尔使臣此举亦推测:“准噶尔人等极为狡诈鄙陋,贪得无厌,请为黄教赴藏熬茶,且又携至多项货物,兹因未能如愿抬高价钱,不便明言,故托词马驼赢瘦,不能前往,指望利其贸易之事。此次彼等为黄教熬茶,不仅不便官为资助,如若由此习以为常,日后频频前来贸易,以此为惯例肆意勒肯,更有制肘之处。”[55]

 

  八月十八日,乌赫图等唤来准噶尔斋桑齐默特、巴雅斯瑚朗等,把乾隆帝责问的谕旨传谕毕,齐默特等默然良久,“旋称,我等来时,噶尔丹策零并未如此授意。我等不能进藏缘由,前已禀过大臣等……仍欲还部。”[56]在此前后,准噶尔使臣又派遣小头目前往塔尔寺、匝藏寺、东科尔寺熬茶。所携货物中,羊皮、狼皮、狐狸皮、沙狐皮等皮张业已尽数售罄,羚羊角、绿葡萄、瑙砂等物,亦售出大半,其余物品,不再出售,拟于八月二十六日起程返回其游牧地。[57]

 

  八月二十六日,乌赫图等护送准噶尔赴藏熬茶使臣自东科尔起程,于十月初九日抵达哈密,“将所送蒙古二百二十八人、喇嘛二十人、回子五十二人,共三百人,鸟枪一百五十支、撒袋七十二副、腰刀五把,均皆如数交付提督李绳武等”。[58]

 

  至此,准噶尔第一次遣使入藏熬茶的尝试就以中途返回而告终。

 

  四、结语

 

  乾隆初年,国家已经较为安定,且经过前几位君主的苦心经营,此时的清廷国库充盈,兵强马壮。但此时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继续巩固边疆少数民族各部尤其是蒙古各部对清廷的认同,雍正年间的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的反叛强化了清廷对此问题的认识。而牵制和影响诸蒙古的,除了他们心灵的归属之地——喇嘛教外,还有远在西北的蒙古准噶尔部。蒙古准噶尔部不但和青海蒙古关系密切,而且和西藏关系密切,他们对藏传佛教格鲁派有虔诚的信仰,不但布施大量金钱,而且派子侄进藏学经,但这一点也恰恰容易被清廷利用。清廷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乾隆帝曾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也。”[59]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诸部对喇嘛教的虔诚使其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内向性,后来土尔扈特部之所以不远万里东归,信仰喇嘛教是促使其东归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也以实例证明了清廷的“兴黄教以安蒙古”的策略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清廷只要笼络住了西藏,蒙古准噶尔部等就不会轻易漂移出去。而对于西藏,清廷一直在调整适合西藏的政策,乾隆初年正处于政策的摸索期,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清廷都要笼络藏王颇罗鼐和达赖喇嘛,在上述的考证中我们得知,为了怕引起颇罗鼐的猜忌,护送准噶尔使臣的官兵一入藏,清廷就拟把所有事宜都放手让颇罗鼐去办理。所以准噶尔提出入藏熬茶后,清廷即便要沿途迁移蒙古人众,还要派官兵护送,费时、费力、费钱,但也予以允准,这不但显示出了王者风范,也是笼络达赖喇嘛之举,因为准噶尔人众不但是达赖喇嘛的信众和弟子,更是施主。另外,清廷也可从中观察准噶尔人的诉求,试探西藏颇罗鼐和达赖喇嘛对准噶尔的态度。如此能够达到几个目的,清廷耗费几万两白银还是值得的。

 

  关于准噶尔中途返回的原因,使臣的理由难以令人信服。噶尔丹策零从雍正六年(1728)即位起到乾隆六年(1741)第一次派使臣赴藏熬茶止,一共耗费了14年的时间来谋求贸易,仅仅以骑用马驼不支,内地商民对准噶尔的货物出价低而“不便出售”,“现时值寒冷,草亦枯萎”等为理由不能赴藏,实难服人。首先,对准噶尔骑用马驼不支等事,乌赫图等已答应补给马驼;对内地商民出价低的问题,准噶尔人也认为“按我蒙古之例,凡物皆可作伯勒克进献,我等之此等物品,拟皆作伯勒克带往进献。”[60]亦即即便这批货物卖不出去,也可以作为伯勒克带往西藏进献;至于说藏地“时值寒冷,草亦枯萎”的情状,不宜进藏,那为什么原来拟定七月底进藏的时候没有想到这点呢?由此可见,以上几个理由皆不充分。乾隆皇帝认为,返回游牧地的决定是噶尔丹策零的意旨,“想此意定出自噶尔丹策零,不然,虽弹丸小部落,必无使臣不遵主命之理。”[61]

 

  马林先生认为清政府在科布多同准噶尔部的摩擦是构成准噶尔使臣返回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此观点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准噶尔巡查科布多的时候,是在乾隆五年的秋天[62],而当时,准噶尔使臣还未到达东科尔,如果要表示抗议,完全可以取消此次行程。噶尔丹策零亦解释说:“我等不知有喀尔占和硕(即喀勒占和硕——笔者注)地方,未曾嘱令越过科布多巡查。若在科布多地方以内,乃我等之人误也。”[63]噶尔丹策零既然如此表态,看来当初即便发生了冲突,也不是很大,断不至于以返回游牧地来抗议,用乾隆帝的话说,“进藏熬茶,本噶尔丹策零最切要事”,如此贸然放弃,实不近情理。

 

  关于准噶尔返回游牧地的原因,清廷也百思不得其解,并进行了一些调查。军机大臣鄂尔泰的调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他曾专门询问自始至终照看准噶尔使臣的郎中阿喇布坦,据阿喇布坦观察,此次准噶尔使臣放弃入藏熬茶的主要原因,一是在东科尔地方出售者均系噶尔丹策零属下人等携至物件,而噶尔丹策零本人的货物,因较京城、肃州售出价格过低,“彼等未敢出售,仍行带回”;二是“大概属下人众皆愿赴藏,返回游牧乃多约特喇嘛之意。此多约特喇嘛系噶尔丹策零之佛堂住持,凡事彼可承担,噶尔丹策零信其言”。[64]由此可见,多约特喇嘛是此次入藏熬茶使者一行的领袖,大概由于其往拉卜楞寺熬茶的请求未被清廷允准,怕入藏后也多所限制,故放弃这次入藏熬茶也在情理之中;三是准噶尔使臣对外贸易议价等事,都是由参将王大章[65]管理,“并未与其他地方官员晤面,亦无过从”。“其贸易之事,因由参将王达璋(大章)主管,每日带通事出入议价,其商民起先未令晤面”,“其私自购买彼等之物件者,据闻王达璋(大章)执而交付知县责打之,未见枷号”,及至临近起程,王大章才将准噶尔贸易人等所携带的货物,带至河边,与民人直接交易数日。准噶尔使臣也在抱怨,“先前我等之人在肃州贸易之时,参将王达璋(大章)曾在彼处,其出售之价格,彼皆知之。此次所出价格,倍低于前次,焉可出售。”[66]由此看来,准噶尔使臣怀疑参将王大章从中作梗,或者谋取私利,致使准噶尔人的货物价格“倍低于前次”;四是一些小事引起的不快,如准噶尔齐默特派人前来,“向王达璋(大章)要马未给,即欲步行前往,后又给以马匹”[67]等等,但这些小事不足以令齐默特等人做出返回游牧地的决定。

 

  因为郎中阿喇布坦是清廷一直派往照看准噶尔入藏熬茶使臣的官员,他的意见具有很大的可信度。另外,陕甘总督尹继善的奏折也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他说乾隆六年准噶尔入藏熬茶使臣所带货物数倍于往年,而且易换内地的货物不多,其余皆要银两,“倘使价值悉遂所求,则亏折尤不可胜计”[68]。说明清廷这次的确没有按照往年给的高价收买准噶尔的这批货物。

 

  笔者认为,正如乾隆帝的分析,此次返回准噶尔游牧地的决定是噶尔丹策零作出的,除了阿喇布坦所观察到的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准噶尔使臣已经完成了此行的任务,即此行主要是试探之旅。此行摸清了入藏的大概行走路线及民生情况,了解了清廷在准噶尔去往各寺庙熬茶一事上的基本态度,并试探了货物交易正常的价钱。而且,即便是清廷未出高价,准噶尔此行的货物基本上都被清廷的官员和皇商收购了。[69]收购的这些货物,按照清廷分省经销的方案,除西宁分管一分外,陕西和甘肃按照七、三的比例分销。直到乾隆八年,陕、甘二省还未销完这批货物。[70]由此可见,准噶尔达到了把货物卖出去的目的,还大体知道了哪些货物好卖,哪些货物不好卖。在乾隆八年的第二次入藏熬茶中,便没有带葡萄、羚羊角、硵砂等物。反观清廷,准噶尔使臣此行,清廷虽然在金钱上“赔本赚吆喝”,但真正的用意却不在此,而是达到了几重目的:一是试探到了准噶尔的基本意图,为下一次准噶尔顺利入藏熬茶作了准备,在准噶尔第二次入藏熬茶时,乾隆皇帝鉴于乾隆六年的情况,便下旨尽快收购准噶尔人等的货物,使其顺利进藏熬茶。[71];二是怀柔准噶尔,显示王者风范;三是让准噶尔部入藏熬茶,让同为信仰喇嘛教的、且已归附清廷的蒙古诸部归属感更加强烈;四是笼络了西藏的僧俗领袖。

 

  总之,准噶尔第一次入藏熬茶虽然中途而返,但双方都基本达到了目的,此行为准噶尔下一次入藏熬茶贸易做好了准备。

 

 

 

 

 


  [1] 黄安辉:《藏传佛教寺院僧侣茶俗研究》,《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40页。

 

  [2]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熬茶”条,第2419页。

 

  [3] 《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进藏熬茶”条,第958-959页。

 

  [4] 马林:《乾隆初年准噶尔部首次入藏熬茶始末》,《西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67-68页。

 

  [5]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1期。

 

  [6] 《民族研究》,1986年第6期。

 

  [7]  油印本。

 

  [8] 《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

 

  [9]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最近在内网上传了201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满文《熬茶档》译文,时间从乾隆五年到乾隆十三年,这是清代军机处专为乾隆初期准噶尔赴藏熬茶档案汇抄的专档,即《熬茶档》。

 

  [10] 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赵令志、郭美兰主编的《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中、下三册,主要内容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军机处满文《夷使档》的影印和翻译文书,起止时间为雍正十二年至乾隆十九年,有些档案与《熬茶档》重复,但大部分未重复,有些内容可相互印证。

 

  [11] 楚勒干是从蒙古部落的忽里勒台(Huraldai)制度发展而来的。忽里勒台(Huraldai)系蒙文会、会议之义。在大蒙古国时期,忽里勒台制度成为蒙古帝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明朝时,蒙古地区建立了“楚勒干”(或丘尔干,qigulgan)制度,楚勒干亦是蒙文会议、会盟之意,各部间通过这一制度来协调各部之间的关系以及解决重大问题。

 

  [12] 罗致平编译:《<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译文》,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民族研究所、《准噶尔史略》编写组合编《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第一册)》,第194页。

 

  [13]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八,雍正七年二月癸巳。

 

  [14] 《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九,雍正七年三月丙辰

 

  [15] 《敕谕噶尔丹策零边界贸易诸事须如约而行》,乾隆五年二月初八日。见赵令志、郭美兰主编《军机处满文准噶尔使者档译编(上)》(下文简称为《译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6页。另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六,乾隆四年十二月壬午。

 

  [16] 《清世宗实录》卷六十四,雍正五年十二月甲午。

 

  [17] 《清高宗实录》卷八十三,乾隆三年十二月戊戌。

 

  [18] 《清高宗实录》卷十一,乾隆元年正月壬子。

 

  [19]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阿克敦等与噶尔丹策零会谈事项片》,乾隆三年三月初六日。《译编》,第900页。

 

  [20]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六,乾隆四年十二月壬午。

 

  [21]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乾隆四年九月庚戌。

 

  [22]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十,乾隆五年二月己卯。另参见《尚书海望等与准噶尔使臣哈柳等议定贸易条款》,乾隆五年正月。《译编》,第941页。

 

  [23]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九,乾隆五年正月辛未。

 

  [2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熬茶档(以下简称《熬茶档》),档号 03-1741-1-01,《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

 

  [25] 《熬茶档》,档号 03-1741-1-01,《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

 

  [26] 同上。

 

  [27]《熬茶档》,档号 03-1741-1-01,《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

 

  [28] 同上。

 

  [29] 同上。

 

  [30] 同上。

 

  [31] 同上。

 

  [32] 同上。

 

  [33]《熬茶档》,档号 03-1741-1-01,《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筹议准噶尔人等入藏熬茶防范事宜折》,乾隆五年五月初三日。

 

  [34]《熬茶档》,档号 03-1741-1-02,《驻藏大臣纪山奏报会同颇罗鼐商议备办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所需米石折》,乾隆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35] 《军机大臣鄂尔泰等奏报办理准噶尔使臣赴藏熬茶事宜折》,乾隆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译编》,第909页。

 

  [36]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预先派员探查准噶尔人等行走路线折》,乾隆五年闰六月初八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04

 

  [37]《驻藏大臣纪山奏报那克树番众情愿为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备办牲畜折》,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05

 

  [38]《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07。

 

  [39]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准噶尔人等倘若请求延请喇嘛等不宜应允折》,乾隆六年正月十八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08。

 

  [40] 藏王颇罗鼐手下人等于乾隆五年九月份询问由准噶尔至拉达克地方贸易的阿亥伯克、素希伯克,得知“准噶尔六千名兵丁,去往哈萨克交战,准噶尔战败,其兵败之处,瞒于其众。”所以清廷大概据此推断准噶尔与“邻邦启有战事”。见《驻藏大臣纪山奏报准噶尔派人至拉达克地方贸易折》,乾隆五年十月二十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06。

 

  [41] 《军机大臣鄂尔泰议奏接济护送准噶尔人等官兵之马畜给付价银折》,乾隆五年十一月初五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07。

 

  [42]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0。

 

  [4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付奏折,卷2283,第4、23、24号。

 

  [44]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行抵东科尔日期折》,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0。

 

  [45] 魏明章:《青海塔尔寺历史大事编年》,《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第58页。

 

  [46]《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四十一,乾隆六年四月癸亥。

 

  [4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3。

 

  [4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请求派人前往塔尔寺等处熬茶折》,乾隆六年四月二十九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3。

 

  [49]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前往塔尔寺熬茶已毕返回东科尔折附件噶尔丹策零致塔尔寺众喇嘛信函》,乾隆六年六月初五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5。

 

  [50]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6。

 

  [5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第148卷第6号。转引自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66页。

 

  [52]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6。

 

  [53]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意欲起程返回其游牧折》,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7。

 

  [54] 《军机大臣等奏请晓谕乌赫图准噶尔人等执意返回则听其自便片》,乾隆六年八月初四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8。

 

  [55] 《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理应不能顺遂准噶尔人等谋利之心折》,乾隆六年八月初七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9。

 

  [56]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决意返回折》,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27。

 

  [57]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率带官兵自东科尔起程日期折》,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25。

 

  [58]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将准噶尔人等交付提督李绳武起程返回日期折》,乾隆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29。此处准噶尔人等由刚来时的303人减至300人,是因为准噶尔把“早年由藏携往番子苏巴拉鼐、匝雅、吉尔干等三人”,交由清廷大臣送回原籍。见《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闻准噶尔人等送至番子苏巴拉鼐等人折》,乾隆六年九月初八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24。

 

  [59] 《高宗纯皇帝御制喇嘛说》,《卫藏通志》卷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西藏史志》第一部,第5册,第58-59页。

 

  [60] 《凉州将军乌赫图等奏报准噶尔人等告请起程赴藏折》,乾隆六年六月二十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16。

 

  [61] 《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四,乾隆七年四月庚寅。

 

  [62] 《噶尔丹策零为请准商队行经呼和浩特等路事之奏书》,乾隆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译编》,第1783页。

 

  [63] 同上。

 

  [64]《军机大臣鄂尔泰奏闻问询郎中阿喇布坦办理准噶尔人等熬茶事宜情形片》,乾隆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熬茶档》,档号03-1741-1-30。

 

  [65] 《熬茶档》译文为“王达璋”,误。见《甘肃布政使徐杞为报东科尔所买准噶尔货物变价事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39页。

 

  [66] 同上。

 

  [67] 同上。

 

  [6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朱批奏折,第148卷第6号,转引自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第66页。

 

  [69]在乾隆六年的一份奏折中有这样的文字:“西宁镇总兵许仕盛、西宁道杨应琚同镇海营参将王大章、西宁府知府申梦玺,在东科尔办理交易事务,收买各项夷货。除硫黄四十五斤、香牛皮三百四十二张已在西宁变价外,先后共收买黄狐皮八万四千九十六张、沙狐皮三万三千五百九十二张、白羊羔皮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二张、狼皮三千八百二十张、黑羊羔皮三千五百六十二张、红羊羔皮九百三十四张、野狸皮三百张、硵砂二万二千三百二斤、葡萄四千八百斤、羚羊角八万五千九百六十三枝。”见《甘肃布政使徐杞为报东科尔所买准噶尔货物变价事奏折》,乾隆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39-40页。

 

  [70]《陕西巡抚塞楞额为查复陕省销售皮张并无私派情弊事奏析》,乾隆八年七月十七日。见《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25页。

 

  [71] 《甘肃巡抚黄廷桂为办理东科尔贸易事奏折》,乾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见《乾隆八至十五年准噶尔部在肃州等地贸易(上)》,《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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